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人

[王晓葵]日本民俗学的新视野

——从两部日本民俗学概论谈起

作者：王晓葵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10-18 | 点击数：2566

【提要】本文通过介绍日本近年出版的两本民俗学概论，分析日本民俗学的新视野并与中国的相关著作相比较，以了解中日民俗学研究的一些异同。 　　【关键词】日本民俗学；概论；常民；民众 　　概论是对一个学科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的一般性论述。它代表一个学科最为成熟的、被公认和接受的观点。从这个意义来说、一门学科能否“概论化”以及“概论化”的程度，取决于它的理论、方法的成熟度。由于复杂的原因。和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相比，民俗学在“概论化”的道路上走得并不顺畅，即使是在民俗学发达的日本，福田亚细男和宫田登在《口本民俗学概论》中说，把民俗学“充分体系化，并用平易的语言概论化，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工作”。 　　日本的民俗学研究可追溯到明治时代，后经柳田国男、南方熊楠、折口信夫等的提倡与推动，奠定了独立的学科体系，获得了学术殿堂的“市民权”。在日本，很多大学有民俗学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也有各种专业的学会。日本民俗学的概论入门书中有柳田国男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柳田国男、关敬吾编写的《日本民俗学入门》、关敬吾等的《民俗学》以及和歌森太郎的《日本民俗学》。这些著作大多出版于战前和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已经不能反映日本民俗学的近况。1980年以后，福田亚细男、宫田登编的《日本民俗学概论》和佐野贤治、谷口贡、中入睦子、古家信平编的《现代民俗学入门》相继出版，透过这两本书我们可以了解日本民俗学的一些新的发展，本文旨在对这两本著作中一些论点做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并结合中国出版的几本民俗学概论，就几个问题对比中日民俗学的异同，求教于方家。 　　一、两本日本民俗学概论 　　(一)《日本民俗学概论》福田亚细男、宫田登编 吉川弘文馆出版 　　这部书是作为大学民俗学的入门教材而编写的。初版于1983年11月，最新版本是2002年4月的第17版。关于这部书的特点，作者在序言中说： 　　“1960年以后的日本民俗学随着民俗调查地域的变化，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与柳田国男创始时期的民俗学相比，已经有相当的变化。虽然日本民俗学的原点并不会轻易改变，但是有必要把修正的部分和新的发展融合到整个体系中来。”[1] 　　从上述的解说可以看出这部书是想将1960年以来日本民俗学发展的成果尽可能地吸收并反映出来。众所周知，日本传统的民俗学一直以村落为研究对象，但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村人口急剧减少。日本民俗学开始展开都市民俗学的研究。这本教材在继承村落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新时代都市民俗学研究的课题。具体内容从以下目录可以大略看出： 　　1、空间的民俗：家和住宅，家族生活，亲属与宗族，村落的构成，耕地与生产经济的民俗，山地与海域生产活动 　　2、时间的民俗：正月与盂兰盆节，农耕仪礼，生育仪礼，性与年龄的秩序，婚姻仪礼，丧葬仪礼，墓葬与祭祖 　　3、心意的民俗：禁忌与祈愿，氏神与氏子，神的示现与艺能，巫术与预兆，灵魂附体，寺院与佛，神话传说 　　4、专论：人口流失与民俗的变化，都市民俗，冲绳的民俗，民俗的调查与记录，民俗学研究法 　　前三章，大体上囊括了传统民俗学的内容。我们或许可以联想起柳田国男在《乡土生活研究法》中提示的民俗研究的三大组成部分。其具体的分类如下： 　　有形文化：住居，服装，食物，生活资料的获取，交通，劳动，村落，组合，家庭，亲属，婚姻，出产，灾变，丧事，年节活动，祭神，占卜，诅咒，舞蹈，竞技，儿童游戏，玩具。 　　语言艺术：语言创造，新句式，谚语，谜语，唱词，儿童语言，歌谣，说唱，故事，传说 　　心意现象：知识，生活艺术，生活目的 　　这些科目所涉及的村落社会的物质形态，组织形式，社会构造，婚丧嫁娶的仪式，年节活动，民间传说，民间信仰，亲族关系等方面，和概论的前三章对比来看内容基本重合。虽然编排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可以说前三章是对日本过去民俗学研究成果的总结。 　　