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二）
作者：顾颉刚
许海娣录入 转引自民俗学刊
《国语》上也有一段故事：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戎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作《懿戒》以自儆也。”（《国语·楚语》上）
这两段事即使可靠，也都是春秋以前的事。恐怕这种事在春秋前很多，而在春秋时就很少了。我所以不敢说春秋时绝无的话，因为看《诗经》中如：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政，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正月》）
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为恶。（《小雅·雨无正》）
这种诗都很长，很有组织，意义完全为了警戒与规劝，可以断定是士大夫为了讽谏而做的。诗中又有“周宗既灭”一类的字样，当然是东周的士大夫做的。可见东周时这类的风气还没有歇绝。但这类的诗都在大小雅中，大小雅是王朝的诗，或者献诗诵谏的事是王朝所独有，也未可知。《左传》既不注意王朝，自然没有这类的记载。至于列国，本只有“庶人谤”的徒歌，所以左传《国语》所记舆人之诵等都是很简短的；又没有给乐工收入乐府，三百篇中就见不到了。
赋诗是交换情意的一件事。他们在宴会中，各人拣了一首合意的乐诗。叫乐工唱，使得自己对于对方的情意在诗里表出；对方也是这等的回答。这件事《左传》上记得最多，那时士大夫也是看得最重。往往因为一个人不合于这个礼节，就给别人瞧不起；凶一点就闹起来。如：
宋华定来聘，……公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左传》昭公十二年）
这已经骂得够受的了；再看下面一件事：
晋候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卫公孙趸、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左传》襄公十六年）
这不是因了赋诗的小事闯出一场大祸吗！因为那时看赋诗的关系这等样重，所以在宴会时选择人才是很要紧的事。如《左传》记晋公子重耳到秦国：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子犯因为不及赵衰会说话，所以推荐了赵衰陪了重耳；果然秦穆公赋了六月，赵衰就叫重耳拜赐了。所以要拜赐的缘故，因为六月篇是周宣王命尹吉甫帅师伐猃狁的事，诗上有“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的话，秦穆公赋它，是表示他对于重耳的一番期望，所以重耳应该拜谢他的厚意。可见宴会赋诗是要主宾互相称美和祝颂，使得各人的好意从诗歌里表显出来；同时要受的方面知道赋诗的人的好意，表显出受诗以后的快乐和谦谢。再看下一事：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公享之。季武子赋《緜》之末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游也）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左传》昭公二年）
这一段写当时俯仰揖让的样子真是活现在眼前。季武子赋《緜》的末章，是赞美韩宣子的懂道理和有能力《角弓》说“兄弟昏姻，无胥远矣，”所以季武子拜谢他联络两国的美意。《甘棠》拿召公来比韩宣子，更是即景生情的佳话。宾主到了这步田地，实在是会交际阿！
现在再把《左传》里两次最有名的赋诗抄在下面：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口口，况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诗作“彼”）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这一次的赋诗，《草虫》、《隰桑》都是思慕君子，子展子产借此表示他们对赵孟的的思慕。《黍苗》是赞美召伯的功劳，子西借此以表示他看赵孟是召伯一流人物。蟋蟀说“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印段的意思是说赵孟的不荒淫而赵孟也因为他赋诗的宗旨在不荒淫，就称赞他是“保家之主”。《桑扈》称颂君子“受天之祜，”为“万邦之屏，”末句为“彼交匪敖，万福来求，”所以赵孟有这几句的答话。看这一次的赋诗，他们只是称颂赵孟；赵孟对于他们的称颂，有的是谦而不敢受，有的是回敬几句好话。单是伯有《赋鹑之奔奔》是特异的事。《鹑之奔奔》一诗主要的话是：“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内中只有怨愤的意思，全没有和乐的气象。所以赵孟说“床笫之言不口阈，”意谓怨愤是私室的话，不是在宴会场中可以公布的。
在这段故事中，又可以研究的一首诗，就是《野有蔓草》。这首诗的原文是：
