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学术共同体的划分比学科划分更清晰




民俗学只是一个大招牌。这块招牌之下，只要是逛过几次庙会、吃过几个粽子、在丽江古城拍过两张照片的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民俗专家”。陈金文不无愤怒地说：“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民俗研究者也有了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让人汗颜的是，一些‘民俗学家’的知识水平几乎与‘民’没有什么区别。提到端午节就说是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说到寒食节就说起因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很多复杂的问题，都被他们信口开河地给‘解决’了。‘民俗学家’，当你自称为‘家’，或被人恭维为‘家’的时候，你可要管好自己的嘴，别让学界的朋友们看扁了整个民俗学界!”[1]


民俗学慢慢地变得像是一个“学术集市”。在这个集市上，什么都能卖，但大多数都是地摊货，要找真正的良品正货，还是得进到那些不掺杂货的“名牌专卖店”里。那么，名牌专卖店的“名牌”又是如何确立的呢？陈泳超说得好，“这里面其实没什么道理，只是因为有一群人在搞，而且搞出了名堂，逼迫别人承认，于是就承认了，合理了，进入制度了。我们民俗学，目前缺乏的是有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实绩，所以别人不承认你，你就是没办法。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话语权力吧。”[2]


陈泳超所谓的“一群人”，译成科学哲学的专业用语，就叫做“学术共同体”。而所谓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当今学术界有一套既定的评价标准，其主要指标即为学术成果的引证频率。而引证频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共同话题”以及关注该话题的学者数量。民俗学界表面看来似乎阵容庞大，事实上，由于学科对象太泛，每一个具体方向的从业人数都少得可怜。比如，宣炳善近几年主要着力于“演讲民俗”，据我所知，这一研究方向目前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尽管他的论文做得很有趣，但是因为缺少同道，这些论文注定很难被其他民俗学者所引用。


不同学科，比如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民俗学与社会史研究之间，界限并不清晰。但是，民俗学科内部不同学术团体之间的界限反倒非常清晰。比如，分别作为北师大和华中师大的学科带头人，同是民俗学的刘铁梁和刘守华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了分属于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刘铁梁与庄孔韶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同样反映在他们的弟子们之间。


即使同是叶春生教授的弟子，我主要做故事学和学术史，而我的同门师弟师妹，他们分别做的可能是城中村的社会问题研究、蛋家民俗研究、客家妇女研究、岭南建筑研究、麒麟舞研究、广州地区的满族研究等等，相互之间几乎是不可通约的。如果不是因为同一师门，任意两个人都完全不必关注和阅读对方的成果，更遑论相互引证。


在既有的游戏规则之下，民俗学学科内部的不可通约性导致了对民俗学学科水平的评价严重偏低。我记得《民俗研究》原主编叶涛和《民间文化论坛》原主编王善民分别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学界对他们杂志的评价都很好，但是，这两个刊物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严重不足，导致在现有的评价体制内，他们都很难被列入核心期刊。

以刘铁梁被引证最多的两篇论文《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民俗志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为例，引用刘铁梁论文的，主要只是岳永逸、王杰文和张士闪，这几个都是刘铁梁的入室弟子。由于刘铁梁所提倡的村落研究在人类学界来说已经比较成熟，所以，刘门弟子的论文必然会大量引用人类学理论与成果；而在人类学界，出于“先入为君”的傲慢，短时期内，他们几乎不可能引用刘铁梁的理论，无论刘铁梁的工作做得多么出色。在既有的游戏规则下，这就等于刘铁梁及其弟子们一直在为人类学学科地位的巩固和提升做贡献，而人类学反过来还未必买你人情。


在所有“民俗学家”的论文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是高丙中的《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2期），引证数达到100篇（截止2006年），但是，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引证文献，能够确认的民俗学论文不超过5篇。从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解释为高丙中的研究成果是跨学科共享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民俗学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弱。力量微弱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俗学的从业人数少，也不是这些从业人员的素质差，而是他们人人自扫门前雪，无人光顾邻家门。


