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文]试论民间文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
[陈金文]试论民间文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
作者：陈金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4-29 | 点击数：802
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民间文学这一观点，最早是钟敬文提出的。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钟敬文就指出民间文艺研究者“有研究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以及文化史这一群学问的必要”[1]。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钟敬文又一次指出：“(民间文艺)的研究角度应该是多方面的，不但可以从民俗学、民族学、民族史、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角度去对它进行研究，也可以从美学、艺术学、心理学(特别是民族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史等角度去研究。这种研究，不但是各种人文科学所需要的，对于民间文艺本身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补充手段，它使我们的专门科学的内容更丰富和更深刻。”[2]总之，钟敬文多次强调从多学科视角研究民间文学这一观点。钟敬文民间文学应该从多学科视角研究的这一观点，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界得到了普遍响应。建国后出版的民间文学基本理论著作差不多都提到民间文学的多学科价值，如刘守华、巫瑞书主编的《民间文学导论》中就指出，民间文学除了具有艺术的价值外，还具有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以及农业科学、气象学、医学等多方面的价值[3]；段宝林在其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要》一书中也指出：“(民间文学)是人民自己的‘百科全书’，因此它为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它有关的科学部门计有：哲学、历史学、文艺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美学乃至农业、气象、水文、地理、医学等等。”[4]巫瑞书在其《民间文学名作鉴赏》一书中则指出民间文学的鉴赏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文学的”，一个是“科学的”，而“科学的”又包括“历史的”、“民族学的”、“民俗学的”、“科技的”，等等[5]。总之，认为民间文学有着多学科的价值，应该从多学科视角对它展开研究既是钟敬文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也是民俗学、民间文学界久已取得的共识。但遗憾的是，所有涉及该观点的论述都是散见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专著或论文中，民俗学、民间文学界至今还未有人就这一观点作专门的系统理论探讨，本人作为一个民间文学研究者非常赞同从多学科视角研究民间文学的观点，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也有一些相关的体会和心得，故在此就这一观点撰文集中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从多学科视角展开研究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特色。从作家文学研究的方法来看，对作家文学的研究也不排除多学科视角，就文学的作用来讲，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娱乐价值等。其认识价值又是多方面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民族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状况。其多方面的价值，决定了文学研究视角也是多样性的。以文学批评为例，就包括伦理批评、社会历史批评、语言批评、心理批评等多种形态，但是，上述任何文学批评形态都必须在审美批评的通领之下，任何脱离了审美批评的其他视角下的文学批评，都有悖于文学批评的原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在谈及伦理批评时说：“伦理批评作为一种历史久远的批评形态，并不像现代某些批评形态那样形成一定的模式，但其基本原则如‘寓教于乐’却永远在批评中起作用而且渗透到各种形态中。西方现代批评中的道德学派如美国的欧文·白壁德和保尔·摩尔等代表人物都主张伦理批评，强调作品的道德意义和教育功能。只不过伦理批评由于强调的重点始终放在艺术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因而对艺术的灵性和创造力往往有所忽略，有时把‘寓教于乐’变成了‘重教轻乐’，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6]诚如《文学理论教程》中所云，“寓教于乐”应该永远在作家文学批评中“起作用而且渗透到各种形态中”，脱离了审美娱乐这一视角，无论是单纯从伦理的视角，还是单纯从社会历史之类的视角对文学展开的批评，都可能不是科学的文学批评。攻击《红楼梦》、《水浒传》“诲淫”、“诲盗”，不是科学的文学批评；在研究《红楼梦》时撇开其在艺术创新方面的成就不谈，仅从隐喻的视角从中去寻找宫廷秘史也不是科学的文学批评，单纯地把《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作比较，对《三国演义》的人物、事件做历史考证，同样算不上科学的文学研究。就此而言，作家文学研究虽然也需要多元视角，但都要在审美视角的通领之下，它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审美研究，文艺审美研究才是作家文学研究的特点。