野有蔓草，零露口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口口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这明明是一首私情诗。“臧”就是“藏”；“适我愿”就是“达到目的。”男女二人在野里碰见，到隐僻的地方藏着，成就他们的好事：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在规行矩步的道学家看起来，便是真的男女相遇也不应当说出这句话，何况在宴集宾朋的时候敢公然唱出这类淫诗，岂不是太放肆了！有人硬要解释这个难题，便说：“这并非淫诗。试看伯有赋了《鹑之奔奔》尚且赵孟要说‘床笫之言不口阈；’若这首真的是淫诗，自然更是‘床笫之言’了，为什么子太叔不看伯有的榜样，再去赋这类的诗？为什么 赵孟严于责伯有而宽于责子太叔，反而说‘吾子之惠’呢？所以这首诗不是淫诗，就可在此处证明。”我对于这个辩护，可以说他有两处误解。第一，“床笫之言”并不是指淫亵，乃是指私室。试看《鹑之奔奔》的原诗：
鹑之奔奔，鹊之疆疆。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疆疆；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奔奔”和“疆疆”只是鹑和鹊的动作的形容词，颠倒押着“为兄”“为君”的韵，并没有意义可讲。看下两句，至多只有埋怨长上和不甘受长上的束缚的两个意思，和男女之欲真是没有纤毫关系。赵孟说它“床笫之言，”当然不是指淫欲，所以下面他又：“伯有将为戮矣，……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公”是指的“宾”一方面，“床笫”是处的“公”的反面；“上”就是“君”和“兄”，“怨上”既是床笫之言，就不应公然对宾客说，这个意思十分明白。若说这一首诗是淫诗，请问对于“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一句话要怎样的解释呢？第二，“断章取义”是赋诗的惯例，赋诗的人的心意不即是作诗的人的心意。所以作诗的人尽管作的是言情诗，但赋诗的人尽可用它做宴宾诗。《左传》上有解释断章取义的两段文字：
庆舍之士谓芦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取所求焉；恶识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芦蒲癸娶庆舍之女；两家同是姜姓，所以有人这样问。芦蒲癸是庆舍的宠臣，庆舍正执齐国的政，所以有”余取所求“的答。）
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左传》定公九年）
芦蒲癸的意思是说：赋诗只须取自己要的东西，不必还出它的娘家。君子批评驷颛的话是说：《静女》的诗义并不好，只是《静女》诗中的“彤管”是一个好名目，就可取了。《竿旄》的诗也并不忠；只是《竿旄》诗中有”何以告之“一句，很有”忠告善道“的意思，就可算忠了。”恶识宗，“就是不管作者的本义；“弃其邪，”就是弃掉不可用的而取它可用的。所以那时的赋诗很可称做象征主义。做诗的人明明是写实，给他们一赋就是象征了。
有人说：《野有蔓草》若是私情诗，如何会收到乐章里去，供给宴会的应用呢？其实无论什么时候的乐章都脱离不了言情之作；何况春秋时并没有经过汉宋儒者的陶冶，淫风的盛翻开《左传》就可以看见，如何情诗入不得乐章！既入了乐章，大家听得惯了，自然熟视若无睹，可以移作别种意思的象征了。我常说：那时人赋诗，乐工“一唱三叹”的歌着，用不到自己去唱，正像现在人的点戏。现在人唤优伶到家里做戏，祝寿演《蟠桃会》，娶妇演《闺房乐》，上任演《满床笏》，这是实指其事，和宴会中赋《隰桑》相类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差冯国璋和张勋打下南京，怀仁堂上唱戏庆贺，因为那时江苏都督一个位置给冯给张很费斟酌，所以点了一出《取帅印》，又点了一出《双摇会》。《双摇会》明明是一出妻妾争夕的淫戏，如何可以在总统府里演唱？也无非做得长久了，大家忘其为淫戏，只觉得可以做别种意思的象征了！
再看郑六卿为韩宣子赋诗的一段事：
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蒋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救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左传》昭公十六年）
这一次，因为韩宣子要“知郑志，”所以郑六卿赋德都是郑诗。郑国的诗是情诗最多，所以这一次赋的诗也是情诗特多；如子太叔赋的《褰裳》，就是情思很荡的！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这正是荡妇骂恶少的口吻，说：“你不要我，难道就没有别人吗？”淫浪的态度真活画出来了！子太叔断章取义，用在这里，比喻他愿意从晋，只恐晋国的拒绝；所以韩宣子就说：“我在这里，怎会使得你去寻别人呢！”子太叔拜谢他，他又说：“没有这样的警戒，那能有始有终呢！”可见断章取义的用处，可以不显得字句的淫亵，不顾得作诗人的本义。
赋诗的应用，除了合欢以外，又有用在请求上的。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平公把卫献公囚了起来，齐景公郑简公到晋国去替他说情：
