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苏州评弹感受历史沧桑
作者：王振忠
在中国，“三国”大概是最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题材。诗人李商隐就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说明早在唐代，三国英雄的故事已为儿童所熟知。《东坡志林》记王彭论曹刘之战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眉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看来，“听评话掉泪，替古人担忧”，可谓由来已久。高承《事物纪原》在谈及皮影戏之发展脉络时亦指出：“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可见，当时采撷三国史料编为故事，到处讲说藉以谋生，已成了一种专门性的职业。诗人陆放翁曾记乡村说书事：“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斜阳古柳之下听说三国，大概是千余年来民众日常闲暇的重要娱乐方式。
《三国演义》源于话本的“讲史”类，原本就介乎文学与历史之间。在民众心目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正像书中第一回的这首词所写的那样，跌宕起伏的历史情节，以通俗易懂的文学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三国故事永恒的魅力。而对于说书人而言，讲《三国》则是一门艺术，章回体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起承转合间的悬念蓄积、情势逆转，险象环生、柳暗花明的扣人心弦，传神之处能令听众如身临其境，在这里，历史与艺术又得到了高度的融合。而正由于历史、文学和艺术三者的统一，使得《三国演义》在诸多曲艺中均担当要角。譬如，在苏州评弹中，《三国》就被称作是“大王书”。
苏州评弹为江南的重要曲艺形式，乐往悲来伤春怀人，冷嘲热讽欢歌笑骂。所谓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两者俗称又作“说书”，评话为“大书”，弹词为“小书”。自明末以来，历经长期发展、嬗变而日趋成熟。经过长年的创作及演出实践，苏州评弹名家层出不穷，积累了众多的书目。据《评弹文化词典》统计，苏州评话有传统长篇书目近六十部，其中表现历史征战题材的，如《列国志》、《西汉》、《东汉》、《三国》、《隋唐》、《金枪传》、《岳传》和《英烈》等，称“长靠书”，又叫“着甲书”。
苏州人唐耿良先生，一九三三年师从唐再良习学《三国》，一年后在江浙一带演出。从十三岁开始，开码头闯江湖去做说书艺人，一九四四年进入上海，不久渐有影响，登坛立帜，成为蜚声书界的“七煞档”、“四响档”之一，有“唐三国”的盛誉。最近，唐先生出版了他的个人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生活、工作境遇。由于他在评弹业界的地位，该书亦不啻为二十世纪苏州评弹历史的缩影。
评弹是一种雅俗同观、智愚共赏的语言艺术，说书人庄语危论，谑言妙语，其风趣谈吐，能将村媪之智、山公之愚状摹得惟妙惟肖，将猛将横刀立马，士兵阵前厮杀，店肆地棍索诈，街坊酒徒骂詈，无论是宏大场面还是细琐小事，均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而且，笑料噱头产生的谐趣，一旦形诸文字，亦颇有诸多出彩的段落。譬如，作者谈及父亲与自己破口说书的经过，颇为精彩。书中说到父亲学了三年满师上台，在苏州一家小书场破口说书：
他是“酒壶里的肉圆”肚里明白，口子太小斟不出来。说了半个钟头碰巧有一句唱词忘记了，如果是有经验的说书人，可以临时编一句糊弄过去，我父亲因为第一次上台，没有经验，只是在三弦上连续弹奏过门，尴尬着面孔迸僵在台上。下面有个听客就骂开了：“牙钳也没有撬开，活现世，就想上台骗铜钿，下来吧！”我父亲受不了这个当众羞辱，就把手中的三弦掷向那个听众，跳下书台把那听众一把揪住，动手要打人。书场老板急忙过来劝架拉开。我父亲拎着这把掷坏了的三弦，悻悻然离开书场回家。他初次登台便受到挫折，从此再没有勇气上台说书……
类似于此极富戏剧色彩的段落，在书中所见颇多。文中提及不少书界的道规、评弹业界的掌故，对于我们了解旧时评弹艺人的生活，颇有助益。譬如，其中讲到评弹业界师徒之间技艺的授受，“教会徒弟，饿煞师父”，“江湖一点诀，莫对妻儿说，若对妻儿说，饭饭没得吃”，这些俗谚，揭示了艺术传承间的保守和封闭。在旧时代，艺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异常酷烈，但客观地说，也正因为这样的竞争，也使得民间艺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唐先生就指出：
以前说书人在单干时，有着激烈的艺术竞争，有听众与书场的淘汰机制，当初的十八艺人正是在数以千计的说书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作者本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书中许多其他的例子都反映：旧时的说书艺人，祁寒暑雨风尘奔波，必须凭真本事吃饭，必须接受听众和书场的严格考验，来不得半点马虎。一九四九年以后，国家剧团的成立，“几百年来一向是单干的说书艺人，有希望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虽然“放弃单干高额收入，赚固定工资”，但老了有退休工资，夏天脱产学习照样有工资拿。今昔对比，大体而言则是苦乐异景。平心而论，除了要加强管理外，这的确体现了新社会对民间艺人的关心和爱护。然而，这种“缺乏竞争的体制出不了大家，他们（引者按：指后来招收的评弹演员）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却创造不了流派”。由此我也联想到——原来作为草根文化的民间曲艺一旦被供进了神圣的艺术殿堂，早先奔走江湖的艺人遂成了具有各种级别的“人民艺术家”，这当然极大地改善了艺人的生活待遇，但对于民间艺术的盛衰递嬗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实还很值得深思。别的不说，现在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那些相声节目味同嚼蜡，吃尽老本的所谓著名相声演员，说了大半天还只能勉强让观众客套地笑出一两声，而这样的相声居然最终还能获得大奖，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其实，这恐怕也与习故如常的现有体制所造成的养尊处优息息相关。
