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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挑战和对策

中新网 2011年08月31日 13: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国文物工作者已经发现了水下文物点200余处，确认70余处沉船遗址，不仅年代跨度大、内涵丰富，分布的范围也极为广泛，为摸清中国水下文化遗产的分布规律和保存现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有着近三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其中蕴涵着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水下文化遗产，不仅年代跨度大、内涵丰富，分布的范围也极为广泛。时间最早的有台湾海峡的台海陆桥的远古动物化石群，环渤海海域早期人类活动岳石文化的遗迹。以后，如位于两广的汉唐合浦、徐闻遗迹、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对外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直至近现代甲午海战、抗日战争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水下文化遗存都有发现。我国的水下文化遗存还远不仅仅止于海疆，“渭水捞鼎”、“河伯祭妇”的传说由来已久，长江水下已不可得见的重庆朝天门码头的“丰年碑”、涪陵白鹤梁历代题刻、云阳龙脊石题刻被称为长江中的三大石刻碑群，不仅记录了长江历年的水文资料，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其他诸如被水库、湖泊淹没的古代遗址、各大水系间的航道也都有所发现。

　　目前，我国文物工作者已经在全国10余个沿海省市近海海域、西沙群岛以及安徽、江西等内陆省份陆续开展了水下文物普查。同时，还有计划地对西沙群岛华光礁海域，福建平潭、漳州海域、浙江宁波舟山海域，山东青岛海域进行了重点调查，发现了水下文物点200余处，确认70余处沉船遗址，为摸清中国水下文化遗产的分布规律和保存现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承认，作为一个以大陆农业文明而著称的中华民族，与那些以海洋文明而闻名的民族或国家相比，我们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关注是比较晚的。严格说来，我们是自20世纪80年代才起步，而且直到今天才开始从单一的水下考古迈向全面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虽然我们在理念、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甚至有个别项目如“南海I号”宋代沉船采用的整体打捞发掘方式及其饱水环境下整体保护的方法，至今为众多国外水下文化遗产专业人士所津津乐道，但总体来看，无论是保护理念、保护能力还是保护状况，我们都与国际先进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2009年，“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这是目前为止我国唯一一个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为专职的工作机构。在《国家十二五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提出了实现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跨越式发展的要求。首先是国家应该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优先发展的位置，从法制建设、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方面给予特殊关照。此外还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和改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培训工作。不仅从潜水、水下考古技术和出水文物修复的角度去训练，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法制的角度开展培训；不仅仅是对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培训，还要开展对海军、海洋、海监、渔业、交通等领域的工作者进行文化遗产培训。

　　第二，大力推进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建设。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文物系统内部，通过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的建设，探索实行垂直管理的可行性，使全国的水下文化遗产机构、队伍和工作，能够日益密切联系、日益一体化，集中优势资源，做好重点项目，带动整体水平提升；在文物系统之外，有计划地把海军、海洋、海监、渔业、交通等力量纳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力量范畴之内，弥补文物系统在人员、经验、能力、设备、装备方面的欠缺和不足，形成上下一致、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和国家主导、地方支持、全面保护、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新体系。

　　第三，加快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升。与适宜人类活动的陆地不同，许多水下工作的展开要完全依赖于科技手段的进步，依赖于技术与装备水平。除水下考古，目前我国的水下遗址、出水文物的科技勘探、保护条件等都比较薄弱，急需引入各种先进科技手段。

　　第四，尽快融入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大家庭。当前，国际社会对水下文化遗产日益重视，从具体实践到思想理念都已飞速发展，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更为深入细化，其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拓展，对象日益复杂多样，学科内容从单纯的水下考古，扩展到出水文物保护、巡查监护、执法管理、学术科研等多个领域，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特别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于2009年正式生效以来，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寻求参与国际合作。众所周知，我国虽然赞成通过一个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但至今还没有加入国际公约。从专业的角度看，长期游离于公约之外，对我们终究是弊大于利。最现实的做法应该是努力推动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尽早成为公约科学与技术咨询机构，并通过NGO组织认证，以利于从专业和非政府的角度尽早介入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活动，为将来我国加入公约做好法律、专业方面的积累。

　　元代王懋德言：“东吴转海输梗稻，一夕潮来集万船”，这是对我国海上航运业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今天还年轻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召唤。