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国景子相齐侯；……子展相郑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
《辔之柔矣》的诗逸去了；《将仲子兮》在《郑风》里，原文如下：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首诗的大意只是“人言可畏”。子展要晋侯放出卫侯，所以赋了这首诗去讽他，说：“别人要疑心你为臣执君（卫献公复国，孙林父诉于晋）了！你不怕他们的多说话吗？”晋侯悟得他的意思，所以也就答应。
赋诗既可用在请求方面，自然也可反转来用在允许方面。如：
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左传》定公四年）
《无衣》的诗是：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子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秦哀公赋这诗，就是表明他已经完全允许他的请求了。
赋诗要表达出宾主的好意是通例，也有用来当笑骂的。但我虽是说出这句话，心中却很疑惑，不敢决定它的有无。如：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试看《相叔》篇中说的是什么话？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这实在骂得太不成样子了。说他听了不知，我想没有这样的糊涂人罢？（这一则与上面《伯有赋》《鹑之奔奔》的一事，我很疑心是《左传》的作者装点出来的。《左传》的作者最喜欢把结果的成败做论人的根据；他看见《伯有》与《庆封》都是不得善终的，就替他们编造了不好的故事，也说不定。）
从这许多赋诗的故事看来，可以归纳出一条通例，是：
自己要对人说的话，借了赋诗说出来。所赋的诗，只要达出赋诗的人的志，不希望合于作诗的人的志，所以说“赋诗言志”。
以上几种用诗，都是把诗唱的；还有一种用诗，是杂在言语中说的。因为这些诗唱得多了，尽人能够晓得，所以引来说话格外觉得简明有力。又那时许多国家相处很近，交涉的事极繁，所以很讲究说话。如下一节：
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仙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看了可见。要使自己说的话有效力，总要使得别人心折我这一番话。在现在时候，要使别人心折我的话，便可把学理去支配事实，说某一件事是合于学理的，某一件事是不合于学理的。那时人没有学问观念所以只消用社会上传诵的话去支配事实，说某一件事是合于老话的某一件事是不合于老话的。社会上传诵的话有两种：（一）谚语，（二）诗。谚语总带一点训诫的口气；诗却不止于训诫，还有自达情意的有讲一件事情的，又称赞人家的。凡是要说一句话，可以在诗上找到同意义的句子的，就可将诗句囫囵的搬出来。诗的应用方面既广，所以比谚语说得更多。他们引诗，也不在于了解诗人的原义，只要说在口里顺，或者可以做得自己的话的证据。
言语中用诗句来发挥自己的情感的，如：
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感，’其我之谓矣！”（《左传》宣公二年）
用诗句批评一件事情的，如：
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太叔文子闻之曰：“乌乎，诗所谓‘我躬不说，皇恤我后’者，宁子可谓不恤其后矣！……诗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又如：
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谌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今是长乱之道也；祸未歇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用诗杂在说话里最有效力的地方，是做辩论的根据。如：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径。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于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晋人许之。（《左传》成公二年）
这种话用在外交席上，可以摧折对方的气焰，自是很妙的辞令。但终究觉得危险，因为诗上本只是随便一句话，并没有天经地义在内，若对方用了辞义相反的一句诗来反驳时，就很为难了。
上一段的引诗是顺着诗义说的，又有急不暇择，把诗句割裂了应用的。如：
