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本质论
一一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第一讲
徐杰舜
一、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博厄斯是最早提出人类学研究目的和任务的人类学家。关于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他在《种族、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提出“（是）关于人类和他的历史”，是“必须包括认得形体发展的历史，人的生理学上的功能，思想和文化”。为此，“需要一种年代学的继承形式的知识和对变化情况的了解，而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获得这些材料”。
据我的理解，博厄斯所说的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探索和掌握人类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人类心理、精神和文化表达及表达的规律。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博厄斯提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重建人类历史，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探讨变迁的动力。
当时博厄斯提出的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是一种有远见、有气魄的科学构建，对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人类学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我们如何解读博厄斯关于人类学研究的用呢？
近一百年来，人类学有了惊人的发展，工业化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策略，这种改变使得人类进入了现代化。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地球的自然环境，这种改变总的来说是使地球资源临近枯竭，环境污染严重。
人类面临这种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第三方面是族际关系日趋紧张，人类社会应该如何发展？不仅是对国际社会的严峻挑战，也是对人类学的严峻挑战！
博厄斯是从人类学研究的目的谈到人类学研究的任务，我们则要倒过来，从人类学研究的任务谈到人类学研究的目的。
1．21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任务：
反思人类发展的历史，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族群与族群的关系，以建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
2．21世纪人类学研究的目的：
探索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探索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平衡点。
二、理论研究是实现人类学研究目的的核心
1．理论的定义
人类任何有意义的行为都隐含了一定的理论，需要将其明朗化、系统化。正如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James）所说的，“你即使是在田野里捡石头也需要理论”。
陈向明博士在《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理论的定义有非常系统和深刻的论述。她说：
“在传统的意义上，‘理论’被认为是‘为了解释和预测现象，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用系统的观点将相互关联的概念、定义和命题组织在一起的总和’。‘理论’是一组被推论和被修正的法则，包括从单一、简单的判断到复杂法则的组合：所有理论中的陈述不管它是解释的还是被解释的都具有普遍意义，用以解释它物的判断被称为‘公理’，被解释的判断则被称为‘定理’。很显然，上述定义根据的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法则，认为理论是‘公理’和‘定理’，对事物具有普遍的解释意义，可以用来确定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可以用来对未来的情况进行预测。
有学者认为，理论可以分成‘广义的理论’和‘狭义的理论’两种类型。‘广义的理论’指的是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范畴的体系或命题的集合，是关于特定领域或对象的系统化知识。‘狭义的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在真实性上是可靠的，与尚未得到实践检验的、不可靠的理论（即‘假说’）相对。
‘理论’还可以按照另外一种标准分成两种类型：‘形式理论’和‘实质理论’。‘形式理论’指的是系统的观念体系和逻辑架构，可以用来说明、论证并预测有关社会现象的规律。上述‘狭义的理论’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实质理论’是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适于在特定情境中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理论。
根据上面的定义和分类，我认为，质的研究中的‘理论’大都属于广义的、实质理论的范畴。质的研究的目的是对特定的现象本身及其内在联系进行探究。注重人的实践理性和实践知识，因此其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实践性。质的研究中的理论不是社会现实的概念化和形式化，而是特定研究者从特定的角度通过特定的研究手段对特定的社会现象作出的一种解释。这种理论据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加以修正。”
陈向明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深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给理论的定义一个通俗的界定。什么是理论呢？简言之，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系统化了的理论知识，其具体指概念、原理的体系。
2．理论的类型
从陈向明的分析中，我们还可知理论可分为“广义的理论”和“狭义的理论”，或“形式理论”和“实质理论”，此外，根据解释范围的大小或理论的抽象层次的高低，有的学者还将理论划分为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三种类型。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对此解释说：
