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序

张振犁同志多年苦心经营的学术著作《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就要出版了，他到北京来，要我为他的书写一篇序。这件事实在叫我为难。我虽然在许多场合下（包括一些会议上和我的文章里）支持过他的这项研究课题，但真要作一篇序，则深感缺乏真知灼见，因此不敢答应。我毕竟拗不过他。不久前他又借来京的机会同我商谈，我只好从命。

记得我同振犁初次见面，是在北京西山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次学术年会上。那时，我在《文艺报》工作，组织上有意调我到民研会来工作，因而有幸出席了那次会议。开会之前，我曾给胡乔木和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把3月20日是钟敬文先生80寿辰的事报告给他们。周扬同志接到信后，很快就给钟先生写了一封祝贺生日的信。信里说：“您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成绩卓著，众所共仰。”参加学术会议和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决定为钟先生开一个会，庆祝他从事民间文学事业60周年。我自告奋勇去请周扬、林默涵、林林、赵寻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和钟先生的老朋友。张振犁是钟先生的高足，我就是在这个会上认识了他，他那儒雅的风度引起了我的注意；钟先生向我谈到他时，也流露出老师对得意门生的那种满意的神情。后来，我读了他带领学生与河南民研会合作搜集的中原神话以及他写的几篇调查报告，才对他有了较深的了解。

为了推进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我的设想是把理论建设抓上去，培养一支理论队伍，从而建设我国自己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这个设想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国文联主席兼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的周扬同志的首肯和支持。于是，才有1984年5月22—28日峨眉山全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的召开。会上大家确定理论工作的方针是“全面规划，重点突破”，而神话研究就属于“重点突破”的项目。《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这个选题，就是在那个会上确定下来的。同时还确定了不少选题。近几年来，神话学方面的选题大都陆陆续续完成并出版了，中国神话学也由于这样一大批学术著作的簇拥而出而傲然挺立于学坛上了。事实证明，当时的规划和选题重点的确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起了作用的。

振犁同志的中原神话研究，是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一项极富意义的研究工作。这项规模宏大的研究在神话理论上所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则更为意义深远。比如1987年他的这部论著的打印稿送到一些研究者手里的时候，恰逢中国神话学会在河南郑州召开第一届神话学术讨论会，其间学者们讨论了“中原神话现象”和张振犁的著作，那时我就触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间作品能有多长的生命力？”这个问题是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研究中国的孟姜女传说时提出的。孟姜女的传说在中国本土上流传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尽管情节略有变化和删减，但其基本情节却是保留下来的。而中原神话中的人物和情节，无论是创世造人、治理洪水、三皇五帝，在民间存活的历史，比起孟姜女来则更悠久邃远。居住在比较边远的崇山峻岭中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至今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神话传说，这一点是不会引起学术界惊异的，但对于居住在并非边远山区、又非远离文明的中原地区，至今还保留着有原始思维形式特点的神话传说，则是一件非常值得研究探讨的事情。因此，我认为对中原神话的研究探讨，是有全国意义的一项课题。我在中国神话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的这次发言，后来收在1988年出版的文集《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我所论述的这个问题，不料引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德籍哥伦比亚学者李复华先生的注意，他给我来信，从这个问题入手同我探讨人类思维的发展与神话演变的关系，其立论的根据和理论的深奥，倒是能给我们东方人的思想方法以启示。

话扯远了，再回过头来谈神话作品的历史究竟有多长？中外学者们公认的一点是，神话之为神话，就在于它的神圣性，即西方学者所说的“神圣的叙述”(Sacred  narrative)，讲述者、演颂者将他们所讲述或演颂的神话信以为真，崇信不疑，如若失掉了这一基本特征，神话就变质了，就不成其为神话了。但是，不能不看到，神话是在历史演变中成为神话的，因此，也不可能不在历史演变中发生着历史化、现实化、科学化、宗教化的变革。一个原始神话的内核，经历过朝朝代代、千年百年的传承，就像滚雪球一样粘连上层层的外延物，当然也免不了在某个时候，因某种因素而失落了些什么。我以为中原神话大体就是这种情况。原始的内核、历代的不同积层、历史的失落以及与这些现象有关的社会与自然，都应该加以探讨，这种探讨有助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振犁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很有价值的贡献。

河南、湖北、陕西一带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1]，产生并发展于此地的中国远古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研究中华文化的源流和发展，最直接的材料是古来留下来的史籍与地下埋藏的文物，这是无庸置疑的。但蕴藏于民间、靠口传方式承继下来的文化（包括巫、民俗、礼仪、神话、传说等等）也不容轻视或忽略。君不见那些有关造人的英雄女娲、伏羲的神话是那样地古朴稚拙而栩栩如生，那些出自山野老夫老妇之手的泥泥狗泥塑，还叠印着《山海经》时代的那些怪异形象和荒诞思维吗！这些材料使我们生出许许多多的遐想，也许这些遐想借助于深入的考察和思索能把我们带到学术研究的彼岸。比如，中原神话与民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成绩，中原神话与巫文化的关系，不是更值得钻探的一个相当广阔的“掌子面吗？从安阳的甲骨发掘起至今，越来越多的中原巫文化遗迹或遗韵被人们所认识、所掌握，中国远古文化（包括中原神话）与那普遍存在于各阶段社会成员中间的巫文化是什么关系呢？至少中原神话是无法与中原巫文化脱尽干系的。这种研究对于中原文化（包括中原神话）的定性分析，对于中国社会成员主体的世界观的定性分析，将是一把钥匙。

这些年来，振犁甘于寂寞，徜徉于古老而又新鲜的神话材料中，奔走于山野古道上作着执着而有趣的探索，很值得我敬佩。这种默默无闻、埋头钻研的品格，在当今是十分难得的。不禁使我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的《问菊诗》来：“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首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雁归蛩病可相思？莫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振犁在“圃露庭霜”之中培育出了一棵丰硕的成果，我真为他高兴。谨作此文为序。

1990年5月23日于北京

[1] 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考古界有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我国远古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更具体地指为黄河中游的陕西、河南及山西、河北局部地区。在当时发掘与研究条件下，认为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乃至古史文献中的夏、商、周的主要活动地区——黄河流域即代表了华夏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合理的；但很快，随着考古发掘的扩大、深入，中国远古文化的多中心说越来越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