晋却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却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贶之以大礼，重之以备乐，如天之福，两君相见，何以代此。下臣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焉用乐！寡君须矣，吾子其入也！”宾曰：“若让之以一矢，祸之大者，其何福之为！世之治也，诸侯间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捍诚其民也。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乱则反之。今吾子之言，乱之道也，不可以为法！”（《左传》成公十二年）
这一番话说得何等凌厉，楚国的君臣就给他折服了！但试把兔罝原诗看来：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这三章诗，原只有赞美武夫为公侯出力的一个意思：因为奏乐上的需要，把它重复了两遍。武夫做公侯的干城，和做公侯的腹心，全没有什么差别。却至为了辩驳子反的“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一句话，要得到“今吾子之言，乱之道也”一个结论，不惜把它打成两截：以“公侯干成”属治世，“公侯腹心”属乱世。但若是有人问他：“第二章的‘公侯好仇’如何处置呢？恐怕他自己也答不出来了！
以上说的，都是说话中特意引诗。又有不是特意引诗，只是随便说来，和“成语”一例用的。如：
晋荀偃士匄请伐逼阳，……围之，弗克。……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鄹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左传》襄公十年）
孟献子不过要称赞叔梁纥的力大，恰巧诗句中的“有力如虎”可以引用，所以就随便说了出来。
最奇怪的用诗，是把诗句当“歇后语”或“猜谜”一样看待。如：
诸侯伐秦，及泾莫济。晋叔向见叔孙穆子曰：“诸侯谓秦不恭而讨之，及泾而止，于秦何益！”穆子曰：“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与司马曰：“夫若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鲁人以莒人先济，诸侯从之。（《国语·鲁语》）
为什么叔向一听到叔孙穆子这句话就知道他要渡泾？原来《匏有苦叶》的原文是：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说的是深有深的渡法，浅有浅的渡法。叔孙穆子举了这首诗名，又说“不知其他，”分明说他《渡泾》的主意早就打定了。又如：
侯犯以郈叛。……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将若之何？”对曰：“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孙稽首。（《左传》定公十年）
《唐风·扬之水》的卒章是：
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驷赤心中本来想逐去侯犯，所以叔孙问他，他就举了这个章名来回答，大意是说：“我是有计策的；但应当秘密做去，不敢告人。”叔孙听了，也暗暗的明白，所以对他稽首。
我前面说他们用诗和用谚没有分别，现在比较一看，更可明白。那时言语中常用的诗句，概括起来也不过一百句。用得最多的，是：
赞美：——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布政优优，百禄是遒
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骂罝：——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悲叹：——我之怀矣，自诒伊慼！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我躬不阅，皇恤我后！
劝诫及陈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无念而祖，聿修厥德。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左传》中引的周代谚语不及诗多，但也可看到一点模样：
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左传》隐公十一年）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左传》桓公七年）
心苟无暇，何恤乎无家！（《左传》闵公元年）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七年）
心则不竞，何惮于病！（《左传》僖公七年）
非宅是卜，唯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
在此可见谚与诗的形式是很相似的；用谚与用诗是没有分别的。惟谚语大概偏于劝诫及陈述一方面，而在赞美，骂罝，悲叹三方面不得不舍谚用诗。
诗句用得长久了，后来就真变成谚语了。如：
范蠡进谏曰：“……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则不远。’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国语·越语》）
