陈金文

“秦世不文”辨
——论秦代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吕书宝

[作者简介] 吕书宝，男，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 现行的文学史著作对秦代散文的表述存在两个误区：或把秦统一之前的散文作品归入秦代（比如吕不韦《吕氏春秋》、李斯《谏逐客书》），或只是拿刻石文作为秦代散文的代表样式。其实秦代的散文丰富多彩，起码有颂祷文、奏议文、时论文、说客说辞四种类型的文体腾涌当时，既开汉初政论文的先河，还为后代留下了数量不菲的习语、熟语、格言警句乃至成语，这正是一个时代散文著作价值评判的重要参数，因此目前文学史著作淡化秦代散文的局面应当终止。
[关 键 词] 秦世不文　秦代散文　奏议　时论　颂祷　说客说辞

一
刘勰在其名著《文心雕龙•诠赋》中曾经提出一个著名论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这个观点，对后世文学史著作的编写产生了很大影响。结果是，在现存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中，秦世既没有什么文章可读，而那“杂赋”又佚失殆尽，逼得有些文学史家或者拿两三首据说是秦世民间创作的诗歌(比如《长城歌》等)来弥补秦世文学的单薄尴尬；或者拿《吕氏春秋》、《谏逐客疏》来“聊补无米之炊”。
首先，那几首诗歌是否秦世创作的原貌,已经无从考察；而且比如《长城歌》之类歌谣基本上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中华大地上在诸子蹈跞百家争鸣、游士如织竞呈口舌之后，竟然能够在焚烧了博士官拥有之外的图书、坑杀了几十个“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儒生之后，雅文学突然灰飞烟灭了么？况且在秦世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统治者钳制舆论的是大多数，“弥谤”搞得国人“道路以目”的昏庸国君史不绝书，而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如决之使导”的统治者屈指可数。就是在这样的世道中，中国文学竟然出现了空前的大繁荣，造就了起码两位世界级文化伟人－－孔子和屈原。再者，清朝的文字狱几乎横贯满清一朝，清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秦世文学出现单薄尴尬的局面本来是不应该的。唐中叶我国东北地方有一个被称为“海东盛国”的渤海国，其国家存续二百多年，人文文化发展居于当时的东北亚之首，但是在灭亡后竟然几乎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所幸本世纪初开始，在部分学人钩沉辑佚的艰苦努力下，这个海东盛国的一些文学作品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人们惊奇地发现：渤海国的文学在档次上，于盛唐文学的辉煌灿烂中，并没有黯然失色，而象一轮银辉铺地的明月，反映着盛唐文学骄阳的灿烂光辉。秦世文学，夹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先秦、两汉两个发展高峰之间，就算它是所谓低谷罢，也不应当是阴风习习的死亡之谷吧？
其次，《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39年、《谏逐客疏》写成于前237年，这两年分别是秦王赢政的八年和十年[1](P171-181)，距秦统一天下的秦王赢政二十六年（前221）还有将近20年的时间，应当属于战国时代。这一本文集、一篇文章，都应当属于战国散文。
所谓秦世，应当是指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完成吞灭六国的大业、实现了中国的统一、秦王赢政改号“始皇帝”（前221），到秦三世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向刘邦举白旗投降（前206），再加上五年的楚汉之争，汉王刘邦践天子位，天下归汉（前202），即公元前221-202共计20年的时间。这中国历史上风风雨雨的20年，便是秦世散文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
秦代散文，以题材可分为四大类：颂祷文、奏议文、时论文、说客说辞。这四类文章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颂祷文
现在可以看到的秦代颂祷文，是著名的七篇刻石文。它们分别是公元前219年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公元前218年的《之罘刻石》、《东观刻石》；公元前215年的《碣石刻石》和公元前210年的《会稽刻石》。
