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问题：一个西方学术史的故事
【原文出处】文化遗产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8-4
【作者简介】林岗，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西方人对荷马的追索，在史诗写定之前就存在。那时荷马几乎就是“行吟诗人”的代名词，其后质疑之声渐起，遂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由于“荷马问题”在西方古典学中的核心地位，促使历代学者寻找求解的方案。美国学者帕里、洛德凭着敏锐的学术嗅觉，及时转向田野调查，以活材料与文献互证，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了这个西方的故事，并给予简要的评论。
【关 键 词】荷马问题/史诗/口述传统/帕里-洛德
西方古典研究学者在上个世纪对其文学的源头——史诗——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重要进展。由帕里(Milman Parry，1902-1935)和洛德(Albert Bates Lord，1912-1991)所开创的口述传统的研究如今被称为“帕里—洛德理论”，它解决了困惑西方古典研究数个世纪的所谓“荷马问题”(Homeric problem)①。史诗的作者例如荷马(Home)也不再被视为一个或几个天才诗人，史诗被证明是广泛存在的口述传统的产物。不但欧洲、近东，甚至中亚、南亚、非洲的广袤大陆，都曾存在传唱史诗的习俗。荷马史诗只不过是在诸文明发展演变历程中产生较早、影响最大、艺术水准最高的史诗。例如，古巴比伦就有《吉尔加美什》，德国有《尼伯龙根之歌》，英格兰有《贝奥武甫》，印度有《罗摩耶纳》和《摩诃婆罗多》，中国非汉语区有《格萨尔》、《江格尔》等史诗。这些史诗基本上是该文化文字与书写技术成熟之前或略早时期的产物，它们属于文字和书写世界之外的文学活动。这些文学活动，从创编、演唱、传承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传统，通常称之为口述传统。若要理解史诗的起源和真实面貌就必须深入到孕育它的那个口述传统之中。不过，“荷马问题”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史诗与口述传统之间关系的探讨的终结。相反，正是由于“荷马问题”的解决引申出一系列具有延展性的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是所有口头活动均可以称作口述传统还是特别与史诗吟唱有关的口头活动称作口述传统?又如，口述传统的民间性到底如何理解?是所有的口头活动一定就是民间的吗?还有，假如口述传统是具有普遍性的民间口头活动，何以在某些文化里它孕育了史诗这样的“雄篇巨制”而在另一些文化里则不见其踪影?学术研究的进展常常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引来了对更多相关问题的疑问。这种引申疑问的产生并不证明先在问题的解决有何不妥，相反恰好证明先在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因为后来疑问的产生源自对先在理论的推广应用，而在推广应用中悟其不足，进而萌发了新的疑问。
希腊人眼里的荷马
置于荷马名下的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现今看到最古老的希腊文本，是纪元前3到前2世纪由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整理、编定的文本，每部均是24卷。这个定本也是根据更早的流传文本，据说是纪元前6世纪当时的希腊僭主庇希特拉图命人从行吟诗人口中记录下来的最早文字本②。《伊利亚特》有15693行，《奥德赛》略短一些，也有12110行。与今天能够读到的史诗相比，不算最长，但是结构的完整性、主题的鲜明和深刻、叙述故事的艺术精巧，均属无与伦比，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准。史诗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洞见和旷世叙述才华，均远超出人们对文明初露曙光时代人类所具有的才华的合理推测之上。也正是鉴于这一点，马克思才煞费苦心提出所谓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来解释希腊史诗之所以不可企及的原因③。再者，文字产生以后，人们秉持根深蒂固的观念：任何文本皆有作者。文本是一个从无产生出来的有，这个创造物一定存在一个它的缔造者。恰如神创造世界万物，其实神也有一个名字，以色列子民呼作elohim，英译称作yahweh或yehowah(耶和华)④。执着于作者的观念，惊异于史诗的艺文水准，那个署名于史诗作者之列的荷马是谁，是否确有其人，他的生存年代、出生地和两部史诗究竟如何形成，便成为了欧洲古典研究史上的“荷马问题”。荷马问题众说迭出，争论甚多，乃是因为它是解史诗者绕不过去而需要不断追问，并且是涉及到文学起源的首要问题。有意思的是循着荷马是谁的作者追问的思路，这个“荷马问题”竟然成了千古疑团。因为史料湮灭，人各一词，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史诗研究依然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但是这个看似无解的追问终于导致上个世纪西方古典学的重大学术突破。人文学术的推进竟然是这样，不尽合理的问题设置竟然导致合理的解答。