“宏观理论往往对社会整体和全部社会行为提供高度概括的阐释框架，比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冲突理论，等等。宏观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一般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它们为社会学研究提供方法论范式或观察的视角。中观理论又称为中层理论，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最早对中层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认为中层理论既不是具体研究中的操作性假设，也不是包罗一切的宏观巨型理论，而是针对某一方面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的分析框架，它由有限的几组假设或命题组成，并可通过逻辑推导产生可证实或证伪的具体的操作性假设。比如，教育与社会结构再生产理论、市场分配与再分配权力的理论等，就是这样的中观理论。微观层次的理论事实上是操作层次上的命题陈述，它的特点是直接由经验材料或数据来证明或证伪，如‘父母教育水平越高子代越容易进入中产阶层’，‘体制成本越低越容易成为私营企业主’等。”
3、理论的内容
理论的内容，一般来说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即前人的理论、研究者自己的理论、资料中呈现的理论，陈向明对此也作了说明，她说：
“‘前人的理论’是研究界在本领域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被公认的理论；‘研究者自己的理论’指的是研究者自己对本研究现象的假设、观点、前见等；‘资料中呈现的理论’是研究者从被研究者那里直接获得的、或者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以后获得的意义解释。这三种理论相互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它们共同对研究最终做出的理论假设提供思路、角度和观点。”
事实上，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基本上包含了前人的理论、研究者自己的理论，以及资料中呈现的理论。
4、理论的建构
建构理论的方式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传统意义上的路线，即自上而下的建构路线，其从现有的、被有关学科领域认可的概念、命题或理论体系出发，通过学习分析原始资料对其进行逻辑论证，然后在证实或证伪的基础上进行部分的创新。如果在研究开始的时候没有现成的理论可借鉴，研究者通常根据逻辑分析或前人的研究自己预先构建一个理论，然后将其运用到对当下研究的现象分析之中。另一条是质的研究中的理论建构路线，即自下而上的建构路线，其从原始资料出发，通过归纳分析逐步产生理论。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一般选择后者。
5、理论研究是实现人类学研究目的核心
建构理论是人类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类学研究结果的一个必然归宿。
三、田野调查是实现人类学研究目的的基本方法。
博厄斯肯提出过要达到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获得这些材料。人类学发展的全部历史证明：田野调查既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特点，也是实现人类学研究目的基本方法。
了解人类学史的人们都知道，人类学学科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国际人类学界大师们有价值的著作、有影响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对田野调查的提炼、概括和升华。
——古典进化论学派最著名的大师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1—1917）曾深入墨西哥的偏僻山乡游历，对那里的民风民情以及考古出土的文物作了深入的田野调查，于1861年出版了《阿那瓦克：或古代及现代的墨西哥与墨西哥人》。这部墨西哥之旅的游记，作为泰勒关于人类学的处女作，奠定了他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此后他于1865年推出的《人类早期历史及其文明发展之研究》，以及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都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进化论思想。尤其是他的煌煌巨著《原始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从田野调查中得来的民族志资料。而他在书中所用的资料，所进行的描述和分析，都有目的地导向“人类的文化基本上都受到进化发展的特定规律的支配”这一量论原则的建立。古典进化论的另一位大师摩尔根（Lews Henry Morgan, 1818-1881）也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他曾长期深入印第安人居留地，考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社会机构。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摩尔根同印第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被易洛魁人类塞纳卡部落鹰氏族收养入族。在这个深厚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摩尔根从1851年发表《易洛魁联盟》开始，继而于1870年出版《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提出了人类社会由初期的杂乱性交，经过群婚制的各种形式而达到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进化理论，以及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而导致氏族制度最终走向灭亡的氏族进化理论。最后于1877年出版了最能代表他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力作——《古代社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这部书时说：“这是对文明的起源和进化所作的最早的重大科学论述。”从田野调查到古典进化论，泰勒成了“人类学之父”，而摩尔根则是“为数无几”的“对20世纪有巨大影响的19世纪社会思想家”。
——曾风靡于欧洲的传播论学派作为反对古典进化论学说的一个学派，也没有 离开过田野调查。如德国传统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 1873～1938）为了论证“西部非洲文化圈”的存在，曾经11次对非洲进行考察，于189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巨著——《非洲文化的起源》，明确地把刚果河流域、下几内亚和上风内亚河沿岸确定为“西非文化圈”，并论证了该文化圈的特征包括两面坡房顶的直角房屋、用植物作弦的弓、用植物作弦的多弦乐器、沙漏计时器式样的鼓、假面具等诸方面，从而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文化圈”的概念，认为整个“文化圈”都可以迁移和传播。又如英国传播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里弗斯（W.H.A. Rivers, 1864～1912），1905年后曾对印度南部的托达人进行了第一和的研究工作，1906年出版了《托达人》，1908年完成了对美拉尼西亚诸岛的田野调查，1914年出版了《美拉尼西亚社会史》。此书对大洋洲移民史的研究，虽今学术界不敢苟同，但他在该书导言中对美拉尼西亚所做田野调查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来的“各族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步的力量的主要推动力”的观点则是正确的。
