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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现代儒学论》，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开门第一贴，因为版权所限，只发开头)

余英时：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变动的历史阶段，传统的价值系统受到了最严厉的挑战。这一百多年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另一方面也看到种种现代观念的出现，但是价值系统所涉及的不仅是观念世界，更重要的是日常人生。
　　我们观察一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尤其应当着眼于该社会成员的实际行为，这主要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如此，价值系统的社会实践又往往因阶层、族类、性别等而异。例如今天在西方学术界十分流行的所谓“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别便和价值系统的问题密切相关，同一价值观念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层面中并不必然发生相同的作用。由此可知，如果我们要认真讨论中国的价值系统在这一个半世纪中的变迁，似乎只有在社会科学家和史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以后才能着手。但这个先决条件在今天还远未具备。1949年以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在中国大陆几乎完全停顿了，少数调查报告也是在最近十年中才开始的，还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的资料。

　　由于受到资料的严重限制，我们现在还不能对现代中国价值系统的流变提出比较准确的论断。本文基本上是从思想层面进行观察，这是出于三重考虑：第一，对于传统价值系统的全面攻击是从知识界、思想界开始的。

　　第二，中国知识分子虽居于所谓“四民之首”，属于精英文化的层次，然而由于中国并没有森严的阶级制度，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从民间来的，因此他们对于传统价值系统的批判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动向。

　　第三，从以往的历史看，中国知识分子虽不能说是文化价值的创造者，但他们在阐明（articulate）、维护和传播文化价值方面，则往往起着重大的作用。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变迁，追根溯源，也是从知识阶层逐渐向全社会渗透的。但是这篇文字只能就个人所知及解析略陈大概，其中一些局部的观察和整体的结论都有待于将来经验研究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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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发两段）
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是以儒家为中心而形成的，汉代以后有佛教和道教的崛起，许多民间的价值观念往往依托在佛和道的旗帜之下，但是整体地看，儒家的中心地位始终是很稳固的。因此传统价值系统的动摇也始于现代知识分子对儒家失去了信心。

　　儒家的理论从个人的修身逐步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整体。近代中国对儒教的批判最初虽是从治国、平天下（所谓“外王”）方面入手，但很快便发展到齐家的层面，最终连修身也不能幸免。于是儒家的价值系统整个都动摇了。

　　我们通常认为儒家的权威要到清末民初才受到正面的挑战。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然而就起源而言，我们却不能不把中国的反儒教的运动上推至19世纪中叶。洪秀全等人信奉上帝会而到处焚毁孔庙及其他寺庙，并禁士人“读孔子之经”，这可以代表中下层社会的边缘分子对于儒教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一种激烈的反抗。因此曾国藩的《讨贼檄》才特别以 “名教之大变”为召号。这一规模浩大的民变已透露出传统价值系统的深刻危机，绝不仅仅是一次政治、种族或经济的抗争。更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义虽极尽歪曲之能事，但毕竟代表了中国人第一次利用西方的观念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施以猛烈的攻击，这一象征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西方势力的入侵不仅在中国中下层边缘分子的心灵中造成巨大的激荡，而且也立即使士大夫对儒家发生深刻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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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转载结论部分）

从五四到1949年之间，中国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一直在自然的转化之中，没有再发生突破性的变动。但中国在二三十年代，先是因西方势力（主要是英国）的横行而激发了民族意识，稍后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逼迫而亡国的危机一天比一天深化，群体的存在问题终于淹没了个体自主的问题。胡适在1933年曾将中国现代的思想发展划分成两个阶段：从梁启超到《新青年》，大致是侧重个人的解放；1923年以后，中国思想进入“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 “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 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72］。胡适以1923年为分水岭当然是因为第二年便是国民党改组，“一党专政”、统一思想的格局在中国成立了。一个以“革 命”为借口的新“名教”已大有继传统名教而起的趋势。［73］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以后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正开始向现代的公民社会转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也在随着这个转化而不断地调整。假以时日，社会结构和价值意识之间的互动也许能在中国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这一过程必然是缓慢的，因为价值意识一方面渊源于传统，一方面植根于生活的实践，不是少数人可以凭空创造而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只要社会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相对于国家（state）的权利而言，价值观念的变迁也自然会找到它自己的途辙。

　　如果中国的民间社会和价值观念没有经过近百年来的巨变，现在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问题在40年前是无法回答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看看台湾和香港这两个未经革 命暴力洗礼的地区。我并不是说，这两个地区已达到了理想的境地。相反，这两地都各有其问题，在价值观念的调整方面更是困难重重，而且新的困扰还在不断出现。不过无论如何，这两地价值观念的变迁告诉我们：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在每一方面都必然是势不两立的。现代化有时反而需要借助于传统中的健康力量。在传统与现代长期的互相激荡之下，这两地的富有中国情味的价值系统都已具有多元和开放的性格。群体和个体之间的永恒紧张可以时时通过多元的、开放的价值观念而得到一种暂时的缓和。这种新价值系统不能保证社会不发生问题甚至危机，但它可以在发生问题或危机时提供比较合理的解决方式。

　　1992年7月10日完稿

沙野

巨变、裂变、嬗变、突变。。。都发生在近代，现代是延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