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玲]从“历史演进法”看胡适小说考证中的民俗学学术偏向
[李小玲]从“历史演进法”看胡适小说考证中的民俗学学术偏向
作者：李小玲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4-21 | 点击数：3254
［摘要］胡适的方法论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关于他的一些具体研究方法，如“比较研究法”和“历史演进法”却少有探讨。本文选择胡适的“历史演进法”与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的视点，在肯定这一方法于文学上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凸显胡适于小说考证过程中的民俗学学术偏向和方法本身与民俗学学科特点之间的某种契合。
［关键词］ 胡适；历史演进法；民俗学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6）06－00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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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适时提出和概括了“历史演进法”，并运用这一方法对有“演化的历史”的中国古典小说进行考证，借此既把握住了这类小说的文体特征，也提升了中国传统小说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过，就笔者看来，胡适的“历史演进法”的成就远不止于小说抑或是文学本身，其于中国现代民俗学方法论上的贡献也是不容小觑的。本文选择胡适的“历史演进法”与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的视点，在肯定这一方法于文学上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凸显胡适于小说考证过程中的民俗学学术偏向和方法本身与民俗学学科特点之间的某种契合。
一
“历史演进法”概念见于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俞吾金，1995：604）1924年，胡适就顾颉刚等四人的古史辨，发表了这篇总结性的文章。在论述中，他赞赏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并把其研究方法叫做“剥皮主义”，“譬如剥笋，剥进去方才有笋可吃”。他以为这一方法起于崔述，只是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而顾颉刚不仅剥得更深，而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即“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也就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接着，胡适对这一“历史演进法”做了归纳和概括：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在胡适看来，“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因为“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虽说胡适是在对顾颉刚古史研究的总结中阐释“历史演进法”，然他自己早于1919年、1920年就曾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过井田制度。“我在几年前也曾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一个历史问题——井田制度。我把关于井田制度的种种传说，依出现的先后，排成一种井田制的演进史”。胡适进而还把这一方法延用到小说考证。顾颉刚也明确说，他研究古史和民间故事就曾深受胡适《水浒传》和井田制考证方法的启发，他说：“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顾颉刚，1982：40）后来，顾颉刚借助“历史演进法”研究古史和民间故事，不仅在史学界名声大振，而且还以孟姜女民间故事的研究奠定了在民俗学上的地位，坐上“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进入民俗学大师的行列。
胡适曾多次提到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早在1914年初，胡适留学美国时就把“历史的眼光”作为古老中国起死之神丹。1921年，他在《国语文法的研究》一文中又把“历史的研究法”作为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1923年，他又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国故。
