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歌吟的故事：中华民间叙事诗
贺学君
关于民间叙事诗的概念，众说纷纭。在这里，通俗地讲，就是产生并流传于民间的一种“故事歌”或“故事诗”，诗体、情节、人物是它的三大要素。从时间上看，我国民间叙事诗的萌芽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中的“国风”。就题材、主题而言，作品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刺政诗，表现为怨战、反徭役、抗暴政，即对统治者种种恶行进行揭露、控诉和鞭鞑;一类是婚恋诗，有的写幽期密会、相约春游、互赠礼物，有的写恋情受阻、爱而不得，有的写妻子被弃遭辱，等等。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作当推《邶风?谷风》和《卫风·氓》。这两篇诗作都是上古时期“凄婉动人的弃妇词”，但主人公的性格和精神境界在善良贤惠的共性中透出明显的差别。作品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初步的人物塑造，说明我国民间叙事诗在它的发轫期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汉代至南北朝“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民间叙事诗的诞生。这一时期的发展基本是在汉族区域。不仅数量大增，题材丰富，艺术上也多有发展创新，涌现出许多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的不朽名篇，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木兰诗》等。
《孔雀东南飞》全诗凡三百五十余句，一千七百余言，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它通过曲折波澜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生动的语言、细致逼真的描写，叙述了一对恩爱夫妻为封建家长所逼，不得不割爱分离，最后双双殉情，以生命反抗封建礼教的感人故事，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了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成就。与同类作品相比，这首诗在思想内容上有多重超越，从艺术角度看，诗作成功地塑造了聪慧善良、温柔而又刚毅的刘兰芝，敢于违抗“孝道”、不惜以死殉情的焦仲卿，专横凶残的焦母和势利小人刘兄等众多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这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是第一次;诗中第三人称的叙事立场也是一种创造，为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塑造提供了多种角度和场面，在这种角度与场面的调度、转换中，故事完成了由发生、发展、到高潮、尾声的完整结构，跌宕起伏，曲折紧凑，极富戏剧色彩;全诗五言句一气呵成，又为严整的内在结构披上一层华美的外衣，构成一种形式之美。
同《孔雀东南飞》并誉为“乐府”“双壁”的，是南北朝的《木兰诗》。该诗以传奇的情节、浪漫的色彩、朴素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一名叫木兰的年轻女子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作品重点不在写战争的残酷，而是着意塑造与歌颂木兰形象。木兰形象已经成为后世妇女争取解放的重要精神动力和行动榜样。《木兰诗》在叙述上善用复叠和排比，使行文于和谐中再增动感和气韵。诗的结尾以“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作喻，轻巧智慧，既新奇，又暗合主人公不求封赏爱自在的心境，堪称妙笔。诗中佳句妙喻随处可见，它们如同耀动的飞虹流彩，令诗篇千古生辉。
和汉民族相比，少数民族叙事诗的发轫要稍后一些，大约在唐至元代期间。由于各个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其产量、质量、特征也有诸多不同。发展较为突出的是傣族和蒙古族。
傣族被誉为叙事诗的海洋，据说目前已发现五百余部。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是“阿銮系列叙事诗”。它属贝叶文学，是傣族人民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佛教和中原文化所创造的“第一批精神产物”，是介于英雄和佛本生故事之间的两者“融合体”。主要有三种类型：佛本生型、英雄型、神话型。著名作品有：《阿銮和他的弓箭》、《九颗珍珠》、《七头七尾象》、《金牙象》、《千瓣莲花》、《金皇冠阿銮》、《只有头的阿銮》等等。从整个系列来看，它们的基本主题在于赞美主人公崇高顽强的精神意志，讴歌正义战胜邪恶，表达人民渴望民族统一的理想愿望，同时宣扬佛教思想。由于讲述的是一种类型的故事，在人物设置、情节结构上具有相同的特征：主人公都是正面人物，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在征服邪恶势力的斗争中，得到天神或高僧的帮助;最终战胜邪恶，获得妻子和王位。