而书中最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书中的“专论”中“人口流失与民俗的变化”、“都市民俗”、“民俗研究的课题”的部分。其中“人口流失与民俗变化”一节讨论了日本近二三十年民俗变化的原因和表现。具体内容如下： 　　1.民俗学研究方向的转移 　　1960年以后，日本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表现在(1)生产技术的变革导致一些生产民俗的消失或变化，同时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问的关系，影响到民俗的形态。(2)物质条件的改善，也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化，如电视的普及使原来的一家人团坐一起听老人讲述传说故事的情形大大减少。(3)政治权力对民俗的统制和利用等。 　　在广大农村，由于产业构造的变化，农民举家离村的现象比比皆是，农村人口的锐减，导致农村共同体的萎缩和崩溃，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或简化程序，或干脆中止。年轻人的流失也使得消防组这样的组织无法组成，村落的自立也受到威胁。在城市化的社会，不仅生产生活方面的民俗发生变化，人们的信仰生活也随着个人主义的抬头而趋于衰微。即使存在一些民俗宗教礼仪，但也都趋于形式化。

　但是，事情也有相反的一面。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人们开始反省为此付出的代价——经济开发导致的环境破坏，商业社会人际关系冷漠化等等。近年来环境意识的抬头，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评价，抢救民间艺术，保存民间用具，建立乡土博物馆，恢复过去的民俗艺术表演等，民俗文化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作者在民俗学家介入民俗的保护、挖掘，以及开发的问题上，提出了如下的观点：即民俗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民俗的本质、表现形式以及变迁的过程。但这一切必须在民俗事象和传承的母体紧密结合的状态下进行的。保存在博物馆的民具，为观光服务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民间艺术，已经脱离了民间传承的母体，成为一个孤立的片断。这已经不再是活生生的民俗事象。因此，对脱离了传承母体的这种所谓民俗的保护，民俗学家必须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同时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民俗学不能仅仅描写过去，而要把现实中变化的社会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目标。
　　在提示上述问题后，作者提出了在面对民俗变化民俗学今后的课题：
　　“如何面对正在发生的民俗变化，是决定民俗学未来性质的关键。如果说作为民俗传承母体的村落构造的变化，导致了民俗在质和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我们必须对这个变化的过程和特点加以仔细的观察、研究”。[2]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态度境意识以及宗教感情等精神层面的状态也同样是民俗学的重要课题。
　　虽然日本的情况和中国不尽相同。但是中国的民俗学也同样面临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民俗事象消失的问题，在重视“抢救’’正在消失的民俗事象的同时，把民俗变化的过程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加以分析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在很大程度上，民俗事象的变化是一种传承者主体意识的选择，做出这种选择的动因包括牛产生括样式的改变。政治权力的介入、自然环境的变化等。描述这种民俗主体的意识的变化，及其和相关因素的互动关系也是今后中国民俗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可以说，在这个方面，本书作者在继承柳田民俗学的传统的同时，提供了转换过程中民俗学转型的一个方向。
　　2、关于“常民”的概念