所谓“历史的研究法”也是民俗学者惯用的方法，它符合民俗学历时传承性的特点。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指出，民俗学的方法为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是要探索共同体文化的来源系统，给以时间序列及前后关系，并掌握其逐渐积累的过程，就是把现在的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来掌握，阐明其发展阶段。（关敬吾，1984）这一诠释可以说是对胡适提出的“历史演进法”四步骤的抽象化和概括化。
胡适采用“历史演进”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其小说考证始于《水浒传》。《水浒传》和《西游记》、《三国演义》一样，都有“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胡适，1988：899）《水浒传》的故事最早见于《宋史》上有关宋江等三十六条好汉的史料和在民间流传的“梁山泊神话”，经宋元之际《宣和遗事》的记载，到元代各种“水浒戏”之搬演，直至明代诸种《水浒传》版本的出现，最后经明代文人整理增删而成为一部文学巨著《水浒传》。“这种小说是经过长期演变出来的。每部小说的开始，可能都只是些小故事；但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才逐渐变成一种有复杂性格人物的长篇小说”。胡适对于这类有演化历史的小说往往采用“历史演进法”，并基本遵循上述的几个步骤展开，即“从它那原始形式开始，然后把通过一些说书人、讲古人所改编、改写的长期演变的经过，一一搞清楚”。（唐德刚，1997：232）
胡适1920年作《〈水浒传〉考证》，翌年又完成考证续篇。他说自己写作有“历史癖”和“考据癖”，而《〈水浒传〉考证》也便是两种癖好发作的结果。他开宗明义地说：“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胡适，1988：750）胡适搜集早期流传的各种“水浒故事”和“水浒戏”，考察了《水浒传》故事流传、演变及成书的历史过程，最后得出结论：《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12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400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他首先据《宋史》上的三条史料，得出宋江等三十六人均为历史上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因他们威名远扬，“留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胡适考证宋代、元代直到明朝中叶时期有关“水浒故事”的文献记载，并以历史的眼光，从社会的、民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了故事流变的原因、不同时代故事的特点、成就和不足等等。如元朝“水浒故事”的发达是源于那时的民众“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的良好愿望。然元朝的水浒故事绝不是后来的《水浒传》，那时代绝不能产生后来的《水浒传》，是因为“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艺，程度很幼稚”。胡适最后总结道：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品——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他把这种观念叫做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也就是主张要取一种宏观的、发展的眼光去关照文学现象。
自《〈水浒传〉考证》后，胡适又陆续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形式考证了《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等十二部传统小说。胡适想充分利用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来传播他的“从证据出发的治学方法”。在中国，小说被称为“野史”、“小道”，难以登堂入室，历来不被正统文化所重视，明末开始才有些士大夫以序跋的方式评点小说，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纶、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等，但他们都是做从文本到文本的分析，没有考虑到这类小说形成的历史特点。胡适认为要研究有“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的小说，不能用类同于个体作家独立创作的文学批评眼光和研究方法，应从这一故事的流变过程以及母题的发育生长来把握和考察此类小说的丰富内涵，他认为这是由此类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唐德刚，1997：188）他把作者和版本等问题的考证作为小说研究的主要问题，在此过程中注意考察社会、地域和民众对其的影响和作用，这大大扩大了小说研究的视野，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路数。因此，有学者认为，胡适所建立和运用的“历史演变法”既“打破了此前诗品、文论、小说评点中常见的随意鉴赏和直觉评论”，也“找到了理解文类发展和作品形成奥妙的关键”。（陈平原，1998：210）