正是由于民俗学学科对象太泛，话题很不集中，导致了学术话语的不可通约，学者们自言自语的现象非常严重。每次民俗学大会上，表面看起来人声鼎沸众声喧哗，实质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的我不懂，我的你不懂，大家变得只有在吃饭喝酒的时候才能找到“共同体”的感觉。这样，“学科”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意义也就逐渐丧失了，民俗学大会变得更像是一次“学术赶集”，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近乎名存实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魁立说：“假定真是说民俗学什么都包括，无所不包，那民俗学也就没有了，……民俗学要有一个坚定占领自己阵地的本体论观念。我们有个不良现象，容易一哄而起，有个热门，大伙一哄而上，这是学科幼稚的表现。”[3]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更大的荒唐还在于，民俗学家们常常坐在一起吵吵嚷嚷地讨论一些虚拟的“学科基本问题”，比如如何理解“民间”、如何理解“语境”、如何理解“田野”之类。事实上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民俗学“学科基本问题”的讨论都没有结果，或者难以取得共识。如前所述，民俗学从业者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而是一个民间文化的“爱好者共同体”。一群本来应该分属于不同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天真地误以为民俗学是一门具有共同学术语言的实体学科，可事实上这个想像的学科基础并不存在。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些学者具有共同的文化信念，比如民本思想以及对于民间文化的热爱等等，但要注意，文化信念不能替代学术语言进入科学研究的操作系统。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学术语言是不可通约的。


本来就是不同学术取向的、不可通约的学者，强要寻找一批彼此通约的共同语言，必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以我们前面提到的刘铁梁与刘守华为例，要想在村落研究与故事研究之间找出什么共同语言，无异于牛头对马嘴。除了牛头和马嘴都在田野中吃着野草，再难找到别的共同话题。

当然，有人会说，民间文学的讲述离不开民俗的土壤，所以，民间文学必须放在民俗的语境中来解读，所以，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就应该是一个学科，这话表面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植物生长离不开土地，鱼儿生活离不开水，那么，植物学与地质学是一个学科吗？研究鱼和研究水是一回事吗？


尽管费孝通、刘魁立等学界领袖早就已经意识到了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学者提倡继续扩大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以缓解民俗学的学科危机，甚至还有人写出了《泛民俗学》这样的专门著作。由此可见，所谓的学科名称和学科界限根本不可能有效地遏制民俗学的庸俗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既有的学术评价机制，民俗学的学科地位不可能获得根本性的好转。


但是，民俗学的危机不等于特定学术共同体的危机，更不等于民俗学者的危机。比如说，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在当今国际史诗诗学和口头诗学界就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与该所所谓“四大金刚”及其同道们的同声呼应是有很大关系的。正是这种相近的学术取向，使得大家能够劲往一处使，也使得该所成为了国际口头诗学的一个重镇。


再比如，以刘守华为核心的一批故事学家，如陈建宪、顾希佳、江帆、林继富、孙正国、郑筱筠以及他们的研究生们，已经明显形成一个具有相近学术取向的学术共同体。他们故事学方面的成绩在民俗学界显得非常突出。他们的工作与民俗学其它杂七杂八的研究方向似乎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关系。只要他们愿意，这个学术共同体完全可以脱离民俗学界而独立存在，反正在民俗学这个大集市上，他们不买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不买他们的东西。所以，尽管刘守华几乎不参与民俗学界的任何“学术赶集”，但其学术地位照样能重镇一方。

2007年1月，“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展开了一次关于“当前民间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的讨论。宣炳善认为“民间文学”一名暗含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因素，建议更名为“口头文学”。刘宗迪则认为，民间文学之被命名为“民间文学”，主要是由这个学科在汉语人文学术的整体版图中的地位决定的，其次才是由它的研究对象（指称）决定的。所以说，“丫鬟再漂亮，也只能叫‘梅香’”。