——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开山祖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1）由转向从事人类学研究开台，就在巴芬岛的爱斯基摩人当中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其后出版了《中部的爱斯基摩人》。在此后人类学研究的生涯中，他大力提但倡长时间地在小范围内进行详细深入的田野调查，开创了文化人类学“透视性”（Perspective）的一代学风。正是在这种大力提倡田野调查的背景下，博厄斯虽曾一度接受进化论的观点，却没有归附到进化论派的大旗下； 同时，他又认为传播论派的学说漏洞较多，也没有认同该派的学说。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以及科研和教学实践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独具一格的包括文化相对论、文化观的发展与“文化区”的概念的文化观，这使他获得“文化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之父”的美誉。
——英国功能学派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 (Brownislaw Malinowski，1884—1941)受名著《金枝》的启发，也转向专攻人类学，之后即身体力行进行田野调查。他于1914年9月
抵达新几内亚，先后在麦鲁岛、多布岛以及特罗布里恩岛等，地进行田野调查。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蔓延而于1918年10月才离开特罗布里恩岛抵达澳大利亚，并于1919年在墨尔本居留了一段时间，从事B，野调查。直 1920年他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后，每逢假期，他总是到欧美诸国从事田野考察和讲学，或去非洲等地指导他的学生进行田野调查。正是在如此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的基础上，他在批判文化进化论和传播论等派学说的同时，不仅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以文化变迁的动．态研究为主的功能学说，而且还总结了田野调查的经验，提出人类学家不应当只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而应当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观察者，从而创立了参与观察法，并成为当代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先驱。
——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女将之一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 1887—1948) 最早曾到皮玛 (Pima)印第安人部落做田野调查，发现这里与她早期所熟悉的普埃布洛(Pueblo) 印第安人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此后，她多次到阿帕契(Apache)、科契蒂 (Cochiti) 以及布莱克福 (Black—foot)等印第安人部落中进行田野调查，并于1934年出版了·《文化模式》，提出了轰动学术界的“文化模式论” (Patterns ofCulture)。而她关于日本民族性的《菊花与剑》一书正是她运用“文化模式”理论研究的一个成功个案，它使得研究原始民族为主要任务的人类学家的注意力导向了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使人类学走出了原始社会，转而走进了现代社会，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类学学科的地位。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另一女将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更是从田野调查中获得了辉煌。在她的前期学术生涯中，1915年她只身远赴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萨摩亚人中做了9个月的田野调查，从而完成了博士论文《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生活》；1918年，她又动身前往新几内亚北部阿米拉提群岛的马努斯人·(theManus) 中做田野调查，先后出版了《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等著作，从田野调查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文化对人格与行为模式塑造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在米德后期的学术生涯中，她的研究·从原始文化
转向了当代社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家庭解体、种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学生运动、性解放、代沟等一连串问题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从而使人类学家的影
响大大超过了本学科的范围，使人类学开始从人类学家的书斋里走向社会，走向人民。
——新进化论学派的斯德华(JuliaN．Steward，1901—1971)大师在30年代初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曾携新婚的妻子在松松尼、普埃布洛印第安人中做田野调查。1935年在国立史
密森博物馆所属的美国民族学局任职后，又曾深入到南太平洋沿岸的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国进行田野考察。1943年他作为美国民族学局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邀请近百名欧美诸国的 专家学者对南美印第安人进行调查，完成了6卷本的《南美印第安人手册》。正是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斯德华于195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文化变迁的理论： 多线进化的方法论》，从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 “文化生态学”以及新进化论的理论，从而为新进化论的重振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他的文化生态学还对当今与未来世界的环境和生态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