除了对苏州评弹的曲折发展多所揭示外，唐先生在《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一书中，还深有感慨地写道：
说书离不开时代，时代的动荡与变迁，势必会影响说书人的思想感情。我生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短短的二十八年中经历了三次改朝换代。每次的朝代更迭都带来暴风骤雨般的冲击，我像黄浦江里的一只小舢板船，在惊涛骇浪中浮沉漂泊。
作者所说的“改朝换代”，是指一九三七年上海抗战、中日冲突全面爆发，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及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败。唐先生现在已是八十八岁高龄，一生经历了民国、抗战与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等诸多历史变故。他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我是一个评弹艺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浮，悲欢离合伴随着我的说书生涯。……我的评弹生涯不仅是我个人的一段历史，而且是给出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读者可以从中读出时代变迁对说书人及所说书的制约和影响。反之，也可以从我个人命运的起落中读出历史的变迁。”二十世纪浮云变幻俯仰改观，唐先生耳所习闻目所经见，而今追写成文，恍同隔世。
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评弹文化词典》，有对“七煞档”、“四响档”的介绍，其中还专门收录有“唐耿良”的条目，对他的说书曾有这样的评述：“说表以流畅晓达，剖析周到，事理分明为特点。并善于顺应潮流，结合时事，对比映衬，使书情富有新意。”此种以文本时事交互穿插彼此印证的特色，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形成。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新民晚报》即曾报导唐先生说书时的直抒胸臆：“唐耿良在新仙林开讲三国，有时他所加的穿插倒很有点意思。在讲群英会宴请蒋干一段，周瑜与蒋干二人共餐一席酒，他说在从前因物价便宜，两人坐一桌呒没关系，现在可不同了，十人一桌似乎还嫌太宽一点。同时从前也没有筵席捐，即使有，军队中请客也可不必付捐。后来在说到周瑜命太史慈传令：这里只谈风月，不谈国事，违者立斩。他说，此地只好谈谈风花雪月，不准谈国家大事，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命令下了，必须服从，否则便要生命不保。说书而能穿插笑料，已很不易，若能加上点时代的讽刺，确是难能可贵的。”其实，说书艺人借对时政的评论插科打诨，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一九四八年，南京政府召开国大选举总统，总统是蒋介石，副总统差额选举，候选人是李宗仁、孙科，开票时电台实况唱票，几千张票子要好长时间才唱得完，收音机里只听见“李宗仁、孙科，孙科、李宗仁”，听得令人心烦。当时，正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位著名的说书艺人张鸿声，在台上借方言土语开颜解颐：“听到后来，只听见，伲种人，真苦，真苦格是伲种人。”由于评弹的听众主要是江南人，在吴侬软语中，李宗仁便成了“伲种人”（即这种人），孙科则成了“真苦”，这是以方言的解读，道出了解放前夕中国社会基层民怨沸腾的现状，自然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遂令人忍俊不禁、掌声如雷。类似于此的调侃，不知是否反映了旧时艺人的勇气？还是折射出那个时代相对的宽松气氛？但无论如何，对于时政的微词婉讽，很大程度上也是民间艺术的生命力所在——形形色色的俗情变诈腐败现象，种种不公不义的社会弊端舆情向背，原本可以为各类民间艺术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如果都像现在的某些相声那样，置人心淑慝于不顾，只是一味地顺意承旨歌功颂德，净说些不痛不痒的大白话，那么曲艺也就走到了尽头，徒具形骸而已。
从这部传记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在作者的回首追思中，有自嘲，有检讨，有惋惜，其中的一些叙述，反映了历经劫难后的超然与豁达，亦折射出人性的弱点和复杂。除了评弹艺人的谐趣外，书中反映出来更多的则是历史的沉重，从中可以体会到评弹艺人在社会剧烈动荡年代内心的痛苦和挣扎。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些著名的说书艺人惨遭冲击，“贫病交迫而死，人亡艺绝”。而作者本人在历次运动中横遭迫害，爱妻饮恨而去，家破人亡的惨状，更是那个时代千百万中国人生活悲剧之缩影，读罢令人伤怀。一九七三年，工宣队向作者宣布撤销专案，让他“回到人民队伍”，当时的经历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在恢复组织生活的会议上，我又受到了批判，不应该编造假口供承认自己是特务，欺骗了专案组，搅浑了水。如果是敌人拷问，你必定是要做叛徒！我想专案组用逼供的手法，难道是正确的吗？我又不能辩论，只有以“千错万错是我错”的态度表示要接受教训，总算获表决通过，恢复组织生活……