这些刻石，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完成了关西即首都圈的初步经营，于第三年即始皇帝28年开始东巡到达山东地方，“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时作的。这当中自然少不了跟随始皇东巡的群臣拍马屁[2](P246-247)。刻石文的内容，都是歌颂始皇帝统一天下之事功的。由于秦始皇结束六国纷争，把人民从“血流漂橹”的战争漩涡中解放出来，这功劳怎么说也不显得过分。因此把这些刻石与《诗经》的雅颂乃至秦统一前的《石鼓文》放在一起读，决不会产生阅读后代铭诔文的肉麻感觉。至于秦始皇后来又把百姓抛进苛政酷刑与繁重徭役的苦海中，是另一码事。如果秦始皇能够象刻石文中所说的那样：“昭隔（融）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泰山刻石》），施行仁政“泽及牛马”，使人民“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琅邪刻石》），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秦王朝就会“地势即宁，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碣石刻石》），从而成为一个“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修经”的太平盛世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秦始皇认真履行刻石文的承诺，历史可以改写！
从文学角度观照，这七篇刻石文各具风采。《泰山刻石》的庄严精深、《琅邪刻石》的铺张扬厉、《之罘刻石》的剔透颖锐、《东观刻石》的春海朝阳、《碣石刻石》的太平盛景、《会稽刻石》的翔实浑朴、清峻犀利，都给人以美感享受。而这七篇刻石给人的整体感受，则是气势宏大、典雅峻峭，非四海一家的大帝国不能为。
从语言上看，刻石文继承了《诗经》的四言句式，而在韵脚上又基本整齐划一地为三句一韵（独《琅邪刻石》为两句一韵）。由于文字整齐简洁，韵脚疏宕错落，故而读来朗朗上口，而竟无《雅》、《颂》的板滞沉闷。
关于刻石文的作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只透露出两处信息：一是前引的“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一是“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并未明言作者是谁。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秦文》，往往在刻石文下属名李斯，此事《史记•李斯列传》又无记载。因此我们对当今的通说“秦刻石大多为李斯作”还是存疑为好。
七篇刻石文，除《峄山刻石》文见于严可均辑录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一》之外，都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不录《峄山刻石》其实没道理，它的文学色彩在刻石文中应当是属于上乘的：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此文发论自然，追忆人类互相攻伐残杀的历史时沉痛深切，歌颂秦始皇功业时不忘提及“戎臣”的功劳，给人以史笔笃厚的感受。在行文上流畅平实，换韵不着痕迹。这些，都成就了此文在秦代颂祷文中的上乘佳品地位。
奏议文
秦代奏议文中最具文学色彩的、当首推李斯的文章。他的《谏逐客疏》是千古美文，已如前述应当属于战国文。秦统一之后，李斯的《廷议焚书》导致了中国文化史上焚书坑儒的惨祸，为世人所不齿道。而一般文学史著作中蜻蜓点水般提到的《行督责书》，也在历史上没有起什么好作用。倒是给秦二世的《短赵高书》，语辞恳切犀利、情绪激烈愤慨，于痛切陈辞中熔铸了一定的文学审美因子进去。而其《狱中上书》中所浸润的，自然是出于秦代文章大家第一人手笔的悲剧美：
臣尽薄材……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率兼六国，掳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3〕（P2561）
全文总共列举自己七大罪状，全是正话反说，为自己歌功颂德。然细按所颂功德，又基本是事实。此文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然于胸中形成同情与激愤情绪的搅动，为赵高的狠毒、二世的昏聩齿冷。但面对这篇奇文，人们又很难忘记李斯对同学韩非的薄情、对公子扶苏的出卖、对二世的阿谀迎合等，心中的感受不免更为复杂。而面对上引第七条罪状即李斯自认为的功德，想想中国历史上第一暴虐政权的首席行政长官李丞相的所作所为，又有《廷议焚书》、《行督责书》的白纸黑字在，让读者怎么也无法理解：此人怎能这样不知羞耻地为自己涂脂抹粉？因而，面对悲壮庄严的作者，读者却难免生发滑稽荒唐的感觉。总之，李斯的《狱中上书》在作者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充满文学意蕴的美文；在读者来说，则能享受打碎五味瓶似的、多层次的审美感受。因此，从文学视角观照此文，其文学价值并不低于传世名著《谏逐客疏》。
另据《汉书•艺文志》载，李斯尚有《苍颉》七章，大概是“以吏为师”的统编教材，从篇名看，应是识字课本之类。以李斯的文采，此课本如果没有《说郛》那般宏大，起码也应有传世《三字经》、《千字文》的韵味盎然。由于过早失传造成无从看到此文，只好作此遐想罢了。与此相近，赵高的《爰历》六章，则应当是亡佚了的律历课本。另外被列为儒家著作的《羊子》四篇、被列为名家著作的《黄（疵）公》四篇，都标明作者为“秦博士”。这些西汉末东汉初尚存在的亡佚著作，不知在文学色彩上是否可以和荀、孟、惠施、公孙龙子相媲美？这些亡佚著作虽然不属于奏议类文章，但它们均出自秦朝官吏或博士官之手，所以列在这里。