其实，叫“民俗学”也好，“民间文学”也好，“口头文学”也好，“口头传统”也好，学科名称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名称本身具有任意性，学科名称到底用什么，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清楚的东西。名称的历史，与学科取向一样，都是无法预先规定的，它只能在共同体既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自然生长，或者在某一机缘下偶然出现。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把“口头文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论证得如何清楚，都不会影响别人的学术取向。还在三年前，有谁会想到有个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名称会在中国的各个大学遍地开花呢？这个名称的出现，对于我们的学科史来说，无异于一次偶然的机缘。

如果有一批共同地打着“口头传统”旗帜的知名学者（如朝戈金的团队）拿出了一系列具有示范作用的研究范本（范式），而且这些范本具有明显优于其他学者相关成果的解释效力，或者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发表学术论文的有效阵地，那么，他们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那些学术取向尚未定型的年轻学者自然会选择跟进，经过一段时间的渐进的革命，也许“口头传统”就真成了后人沿袭的一门“学科”，那些执着于民间文学旧范式的学术团体也就自然被淘汰了。朝戈金的团队目前所做的工作，正是这样一种“渐进的革命”，问题是，我们谁也无法预知朝戈金的团队在这条道上能够走得多远。

反之，任何个人或学术团队在没有奠定有效的研究范式之前，呼吁什么，张扬什么，都是纸上谈兵，在别人看来，只是“热闹”而已。

在这一点上，钟敬文先生是有经验教训的。钟先生对民俗学的规划，大多都落了空。许多人认为是后来者没能很好地实现钟先生的遗志。历史似乎不应这样来叙述。不是后来者不把钟先生的话当回事，而是钟先生自己没有注意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他让民俗学管得太宽，他对民俗学规划太多，以至于尾大不掉，他对这个包罗万象的“学科”管不过来。

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是预先设定的结果。历史只有过去，没有将来，我们无法为将来做出任何规定性。作为学者，当我们为过去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是在学术研究，我们的发言是有效的；但当我们为将来做筹划的时候，我们已经越界了，我们的发言基本是无效的。







[1]
陈金文：《民俗学家：管好你的嘴》，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龙门阵·发文版，2006年4月2日。

[2]
陈泳超：《我对于民俗学的学科理解》，《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03期。

[3]
刘魁立等：《中国民俗学的现状与展望》（五人谈），《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1期。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1-16 01:54 编辑 ]

