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立一门新学科——》后记二，兼答孟令法童鞋问题之一
《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后记二
博士论文完成之后，一直存在电脑里，这一存就快十年了。
电脑换了好几台，论文被倒来倒去，却始终没有出版。虽然这篇论文早就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列入优秀博士论文的出版计划，但是直到我离开中山大学，最终也没把稿子交出去。
不交稿是因为论文还没改好。我的博士论文原来计划做五年，后来钟先生批评我说：“不要总想着尽善尽美，先写个样子出来，把博士学位拿到了，到北京来做个博士后吧。博士论文可以慢慢再改。”
所以，我用来参加博士答辩的论文是一份未完成稿，尽管这份未完成稿也拿了“优秀”，但我自己心里明白它的不足。
博士毕业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时时与“民间文化青年论坛”诸同人相互磨砺，时时受到刘魁立和吕微诸位师长的不断敲打和点拨，从学术观念到学术方法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学术兴趣也发生了大的偏移。
2002年之前，我是个民俗学的坚定维护者，对于钟先生和民俗学的热爱让我很难冷静地对待一些民俗学的反对者们对于民俗学的“偏见”，感情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的学术思想和春秋笔法。
2002年之后，我开始大量地阅读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方面的论著，并且部分地受到了吕微学术思想的影响，慢慢跳出了狭隘的民俗学情结，试图让自己站上一个更高的学术瞭望台，重审中国现代民俗学史。这些新近的学术思想多数已经体现在我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一书之中。
2009年，朝戈金领衔申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术基金，号召大家把近年的学术成果贡献出来。这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这本如鸡肋般摆在我面前的博士论文。
我最终决定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着力修改博士论文。
也许是自己对于这篇论文的期望有点过高，一上来就大刀阔斧砍去《绪论》15000字。这个调子显然起得高了些，接下来的修订工作，几乎变成了重写。由于10年前中山大学对于博士论文的注释要求与现在出版社对于学术专著的注释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原文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注释条目需要加注页码或出版日期、出版地。全书千余条注释，仅规整、重核引文与注释一项工作，就耗去我差不多半个月。个别引文在北京无法找到原著，只好“技术处理”一下，实在难以处理的，只好忍痛删去。
这么一折腾，很快就是半年过去了，简直相当于写了第二篇博士论文。
人生很短，前几年还把自己忝列在青年学者当中，这几年明显感到体力一年不如一年，最近视力也衰退得厉害，半米以内已经看不清书上的文字了，这才知道老之将至。人生写不了几篇像样的东西，既然好不容易做了一篇博士论文，就尽量把它改好吧。即便需要再耗半年时间，也只能认命。
学术研究是一项需要有强大“三力”（体力、智力、财力）支持的寂寞事业，这项事业本不是如我这般平民子弟所能从事的。可是，当我认清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没有退路的年龄。进退两难之际，我只能选择逆天行事，继续在这项事业中劢力前行。
学者的天分和个性必然会影响到学者的研究进路，而选题和材料又会限制学者的技术发挥。就我的才力来说，目前也只能做到读者看到的这个样子了；但就史料的搜罗方面来说，尤其是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相关的史料，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至于具体引用哪些史料舍弃哪些史料，是否遗漏了重要信息，那就全凭个人判断了。考虑到改写后的书稿篇幅过长，我将“早期民俗学者的田野考察及其方法探索”一章分拨到了另一本学术史著《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与其中的“当代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失策与对策”合为姊妹篇，以作贯通比较的讨论。
曾经有位朋友委婉地批评我在论文中没有与其他学术史家展开充分对话，我当时表示了接受。可到了具体修订时，我还是没能找到一个好的处理办法。大部分学术史家在论及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所依据的材料多是以讹传讹的二三手材料，我和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等，彼此很难对话。我想起钟先生说过的一段大意如此的话：“认真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那些不对的观点，你不批评它，它也站不住。”因此决定不再勉强。
论文总算改完了，改得好不好且不去管它。为了这篇论文，我已经把自己折腾得疲惫不堪，即使大年三十看春节联欢晚会，也只是把电脑椅转个向，单拣有兴趣的节目看两眼。如此再说什么自谦的话，显得有点虚伪。至少今天写这篇后记时，我说不出来。等往后心情爽朗一点的时候再说吧。
施爱东 2010年2月28日于北京通州华兴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