但也有学者对胡适的“历史演进法”提出了异议，陈泳超认为第三个步骤“大有商榷之处”，因为“胡适概括的那些演进规律，实在是过于主观也过于简单了”。他评价胡适对传说演变规律的归纳和概述是呈单向的，即“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等等”的单一走向，而未作逆向运作和双向互动。他说道：“胡适总结的那些演变走向，带有明显的从蛮野走向文明的想象色彩，对于其中可逆、双向互动的复杂情形，便容易忽视了。”而究其实质，“恐怕与当时风靡的进化论有密切关系。况且，‘evolutionary’的词意本身便含有进化的意思，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即‘the theory of evolution’，‘演进’只是客观发展，‘进化’则为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当时进化论已远远超过了生物界，成为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一种有力武器。”（陈平原，2002：69）
陈泳超注意到了“当时风靡的进化论”背景，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胡适在涉及具体问题时所发生的学术偏向的转移。不可否认，胡适确实是历史进化史观的提倡者和推崇者，如前也已提及，然联系到他的古典小说考证的过程来看，我们却将发现他历史的眼光虽然始终没变，但“因时进化，不能自止”的进化观念倒是少有体现。尽管陈泳超也发现胡适在这里的措词为“演进”而非“进化”，却依然强调其总结规律时的“进化论”色彩，并认为是胡适理论隐藏的背景与缺陷所在。这样的评述似乎有先入为主的理论成见。
其实，胡适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探寻故事演变的逐个过程，却并没有像他在阐释中国文学史那样强调文学的发展始终是朝进步的方向前进，强调因时递进的发展规律。谈到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句，依笔者之见，进化论与其说是胡适的理论主张，毋宁说是他文学革命的武器和策略。从文本看，对于故事的逐个演变过程，胡适并未做什么孰高孰下之评价，“包公故事”，“李宸妃的故事”，“西游记故事”等等都是如此。胡适在研究过程中发生由进化到演化的眼光转变，致使其考证小说的学术路向也就发生相应变化。所以，陈泳超从进化论出发，对胡适方法论的指责与文本事实不尽吻合，诸种读解不切合其方法理论及具体运作的实例研讨，存有一定程度的误读。实际上，胡适的第三个步骤只是概括民间文学由粗野到文明等演变的一般规律，并未将其绝对化，即只可以由神变人，亦无由人变神，或神话变史话，而无史话变神话。事实上倒恰恰相反，胡适很在意史实在传说过程中所渐渐添加的神话色彩，这从他的很多诠释中可以见出。在《〈三侠五义〉序》中，他论述到李宸妃一案在民间流传中被添枝添叶，以讹传讹，乃至“渐渐地失掉本来的面目，渐渐地神话化”。（胡适，1988：1186）《〈西游记〉考证》中，他又谈到玄奘取经的故事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件极伟大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传播，和一切大故事的传播一样，渐渐地把详细节目都丢开了，都‘神话化’过了”。玄奘的很多事实，本可作理性的解释，但“后来佛教徒与民间随时逐渐加添一点枝叶，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换平常的事实，这个取经的大故事，不久就完全神话化了”。（胡适，1988：891）
还有被胡适称之为“箭垛式的人物”，在民间流传过程中被不断添加神化，如历史上的包拯就是个例，他大概有断狱的侦探手段，然“民间流传，愈传愈神奇，不但把许多奇案都送给他，并且造出‘日断阳事，夜断阴事’的神话。后世佛、道混合的宗教遂请他做了第五殿的阎王”。（胡适，1988：1176）由是观之，尽管胡适取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但他在具体的小说阐述中并未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单一的、简单化的理解和把握，他只是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取一种历史变迁的眼光去诠释故事演变的整个过程。笔者以为，胡适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南辕北辙，既有其策略方面的考虑，也有其学术兴奋点的因素，胡适在小说考证的过程中，引发他兴趣的不是文学本身的变迁，乃是文学流变背后潜在的文化内涵。陈平原充分肯定胡适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和成就，但以为胡适在小说考证过程中也造成了另一种缺失，即往往沉醉于故事的考辨和版本的比较，而相对忽略了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即“重‘史’轻‘诗’，对小说的艺术表现兴趣不大；即便论及，也都不甚精彩”。（陈平原，1998：210）此番评论颇为客观，说到了胡适小说考证的特点或缺失所在。确实，胡适的“历史癖”和“考据癖”使他在研究文学之时常常游离于外，乃至无暇顾及到作家个体的文学贡献和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胡适自述他读《水浒传》时“开小差”就是一个例证，“我正看得起劲，忽然我的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胡颂平，1984）余英时曾说：“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据学。”（欧阳哲生，2000）胡适自己也常说，文学仅是他的娱乐和“玩意儿”，他在《四十自述》中明确地说道：“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曹伯言，1991）对于有“历史癖”的胡适来说，对文学的鉴赏发生史学的偏移，亦是不出意料之中的事情。为此，常有学者对胡适的文学鉴赏能力表示怀疑甚至指责。客观地讲，胡适重实证主义，对于文学这一作为想象的艺术来说，他的分析确实有时不很到位，但他对不同文学类型特性的本质把握及采取不同的解读方式却是比较准确和恰当的。