这一句先人之言，就是《豳风》中“伐柯伐柯。其则不远”的诗句；因为用得久了，就变成“伐柯者其则不远”的谚了。
春秋时，这三百多篇诗的流传是很广的，试看上面引的赋诗便可以明白。季武子与韩宣子赋诗一节，武子先赋的是大雅，宣子答的是《小雅》，武子又答的是《召南》。又如七子赋诗一节，子展赋的是《召南》，伯有赋的是《郑风》，印段赋的是《唐风》。一时的赋诗，乐声就各各不同。更看当时人常说在口头的几个诗句，也是各处的诗都有。可见乐声虽是分了多少国，而引用它的原没有划分国界，这三百多篇诗真是行遍中原的了。这单是就地域方面看；若在阶级方面看，当初做诗时虽分阶级，而后来用诗的便无阶级。如：
穆叔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訁敢，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左传》襄公四年）
这只是宴享一个诸侯的大夫，而天子的乐诗已经搬了出来，可见：（1）阶级制度的破坏；（2）各种阶级的乐诗，一个阶级——诸侯——都能完备。一国都有了各国的乐诗，一阶级都有了各阶级的乐诗，所以这三百多篇诗更为一般人。——至少是贵族的全体——所熟习，觉得真是人生的日用品了。
在此，我又觉得传说中的“太史采诗”一事是可疑的。第一：这三百多篇诗都是春秋时传下来的，有许多是春秋时加进去的，传了六七百年，仅仅有这三百多篇熟在口头上。第二：《左传》上记的各种徒歌全没有采入《诗经》，这都是合着“观风”一个宗旨，可以入乐的，但竟没有入乐，可见当时入乐的诗真是少之又少，完全碰着机会，并不是有***甄录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三百多篇诗的集成一部经书，固是出于汉人，（或战国人，）但《诗经》的一个雏形已经在春秋时大略固定。采诗之官即使有，也是“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的一类，不必定为一个专职，而且在春秋时也见不到这些痕迹了。
我们看到了上面的许多叙述，可以作一个结论：
《诗经》是为了种种应用而产生的，有的是向民间采来的，有的是定做出来的。它是一部入乐的诗集；大家对于这些入乐的诗都是唱在口头，听在耳里，记得熟了，所以有随意使用它的能力。她们对于诗的态度，只是一个为自己享用的态度；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他们无论如何把诗篇乱用却不预备在诗上推考古人的历史，又不希望推考作诗人的事实。正如现在一般人看演戏，只是为了酬宾，酬神，和自己的行乐，并不想依据了戏中的事去论古代，也不想推考编戏的人是谁。所以虽是乱用，却没有伤损《诗经》的真相。
三 孔子对诗乐的态度
孔子是和《诗经》有大关系的人，一般人都说《诗经》是经他删过的。删诗的问题且放在下面再说；但说他所处的时势，真是乐诗的存亡之交，他以前乐诗何等的盛行，他以后就一步步的衰下去了。（《左传》自定公四年秦哀公为申包胥《无衣》后，就不曾载过赋诗的事。）再看他的生性，对于乐诗是何等的深嗜笃好。《论语》上记的：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
子与人歌而舞，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他这等的欢喜乐诗，恰恰着了乐诗衰颓的时势，使他永远在社会逆流之中，勉力作一个“中流砥柱”，他的地位重要也可见了。现在先说他对于诗的见解，再说他遭着的乐的潮流。
孔子最欢喜说诗，又欢喜劝人学诗。《论语》上说：
子所雅（常）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未也。’‘不学诗，无以言’……”（《季氏》）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他说的“不学诗，无以言，”即是用是到言语中。他说的兴，观，群，怨，以至事父，事君，即是要用诗去实施典礼，讽谏，赋诗等方面的社会伦理。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个意思，《左传》等书上没有说起。《汉书·艺闻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恐古代也有这个应用。这些都是春秋时诗学的传统观念。所以他又说：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可见他对于诗的观念离不掉当时的实用；只是所说兴观群怨有些涵养性情的见解，似比当时人稍高超些。
他较为特殊的用诗，是说诗的象征。如：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切磋琢磨”是形容君子风度的美，不即是“贫而乐，富而好礼”。“素以为绚兮”是说本质与装饰的好，也不即是“礼后”。子贡子夏不过会用类推的方法，用诗句做近似的推测，孔子已不胜其称赞，似乎他最欢喜这样用诗。这样的用诗，替它立一个题目，是“触类旁通”。春秋时人的赋诗已经会得触类旁通了；在言语里触类旁通的，别地方似乎没有见过，或者是他开端。经他一提倡之后，后来的儒家就很会这样用了。如《中庸》说：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