　　刘曙光（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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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08月31日 13: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水下考古学是田野考古学在水域的延伸,是运用考古学所特有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人类水下文化遗产开展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同时，水下考古学又是一门边缘学科，需要诸多相关学科的技术支持，如海洋勘探技术、潜水工程技术等。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水下考古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1985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打捞出大批中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并在1986年4—5月，将这批盗掘的珍贵文物在阿姆斯特丹大肆拍卖，获取高额利润。此事引起国际考古学、博物馆学界的强烈不满，并引起中国政府及文物部门的关注，中国政府和文物考古界做出的直接反应就是填补学科空白，开展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

　　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起源

　　1986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发展水下考古事业。1987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有交通部、国家科委、国家海洋局、总参、海军、外交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参加的“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承担这项国家任务。在当时一无人才、二无专业知识、三无资金准备的情况下，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时任馆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的主持下，抓住历史的机遇，毅然挑起了开创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重担，俞伟超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当之无愧的奠基人。1987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设立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负责开展水下考古工作。

　　我们采用从文物考古第一线的专业人员中遴选素质较高人才进行潜水培训和水下考古专业知识培训的方法，走出去，请进来。在有关文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水下考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获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填补了学科的空白。

　　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

　　回顾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历程，培养专业人才是水下考古事业的起点。实践证明，采用从全国文物考古第一线的专业人员中遴选素质较高人才，以培训班的形式进行潜水培训和水下考古专业知识培训的方法培养专业人员，是目前我国水下考古专业队伍建设行之有效的方式，是我国水下考古的成功之路。

　　国家文物局于1987年、1988年、1989年派人到荷兰、日本、美国学习潜水和水下考古；1989—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从1998年到2009年，国家文物局又委托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四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

　　经过五期的培训，共87名水下考古专业人员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专业资格证书，从而保证了我国拥有一支 60人左右的水下考古一线队伍。在世界范围内，类似与我国这样保持着一支国家级水下考古专业队伍的国家应该说为数不多。

　　近年来，我们又尝试开展更高层次的深潜技术培训，在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的基础上，选择潜水技术较好的业务骨干参加60—80米水深的高技术潜水培训。目前，全国已有10余人掌握了60米水深的潜水技能，从而大大扩展了水下考古的工作范围。

　　建立科研培训基地和信息化建设是加强水下考古学科基础建设的需要，进入21世纪后，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2年该项目得以启动，200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水下考古科研与培训基地位于广东阳江，具有水下考古科研中心、培训中心、信息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等多项功能。在基地已成功举办了三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成功召开了多次国际和国内的学术研讨会和水下考古工作会议；完成了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全部出水器文物的类型学整理和绘图照相及初级保护工作。

　　20多年来，中国水下考古工作在探索中前进、在实践中发展，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奠定了基础。

　　张威(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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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08月31日 14: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性因素也促进了遗产保护的发展，所有航船都能将不同的陆地和民族拉得更近，他们都是多种族、多文化和错综复杂的。

　　水下考古是考古学，寻宝不是考古学，这些论断应毫不含糊地广为宣传。文化遗产及其衍生的知识，比如考古学，只有在归属公众且由大众参与其中时，才具有真正意义。

　　考古学家被视为社会活动家，自1986年世界考古学大会成立之后，考古学家、各学科专家及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由此走到了一起，共同关注着考古学社会层面的问题。不仅如此，它促成了考古科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公共考古学，近年来它正在不断壮大，以至于在如今，已不可设想在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考古学研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认定，普通公众参与研究是绝对必要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是如此，必须要有利于水下文化遗产，其宗旨便是为子孙后代而将其保护起来。《公约》因而也致力于尽可能地将遗产教育和水下旅游纳入到研究项目中，以便把大众和这项工作联系在一起，从而把地方自豪感也赋予这份与人文历史息息相关的文化遗产。

　　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性因素也促进了遗产保护的发展，所有航船都能将不同的陆地和民族拉得更近，他们都是多种族、多文化和错综复杂的。于是，当葬身海底时，他们在海床及大洋底部散落的货物表现出多元文化的特性。从考古学上说，一座沉船遗址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它类似于其他的社会再现形式。

　　以上对保护及管理水下文化遗产的关注，发自于《公约》及其提倡的公共考古学的义务，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其中以增长遗产知识。这些原则已具体包含在新兴的巴西水下考学学科之中，并对ARCHEMAR（巴西水下考古及民族志研究中心）提出了挑战。