而且，就笔者看来，胡适的历史精神和重考据之实虽常常与追求“诗无达诂”的文学发生错位，然却与同样重史实研究的民俗学颇为合拍。如前所述，历史的方法也是民俗学上惯用的方法，正如林惠祥所说：“民俗学是历史的材料，采用历史的研究法是毫无疑义的。”（苑利，2002：27）然而，胡适本人并没有这种民俗学方法上的明确意识，他更强调方法于民间文学的作用。他常说研究民间文学的根本点在于文学，《歌谣周刊》复刊词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这一态度，他甚至很遗憾没人用文学的眼光对歌谣加以选择，“可惜至今还没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那些真有文学意味的‘风诗’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胡适，1988：456）现代民俗学的积极倡导者常惠还对此发表了相左意见，“要研究歌谣，不只要好的文学——‘真诗’——还要能知道民族的心理学。要研究民族心理学，万不可不注意一切的民俗的书籍。所以我爱读坊间的唱本儿，弹词，小说，比较那大文学家的著作爱读得多。我想本可以不必知道著者是谁，只要看他的内容取材于社会和影响于社会就得了”。并以此号召人们“努力研究‘民俗学’”。（胡适，1988：478）不过，胡适虽在主观上以为民间文学的收集保存和研究，“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提升它们的学术价值，但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他却时时偏离文学的轨道，而进入常惠所强调的民俗学研究范畴。他在《白话文学史》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孔雀东南飞》，而对民俗风情的探讨就占了不少的比重。他的小说考证广泛收集了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水浒故事”、“西游记故事”、“狸猫换太子故事”的相关作品，“略依时代的先后，排列比较”，目的则是探寻传说的“变迁沿革”，力求在返回“古本”的过程中理解时世变迁与文化学术的演进。（陈平原，1998：209）
1925年，胡适撰《〈三侠五义〉序》，追述了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的演变故事，并把小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以此折射出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时世变迁和文化氛围。李宸妃的故事在当时是一件大案，《宋史》上有寥寥几百字的记载，后来渐渐成了一大传说，演成连台几十本的长剧，衍生了“狸猫换太子”故事，成就了《三侠五义》一部大书。“狸猫换太子”故事在前清已成了通行的戏剧，在《三侠五义》里遂演成故事的定本。胡适从社会风尚、民众心理等方面解析了故事的每一个演变过程。他认为当时民间对于刘后的不满，对于李宸妃的不平便是其故事传说之所以流行和传播久远的原因。他提到《宋史》中关于宸妃妊娠时玉钗的卜卦已有神话的色彩，而到元代杂剧时玉钗之卜成了金弹之卜，神话的意味更浓了。杂剧还增加了“红光紫雾罩定太子身上”和刘皇后要害死太子的细节，这和《宋史》中刘后待宸妃之子如己出不同，胡适分析道：“民间传说不知不觉地已加重了刘后的罪过，与古史上随时加重桀、纣的罪过一样。”明代故事中的刘后受绞死之刑，而李宸妃入宫，享有尊荣。胡适觉得这也是民众心理的反映。《三侠五义》里的故事把元、明两种故事掺合起来，调和折衷，组成一种新传说，遂成为李宸妃故事的定本，添加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胡适对这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又用“母题”的思路加以贯穿：
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胡适，1988：1193）
胡适认为故事本身并不值得多大的研究，但它“最容易使我们了解一个传说怎样变迁沿革的步骤”。“这个故事不过是传说生长史的一个有趣味的实例。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并感悟到它的演变如同尧、舜、桀、纣，乃至和井田禅让等古史传说的变迁沿革一样，都是随人的心理随时添加上的枝叶。胡适由此得出结论：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美国学者R·D·詹姆森对胡适从史学的角度研究这一故事的异文现象颇为赞赏，“我要提请大家关注的中国的不同的异文，已由胡适博士进行了研究。他写了题为《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的论文，连载在中国的《现代评论》杂志上”，论文的目的“在于剖析民间故事的性质，并评价那些在历史上并不可信，但却对故事的产生有巨大影响，甚至导致偏差的历史事件”。