——结构主义学派的大师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G．LeviStrauss，1908一)也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当他1934年转向人类学研究时，利用担任巴西圣保罗大学社会学教授的机会，多次深入巴西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1938年6月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又率人类学考察小，组到巴西内陆的马托格罗索高原等地对印第安人进行田野调查。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加上受到新兴的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从而创立了结构人类学的学说体系，把长期以来僻居于欧洲理论文明边缘的人类学研究成功地引入了社会与文化思想界的核心圈子中。同时， 由于结构人类学派能够抓住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整体性核心——结构， 能够掌握方法论的过程——模式化，因而往往略胜一筹于其他学派。
——象征人类学学派的大师维克托·特纳(VictorWitter Turner，1910—1983)从事人类学研究后，于50年代初在赞比亚的恩第布部落做了近30个月的田野调查。60年代他从英
国转到美国大学任人类学教授时，又曾经远赴非洲、欧洲、中美洲、印度及日本等地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特纳创立了“象征人类学”学派，他的论著也被“公认为最近几十年来人类学界所出现的最佳论著之一”。
国际人类学界的大师们靠田野调查起家，中国人类学界的前辈们也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如以“南岑北费”为例：
——岑家梧(1911—1966)，生前为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 曾先后到云南、 四川、贵州、广东等地进行田野调查，从事艺术史、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前史等课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影响广泛。他著有《史前概论》、《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等。
——费孝通(1910一)，现为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一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而从未放松过田野调查。他根据田野调查而写成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本土化的开山之
作。其他如《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著作，以及近十几年来对小城镇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在人类学界都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此外，江应樑 、梁钊韬、凌纯声、潘光旦、许烺光、杨成志等中国老一辈人类学家也都是从田野调查中走出来的。
一句话，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纵观国际人类学的发展史，各学说、学派的出现，无一不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来的结果。所以人们都视田野调查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
四、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类学的本土化趋势。
1．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类学本土化的趋势
文化既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又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是民族或族群间区别的“遗传
基因”。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或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独具的文化特色，这就形成了人类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
文化多样性，反映了人类各具特色的文化共存共荣的事实，是人类文化生态系统的显
著特征。有的学者论述文化生态系统时就分析说：在文化生态系统中，构成人类各族群及
各社会阶层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并且其全部独特性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就是文
化生态系统的“文化多样性”。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通过的《文化多样性宣言》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指“文化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
现形式”。
人类对文化多样牲的认识启蒙得较晚，甚至是由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的
严重丧失，关系到生命能否在地球上持续存在的根本问题，从而引起世界各国有识之土的
关注和行动之后，才引发了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关注和讨论。因为在讨论中人们越来越
深切地认识到：如果说生物多样性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证地球生物圈与人类延续的物质基础，那么，文化多样性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证地球生物圈与人类延续的精神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庄严宣称：
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认识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思想的一次飞跃。正如郝时远所说：“文化
多样性观念的出现，是世纪之交国际社会观念变革中最重要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
拘一次思想解放，它所针对的正是千百年来帝国霸权消灭多样性所造成的后果，它所批判
的正是将文化差异放大为‘文明冲突’的西方文明观”。因此，保护文化多样性有着重大
约意义，其有利于解决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使之更好地相互交流和借鉴，在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