往事如烟，唐先生用亲身的经历，诉说了时代的荒唐，以及有关方面永远的“正确”。其实，在那个时代，屈打成招的荒唐情事远不仅限于艺人，在排山倒海的批判声浪中得以站稳脚跟者，茫茫神州又有几人？数年前，上海有位学者曾经写过一篇《空袭警报下的生命姿态——梁漱溟之谜发微及其他》，我一直以为那是近十年来《万象》杂志上发表过的最好的文章之一。文章已读过多年，但其中的一个情节却让我迄今记忆犹新：梁先生自以为文王、周公、孔孟之后的道统系于一身，在烽火连天的年代，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当众人忙于躲避空袭，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屋内搬出藤椅，身穿长袍马褂，泰然自若地坐着看书，任凭硝烟弥漫，炸弹咆哮，他却岿然不动。何以然？作为具有传统士大夫气质的学者、文人，他认为自己是天降大任，身上的浩然正气足以抵御外来的一切威胁。但众所周知，骏骨的他后来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最终只能以落荒而走煞尾。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摧毁了数千年传统士大夫不绝如缕的浩然正气？这对于从那时开始到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的诸多怪现状，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真是很值得好好研究。
作为一个著名艺人，薪尽火传，存亡继绝，唐耿良先生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我个人在那特殊时空的经历，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评弹艺人的缩影。把记忆变成文字，留给那些热爱评弹艺术的听众，留给我的亲人、朋友和后代，这是我的责任，也是退休后寓居海外的我力所能及的。”当然，这种历史责任感也来自其长子唐力行教授的建议。对此，书后唐教授所附“整理者的话”这样交代：
九十年代起，在我这个以历史为业的儿子的建议下，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将一个评弹艺人的人生历程记录下来。在我看来，这是弥足珍贵的。因为父亲经历了近九十年的时代变迁，他个人的命运其实折射了整个时代的变迁。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评弹艺人写下自己的历史，而父亲个人的信史其实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评弹史的缩影，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让我们从中解读文化艺术的时代命运。
唐力行教授是著名的明清社会史研究专家，尤其专长于“徽学”研究，是继叶显恩先生之后国内徽州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对于推动近二十年来中国徽学研究的深入有着重要的学术贡献。我与他相识近二十年，每年的徽学研究会和社会史、明清史会议上都要好几度碰面。数年前，我才得知，他出自著名评弹艺人之家。最近，更读到由他整理、唐耿良老先生所著的《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一位是毕心殚力的评弹艺人，一位是功力深厚的历史学者，两者的珠联璧合，使得这部书信今传后，不似以往在各地政协文史资料中常见的回忆性文字那些流于通俗和随意，而是可以作为专门史的曲艺史，也可以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对于“文革”中行险遭凶的记录，读罢令人震撼。余生也晚，以前，我并不喜欢伤痕文学，这当然也与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离现实太近有关。不过，我以为，对于“史无前例”的一些回忆和记录，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二十多年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曾经出版过一部《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虽然我不欣赏书的后半部对其个人及家庭矛盾的过度纠缠，但我以为那是历史学从业者都应当仔细阅读的一部著作。其中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特殊历史境域的描述，读罢启迪人处颇多。这些著作，都有助于我们从一些侧面正确认识那段历史，看清那个荒唐年代的人情蜀道世事秋云，体味中国人相互折腾自我摧残的伤痛。
行文至此，顺便说一句：近年来，怀旧之风陡起，回忆性的文字如雨后春笋，或是当事人现身说法，或是请人捉刀代笔，其中固然不乏佳作，但也有不少文字矫饰虚荣无聊至极。这些文字，有的流于芝麻蒜皮细琐小事，等而下之者，甚至为炫耀自己与名人喝酒打牌的经历而絮叨不休。有的急欲暴著于世而公然自我漂白，将夤缘际会的小人得志，倚仗权势的飞黄腾达，粉饰成个人奋斗不同凡响的成长经历，其沐猴而冠之惺惺作态，在稍具正常逻辑思维者眼里只会觉得滑稽。在我看来，那些貌似怀旧却毫无反省的炒作其实没有也罢。
（《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唐耿良著，唐力行整理，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二○○七年版；（北京）商务印书馆二○○八年版，30.00元）
(《读书》2009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