胡适“考察了这个故事的演变过程，它曾是中国宋代一个很奇妙的史实，以后经过故事、小说、戏剧的不断加工改编，到清代时已经演变成一个故事的模式”。R·D·詹姆森特别提到胡适对历史民俗现象和细节的关注和研究：胡适博士认为没有理由否认这些历史材料，甚至是那关于头饰的玉钗的细节，也不一定就是要去否认，那不过是历史事件中所加入的风俗的反映。因此，“在这个历史原型中，即使某些细节是失真的，但这一历史事件所表现的清晰的内容与意义，如皇位继承人生母的特权与荣誉被他人篡夺，以及人们对太后执政的不满情绪都为后来情节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沃土”。（詹姆森，1995）很显然，引起R·D·詹姆森对胡适论文的兴趣和重视就在于文中所涉及到的历史、风俗等民俗学上的相关诠释和结论上，折射出胡适于具体研究过程中的民俗学学术偏向和“历史演进法”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可行。
三
在评论界眼里，胡适的“历史演进法”主要是为中国小说研究开辟了新路径，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其主要成就。陈平原论道，“胡适的主要成就不在古史辨，而在为中国小说研究开辟新境界”。（陈平原，1998：203）毋庸置疑，胡适小说考证的初衷在于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并不牵扯到民俗学。据实论来，他的小说考证在改变人们陈旧、落后的文学观念上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以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学术探讨，将小说提高到与经史子集同等重要乃至更高的位置，小说由此步入了学术研究的殿堂。尽管前有梁启超曾把小说誉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1902）但他所说的小说概念并不包括《水浒传》这样的中国传统小说，而是指“被他赋予了理想内涵的‘新小说’”，（杨联芬，2003：22）即作为“载道”之工具，至于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小说则被其斥责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也就根本不值得去作学术的研究和探讨了。所以，唐德刚就曾说：“把小说当成一项‘学术主题’来研究，在中国实始于胡适！”（胡适，1988：241）胡适的“历史演进法”于小说研究方面上的突出成就显而易见，也为人们所普遍关注，但它于民俗学方法论上的价值和贡献却多多少少被人淡忘和忽视。陈平原看到了胡适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历史演进法”对于“故事或民谣等的研究尚非致命的弱点”，但对于《水浒传》等文学名著的研究来说，却有着“难以原谅的缺失”。（陈平原，1998：208）确实，史料的缺乏往往会导致种种错误的判断，如胡适为了纠正《〈水浒传〉考证》的错误，不得不补充了《〈水浒传〉后考》就是一例证。而胡适的“考据癖”也常常使他过于专注故事演化的考辨，关注故事之所以发生发展的时势世事和民众情绪，即民俗学内涵，而疏于文学艺术价值的解析。由此，或许可以说，胡适是借小说的本子做的原是民俗学方面的工作。
胡适于文学上的努力却结出民俗学上的硕果，既有个体的原因，也有方法论本身的因素。钟敬文先生在晚年时就说：
中国典籍丰富，又有考据传统，因此，考据便成了中国民俗学的一大特色。无论哪位学者，也无论他使用过怎样的方法，在他的著作中，几乎都会程度不同地留有考据学的身影，这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民俗学。（詹姆森，1995：5）
陈平原以为“母题”是民俗学上的概念，胡适所借鉴的“都是民俗学方法”。（唐德刚，1997：208）应该说，这话是有一定来由的。胡适的诸多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母题”和“考据学”打转，他的“历史癖”又常常使他偏离文学的视线，进入民俗学研究领域。当小说不再是“小道”、“稗史”，“历史演变法”于学术史上的思想意义不复存在时，它在民俗学上的价值和作用却日益凸显，且当时就直接影响到民俗学大家顾颉刚，推动了“古史辨派”的形成。不过，至于论及“历史演进法”就是民俗学方法，就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虽说“历史演进法”切合民俗学特点，并且是民俗学上惯用的主要方法，但绝非民俗学科的专利，胡适以此考证古典文学，顾颉刚以此研究史学都足以说明“历史演进法”是众学科共同的研究方法。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历史延续性，取历史的视角看视社会文化现象，亦是学术研究中惯用的方法，所以，有学者说，一切的科学都可说是历史的科学。但对“历史演进法”作民俗学方法框定本身也可以想见它在民俗学学科的地位和影响。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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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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