　　ARCHEMAR敏锐地意识到，通过进行一次系统的调查，来拟定一份详细的托多苏斯桑托斯湾（世界第二大遗址群）水下文化遗产目录，对于巴西乃至世界其他地方而言，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它同样洞悉到在这一资讯收集的过程中，培养和开发旨在提升公众意识的各项活动的重要性。这些活动包括遗产教育计划和水下文化旅游，后者可以使自愿潜水者参与实地考察的各个阶段，而游客则能在指导下领略水下考古遗址的丰姿。这些创意生发自对现存水下文化遗产知识的需求，着眼于为系统的考古研究、就地保护以及将这些遗址呈现给普通公众而制定完整的方略。这种因需要而产生的知识的增长与传播，促使有关方面采用了一体化的公共遗产管理政策。在其他许多国家里，由高校、研究机构、潜水爱好者、渔民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支持的类似计划已经获得了成功，正因为他们大力宣传和普及水下遗产属于全体人民并应由他们分享的理念。

　　水下遗址博物馆的建立以及包含它们的现有水下旅游计划，推动了考古事业与旅游业及当代博物馆学家的对话。

　　当文化遗产成为各个群体的共同记忆时，它便具有了教育功能，并可以提升公众意识，生发对遗产的崇敬，这无须颁布强制措施就可以实现。

　　[巴西]希尔松·兰贝利（Gilson Rambelli）/文 韦清琦/译 作者单位：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航海及水下考古学中心；译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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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08月31日 14: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水下考古学源于西方，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逐步确立了“水下考古学”这一独特的学科体系。

　　20世纪80年代，水下考古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在此条件下，与国外水下考古历史悠久、发达的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是创建我国水下考古的有效途径。因此，中国政府和文物考古界决定发展水下考古学时，就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国际合作方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突出地表现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联合开展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几个方面。

　　中国水下考古的创建与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培养。在无水下考古人才的情况下，国家文物局于1987、1988和1989年派人到荷兰、日本、美国学习潜水和水下考古。

　　1987年6—8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张威、国家文物局杨林应荷兰文化部邀请赴荷兰学习，参加荷兰北海沉船的调查、发掘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实地接触水下考古。1988年9—10月，国家文物局王军赴日本学习水下考古及潜水技术。1989年1—6月，张威、杨林应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海洋考古系乔治·巴斯博士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到该校进行一个学期的水下考古理论与专业技术的培训。从而为我国培养了首批水下考古专业人才，为水下考古工作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为扩大队伍，使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走向正规，1989—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队员分别来自全国沿海省市的文物考古部门，培训班教练组由澳大利亚水下考古学家担任，培训内容包括潜水技术、水下考古学理论与水下考古调查、发掘技术与方法等。此期培训班为我国培养了11名水下考古队员，均已成为各地水下考古工作的领军人物。这次培训的科目与方法，也奠定了我国日后历次培训的基础。

　　不仅如此，在培训技术与方法成熟以后，2007年，我们还为肯尼亚培养了2名专业人员。

　　中外合作开展的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既包括国外学者来华进行的合作，也有中国水下考古学家赴国外开展的水下考古调查。

　　南海I号沉船遗址发现于1987年8月，位于广东上下川岛附近海域，遗址所在海域水深约24米左右，海底为泥沙底，能见度较差。当时，中国尚无进行水下考古的实际经验，于是就考虑和国外的学术机构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筹划，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组成了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于1989年11月对此沉船进行了首次水下调查，大致确定了沉船位置，并将该遗址定名为“南海I号”沉船，为日后新的发现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物考古界第一次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

　　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位于连江县定海湾、闽江入海处北侧，水深约10米左右，礁石底，水下能见度较差。这是中国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开展最早的遗址之一。1990年春，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合作，首次开展了白礁一号沉船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其后，1995年，中澳再次合作进行了第二次水下考古发掘，基本上弄清了白礁一号沉船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等问题。

　　中国和肯尼亚签署了合作实施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协议，2010年11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调集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江西等地12名中国水下考古队的精兵强将，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派3名专业人员，共同组成本年度肯尼亚水下考古工作队，对以拉穆群岛、马林迪海域为重点的肯尼亚沿海地区，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开展了第一年度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前后持续两个月。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背景链接

　　近年我国水下考古重大发现

　　广东南海I号沉船的调查发掘

　　南海I号沉船遗址位于广东省上下川岛附近海域，1987年8月被发现，当时打捞出了二百多件宋代瓷器和银锭、铜钱等物。后由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牵头组成“南海I号水下考古队”，进行4次大规模勘探和试掘，进一步确定了沉船遗址的精确位置及性质、年代；基本掌握了沉船长、宽、高和保存状况的基本数据。