而民间文学则不同。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在创作动机上有不同。作家的创作动机虽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要为社会提供具有审美娱乐价值的艺术产品。民间文学的创作动机则是多样的，不一定最终要归结到艺术审美方面去。有一些民间创作是非自觉的，如神话就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7]神话的创作者从没想到自己的创作是一种艺术生产；就传说而言，其中确有部分作品表现出作者自觉的审美追求，但也有许多作品艺术自觉的意识不明显，有时连讲述人自己都分不清自己讲的究竟是真实发生过的生活事件，还是传奇故事；其次，就谚语而言，大部分创作者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自己关于天文气象的知识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经验传承下来，其语言的艺术化显然也不是为了满足审美的需要，而是为了易诵易记。总之，民间文学的创作动机较作家文学而言有很大差别，作家文学的创作动机终究归一可归结为艺术审美的需要，而民间文学则未必，故而作家文学尽管需要从多种角度去审视，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不能脱离审美的视角，而民间文学则可以从任何一个学科的视角去单独展开研究，或从其他某几个学科的视角去进行研究，而不一定非要在审美视角的主导之下。所以，我们认为多学科视角下的研究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特色。
[陈金文]试论民间文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
作者：陈金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4-29 | 点击数：803
如前所述，研究民间文学的多重视角涉及到许多学科，段宝林在其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要》一书中就指出民间文学具有包括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在内的十五个学科的价值。段宝林列举的这十多个学科确实或多或少都与民间文学有联系，但我们以为，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最应该注意的主要是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伦理学、语言学和文艺学等学科视角。
在史学家看来，民间文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对上古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保留于各民族口头的神话或传说。即使撰写进入文字文明时代之后的历史，由于原因种种，史学家仍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借助于民间传说。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往往进行实地考察，即今天民俗学者所说的田野调查。他奉父命，经历了长达六年的游历生活，先后到过湖北、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以“网罗天下放失之旧闻”(《报任安书》)，即采录流传于民间的传说，将其作为撰写《史记》的重要资料。譬如他写陈涉年轻时为人佣耕，如何叮嘱伙伴“苟富贵，毋相忘”；写项羽见始皇帝出游，如何云“彼可取而代之”；写刘邦之母孕刘邦时，如何有蛟龙盘身，等等，都显系采自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还有利于我们全面真实地了解历史。譬如，官修史书无不把农民起义领袖诬蔑为“贼”、“寇”，说他们如何嗜杀成性，而另一方面则对那些封建帝王极尽美化。而民间传说却往往与此相悖，譬如，《旧唐书》云：“(黄巢)攻陈州……时仍岁大饥，民无积聚，贼俘人为食，其炮炙处谓之‘舂磨寨’，白骨山积，丧乱至极，无甚于斯。”[8]《资治通鉴》则说，黄巢的军队“掠人为粮，生投于椎硙，并骨食之”[9]。而湖南新化县一带民间流传的《鸡叫岩》的传说则告诉人们：黄巢虽然杀人，但只杀坏人不杀好人[10]。一些传说则扒下了那些披在封建帝王身上的神圣外衣，揭露他们的歹毒阴险、心狠手辣，如《火烧功臣楼》的传说讲，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以招集功臣聚宴的方式将他们集体谋杀[11]。以上这些传说所讲虽然并非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但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历史或认识历史却有着很大的帮助。
民间文学的研究离不开民俗学的视角。我国的民俗学运动最初就是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开始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发起者于1922年12月17日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中指出：“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12]，可见我国民俗学运动的发起者在当时就已认识到民间文学具有的民俗学价值。民俗往往借助于民间文学传承、传播，民间文学传递着丰富的民俗文化的信息，因而，对它的研究离不开民俗学视角，譬如《鲧、禹治水》的神话里面有一句令人难解的话“鲧復(腹)生禹”[13]。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从鲧的肚子里生出了禹。鲧是一位男神，怎么能生育?这是从语言或文学的角度都无法理解的。但如果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奥秘就容易解开了。在母权制氏族社会向父权制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男子逐渐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抢去了领导权，他们还要在生育以及亲子权方面占据优势，于是便利用巫师兼酋长的地位或身份，搞了一个“男子产育”的仪式，借以把生育权与亲子权夺过去。