　　对于民俗的主体，El本民俗学界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人民”，“民众”，“庶民”，“大众”这些词汇。柳田国男曾创造出“常民”这个词汇来作为民俗的主体。在他主编的《民俗学词典》中他这样定义“常民”:“指保持民间传承的阶层。柳田国男用这个词来翻译英文的folk，德语的Volk。如今不仅在民俗学界，在其它领域也得到承认。在日语中平民，庶民这些词通常相对于贵族、武士阶层而使用。而人民，大众，民众这些词语容易产生政治上的联想，因此新造出这个词语”。[3]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柳田国男希望避免用阶级或阶层来界定民俗的主体。
　　在“民俗学研究的课题”一节中，宫田登指出，“常民”有实体概念和抽象概念两种。作为实体概念，指耕种水田的农民，在江户时代，他们占了日本人口的70%。柳田国男认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代表了日本人世界观的主体。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无读写能力的文盲，很少有书面文献的材料流传下来。而事实上直到19世纪初期，日本总人口的70%都是文盲。因此生活文化的传承是以口头形式为主。民俗的主体也就是这些作为文化载体的人们。
　　然而，随着产业化的进程的加剧，作为实体的常民在急剧地减少。但是日本民俗学界认为，作为实体概念的常民虽然消失，作为民间传承的主体的“常民”依然存在。有人将此用“常民性”来描述。即使离开了水田耕作，在城市里生活了2、3代的日本人，依然继承了祖先的生活样式，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形成民俗。因此，“常民性”的主体，依然是日本人的多数。在这里，“常民”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得以成立。[4]
　　宫田认为，“常民”概念的抽象化，即文化意义上的“常民”概念的确立对开展都市民俗学十分重要。这该如何理解呢? 笔者认为，这至少可以说明都市民俗学的诞生，并不是民俗学研究在村落研究已经几近穷尽而作的地域性转移，而是具有学术上的学理依据。对中国民俗学来说，文化概念的“常民”的价值在于：在阶层，阶级日益模糊的今天，民俗主体到底是谁?也就是说中国民俗学界争论了多年的民俗的“民”该如何界定这一问题或可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3.民俗主体“常民”的相对化
　　宫田登认为民俗主体“常民”概念的相对化，也是最近日本民俗学的重要特点。
　　最初的“常民”的概念，主要是稻作农民，但是近年的研究表明，比起稻作农业，旱地农业在日本的历史更早，它起源于山地的烧荒耕作，也包含了狩猎文化的成分。旱地农业后来被稻作农业吸收融合后，依然保留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把旱地农业的社会文化加以体系化的研究逐渐展开，这样“常民”的概念开始被更多的对立项取代而更具体化了。
　　宫田指出，把农民作为“常民”，显然是相对渔民、商人、手工业者、武士、贵族等身份而言的。而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具有各自的文化形态。民俗学当然不能把这些文化的存在排斥到研究范围之外。从这个角度看，民俗主体相对化也是必要的。
　　例如，平原居民和山地居民，山地居民和渔民，这样的对立项的设定，对了解民俗的整体构造是很有益处的。
　　此外，都市和乡村，城市工薪阶层和农民等这样的对立项的成立，也可以凸现过去偏重村落研究的日本民俗学界对城市的民俗调查的忽视。事实上日本的都市发源甚早，都市民俗空间形成和分析，并同乡村的民俗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是未来日本民俗学的重要课题。
　　对中国民俗学来说，把民俗主体具体化、细分化，也可帮助我们更科学地描述民俗事象，并凸现和其它类别的区别性特征。这比起笼统地用“民众”来概而论之要精密得多。
　　(二)《现代民俗学入门》佐野贤治、谷口贡、中入睦子、古家信平编，吉川弘文馆出版。这本书初版于1996年，2001年出了第3版。这部书的主旨以反映民俗学“年轻世代的新感觉”为己任，力图突破传统的以村落研究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对神社祭祀、村落组织、狩猎、交通、交易、口承文艺、民谣等方面的内容作了大幅度精简，整体的分类作了新的尝试。具体目录如下：民俗学的目的和课题，自然与民俗，神的民俗志，人与人的关系，生与死，现代社会与民俗，国家与民俗。
　　在序言中，作者明确地声明，“我们在充分意识到研究‘重点’不断变化的同时，把如何对应问题意识的多样化当作自身的课题。对一些因研究还不够成熟而资料的积累和分析还很不充分的领域也积极地加以讨论。我们这样做是在承认这些领域有待加强的同时，对现代民俗学的众多课题提出我们的预见”。[5]
　　那么，哪些课题是“现代民俗学”的呢?