在奏议文章中，还有一篇历来不太受人注意的制作，这就是秦代名将、万里长城修造总指挥蒙恬（？――前210）临死前向二世使者的内心剖白：
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4〕（P2569）
下面列举周公姬旦“金縢藏书”的典故，以夏代关龙逄、殷代王子比干的例子，来剖白自己忠于秦王朝的心迹，读来十分感人。虽然这篇剖白和李斯的《狱中上书》一样没有送到秦二世手中，但是却赖史书留传下来，让今人面对千古赤胆忠臣怆然心动。当然，如果读者想起充满血泪的“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这首秦代长城谣，想起孟姜女哭长城的断肠故事，在读者的心目中这蒙恬的冲天豪气，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此文应当属于秦代散文的精品之一。
史载：“恬尝书狱典文学”；传说，毛笔是蒙恬发明的。可见无论是史家还是民间，都是把蒙恬认作儒将的。这样，蒙恬能够出口成章、引经据典，随手作出震撼人心的美文，便不足为奇了。
时论文
秦代的时论文，是汉初政论文的雏型。此类文章的主要作者，是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乃至楚汉相争期间，各政治集团的首领和大臣们。
刘邦（前256—前195），反秦起义的重要首领，楚汉之争的两主角之一，公元前202年践天子位号汉高祖。刘邦早年曾学书于里中〔5〕（P2637）。虽然在逐鹿中原的戎马倥偬中，刘邦留下了“不喜儒”，辱骂、慢侮儒生的恶名，但此人天性狎侮，所慢侮的不只是儒生。他在作亭长时就跟县衙中的官吏没上没下胡说八道，在封韩信时又被萧何批评为“拜大将如呼小儿”。只不过儒生们大多生性拘谨自尊心强，更为难以忍受他那乱三倒四的放浪性格罢了。刘邦此人并非没文化，他的《大风歌》、《鸿鹄歌》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手笔中的千古绝唱；《约法三章》是驭繁就简的治国妙笔。汉初天下刚刚安定，刘邦便“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被史家称作“规模宏远”即有大政治家的风范气度。《汉书•艺文志》载《高祖传》13篇，注曰：“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说明刘邦的文章都是其口述，由记言官辑录下来的。此书不见《隋书•经籍志》，可见早已亡佚。现在我们于史书中看到的刘邦言论，应当出自此书。
刘邦《论封萧何》（前202），在《史记•卷五十三》和《汉书•卷三十九》均有记载。刘邦把与萧何争功的功臣比作“功狗”，除了对他们抢夺胜利果实不知谦让的行为表示不屑之外，也不乏对这些功臣的善意戏弄，以刘邦的狎侮天性，这也是一种喜爱。而将萧何称为“功人”，则表示天性不羁的刘邦也有正经的时候，萧何是刘邦平生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谈到萧何便收敛肃静是刘邦的一贯态度。文中寥寥数语，给人多层次的审美享受：有让人开颜的幽默，有令人折服的犀利，有使人感佩的深刻，有叫人慨叹的衷情。
产生在战场上的《数项羽罪》（前201），看出刘邦出口成章的才华。文中历数项羽的十大罪状〔6〕（P376）；〔7〕（P44），痛快淋漓，犹有战国遗风在。
楚元王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好书，多才艺”，是文献史上著名的《鲁诗》鼻祖申公的同学，虽无作品留传下来，但作为刘向、刘歆父子的嫡祖，当时不应当没有制作。据说申公所传的《鲁诗》，最初便是这被封为元王的刘交编纂成书的，因而当时的《鲁诗》也号称“元王诗”。
张耳（？—前207）、陈余（？—前205）是秦代两位有名的贤人，刘邦少时曾从张耳游。张、陈两人合作的《说陈涉》（前209）、陈余独撰的《遗章邯书》（前207），纵横捭阖铺张扬厉，有战国策士的遗风。
萧何（？—前193）、张良（？—前188）、陈平（？—前178）三人，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萧何的《谏汉王王关中》（前206），上援《尚书•周书》，下引民间俗谚谶语，说服刘邦在羽翼未丰的情况下，暂时接受项羽背信弃义的封赐，其词锋不让战国策士。张良的《谏封六国之后》（前204），循循善诱，畅达铺陈出封建六国后裔的八个“不可”，竟然把刘邦惊得“辍食吐餔”大骂献策封建六国后裔者。此文是一篇时论散文中的上乘佳作。陈平少时“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以三朝元老善终，可惜没有作品传世。
说客说辞
秦代散文中的说客说辞，如果从史书中辑佚钩沉，足可以再编辑出一本《战国策》之类的纵横家书来。其中蕴含的很多留传至今的名言成语，是秦代散文中的瑰宝。这些说辞的作者即说客大都活跃在亡秦起义、楚汉相争的烽火年代，其时天下汹汹、风起云涌，这些说客如果不能认真磨砺游说之辞，轻则失去晋身机会，重则会危及性命安全。故而，这些说客说辞往往简洁畅达、凝练深刻、犀利条畅、掷地有声。
