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稳婆”当年
王小舒
这是一份1935年北京城内三区卫生稽查班何道珩的报告。报告中称,内三区北新桥石雀胡同一位王姓居民报称,东西北汪家胡同慧照寺七号庙内,住着一个姓景的妇人,其行踪有点像“姥姥”。何道珩按照这条线索,摸到景氏妇人的门口后,婉言探询,假装要请她外出接生。景氏感到很吃惊,说自己并非什么产婆,为什么要请自己接生,何况门口又没挂接生牌,是什么人告诉他的。何道珩反应倒是极快,马上回答说,只是听到附近传言,都说你手术时身手异常敏捷,而且待人特别良善,所以前来接请,既然不接生,也只好另到别处再请人了。至于最终结果,报告是这样说的:何道珩婉言和景氏女人道别后,随即“往石雀胡同王姓处探询有无举报慧照寺景姓情形,而该王氏称与景氏素不相识,并不承认有举报情形,为此将查得详情,备文呈报”。批示是“拟随时注意密查。”(《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上述案例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中华民国”建立已经23年之后,换言之,在公共卫生体系已经基本确立于中国人的生活之后,接生婆的角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卫生事务所接办了接生事务之后,未经科学系统训练的传统‘产婆’身份逐渐被认定为非法,‘吉祥姥姥’由此变成了侵害女性身体的祸害源泉,更成为警事系统日夜侦缉的对象。”(引文同上)
这也就是上面那出“侦探剧”的前因。而这出活剧,也让人们清楚地察觉出斯时接生已经远不是23年之前的“个体的”且“具有世俗仪式化的”个人活动,而是政府计划中的群体行为——在卫生体系依然建立的情况下,反体系的存在势必处于一种天然的危机状态。这其中既有其自有的缺陷和偏颇,也存在某种国人在政治思想上接受现代文明时的硬性思维“误区”——我们是以本土制度中一切具体技术的“落后和低劣”为前提而引入近现代文明,其宗旨就在于改造从个体到社群的整个体系。于是,作为“反体系”存在的一个微小侧面的“稳婆”的命运自然可以预料了。
事实上,在23年的时间跨度里“稳婆”形象所经历的变化剧烈得甚至有点令当事人和参与者无所适从(当事人自然指称彼时尚不在少数的“稳婆”群体,而参与者则是惯于请“稳婆”接生的下层民众)——在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慈祥、威严、能干利索、常给人带来运气的“稳婆”形象的最后时刻,它已经化身为一个歹毒、邪恶、狡诈、专门损害妇婴健康的凶手。起码,当时掌控着卫生系统官方话语是如此认定的。
问题是,彼时官方权威卫生话语体系中的许多发声个体,未必不是由这些当年尚未拥有如此不堪形象的“稳婆”所接入人世的。这算不上矛盾或者悖论,只是事后看来,偶尔有些令人发噱罢了。
2010年09月10日 14:51:54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