　　首先，对现代社会发展导致的民俗现象的变化，作者提出了几个有意义的课题。
　　1.传承方式的变化
　　在第一章的民俗学的目的和课题中，作者特别分出一节来讨论口头传承和书面传承的问题。作者引用宫本常一的调查经验，指出口头传承和书面传承的不同。口头传承的语言抑扬顿挫，有韵律感，表现方式上也有临场感、故事性强。但是，通过书面传承的叙述则多用说明性，概念化的语言。这种趋势随着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强。这种传承方式的变化也导致了知
　　识获取方式的变革，更改变了事物判断的方式。
　　然而，近年出现的电子传媒技术又改变了传承的方式。摄影，摄像，电视，录像，计算机等技术的普及，使得不借助书面文字传达视觉，听觉方面的信息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口头传承世界中的语言的韵律感，表达的临场感等特点受到瞩目。作者预测这个变革将再次改变人们判断事物的方式。
　　2.关于民俗资料的现代性
　　作者认为，民俗学现在面临两个大问题，一是在现代社会，民俗资料的位置该如何界定。二是面对各种现实问题，民俗学该如何应对。
　　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如果单单强调民俗对人们行为的强制性和约束性，那么在强调尊重人权和个性自由的今天，民俗只能成为被排斥的对象。但是，民俗是在人们在不断改变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透过民俗的变化，我们可以了解人们生活的变化。在具体操作时，如果仅仅在“现存的民间传承”的层面来处理民俗资料，或者仅以“探求民俗在现代的意义”作为视点的话，即使能够把民俗事象解释清楚，但对现代社会来说其价值也是微乎其微的。重要的应该是在具体生活的场面中探求民俗变化的过程。[6]
　　因为，民俗事象是生活事象的一部分，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民俗的变化。而选择这种变化的是人，通过研究在具体生活中民俗的变化过程，可以揭示人们是如何应对生活方式的变化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具有把原来的控制和规范人们行动和思考的民俗，转变成自省的客观的判断材料的功能。
　3.在具体的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方面，作者提出了几个新的领域。
　　(1)移民民俗的研究
　　如对日本人的美国移民和南美移民的民俗变迁和民俗保存的研究。
　　(2)国家权力对民俗的干预和影响
　　如在教育方面，某些民俗游艺在现代教育制度下被禁止。同时民俗知识作为乡土教育的材料，对爱国心的形成发挥了作用。
　　(3)战争与民俗的关系
　　作为战时统一强制管理的一部分，饮食，衣着的一致化以及为战争服务而导致的生产内容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进而引起的民俗的变化。
　　对于中国民俗学来说，这些领域未必完全可以照搬，但是这些新视野的提示，为中国民俗学成为“现代学”拓宽了思路。在社会变化的多样化的今天，民俗学要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对这些社会问题提出民俗学的见解，这也许是中日两国民俗学家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现代民俗学入门》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参考。
　　在对民俗事象的介绍方面，作者也贯穿了“现代”意识。如现代医学中脑死亡概念的提出导致对传统死的看法的冲击;环保人士的“自然”与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人民的“自然”的差异;在讨论民间宗教时结合天皇制和靖国神社问题讨论其文化根源;日本荒废乡村的再生问题;都市空间传说形成的文化分析;消费社会年节习俗的形成中传媒的作用;在现代医学已经普及的的今天新宗教的医疗活动的社会基础等。这些领域的许多方面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的积累。对于民俗学领域的入门者来说，也可以是一个选题的指南。
　　简言之，这两本日本民俗学慨论在继承日本民俗学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民俗学的新视野，并展示了具体研究的各个侧面。对中国民俗学研究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两本著作了解日本民俗学的深厚积淀，在民俗学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这一重大课题上得到启发。
　　二、几个概念的对比
　　和日本的民俗学概论相比，中国的同类著作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了凸现特征，这里我们选出近年出版的两本中国民俗学概论，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和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把它们和上述的两本日本同行的著作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从中看看两国民俗学现阶段的问题意识的异同。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把这几本书的主要论点列成下表。参见表1：