了解了“男子装产育”即“产翁制”的习俗，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考察，“鲧復(腹)生禹”神话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就豁然明朗了。又如流传于湖南土家族当中的抒情长诗《哭嫁歌》中有这样一个片断：“灯笼火把两边排，人家的轿子闯进来；灯笼火把两边分，人家的轿子闯进门，爹呵、娘呵，人家的轿子我不做，坐在上边像刀割。人家的轿子我不上，人家的奴才我不当。”[14]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段描述非常让人费解，如果仅从封建时代婚姻不自由等方面来讲，恐怕还是不能理解歌者为什么把迎亲的场面描述的如此可怕和恐怖，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古代社会曾经盛行过抢婚的习俗，也就不难理解这首民间抒情长诗中积淀的历史记忆了。总之，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民俗学是一个重要的学科视角。
张紫晨指出：“民间文学植根于民族土壤中，对民族历史的反映最为充分。从原始部族、氏族到民族的形成，及民族的融合与分化，在各民族口头文学中都有重要反映，特别是民族生活、民族的风俗和习惯、民族迁徙、民族技术、民族文化、民族宗教、民族婚姻与家族，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等，在民间文学中的反映都往往是多层面的。”[15]诚如张紫晨所说，史诗所描绘的民族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的民族史研究价值。其中英雄史诗更是形象的古代民族战争史，它对古代社会的性质、民族关系、民族间战争的性质都有鲜明的揭示。一些民间传说也常与民族历史相联系，差不多每一个民族曾经发生过的有影响的事件都能够在该民族的传说中得到反映。巫瑞书曾经指出：“我国五十多个民族由于居住的地域不同，它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形态也甚为悬殊。因而，这众多的民族，几乎把人类所经历的社会发展各阶段同时地存在于我国疆土内，成为一部社会发展史的缩影……民间文学作品，保存了与之相适应的大量的民族学资料，乃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在鉴赏、研究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时，应当发掘并重视它们的民族学价值。”[16]正如巫瑞书所说，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视角是不可或缺的。
民间文学经常性的反映人民群众的道德伦理观念，是人民群众进行自我道德教育的教科书。恩格斯说：“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们的道德感。”[17]正如恩格斯所说民间文学具有培养群众道德观念的作用。长期的阶级社会，掌握书本知识的文人主要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培养自己的道德伦理观，民众则是通过民间口头文学进行自我教育。恩格斯说德国民间故事书是德国人民的《圣经》，那么，中国的民间文学作品就是中国普通百姓的《论语》。普通劳动者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他们基本上没有接受书本知识的条件，但他们同样有接受伦理教育或道德教化的内在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下层社会的民众就是通过民间文学口口相传的方式接受或传播道德伦理观念，并用以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的。总之，民间文学反映人民群众的道德伦理观，具有道德伦理教育的功能，因而，它是研究传统社会民间道德伦理观念的重要材料，伦理学视角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民间文学是方言的文学，是通过乡音土语来传承、传播的，是研究方言的好材料。可以说，我国民间文艺学科产生之初，人们对其语言学价值就应该有一定的了解。歌谣学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周作人曾在《歌谣》周刊上发表《歌谣与方言调查》一文指出歌谣与方言关系密切，“歌谣原是方言的诗”[18]。此后，民间文学的语言学价值也一直为学者们所重视，直到今天，一些语言学家对方言的调查还往往是先从民间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入手。再看看各地编撰的地方志，无论是县志、还是市志等，所有介绍方言的部分几乎都是以流传于当地的传说、故事或歌谣、谚语作为语料来加以说明的。由此可见，民间文学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语言学也是民间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个视角。
从文艺学的角度审视民间文学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强调从多学科视角研究民间文学，但并不排斥对民间文学做文艺学的研究。但是，要说明的是，民间文学的艺术审美研究只是民间文学多种研究形态中的一种，与从其他学科视角下展开的民间文学研究属于平行关系，而不像在作家文学研究中那样起统领作用，居主导地位。如前所述，民间口头创作在艺术自觉方面区别于作家文学，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因而，我们不强调或突出对它做文艺审美研究，但民间口头创作也属于文学，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各类民间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定的文学性，因而，对它的研究肯定少不了审美的视角。民间文学经常创造和发展出新的艺术形式，不断为文学开辟新的领域；它还为作家创作提供大量的形象和素材，对作家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作家文学相比，它有着自己审美特点，譬如语言的朴素、简洁、形象、自然，就是一般的作家文学所难以企及的。总之，文艺学研究也应该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形态。