王京

学科的划分，还有一个社会认识的问题吧。也就是你这门学科影响力最重要的学者所涵盖的领域，无论是叠加或是并置，都有一个社会认识上的，边界并非十分清晰但是确实存在的整体外圈。刘铁梁的学问，与刘守华的学问，包括他们的学术梯队，无论是自认，还是他认，仍是民俗学的一支。
日本民俗学中，口头传承、民间艺能（表演艺术）、民具（包括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具）等领域，都有很强的独立性，甚至各有独立的学会组织和学会杂志，但依然是民俗学的重要领域。
施兄的整理很清晰，但最后的结论太消极，尤其是对正在积极思考的下一代学人影响不好。我们自然无法选择结果，但不能连筹划也要放弃。如果我们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不能为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在，以及为我们设想未来的可能有所借鉴的话，就只能是自我满足。
对国内学界的情况，我当然没有发言权。但细看文章，觉得如果情况属实，那么问题恰恰在于筹划太少！
我认为学科内能够形成数个稳定的学术共同体，或者叫“派别”，是学科逐步成熟的表现。一个国家无法在一日之内处处皆富，一个学科也是如此。在某些领域，队伍齐整一点，步子快一点，成果多一点，学术地位稳固一点，是大好事。虽然无法代替整个学科的平均水平，但毕竟可以为民俗学争得更多的学术地位和社会承认。甚至发展壮大，有朝一日自立门户，也是可喜可贺。
我觉得问题有两点：
1，各个领域之间要增加对话。各个学科之间都能够积极设定主题，交流探讨，学科之内为何不可？只要话题无需固定在所谓学科建设上而已。领域既然各异，看问题的角度也定然无法尽同，互相争夺所谓学科内话语权，无益也。但应该有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即便牛头马嘴只在食草上有相通之处，也可以就食草有所交流吧。尤其是各个领域中年纪相近的一辈人，除了领域意识，更容易有世代意识，这些人多些交流，各自将所受益带回自己的领域，如能长此以往，又何言形成不了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呢？
2，需要为民俗学的发展指引方向。民俗学发展最蓬勃的时期，在日本有两段。一是柳田国男时期，二是宫田登时期。其理由，除了时代因素，还有一个重要之处，那就是领军人物都是积极的建设者。柳田就不赘言了，宫田是没有直接受到柳田指导的第一批民俗学家，从70年代起以“地域民俗学”“比较民俗学”“都市民俗学”“现代民俗学”等旗帜指引着民俗学发展的方向。他们以强烈的学科责任感，对社会的敏感性，对其他学科包括国外相关学科的理解能力，以其自身的学术水平，不断地向后进，向其他学科，向社会提示民俗学的可能性。
从学科内部而言，稳定“派别”之外的“散户”，以及学科的新人，如果能通过适当的方向指引而汇成一股大势，善莫大焉。一开始有没有有效的范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指引者的学术判断力正确，而跟随者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相当的学术积累。当年宫田登指引的许多方向，其实际研究成果多是他的追随者们做出的。
如果说今天已经没有那样的卡里斯马，那我们更加只有依靠1中所说的对话，来找寻来碰撞。
而无论是上述的1还是2，都需要筹划。有时甚至需要“下套”，需要“强逼”，需要造成既成事实。同我们的社会一样，学科发展也从来就不是什么生物进化，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只能说我们不能急于求成，一个方向，一个领域，要踏踏实实靠长期的积累来建立和巩固。历史只有过去，但我们拥有将来。虽然无法规定将来，但可以也应该有一份梦想，并配以一个行动。

施爱东

这篇小文章能引起王京兄深夜四点的回复，让我惊讶。感动！感谢！
王京兄所说的问题，我基本都同意。
日本同行的历史借鉴，尤其是我们黑灯瞎火所必须的。

王京兄所希望的，也正是十几年前刚进入民俗学圈的我所希望的。
但愿望毕竟无法代替事实。
尤其是王京兄所提出的问题1。
尽管我和民俗学界的许多人都成了好朋友，而且可能是很好的朋友，但似乎大家的关系仅限于是好朋友，彼此能在学术领域找到的共同点，一点也不比我和我的邻居陈进国（宗教人类学家）更多。

至于说“下套”和“强逼”，以及各种学术规划和学术方向的制定，
难道钟先生的时代，这事干得还少吗？
以钟先生的号召力尚且是失败的，你认为我辈会有成功的可能性吗？

人生一世

王京兄所言极是，施兄所言“以钟先生的号召力尚且是失败的，你认为我辈会有成功的可能性吗？”学科的发展，指引人的“筹划”是非常重要的，在“指引”之后，是否能推动和发展本学科，是后学跟进拓展之事，非前人指引所能掌控的，若后学能继前贤而展新图，则为此学科各“指引”领域的领军之人，君不见现代学科之发展即由少变多之过程乎。

历史发展进程中，出一举世之豪杰，盖世之英雄，百年或数百年方一二人，就民俗学科而言，钟先生之大旗方过，余音犹在，所谓后钟敬文时代也，此正是群雄逐鹿之期，亦是孕育新人之时，更是民俗学更新发展之际，到一定时段，或有同仁登高一呼，群情响应，此或曰“宫田登时期”之到来矣，只是不知这个时期到来之长短矣。

施兄以一短时段言长时段发展之脉络，似乎有些偏颇啊。

呵呵，看到王京兄之言，同感，同感喔。

[ 本帖最后由 人生一世 于 2010-1-16 11:15 编辑 ]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人生一世 于 2010-1-16 10:06 发表
王京兄所言极是，施兄所言“以钟先生的号召力尚且是失败的，你认为我辈会有成功的可能性吗？”学科的发展，指引人的“筹划”是非常重要的，在“指引”之后，是否能推动和发展本学科，是后学跟进拓展之事，非前人指引 ...