　　1、“常民”和“民众”——民俗主体和民俗研究的对象
　　在前面，我们讨论过日本民俗学界对“常民”概念的分析，从实体的“常民”到抽象意义的“常民”，以及对常民内涵的相对化作业，标志日本民俗学对民俗主体不断扩大。由原来的稻作农民扩大到包括都市手工业者，商人，甚至武士知识分子阶层，以及现代社会的城市工薪阶层。这个转变是在明确主体意识主导下进行的，是民俗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所决定的。那么在中国的情形是如何呢。
　　我们从表1关于民俗的定义中可以看到，对民俗的创造，传承，享用的主体，钟敬文使用“人民大众”，乌丙安使用“民间”“人民”“大众”。在中国最具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这几个词是用来互相解释，可以说是同义的。在钟敬文，乌丙安的论著中，对“人民、大众、民众”等词并没有具体的界定。
　　对于“民众”的内涵，叶涛，吴存浩在其《民俗学导论》中有一个解释，“民众”应是相对于“官员”，“民间”是相对于“官方”而言的。而“民俗”则是与“官方礼仪”相区别的。[7]也就是说，民俗的主体主要是“非官方”的。
　　如果按照这个范围理解，民俗的主体除了指从事农耕生产的农民，渔业生产的渔民，牧业生产的牧民以及从事林业生产的人们，也包括乡村知识分子，城市手工业者，商人，艺人，宗教人士，乡绅，秘密结社的成员等等。而除了官员以外都是“民众”的话，其涵盖的范围也依然近似于“全民”。而且在具体的民俗事象中，官民不分，或不能分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乌著的“古都民俗文化遗产”一节，把殷墟，古都洛阳，咸阳，长安等古迹都列为民俗文化遗产，这些皇帝或高官贵族的墓葬，当然也可以作为了解当时的民俗的材料，但决不能说没有“官方”的成分。在葬礼中提到药物存尸，指少数高僧所用，则更不是什么一般“民众”所能为之。
　　钟著中“民间科学知识”所举中国古代数学，物理，天文，历算以及医学如本草学的发展。这些所谓民间的科学技术可能初期萌芽于民间，但经过知识分子的如刘歆，祖冲之，张衡，李时珍等人的提炼总结，为全民族所共享，这中间不可避免有所谓上层社会的介入和支持。因此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根本无法区别哪些是“民间的”、哪些是“官府的”。因此，民俗主体的“全民性”，或可说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个特点。
　　产生这样的区别，原因或许是因为日本的民俗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承担了一个重构日本民族文化原型的沉重使命。而构成日本文化原型的部分，应该是纯而又纯的最为“本土”的部分。柳田国男认为，能作为日本文化核心部分的就是稻作文化，这就是他要把民俗的主体界定为“稻作农民”，研究的地域界定为村落，而且排除了最上层和最下层人的缘故。
　　然而，中国民俗学起源于五四启蒙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和移风易俗的政治革命的需要、对于广大“民众”疾苦的同情。在五四时代，知识分子阶层，官僚阶层，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界限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今天，这些界限逐渐模糊消失以后，民俗学的主体如何界定呢。在这一点上，日本民俗学界的文化意义上的“常民”的概念，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也注意到，在日本的这两本民俗学概论著作中，“常民”并没有作为基本概念出现，而是用“民众”来替代。但是从分析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延续了“常民性”的概念，从研究村落发展到研究都市民俗，都贯穿了一个对“民之常”的关注。
　　2.民俗学的目的和课题
　　关于民俗学研究的目的，日本两本民俗学的著作都没有列专节讨论。这主要的原因可能和日本民俗学史的阶段性特点有关，众所周知，直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为止，柳田国男都强调民俗学的研究不是重新构筑历史的图景，而是通过对民俗传承演变的研究，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找到可行的方法，是一门“经世济民”之学。而随着民俗学体系的完善和其地位在日本学界的确定，日本民俗学讨论的中心已经不再是关于民俗学性质，目的等方面，而转移到以资料处理为中心的方法上。
　　但是民俗学出现危机的今天，民俗学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成为日本民俗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这两本书中不约而同的把“现代社会和民俗学”作为专题来讨论。要求民俗学不仅对过去的事实作出描述，更要对今天的变化作出反应，成为“出声的民俗学”。
