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要听从“理性”的呼唤
作者：□李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1-07
陈传席是一位悟性很强的人，他的《悔晚斋臆语》一书一如贾平凹所说：“在平常事里悟出的是常人悟不到的东西。”而恰恰是这种以悟性为主格调的学术随笔，又充分反映出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学术理念在中国远远未能广泛深入人心。
欧洲启蒙运动的实质就是理性对感性的克服。当时，笛卡儿只承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把“理性”置于最高位置。他说：“不管醒着还是睡着，永远只听从于理性的证明。”韦伯则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在韦伯看来，合理化就是经验知识的增加、诊断能力的提高、控制经验过程的工具和组织的完善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学者的使命一是发现真理，追求知识的进步，二是传播真理，使公众从已有知识中受益。
中国的现代化不一定走欧洲的路，但也必然表现为一个合理化的过程，即逐步学会用理性的光辉映照现实世界、指导现实生活。具体说来，就是善于使用已有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诠释现实世界，在行为关系上不断增进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运用。实际上，《悔晚斋臆语》一书中有许多内容未能很好地听从理性的呼唤。例如，作者提出“多移居有益人生”的观点，认为“大率有成就者，一生多移居，鲜有终生居一地者”。作者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齐白石、张大千等著名人物一生中都曾多次移居的经历为例，认为“人居一地，则得一境之地气与人文；居数地，则得数地地气与人文。故人居地愈多，得地气之资亦愈多”。作为学者，这样的感悟适合茶余饭后闲谈，如果写成文章公开发表，就有些偏离现代学术理念了。因为现代学术理念主张一切“感悟”均需接受现有理论的指引，或需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提升；在社会科学已经获得长足发展的今天，要想在任何领域有所建树都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研究，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悟阶段。实际上，“扩大交往有利于成才”这个题目，以往的社会学家已多有研究和论述。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就曾指出，个人扩大社会交往的范围，尤其是更多地参与带有异质性的社会群体的生活，能够为个性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性会获得提高，个人的人格也将相应地得以充实，因为“社会互动包含了个人之间资源的交换，资源的性质以及各自的价值决定了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分化模式”。继齐美尔之后，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更是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认为人们扩大交往和对话可以增进相互理解甚至消除一切社会冲突。
陈传席那代学人是在中国现代科学出现断层、青黄不接时期成长起来的，拿现代学术的标准要求他们那一代文人气息较重的学者，的确有些苛刻。因为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在最富有现代科学品格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从事教学研究的一些学人，也同样缺乏上乘表现。许多人似乎不清楚专家学者应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一些学者既不愿意考究已有的学说和理论，传播真理，更没有“推陈出新”，发现真理。他们的看法和主张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看不出知识积累和进步的轨迹。另有一些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一些所谓的成就后，就有些忘乎所以，经常越界到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不靠谱、缺乏创意的见解和意见。更有一些学者，无知而无畏，打着专家学者的招牌，屡屡在媒体上发表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言论。
孔多塞曾说，科学进步要想转变成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科学家就必须承担起教育公众的使命，以便使他们自身的工作原则成为整个社会交往的原则。在这方面，我也有切身体会。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日本访学一年，明显感受到日本国民注重理智与克制，善于学习，乐于“照章办事”。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日本人都很少信口开河，天马行空，而是尊重已有的知识，“非理勿言，非理勿动”。就连一般家庭主妇做家务事，也多有讲究，插花也好，做某种饭菜也好，事先都要经过专门学习和培训。有的主妇甚至做每一道菜，都严格按照菜谱操作。这种社会生活的“合理化”，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未免“过于迂腐和呆板”，但现在回过头看，这样的习惯，其实构成了近年来日本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
“理性不过是晚近的人类才具有的属性，而且尚未完美到能够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它要站稳脚跟，仍然有待来日。”勒庞在1895年写下的这段话，甚至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因此，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仍然有必要像当年孔多塞所倡导的那样，须把自己享有的权利“大声宣布出来”，这个权利就是：“任何一种意见都要接受我们自身理性的检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