此期，由古老故事结合现实生活演化而成的叙事新作也倍受傣族人民喜爱，较为流行的如《花蛇王》、《猫姑娘》等。《猫姑娘》这部作品把讴歌爱情与反战融为一体，显得深沉而浓烈。诗中“妹是一片树叶，哥也要别在腰上;妹是一只小猫，哥也要嚼饭喂养”的佳句，已成为傣族广为流传的爱情名言。
蒙古族叙事诗的兴起，时跨元、明两朝。它以蒙古族人民从神话思维转向现实理性思维为认识背景，由一系列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与英雄史诗相融合，同时吸收祝贺词、民歌的某些成分，创造性转化而成，散、韵结合，以韵为主。深受民众喜爱的作品主要有：《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孤儿传》、《箭筒士阿尔嘎聪》、《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孤儿传》通过孤儿和成吉思汗的九位勋臣辩论酒的利弊这一特殊情节，塑造了一个明辩是非、不惧权贵、敢于斗争、机智聪明的孤儿形象，同时赞颂了成吉思汗不拘一格发现和启用人才的真知灼见。《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是一首被蒙古族人民誉为最富独创性的叙事诗。全诗采用寓言体，讲述了成吉思汗两匹骏马离群逃跑，数年后归来的传奇故事，耐人寻味。这些作品结构独特，情节生动，形象鲜明，叙事与抒情有机融合，虽为初期之作，却起步不凡，颇富民族特色。
明代是我国叙事诗发展的黄金时期，众多民族群星灿烂的名篇杰作大量涌现。
首先是傣族的“五大诗王”，即《兰嘎西贺》、《巴塔麻戛捧尚罗》、《乌沙麻罗》、《粘巴西顿》和《粘响》。这些作品规模庞大，大都分上下两部，傣文达数万行至十数万行。内容上，或写不同封建领主之间争夺王位的征战，或写人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主题重大;同时，故事中，都融入大量神话传说，使现实与古史相接，既呈现某种史诗的气势，也反映着人们对佛教和封建领主制曾经抱有的信心和希望。例如被称为“五大诗王”之首的《乌沙麻罗》，就以丑王乌沙和象王召掌征战，象王大胜，表现佛教必胜、原始宗教必败的思想。其间，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穿插进古代一位老国王贤明果断威震天下的传说，以及地神与荷花女相恋生子的神话，自然巧妙，毫无粘合做作之感。这一时期，傣族叙事诗还有两个重要的领域，一个是爱情叙事诗，一个是悲剧叙事诗，其代表作，也成为时代的标志。前者如《召树屯》，写王子召树屯和孔雀公主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其中也蕴含人类战胜自然、正义战胜邪恶的深刻主题。在表现上，虚实并用，突出形象刻画和心理描写，整个作品，语言色彩斑斓——绿色的树，金色的湖，白色的浪，鲜艳的海棠，甘美的菠萝，美丽的凤凰，十五的月亮，热辣辣的太阳，以及芭蕉、香瓜、椰子、金鹿、翡翠鸟……充满着森林气息，情景交融，感人至深。再则如《宛纳帕丽》。这是傣族第一部悲剧性叙事诗。故事主人公是国王的新生儿，他被认为是佛主的“儿子”，将为“佛主管理整个世界”。为此，一生下业便被隔离人世。他最普通的人生要求(欢乐的童年、呼吸人性的空气、爱情婚姻的自由等)一一遭到拒绝。当受尽苦难折磨，又得知心上人惨遭杀害之后，他悲愤至极，决心以死殉情。临死前，他大声向天地宣告：“这个世界是他们的，只有在坟墓里才会有我们的自由。”矛头直指佛教上层和封建领主的专制统治，为现实主义创作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标志着傣族文学叙事主题的新突破。
哈萨克族也是一个民间叙事诗藏量丰富、特色独具的民族。依内容来看，可分为民族传统的和外来作品转化的两部分。这些作品作为民族精神的承传载体一直深受民众的喜爱。举两个突出的例子：《少年阔孜和少女巴颜》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传统爱情叙事诗。全诗三万行，结构奇特，叙述了一个原先指腹为婚，后来因故毁约，造成生离死别，接着又死而复生，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作品充满萨满教观念，表达了哈萨克人对忠贞不渝爱情的赞美，对摧残美好爱情的恶势力的控诉，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巴克蒂亚尔四十章》是一部外来作品转化的佳作。其形式特征，是由一个“引子”导出各自独立成篇的四十部长诗;每部讲述一个故事，各部之间毫无内在联系，但结尾又与“引子”内容相扣，形成整体上首尾相顾的完整结构。这种故事中套故事，包孕式的结构明显地表露出受印度、阿拉拍故事影响的痕迹，但诗中描绘的游牧场景，质朴豪放的民族语言，鲜明的草原气息和牧民风格，又分明是哈萨克族化的作品。
明代时期，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叙事诗，其代表作品深受欢迎，广为传布，如维吾尔族的《艾里甫——赛乃姆》，柯尔克孜族的《库尔曼别克》，东乡族的《米拉尕黑》，彝族的《阿诗玛》，苗族的《仰阿莎》，纳西族的《鲁般鲁饶》，壮族的《唱离乱》，土家族的《锦鸡》等等。
