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这十年
□ 本报记者 王婧姝文 诺布旺丹图
新一代《格萨尔》艺人在青海湖边。
《格萨尔》，大家已经不陌生了。自几年前网上传出开发网络游戏《格萨尔王传》的消息，网友们纷纷开始关注;2009年，著名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正式出版，更让社会各界熟知了这部藏族和蒙古族共同创造的史诗。逐渐地，“《格萨尔》颠覆了黑格尔‘中国没有史诗’的论断”，“《格萨尔》是中国的活史诗”、“《格萨尔》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内容浩瀚的活态史诗”……这些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
2009年1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会议公布了“全国《格萨尔》工作大事记”，“纵观30年的工作”，现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诺布旺丹说：“近十年可以说是《格萨尔》走向世界的十年，是《格萨尔》研究从宏观进入微观的十年，是《格萨尔》从学者视野走向大众视野的十年。”同时，2000年到2009年又是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飞速前进的十年，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来势汹汹、波澜壮阔的十年。
娴熟操作电脑录入的掘藏艺人
大约十几年前，格日尖参还生活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甘德县。当时他是一位而立之年的地道的藏族牧民，终日靠放牧为生，同时他又是远近闻名的《格萨尔》掘藏艺人。而当时不曾想到的是，他的生活因杨恩洪(原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诺布旺丹等人的到访，在10年间发生了重大改变。
上世纪90年代，正在参与《格萨尔》田野作业的杨恩洪、诺布旺丹等一批学者来到甘德县，目的就是寻访《格萨尔》艺人、搜集失散在民间的《格萨尔》手抄本。在那以前，诺布旺丹等人已经寻访到不少《格萨尔》神授艺人。据不完全统计，记录在案的艺人有120多人;通过录音、录像获得的艺人说唱文本达5000小时;获得的大量珍贵的手抄本资料仅内容互不重叠的就达230多部，1500万字。来到素有“格萨尔史诗村”之称的甘德县德尔文部落。听闻当地有一位流浪游吟诗人，享誉整个部落，诺布旺丹随他的前辈学者们找到了他，也就是被称为“写不完的格萨尔”艺人的格日尖参。
当时，学界对掘藏艺人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起初他们还想用录音、录像等方法来记录格日尖参说唱的史诗，但是，问题出现了。掘藏艺人的特点并非像神授艺人一样用口头演述，而是用文字把藏在心中的“故事之宝”表达出来。上世纪80年代末，格日尖参独自前往各地朝觐圣山圣湖，游览名胜古迹。从朝山回来以后，人变得怪怪的，总觉得心里憋得慌，很想写点有关《格萨尔》方面的东西，一股强大的创作欲望在催促着他。当初，作为牧民的格日尖参，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没法用文字准确地表达心中的《格萨尔》。但由于他自幼聪慧，加之热心学者们的鼓励和鞭策，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掌握了藏文的书写。有一天，他的创作欲终于爆发了，他拿起手中之笔，经过几天的创作，写下了洋洋30万字的《格萨尔王传·敦氏预言授记》。后来，杨恩洪、诺布旺丹等有关专家对他再次进行深度访谈时，他已经可以用娴熟的文字笔墨精准地表达出他心中的“故事宝贝”了。经专家鉴定，他撰写的故事文本情节完整、语言流畅，属于《格萨尔》文本群中较为少见的掘藏故事文本，具有较大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现在，格日尖参不再放牧了。他已经成为果洛州群众艺术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并且写了20多部500万字的《格萨尔》。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格日尖参的工作还在继续。
去年9月，阿来在京为新书《格萨尔王》举行首发式，请来了格日尖参现场表演书写《格萨尔》。再次见到格日尖参，诺布旺丹说：“不惑之年的他与10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和电脑，他能熟练地操作电脑，使用软件。现在，格日尖参可以用电脑直接写出他心中的《格萨尔》。”
来自联合国的好消息
2009年6月初，诺布旺丹收到了一封让他精神振奋的信函。信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寄出，信中对我国提名的申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格萨尔史诗传统”作了如下描述：中国西北部的藏族、蒙古族和土族社区中共同流传的《格萨尔》故事，由一代代艺人杰出的口头艺术才华以韵散兼行的方式用串珠结构讲述着格萨尔王为救护生灵而投身下界，率领岭国人民降伏妖魔、抑强扶弱、完成人间使命后返回天国的英雄故事。在藏族地区，史诗艺人辅以服饰、道具(例如帽子和铜镜等)说唱;蒙古族史诗艺人则多是师徒相传，演唱时多使用马头琴或四胡伴奏，融汇了好来宝及本子故事的说书风格。史诗的演唱伴随着诸如烟祭、默想、入神等独特的仪式实践植入社区的宗教和日常生活中，如在诞生礼上演唱格萨尔王从天国降生的段落。众多的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不仅作为传统的一分子成为乡村社区的娱乐方式，而且对听众起着传授历史、宗教、习俗、道德和科学的作用。
