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古阿格

支运波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官方、民间和学界都意识到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急剧消失，人们对其价值和意义的珍视等，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现在，俨然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而其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或者养护）是该“学科”研究的一个主要而现实的问题。因此，思考、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衰落、消失的原因是寻求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不可逾越的一个环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迫力
   
现代化进程改变了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结构，人们的生存状态是导致其消失或式微的主要原因。现代化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媒介形式的巨变，从内到外颠覆了社会形态。人们走出村庄和家庭步入工厂，由熟人所构成的广场、集市、街头等公共空间被陌生化的剧院、舞台所取代。艺术的游戏特性以及产生艺术韵味的沉浸式体验、享受和欣赏蜕变成以艺术为职业的现代艺人的实验。
技术革新在文化艺术上的集中表现是人们开始聚集在影像世界或电子虚拟空间。在这里，人们基本从未谋面更谈不上熟识，共同的志趣与爱好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经济、文化全球化将差异化的世界不端均质化，拥有资本和话语权的文化艺术逐渐占据统治性。这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带来了多重外部“迫力”。

民俗活动的式微迫力
   
时代变迁改变了民俗活动的样态和功能，时尚文化和经济成分在民俗活动中全面渗透并占有了原先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承担的角色和功能。当今社会，人口流动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更频繁，人口流动必然携带异质文化的因子，同时也掺杂进审美趣味中。外界的迫力对那些有可能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也形成阻滞力。在乡间，通过进城打工而富裕起来的人不在少数，而从事民间艺术的人则被认为是“不务正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部没有生成新的特质，从而无法吸引时代变化中的人群，以及传承人缺乏创新则是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部迫力。不变的艺术特色成了艺术生成和革新的坚硬外壳。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战胜内外的公共迫力而日渐衰败。

多方面加强非遗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蕴涵的意义并非仅仅是保护它免遭灭绝或将其收藏，它还包含对文化价值的弘扬和民族记忆的珍视，以及延续对文化艺术的传承。
重视地方性民俗活动的举办。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俗活动中新的时代功能和群体意识，凸显传统文化艺术的价值。当前，“非遗”热而民俗冷的现状是极为不合理的，反映了避难趋利的功利观。
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新空间。所有文化艺术史都是一部艺术要素变迁和更替的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必须在文化变迁的思维下考虑其可行性策略。
利用现有技术建立口述的活态档案和数字化图书馆，鼓励民俗、艺术、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参与到研究和抢救中，让他们成为传承人和弘扬者。
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应该发挥主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地方文化的徽章，它可以在吸引投资、城市建设、旅游开发和地方文化资源的打造上发挥独特作用，而不是停留在名人故里之争、历史遗迹之辩上，也不是在上级领导视察时都将其安排到企业、学校或工地上，地方文化遗产可能要做的文章更多。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英古阿格

　                                  王小舒


　　这是一份1935年北京城内三区卫生稽查班何道珩的报告。报告中称,内三区北新桥石雀胡同一位王姓居民报称,东西北汪家胡同慧照寺七号庙内,住着一个姓景的妇人,其行踪有点像“姥姥”。何道珩按照这条线索,摸到景氏妇人的门口后,婉言探询,假装要请她外出接生。景氏感到很吃惊,说自己并非什么产婆,为什么要请自己接生,何况门口又没挂接生牌,是什么人告诉他的。何道珩反应倒是极快,马上回答说,只是听到附近传言,都说你手术时身手异常敏捷,而且待人特别良善,所以前来接请,既然不接生,也只好另到别处再请人了。至于最终结果,报告是这样说的:何道珩婉言和景氏女人道别后,随即“往石雀胡同王姓处探询有无举报慧照寺景姓情形,而该王氏称与景氏素不相识,并不承认有举报情形,为此将查得详情,备文呈报”。批示是“拟随时注意密查。”(《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上述案例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中华民国”建立已经23年之后,换言之,在公共卫生体系已经基本确立于中国人的生活之后,接生婆的角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卫生事务所接办了接生事务之后,未经科学系统训练的传统‘产婆’身份逐渐被认定为非法,‘吉祥姥姥’由此变成了侵害女性身体的祸害源泉,更成为警事系统日夜侦缉的对象。”(引文同上)

　　这也就是上面那出“侦探剧”的前因。而这出活剧,也让人们清楚地察觉出斯时接生已经远不是23年之前的“个体的”且“具有世俗仪式化的”个人活动,而是政府计划中的群体行为——在卫生体系依然建立的情况下,反体系的存在势必处于一种天然的危机状态。这其中既有其自有的缺陷和偏颇,也存在某种国人在政治思想上接受现代文明时的硬性思维“误区”——我们是以本土制度中一切具体技术的“落后和低劣”为前提而引入近现代文明,其宗旨就在于改造从个体到社群的整个体系。于是,作为“反体系”存在的一个微小侧面的“稳婆”的命运自然可以预料了。

　　事实上,在23年的时间跨度里“稳婆”形象所经历的变化剧烈得甚至有点令当事人和参与者无所适从(当事人自然指称彼时尚不在少数的“稳婆”群体,而参与者则是惯于请“稳婆”接生的下层民众)——在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慈祥、威严、能干利索、常给人带来运气的“稳婆”形象的最后时刻,它已经化身为一个歹毒、邪恶、狡诈、专门损害妇婴健康的凶手。起码,当时掌控着卫生系统官方话语是如此认定的。

　　问题是,彼时官方权威卫生话语体系中的许多发声个体,未必不是由这些当年尚未拥有如此不堪形象的“稳婆”所接入人世的。这算不上矛盾或者悖论,只是事后看来,偶尔有些令人发噱罢了。


2010年09月10日 14:51:54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