如上所述，我们认为民间文学具有多学科价值，倡导大家从多学科视角研究民间文学，其中重点强调了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伦理学、语言学及文艺学等学科视角。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当从任何一个学科的视角去审视民间文学时，都要注意到以下两点：一是，民间文学既然被冠之以“文学”之名，大家就应该认识到，在许多场合，它也和作家文学一样属于话语虚构，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是虚拟的或假定的，因此，我们无论是从哪一个学科的视角审视它，都不要轻易把它反映的内容看作是生活的真实。一些学者在民间文学的研究过程中，去考证梁山伯、祝英台，董永，或者刘三姐的籍贯，提出某某传说人物是某地人的说法，无疑是不严肃，也是不科学的。二者，民间文学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许多今天仍流传于人们口头的民间创作，实际上大都在千百年前就产生了。因而，我们从任何一学科视角研究民间文学时，都应该意识到它可能表现出的历史的局限，譬如民间关于一些动植物药物价值的传说或农谚、气象谚，都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智慧的结晶，但这些终究是靠直觉或感性经验获得的，因而，究竟正确或科学与否，还要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来进一步鉴定；另外，民间文学中所反映的历史观或道德伦理观等，也会经常表现出时代的局限。以上两点，是我们从多学科的视角审视民间文学时所应该注意到的。
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民间文学，是钟敬文的一个经常性的观点，这一观点也为学界所普遍认可，即如某人，虽以为钟敬文“学术实绩薄弱”，“没有留下什么掷地有声、风标高举的学术范例”，但其对钟氏所倡导的“民间文学研究之意义，实是多角的”之说法，还是非常赞同的，他说：“这样的倡导，对于民间文艺学的健康发展，显然是十分有益的。”[19]可见，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民间文学的观点是学界之共识，其正确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至今学界还有一些人在研究民间文学的过程中，仍缺乏这种从多学科视角审视民间文学自觉性，认识不到民间文艺研究与作家文学研究的区别，而仅囿于艺术审美研究之一隅。故而，本人不揣浅陋，再就该观点发表一点个人的浅见，以期引起这些同志的注意，从而推进从多学科视野下对民间文学的深入研究，以有益于民间文学研究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1] 钟敬文：《前奏曲》，《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19页。
[2] 钟敬文：《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第441页。
[3] 刘守华、巫瑞书：《民间文学导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第50-53页。
[4] 段宝林：《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36页。
[5] 巫瑞书：《民间文学名作鉴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第7-22页。
[6] 童庆丙：《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314页。
[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人民出版社，1995，第118页。
[8]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第717页。
[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第8296页。
[10] 高等学校民间文学教材编写组：《民间文学作品选》(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第77-82页。
[11] 姜彬：《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403页。
[12] 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98页。
[13] 袁珂：《神话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第289页。
[14] 巫瑞书《民间文学名作鉴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第210页。
[15] 张紫晨《民间文艺学原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第224页。
[16] 巫瑞书：《民间文学名作鉴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第17页。
[17]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曹葆华、孟庆生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01页。
[18] 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108页。
[19] 陈泳超：《中国民间文化的学术史观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第278页。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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