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云
“在一定程度上 , 索绪尔的“外在性”概念可与“政治性”互换 , 而语言的“内在性”则是指摆脱了外在性政治的意识形态“干扰”的内在于语言系统的规则规定性。柄谷行人认为 , 索绪尔对历史语言学的批判主要是对 (未被察觉的) 内在于历史语言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⑤。这种看法是有充分理由的。”
“近二十年的学术实践证明 , 仅仅从研究对象中排除活动主体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使民间文学研究自身丧失了五四启蒙主义、人文主义民间文学研究的批判精神 , 同时也丧失了诊断当前重大社会问题的反应能力 , 使之成为对社会基本“无用”的学问 , 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也并不必然地保证民间文学研究不会内化外在性的、政治性的问题意识。因此在我看来 , 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危机性倾向是: 在有意识地排斥了外在性政治因素于形式化研究的领域之后 , 内在性研究却仍然无力阻止甚至无意识于外在性问题意识的再度内化。”
“索绪尔看来 , 研究主体作为绝对的反映者不会对研究对象的性质产生任何影响 , 学术的外在性问题因此只能源于被研究的对象主体而不会源于研究主体。但是 , 站在今天人文解释学的立场看 , 问题的答案恰恰相反 , 学术研究的外在性其实正是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引入自身语境化的问题意识的结果 , 因此在索绪尔看来将活动主体作为被研究的对象所导致的外在性研究行为及其研究结果 ,恰恰反映了研究主体自己的问题意识的介入 , 其问题意识已经隐含了研究主体自身的价值关怀。于是 , 外在性的问题就从作为方法论的认识论问题转换为作为解释学哲学的存在论 — 本体论问题 , 也就是说 , 学术研究中的外在性问题最终不是决定于被研究的对象主体的历史化语境 (对象主体的活动) ,而是决定于研究主体的存在论语境。”
“况且 , 如已所述 , 只要解释学只是对意义问题而不对事实问题发话 ,那么传统的或经典的认识论就仍然会有其存在的理由 , 因此当我们认为学问无法避免其外在性 , 应当成为有用的学问的同时 , 我们也就必须给内在性的、无用的学问以存在的一席之地 , 我们谁都不能保证 , 今天无用的学问或者外在性意义尚不明确的学问明天就一定不会成为有用的和意义明确的学问。”
先把这三段转引下来。
想提问:吕先生写作此文最终的目的, 是施兄所解释的回答中国民俗学派可否建立的问题?此文仍然不能回答钟先生关于中国民俗学构想(并无“派”字)。
[ 本帖最后由 人生一世 于 2010-1-16 22: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