学术发展必须基于现实，是在既有学术基础上的发展。
我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如顾颉刚般的伟大人物出现，带领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打下一片天地？
问题是，我们没有。
现在没有，至少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三十年内也不会有。

一个学术领袖的产生，是多项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
从我们目前的人才结构来看，
三十年内出不了一个能与钟先生比肩的人，
如果有，这个虚构的人现在就应该在我们中间了。因为这个人不可能在三十年后突然从外星降临我们中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再等三十年，等待那个圣人的降临呢？
还是及时抛弃幻想，脚踏实地的应对现在所面对的各项难题？

人生一世

施兄所言学术领袖产生问题，言及我国学术体制的问题，非我等能解决之事了，但“不能解决之事”并不意味着不去讨论。

“领袖”这个词，个人怎么看着有些政治意味，呵呵，可能向往“自由”吧，还是用“领军人物”吧，不要见怪。

民俗学“学术领军人物”的确存在施兄所说的哪些问题，哪是因为我们的梯队建设本身就存问题，人类学能出王铭铭式的领军人物（即使出了抄袭门之类的事，还能让其最后抗上人类学的大旗），似乎值得我们思考。王氏本身的求学经历和工作经历已经为其提供成长为领军人物的良好“生境”。

1.王氏本身的才学足以担当.
2.王氏本身的德性足以担当.
3.王氏本身的学术责任感足以担当(先不管现实生活中如何,先说从其书中读出气质).
4.人类学界自我诉求(如施兄现在做的)
5.人类学话语权表达的平台(杂志,学术交流等).

呵呵,一时所想。

我们当然不是等圣人的出现，而是为圣人的出现营造更好的“生存”，继而“发展”的环境，民俗学是否有这种的“生境”（这个问题是国内诸多学科没有出现大师共同的问题）。当然这个所谓的圣人也要有圣人所具备的素质。

[ 本帖最后由 人生一世 于 2010-1-16 12:49 编辑 ]

王京

我不同意人生一世兄的回复方向。
不能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转移到什么培养学术领军人物的环境创造上去。
古往今来，没有大师是在别人创造了所谓大师的“生境”后才茁壮成长的。
不如说是回溯式的，只有出了大师后，我们才能知道那原来是一个可以出大师的综合条件。
要制造大师成长的环境云云，公众媒体喧嚣一时，尚可理解为社会批评的一种方式，学科内部也这样提，就是舍本逐末了。

还是应该回到施兄的诘问：“我们是再等三十年，等待那个圣人的降临呢？还是及时抛弃幻想，脚踏实地的应对现在所面对的各项难题？”
回答只有一个，脚踏实地的面对难题。
施兄本帖提出的是一个学科建设上的难题。即在内部多元化取向鲜明的今天，如何将民俗学建设为一个有共同基础的学术共同体。
我基本同意施兄对现状的梳理。但对其悲观的，或者是故作悲观的结论，不能赞同。

施兄曰“至于说“下套”和“强逼”，以及各种学术规划和学术方向的制定，
难道钟先生的时代，这事干得还少吗？以钟先生的号召力尚且是失败的，你认为我辈会有成功的可能性吗？”
对此，我的意见说明如下：

1，我所谓”下套“和”强逼“，并非指自上而下的”学术规划和学术方向的制定“。而是指同一辈的民俗学世代构建学术交流和对话关系中的策略。换个说法，是提议见有佳人，不妨搭讪和猛追，而不是说要去讨什么父母之命。

2，退一步说，钟先生时代的学术规划和学术方向的制定，未能有实质上的效果，原因尚可具体分析。
钟先生明确提出民俗学科的体系建构，按施兄的整理（《钟敬文民俗学学科构想述评》），是在1999年（《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许多问题没能得到细化，得出成果，不一定是提法上有问题。而与先生2002年即故去的现实及其后学术资源的再分配，学术方向的重新划分大有关系。
而施兄所列的”家庭“”经济“”宗教“”艺术“等，虽然国内研究积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但有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虽是迫切要求，也不妨碍积累较多的领域的理论深化吧。