　　在中国的民俗学著作中，代表性的说法是钟敬文提出的观点，“民俗学的任务，是帮助我们认识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解释和改造现实社会生活。”这一点和日本同行的观点大体相同。
　　在民俗学研究的课题方面，日本同行在基本完成了日本本土村落的民俗调查后，开始把眼光转向都市民俗学和比较民俗学等新领域，并对民俗学的“现代”课题投入更多的注意。如移民的民俗，战争与民俗，国家权力对民俗的影响，教育中民俗的作用等。
　　而中国民俗学概论中则较少涉及这些内容，而把主要篇幅放在总结过去的研究成果，对民俗事象进行分类解说方面。对民俗学的现代课题，除了在民俗学的任务和性质的部分中提到要积极研究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为社会发展服务之外，没有在学术领域的开拓方面提出具体的意见。在这个方面，日本同行似乎走到了我们的前面。
　　三、余 论
　　如果把福田亚细男和宫田登看作老一代民俗学家的代表的话，佐野贤治等可以算作是新生代。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书的架构来说，福田亚细男和宫田登比较重视对民俗事象的分类和解说，如福田亚细男和宫田登的《概论》共25章，其中21章介绍日本的民俗事象。而相比之下，佐野贤治等的《入门》放弃了对大量日本民俗事象的介绍，而别具一格地就一些重点问题作突出介绍和讨论，重点展现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课题。
　　在《入门》中，对理论的探讨篇幅极少，而侧重于对新领域的拓展。各地无法与之伦日本民俗学的研究经过百年以上的积累，理论体系，方法论的研究都水稻的颜色因其种位早已确立，而且大师辈出，研究成果对周边学科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它对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资料来源，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民众史，地方史的研究中，民俗学都有成功的介入。
　　然而，面对今天的社会的快速变化，日本民俗学和其鼎盛时期相，似乎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如何在解释和解决现实诸多问题方面重振学科的活力，成为日本民俗学的当务之急。这或许是《入门》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意识。
　　而反观中国，困扰中国民俗学发展的一个学科定位问题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且没有如柳田国男的《民间传承论》，《乡土生活研究法》等在理论，方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也鲜有宫本常一那样的走遍日本全面搜集民俗的实践家，完备的民俗志，民俗地图等基础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有些甚至还没有起步。理论研究的薄弱，研究成果对周边学科的影响都不及日本民俗学。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的民俗学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在概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在问题意识上的差别。作为入门书来说，中国的著作重视理论的严整，章节构成上力图全面反映民俗学的理论和历史。而日本方面的著作则在问题意识革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有特点。另外日本的著作中部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这既是学术规范的要求，也为有进一步研究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门径。他们可以按图索骥，节省不少入门的时间。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注释：
　　[1]福田亚细男、宫田登《日本民俗学概论》，吉川弘文馆 2002年，第4页。
　　[2] 福田亚细男、宫田登《日本民俗学概论》，吉川弘文馆2002年，第231页。
　　[3] 转引自宫田登《日本民俗学》讲淡社学术文库270 1978年，第52页。
　　[4] 福田亚细男、宫田登《日本民俗学概论》，吉川弘文馆。2002年，第270―271页。
　　[5] 佐野贤治等《现代民俗学入门》，吉川弘文馆2002年，第4页。
　　[6] 佐野贤治等《现代民俗学人门》，吉川弘文馆2002年，第206页。
　　[7] 叶涛，吴存浩《民俗学导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本文原载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办《民俗学刊》第四辑。收入本书时在个别词句上略有修改，内容没有变化。──作者附记）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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