汉族叙事诗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是吴中“山歌”中的作品。其突出特点是内容、语言的大众化、通俗化，述“真境”、抒“真情”、表“真趣”，尽量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常事和心理常情。有一篇《烧香娘娘》就很有情趣，讲述一个慕虚荣而又有点“霸道”的“姐儿”(妻子)为去烧香还愿与“家公”(丈夫)意见不和而大吵大闹的故事。她一心想去还愿，但丈夫不同意，于是“心火爆出个太阳”，“天灾神祸”、“乌龟王八”地骂将起来;还不过瘾，又威胁道：再不同意，就“打你大巴掌”、“教你满身青胖”!一副泼妇嘴脸。丈夫让步后，借来衣裳，“浓妆艳抹”，“粉香脂气”、俨然似“观音菩萨神仙降”。还愿路上春风得意，蜂喧蝶嚷，惹得船家、轿夫忍不住“妄想”联翩，煞是娇媚动人。待到一身丽裳被主人一一讨还时，刹那间又变成一个 “臭婆娘”。逼真活脱，妙趣横生。诗中对“姐儿”美貌的描写，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语言是地地道道的吴语，因而更显平民化。
到清代、近代，各民族诗作进一步发展，形成整体繁荣的局面。内容大体有三类：一、反映婚姻爱情;二、反映民众生活苦情;三、反映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这些作品贴近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品格，在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更富民族特色。
婚姻爱情是民间叙事诗一个传统主题，此期的新作普遍加强了现实感和悲剧氛围，进一步逼近封建制度和传统礼教之下青年男女婚恋的真实命运，显示出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这类作品都把描写的镜头聚焦于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坚定无畏的反抗精神。汉族《双合莲》中的女主人公，面对种种毒刑，刚毅地回答：“骨头打烂心不变，心中只想意中人”，“不怕你有蒸人甑，不怕你有煮人锅，看你把我又如何”;纳西族《游悲》中的男女主人公，发现现实中成亲无望，勇敢地走向自己选定的“理想乐园”双双以死殉情;傣族“三大悲剧”(《线秀》、《叶罕佐与昌弄养》、《娥并与桑洛》)中的主人公，有的被占据了恋人的国王杀害，有的被后母活活打死，有的被逼无路可走，含恨而殁，有的投江殉情，有的自刎于亡妻身旁;哈萨克族《萨里哈与萨曼》中的女主人公，当不能实现理想时，毫不犹豫地用钢刀自刎，化为“一座爱情的桥梁”;回族《马五哥和尕豆妹》中的主人公，面对斩首威胁发出铿锵誓言：“若要我俩情意断，海水干，八宝山摇得动弹。八宝山摇动还不算，三九天，冻冰上开出牡丹”，“我俩一搭来了一搭回，死了是这辈子不后悔”;裕固族《黄黛琛》中的主人公，不仅敢爱敢恨，甘为爱情而死，而且怀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让我的头发变成青草滩，让马驹儿自由地吃个尽。让我的鲜血变清泉，让穷人和牲畜来痛饮!”被裕固族人民尊为“民族的忠魂”，“心中的女神”。
反映各族人民反压迫反侵略的叙事诗是这一时期的重头戏。这些作品一般都有史实为据，真实中有创造，洋溢着雄壮之威，正义之气，爱国之情。《华抱山》是汉族地区近年发掘采集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长篇吴歌佳作。它以明朝末年江苏锡山东亭一带“吼山公道军”的农民起义事迹为素材加工创作而成。全诗七章，六千余行，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事实为线索，集中塑造了华抱山这个大智大勇又富有神奇色彩的英雄人物。情节跌宕，场面壮观，形象鲜明，语言简洁质朴，地方色彩浓郁。通篇一韵到底，用吴语讲唱，有如珍珠落玉盘，字字有声，句句传情。汉族的《钟九闹漕》，布依族的《伍焕林》、《罗华先》，苗族的《张秀眉之歌》，蒙古族的《陶克陶胡》、《嘎达梅林》，回族的《歌唱英雄白彦虎》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名篇。有的写反抗清朝政府的压迫和暴政，有的写反抗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其中所体现的各民族人民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深厚的爱国情怀，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旗帜。
反映民众生活苦情的叙事诗，这个时期也有了发展。比起前面两种类型来，这类作品因为重在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与不幸，因而更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更深入地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心声。像白族的《鸿雁带书》、《青姑娘》，壮族的苦情“三部曲”(《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彝族的《五骑兵》，瑶族的《缺少山人查族信》等就是这样的作品。限于篇幅，不多介绍。
中华民间叙事诗实在是一个丰富的诗歌海洋，这里所提供的，只能是大海之一粟，诚望有兴趣的读者能亲自“下海一游”。
《中国民族杂志》2001年第3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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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twlijz 于 2009-10-24 10:04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