钟先生没做到的，未必是不可行的。但肯定要走与钟先生时代不同的道路。
我辈一人影响力不够，可以凭借数人，十数人的力量。这正是我愿意寄希望于学术同辈人的实干、交流与谋略之上的理由。
既然施兄和民俗学界的许多人都是好朋友，能不能找一些有共同志向的人，坐下来认真找找能够达成共识之处呢？

既然施兄也说不能等圣人出现，那么只能凡人更积极一点。而能力大一点的人，自然要多负一些责任了。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人生一世 于 2010-1-16 11:33 发表
施兄所言学术领袖产生问题，言及我国学术体制的问题，非我等能解决之事了，但“不能解决之事”并不意味着不去讨论。

“领袖”这个词，个人怎么看着有些政治意味，呵呵，可能向往“自由”吧，还是用“领军人物”吧 ...

呵呵
我不想具体评论某个个人。
尽管我知道人类学界也是群雄割据，不可能有人能在该界称“王”。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王京 于 2010-1-16 16:47 发表
我辈一人影响力不够，可以凭借数人，十数人的力量。这正是我愿意寄希望于学术同辈人的实干、交流与谋略之上的理由。
...

同意。
这也是我们这一辈及以后的民俗学同人最大的，也是惟一的优势。

但是，要相与谋事，又是谈何容易啊。
但愿民俗学论坛青年一代诸同人能结成一个更坚实的学术共同体。

说实话，我们40多岁及以前的这一辈人已经不大可能了，
学者的学术兴趣、路向，以及学术范式，在35岁之前就已基本成型，
象我这样四十多岁的，
已经铁铸成型，
没有重塑的机会了。
这是我做学术史这么多年所看得最透的一点。

乌先生多聪明的人哪，
他那一辈，和他不相上下的聪明人决不止一二人，
这些人如果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
但是，他们没有赶上好时候，
他们基本上已经废了。
废了就是废了，历史不可能重来。

历史其实都是时势造就的，
机会稍纵即逝。
我们已经错过了的，不会再来。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给我们这一辈人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和其他一些弟兄，都是该论坛的受益者。

但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也有许多遗憾。
但愿民俗学论坛能少一点这样的遗憾。

祝愿更年青的弟兄们能在民俗学论坛这个不错平台下，
有更好的发展。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王京 于 2010-1-16 16:47 发表
钟先生明确提出民俗学科的体系建构，按施兄的整理（《钟敬文民俗学学科构想述评》），是在1999年（《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许多问题没能得到细化，得出成果，不一定是提法上有问题。而与先生2002年即故去的现实及其后学术资源的再分配，学术方向的重新划分大有关系。...

这大概不是细化不细化的问题。
如果你认真看看吕微的文章就会发现，
吕微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民俗学派根本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概念。

我们退一步说，
就算钟先生是对的，吕微是错的。
那为什么对的东西却不能得到贯彻，而错的东西却有这么多人赞成呢？

因为学术本无所谓对和错。
只有可行与不可行。

按我的意思，学术规划基本是不可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随后将另起一帖详细说明。

人生一世

呵呵，可不敢制造“大师”成长环境喔，更不敢妄评某人如何云云，但事实就是事实（费孝通、林惠祥、林耀华等人谁又是NO.1,呵呵)，对此我不想争论。本人原意仅想借人类学的发展之路来反观民俗学，强调一种学术环境问题，非某一圣人出现的具体环境，试观钟先生最终舍文学之路，走上民俗之路，王氏舍考古之路，走向人类学之路，其学术大环境使然，非现实学术环境能造就（可能有点跑题了，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就其内核来说或许是一样）。呵呵，还是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施爱东