　　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发掘

　　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的调查和发掘是已进行的水下考古工作中历时最长、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一项重点工作。1991年确认沉船遗址位置后，1992—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对沉船遗址先后实施了六个夏季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沉船距今740年±80年。出水遗物以磁州窑瓷器为主。

　　西沙群岛水下文物抢救发掘

　　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现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牵头，于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以西沙群岛北礁海域为主要调查地点，共发现五代至清代各个年代的水下文物遗存13处，近代遗存1处。出水文物标本共计1500余件，以瓷器为主，还有少量铁器、铅锡、象牙、船板等。

　　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调查发掘

　　东海平潭碗礁一号沉船，因出水了大批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生产的外销瓷器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遗址位于福建福州平潭屿头乡碗礁。沉船遗物主要以瓷器为主，瓷器为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镇民窑产品，累计出水17000余件。

　　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发掘

　　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西沙群岛华光礁环礁内，1996年由渔民发现，1998年国家博物馆和海南省文物部门做过初步的试掘工作，出水文物近1000余件，绝大部分是青白釉瓷器，间或有褐釉、白釉系器物，从产地上看均来自于福建闽南一带的民间窑场，年代属南宋。

　　（感谢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张威提供资料）

　　我国周边沉船遗址分布

　　黄海、渤海与日本海

　　韩国全罗南道新安元代沉船：新安沉船木残骸保存状况较好，残长为21.8米，上部残存最大宽度6.4米。前后出水的船板、龙骨、舷板和其他构件等计2566件。打捞出水文物2.3万多件，以及28吨多的中国铜钱，这是古代沉船考古上收获最丰富的地点。

　　东海与台湾海峡

　　台湾澎湖沉船：1950年以来，台湾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澎湖群岛采集到万余件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陶瓷器物。古代陶瓷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对澎湖古代航海遗迹的关注。1995年，台湾历史博物馆在澎湖大塭海域发现“将军一号”沉船。实测沉船残长约21.8米、宽约6米。先后发现有陶罐、钵、壶，青瓷与青花瓷盘、碗、罐，“乾隆通宝”铜钱，以及铜、铁器等物。初定是一艘清代中期航行闽台间的商船。

　　南海及邻近水域

　　潘达南岛沉船：1995年，由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在潘达南岛与巴拉望岛之间的水道上，发现一艘中国木帆船。船上的出水文物相当丰富，除陶瓷等货物外，还发现2个小铜炮。

　　世界著名沉船遗址

　　“威特·利沃”号，1613年遭到葡萄牙船队的武装进攻，满载华瓷、珠宝的“威特·利沃”号破船沉没。1976年，水下发掘出船体前半部，获得12件铁炮、3件铜炮和大批陶瓷船货，主要是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器，具有典型“克拉克瓷”特征。

　　“阿贝加温尼伯爵”号，1805年在朴次茅斯港外2.5公里撞滩沉没。1979年伯爵号沉船的水下考古正式开展，不但勘察了沉船的堆积，还采集了千余件沉船文物，丰富了英印沉船考古资料。

　　“苏塞克斯”号，1738年从中国广州返航途经好望角时遇上了强风暴破船，漂到马达加斯加后沉没。该沉船打捞出的一批清代青花瓷器和黑色玻璃碗的碎片，其中一件瓷碗底部有“雍正”年款。

　　“哥德堡”号，1745年，在离瑞典哥德堡市不到1公里的港外触礁沉没。沉船上打捞出了丰富而完好的华货遗存，瓷器就达50余万件，这仅仅是原船装载瓷器的三分之一。

　　“特里尼达·巴伦西亚”号，是1588年西、英战争中沉没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著名战舰，沉址于1971年被发现。该沉址上发现了一件明代瓷碗，被认为是由马尼拉帆船经泛太平洋航路从菲律宾运抵中美的阿卡普尔科、通过大西洋航路进入欧洲社会的中国瓷器标本。

　　“泰坦尼克”号，于1912年处女航行中沉没，遗址位于距纽芬兰岛东南部323英里的海域。在1987年、1993年、1994年、1996年、1998年和2000年进行的6次勘探中，共打捞出6000多件物品。其种类繁多，包括重达15吨的部分船体、私人物品、精美瓷器以及玻璃器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