这是作为“格萨尔史诗传统”申遗项目联络人的诺布旺丹从2008年10月开始第三次收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来信。第三封信明确表示 “格萨尔史诗传统”符合代表作名录的条件。“至此”，诺布旺丹说：“申遗的基调基本已定，接下来就等候最后的佳音了。”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的过程，是漫长又艰难的。诺布旺丹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已经开始对《格萨尔》的研究进行积累。改革开放直到上世纪末，学者们的努力为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格萨尔研究机构和格萨尔学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诺布旺丹认为，21世纪可以说是保护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我国的《格萨尔》从此开始走向世界。标志这一转折的事件则是2001年在巴黎召开的第3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将 “《格萨尔》千周年纪念”列为2002—2003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项目。据介绍，该项目与雨果诞辰、普希金诞辰等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活动并列，而且“《格萨尔》千周年纪念”是当时我国唯一进入该项目的活动。
2004年，第三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开始，领导小组决定联合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民委等共同申报《格萨尔》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诺布旺丹说，整个申遗的主要工作是准备相关材料，包括近40页的表格文本、10分钟的申遗视频材料、10张申遗资料照片，还有2小时的补充性视频文件和30张图片等中英文各两份。当时距完成时间只有短短1个月，所有的课题组成员都心里没底。昼夜奋战，文本工作进行得相对顺利，但是10分钟的视频文件和2小时的视频资料以及《格萨尔》传承人的授权书尚无进展。在紧张的准备工作中，课题组联系到了一家曾经专门拍摄过《格萨尔》纪录片的公司，他们存有大量高质量的《格萨尔》及其艺人的视频资料。经协商，公司领导答应帮忙制作这两种视频文件。20天后，一部高质量的、震撼人心的申遗陈述片制作出来。它不但较全面而生动地表现了各类《格萨尔》艺人的演述风格，而且反映了《格萨尔》这部史诗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然而，事与愿违，一年多之后的 “名录”项目名单内并不见《格萨尔》。申遗的挫折并没有给课题组成员带来压力，相反，他们重整旗鼓，开始面对即将到来的另一个挑战：申请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于有扎实的文本资料基础，这次申报国家级名录很轻松地通过了。到2008年7月，《格萨尔》向联合国申遗的工作再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2009年“十一”前夕，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传来喜讯，“格萨尔史诗传统”被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政府及有关机构、专家学者历时5年协调各方力量、精心准备文案、夜以继日的辛勤劳作以及社会各界一直广泛关注的“格萨尔史诗传统”申遗工作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
活鱼要在水里看
在努力完成申遗工作的同时，我国的《格萨尔》保护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由基础性研究转向艺人的专题性研究。诺布旺丹说：“我们在喜忧参半的实践中摸索出了有效的保护途径。”
诺布旺丹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他担忧的艺人。“为了保护说唱艺人，我们曾经让艺人迁往条件优越的大城市，让他们在文化单位任职。”比如西藏那曲著名神授女艺人玉梅，她年轻时曾有一次做梦梦见神虎和魔鬼虎，然后大病一场，几个月痊愈之后就能说唱70多部《格萨尔》。专家鉴定其为典型的神授艺人，于是让25岁的她在西藏社科院任职。20多年过去了，今年8月，诺布旺丹在拉萨见到玉梅，遗憾的是，她已经基本不会说唱了。诺布旺丹说：“因为她离开了原生态说唱环境，到拉萨这样喧嚣的闹市，思维方式和想象力都有所改变，她的记忆、灵感和母语表达能力也退化了。”这件事情告诉人们，保护艺人不能让他们离开原本的文化环境。200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将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德尔文部落命名为“格萨尔文化之乡”，也就是“史诗村”。“史诗村”相对封闭，文化相对原生态，建立这样的史诗村就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对艺人生活的文化环境的原生态进行保护。
所谓“活鱼要在水里看”，这正是我国格萨尔保护工作在多年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和理念。
现如今，《格萨尔》的保护工作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学者与社会力量齐头并进的局面。刚刚闭幕的第六届领导小组会议提出，在接下来的5年里，政府、学界、社会，三股力量将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申遗后的保护工作，即在以往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做好著名艺人说唱本的记录、整理和出版工作，即建立艺人档案数据库，加强研究人才的培养，加强研究机构的建设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建立《格萨尔》博物馆展示《格萨尔》文物，开辟表演空间和传习场所。另外，根据《关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保护工作的通知》具体要求，史诗流传地区的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将会加强领导，将《格萨尔》工作纳入当前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当地党委、政府工作日程，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规划，纳入当地财政预算。
再过一个十年，《格萨尔》保护将再上几个台阶?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