吕微的论文我已经另起一帖专门贴出。
有兴趣的朋友请下载阅读。

但这篇文章的思辨色彩太强，不好读。
一般人都读不下去。
如果遇到这样的困难，请耐着性子把它读完。
相信会大有收获。

suntree

民俗学学科发展有很多的问题，但自2003年我开始正式参加到这个行列，一个最为明显的感觉就是队伍小，影响力不强，也就是说，缺人，缺重要的成果。人才培养，尽管北师大等校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横向与文、史等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比，差别太大。我曾经在中文的古代文学，历史的古代史参与相关建设，以上海为例，古代文学，在上海有4个博士点，硕士点，大概是6个，古代文学的硕士招生，以华东师大为例，中文系，古籍所，对外汉语学院，三个单位招生数30名左右，全上海高校的古代文学硕士生100人左右，博士生20名以上，这个数字大概要超过全国的民俗学博士招生量。许多省民俗学是空白，如陕西，湖南，天津等，有些省只有个把点，几个人撑着。江苏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除了南大，南师大，下面的城市苏州大学，扬州大学，江南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南通大学都有点，有的还是博士点，民俗学只有南师大一个点，这太弱小了。

在上大建立民俗学点以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看到华师大有一个可以发展的空间，便过来占领，目的是找机会多培养一些人。这次青年论坛会议，我是努力把各地的民俗学点集中起来展示一下队伍，涨一下士气，互相激励一下，看来效果还好。这次每周一校的展示，对于各地方的民俗学的成长起到一点宣传，促进作用，那就很满意了。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很多博士生出来，到一个没有学科点的地方，就被别的学科吞噬了。上次看到李丽丹博士在天津师大，要教古代文学，没有办法教民俗学民间文学，很是无奈。这样我们的培养就很浪费。一个博士，单枪匹马到一个单位，建立学科，很难很难，要两年才是副教授，在系里发言权有限，没有办法争取民俗学的地位。因此，一些民俗学教授较多的地方倒是可以考虑输出一些人才出去创业，以解燃眉之急。学校可以将这些新的点作为自己的扩展领地，输入博士生，就有用武之地了。而完成创业后这些教授再回到原来的学校，要建立一种战略机制。

另外，要鼓励一些本来不是民俗学学科的人，但是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学科与民俗学接近和相关，愿意加入民俗学，能够具有建立学科的能力的人加入这个队伍。就像社会学一样，当年的教授，有的是历史系来的，有的是哲学系来的，有的是行政管理的，经过若干年，他们成为毫无疑问的强势学科，但起初人们也不大瞧得起他们的东西。现在，社会学的水平提高很多了。

关于学科认同，如果发展起来，可能会形成方向性认同，如中国古代史，这是一个二级学科，但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等等都是自成一系的，因此，民俗学形成民俗理论与民俗史，民间文学，信仰民俗，民俗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等等这样的方向就很正常了。共同的范式将在发展中建立起来。因此，爱东讲的各自为政可能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各自为政规模太小，可能还有层次太低。

[ 本帖最后由 suntree 于 2010-1-16 18:48 编辑 ]

王京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1-16 17:40 发表
吕微的论文我已经另起一帖专门贴出。
有兴趣的朋友请下载阅读。

但这篇文章的思辨色彩太强，不好读。
一般人都读不下去。
如果遇到这样的困难，请耐着性子把它读完。
相信会大有收获。

我理解吕微的文章，主旨是说即使所谓“内在的”研究，也避免不了研究主体“外在性”的影响，而民间文学（在吕微那里几乎等同于民俗学）在新时代的新的发展和变化，实际是为了谋求学问于社会之用而将“外在性意识”内化的过程。
可是，这又如何能从理论上证明了钟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设想是不可能的呢？
愿闻其详。

人生一世

同问。吕文并不能证明钟先生关于中国民俗学的构想。仅是借用索绪尔的理论为民间文学的应用性或称之为“有用性”张目（呵呵，自已的感受）。

当然主体问题意识部分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