所谓问题设置本身的不尽合理是指假如从寻求事实真相的眼光看，可靠资料所能解答的部分微不足道。如果荷马是一位文本意义的作者，那我们今天所知与希罗多德(前484-前430)、修昔底德(约前471-约前400)、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柏拉图(前427-前347)、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时代的所知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是最早谈论过荷马的希腊人。他们的关于荷马的说法各有出入，但都把荷马当作文本意义上的作者，是一个名字叫荷马的人写下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荷马是最早的“诗人”。希罗多德明确说过“荷马的时代比之我们的时代不会早过四百年”，是他把“希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⑤。而且他把荷马与赫西俄德并列，当成相同或相近年代的诗人。那荷马就应当是生活在公元前850年左右。据历史学者的意见，赫西俄德约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初叶⑥。修昔底德认为荷马当生活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但没有明确指出荷马的生活年代⑦。公元前1120左右，迈锡尼文明彻底衰朽沉沦，进入希腊历史的所谓“黑暗时期”(Dark Age)，而一般相信特洛伊战争发生在“黑暗时期”之前。那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云云，也当有数个世纪了。柏拉图在他那本以诗人和哲学家争辩为主要线索的《理想国》里，多次提到荷马。除了他借苏格拉底之口指责荷马败坏教育和道德的部分之外，柏拉图是高度认可荷马的诗歌才华的。他借苏格拉底之口称，“荷马那里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赞美”;⑧又说“荷马的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位悲剧家。”⑨柏拉图大概是受了希罗多德的影响，常常把赫西俄德与荷马相提并论⑩，似乎是以为两人生活年代相近。苏格拉底还提到一个传说，荷马有一位朋友叫克瑞奥菲鲁斯，他在荷马活着的时候就否定荷马的才华(11)。在苏格拉底的眼里，正是因为荷马只有才华而缺乏美德，故而在生的时候，“颠沛流离，卖唱为生”(12)。亚里士多德对荷马没有他的老师那种源自哲学对诗的偏见，他称赞荷马是一个天才的作者。他说，“荷马是值得称赞的，理由很多，特别因为在史诗诗人中唯有他知道一个史诗诗人应当怎么样作。”(13)又说，“唯有荷马的天赋的才能，如我们所说的，高人一等”(14)。上述所提到的资料基本上囊括了古希腊时期人们对荷马的认知。综合约有如下数端：荷马历史上实有其人，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左右;他写作了荷马史诗;并且沿城卖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行吟诗人”。古希腊时代对荷马的认知并没有提到确凿的证据，根据的都是代代相传的传说。
荷马问题的争辩
既然所本的是传闻，难免也有各种各样关于荷马的说法流传于世。其中不乏质疑的声音。古希腊人Simonides以为荷马的生活年代比之诗人Archilochus还要晚。公元一世纪，Josephus(90 A. D.)声称荷马根本不能握管写作，他只是记忆一些史诗片段。公元二世纪时，罗马人Pausanias认为荷马创作了另一部关于底比斯(Thebes)的英雄传奇而不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关于荷马不能写作的看法文艺复兴时代也被人重复，如Casaubon(1559-1614)，Perizonius(1684)就持这种意见。Charles Perrault则更进一步根本否认荷马其人的存在。Abbe dAubignac 1715年将类似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引入探讨荷马史诗的形成，他否认有任何人创作了史诗。认为特洛伊战争之后，一些行吟诗人传唱关于战争的片段，这些人通常是瞎子，所以，荷马之名，实在也就是这些人的统称，意思是“瞽人”。而荷马史诗是多个传唱的片段汇集而成的综合文本。维柯(Vico)1725年亦持相同的意见。Blackwell于1757年发表了他颇有影响的《荷马生平与写作探论》，他的结论是荷马并没有写下史诗，真正的作者是那些行吟诗人(15)。可见荷马问题经历古希腊之后朝向怀疑的方向演变。特别是近代历史语言学和进化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开始从文本的缝隙中找出各种各样不一致的痕迹，综合版本演化和流传史的研究，终于在十八世纪末，由德国学者伍尔夫(Wolf)集其大成，提出完全不同于古希腊时期关于荷马问题的见解(16)。