郦食其（？—前203）、隨何、蒯通是秦末三位著名的说客。郦食其有《说沛公袭陈留》（前207）。文中初见沛公、游说沛公袭陈留乃至游说陈留令的说辞，辞采飞扬生动，“高阳酒徒”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他的《说汉王取敖仓》、《说齐王田广》（均在前204年）两篇说辞，运用大量排比句式，立论翔实、一气呵成，势如高山瀑布，应为汉初兴起之政论文的晷杲之作。
隨何史书无传，其人在秦末天下纷争的大舞台上，亦有精彩表演。他前204年的《说淮南王布》，分析形势鞭辟入里，行文洋洋洒洒，终于使本来连面都不愿意见的淮南王黥布，背楚向汉，除却了汉王刘邦的一块心病。
蒯通，《汉书》有传，但未记其生卒年。据史书记载，齐悼王刘肥（前201—前189）时蒯通还有《乞火荐贤》的说辞留下，可见此人呈智辩幸免了汉高祖的烹醢之灾以后，似乎是尽天年了。《汉书•艺文志》录《蒯子》五篇，本传称其有八十一篇《隽永》存世，今具不存。现存蒯通著名的说辞，有《说范阳令》（前209）、《说韩信》（前203），篇中战国策士遗风甚浓。前者欲擒故纵设说辞，危言耸听申己见；后篇中肯精辟分析天下形势，苦口婆心劝韩信分天下而自保，至今读来让人怦然心动。著名的“阪上走丸”、“野禽殚，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等成语，就出自这两篇说辞。而衍生“中原逐鹿”这一成语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也是出自这蒯通之口。
崭露头角于楚汉相争，而在汉初才名大显的说客，主要有陆贾、叔孙通、娄敬。这三个人物史书都有传，但生卒年都不详。作为跨时代的过渡人物，他们在楚汉之争时期的说辞，是他们在汉王朝建立之后得以大展才华的敲门砖――正是这些说辞，奠定了他们在新的大一统时代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录《陆贾》二十三篇，而本传载陆贾作《新语》十二篇，今具失传〔8〕（P231-232）。从现在存世的其前202年游说南越王尉他的说辞，可看出陆贾的斐然文采。文中游说尉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叔孙通本是鲁国薛（今属山东鲁南）人，秦时以文学选拔为待诏博士，在秦末群雄逐鹿时先投项梁，后从义帝怀王，再从项羽，终投刘邦，是一个在乱世中很知道通权达变的儒生。他的《对秦二世》（前209），寥寥数语，阿谀拍马、欺上瞒下双管齐下，虽面对残暴昏君为保全性命于乱世出于不得已，但也活勾画出了叔孙通其人的性格特征。
娄敬本是赴陇西兵役的齐地戍卒。前202年在推輓辂过洛阳时，“脱輓辂，衣其羊裘”，在已经作了将军的老乡引荐下，晋见刚称帝、还没有拿定主意在哪里建都的刘邦，以《说汉高祖不都洛阳》惊动上层，得到留候张良的支持。娄敬因此得到赐姓刘、拜郎中的奖掖，后来竟然以刘敬的名字封关内候，扬名史册。《说汉高祖不都洛阳》作为秦代说客说辞的殿军之作，以短短五百字的篇幅，祖述西周营成周洛邑的历史环境与新兴汉朝的不同，同时以人之间相斗的制敌技巧譬喻控制天下的要领，捭阖自如、入情入理。而在行文上，又环环相扣，不失说辞的逻辑魅力。《汉书•艺文志》录《刘敬》三篇，今不传。看来这个终生“以口舌得官”最终竟封候的戍卒，是一个在不崇尚读书的暴秦统治下沦落底层的读书人。

三
应当承认，在中国散文史上，汉初政论文是独步一时的学苑奇葩。但是在现有文学史著作中看到的情况是，汉初政论文就象茫茫荒原上突兀出现的高峰，后无来者且不说，前无古人总是让人不好理解。这主要是由于受刘勰“秦世不文”观点的影响，再加上历代史家有意无意扩大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咸阳对文化发展的破坏作用，因此没有对散见在史书中的秦代散文予以足够的重视。
其实，汉代国家图书馆里所藏的图书，决非只是民间献书。《史记•卷五十三》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何具得秦图书……”。这是项羽入关之前的事情。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引的秦代文章，大多应当出自这大秦图书馆中的藏书。后世不见秦代散文被编辑成诸如《战国策》、《国语》之类的书籍，应当是刘向、刘歆父子的责任。这与当今无人研究汉奸文学没什么两样，是感情上对秦暴政的难以接受。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秦代的刻石文、奏议文、时论文、说客说辞正是汉初政论文产生的全面准备，是上承战国论辩体哲理散文、下启两汉政论文的合理过渡。
这个看法如果能够得到方家的认可，那么我们的文学史著作中，是否可以从此就秦代散文多说几句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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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预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该文见《中国文学史的理论纬度――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专题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