伍尔夫经过详细的考证，辨析史诗文本不同的叙述风格和甄别历代流传版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荷马诗篇先期已经出现并且无涉于书写而流传于世。后来它们才被人们书写下来。在此过程中，史诗被编者按照远比它们诞生时期要晚的后来者的趣味而润色、修改，综合而成一完整之作。之后荷马史诗屡遭世变，屡遇编者，从亚历山大里亚到罗马帝国，最后遭遇拜占庭学者的敌意和拜占庭的轻视。”(17)对于史诗与文字之前的口述活动的关系，伍尔夫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或许是他未能再进一步，又或许是他有所顾虑，他对“荷马问题”的结论耐人寻味：
虽然荷马诗篇，它们当中的多数也许由古代某一位行吟诗人完成，但是这些分散的诗篇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直到庇希特拉图开始把它们整编成文字稿本。然而稿本多样，分别流传，直到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才由Aristophanes和Aristarchus的智慧和趣味渗入其中而出现无可争辩的和谐(18)。
伍尔夫显然怀疑自古希腊以来关于荷马的说法，也深知自己结论本身的“革命性”。他想在既定见解与自己的发现之间保持平衡。版本和流传史的考证可以得出不容翻案的准确结论，但若谓荷马史诗不是出自一位天才诗人，则这个看法无疑像一把利刃，挫伤西方对伟大的古典传统的自尊心。例如，伍尔夫的研究发表将近百年，朗格还撰文，长篇大论重新解释荷马，批驳伍尔夫的看法。朗格说：“尽管有某些瑕疵、断裂和某些不相连的可能插入，但是荷马史诗主要地是一部，准确地说是两部伟大的诗篇。它们在文学上的地位已经奠定，它们包容一个完整世界的声音，它们充满希腊天才最初散发的魅力。荷马诗篇是希腊天才所能够完成的最早和精美绝伦的作品，它们被看作是一个总结。”(19)从朗格屡屡提到希腊天才与史诗的关连性可以推知，朗格甚至比伍尔夫还清楚伍尔夫结论潜在的挑战性。因为伍尔夫的结论不仅涉及真相问题，而且被认为有可能动摇古典传统的地位。习惯认为，行吟诗人无论如何不能与天才画上等号。
伍尔夫从版本、流传入手求解“荷马问题”解决方案的思路似乎也走到了极限，后人如果沿着同样的思路也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其结论。版本和流传资料所能提供的推论空间已经为伍尔夫用尽了。双方争议的焦点无非是史诗成于多人之手还是成于一人之手。而既有的史料不可能给其中的是非作出清晰的判断。正因为这样，其后的一个多世纪，荷马问题的研究并没有明显的推进。
帕里、洛德的发现
事情到了帕里手里才有转机。帕里本来是专治荷马史诗的古典学者，他在伍尔夫结论上起步。从荷马史诗的修辞风格看，它的程式化修辞风格明显是口头作品所具有的，也就是说，荷马史诗是在行吟诗人演唱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比伍尔夫更从文本的语言修辞风格上证明了史诗与民间演唱之间的关系。帕里与伍尔夫不同的一点是二十世纪正是民俗学、人类学急速成长的时代，而帕里能够注意到这些新成长的学科所提供的有益的知识。比如，三十年代初期帕里读到德裔俄国民族志学家拉德洛夫(Vasilii Radlov 1837-1918)一系列关于突厥与中亚民间文学的民族志报告和研究著作，对他决心从田野调查入手将民间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与荷马史诗互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0)。这些来自田野作业的第一手资料，如拉德洛夫的《北方突厥部族民间文学考》对民间艺人口头诗歌演唱的生动记录，以及将之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对帕里开始新的治学之途有着重要的启示。从1933年到1935年，帕里带着当时年轻的助手洛德离开哈佛远赴前南斯拉夫地区，对当时尚以活形态存在的史诗演唱进行声学录音，观摩并采访史诗的演唱者。两人的田野作业亲历了一个尚且活着的民间口头传统，从纯文献到田野作业的跨越，使他们经历了案头学者不可能有的激动人心的过程。对于帕里和洛德的工作，从事蒙古口头史诗研究的中国学者朝戈金有简要的描述：“帕里以1933年夏天的一次短期的实地勘查拉开了整个计划的序幕。然后，从1934年6月到次年9月，帕里和他的学生、助手兼合作者洛德进入了纵深的搜集阶段。在这16个月间，他们以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为基地，墨点扩散式地逐步扩大考察范围：马其顿(Macedonia)、新帕扎尔(Novi Pazar)、比热罗波勒若(Bijelo Polje)、库拉辛(Kolasin)、加斯库(Gacko)、斯托拉奇(Stolac)和比哈奇(Bihac)是他们格外关注的地区。”“在搜集程序上，他们以最出色的歌手为重心。将这些口头史诗传统的才华最为出众的传承者作为对象，这是对该口头传统的典型形态进行完整观察的保证。例如对歌手阿夫多的调查，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35年时，身为文盲的阿夫多在其表演曲目单上储存了有58首史诗，其中两首较长的分别有12323诗行和13331诗行，它们各自的篇幅都与《奥德赛》的长度相仿。阿夫多的演唱，当时就得到了精心的记录。还不止于此，与我们现在还往往使用的‘一过性’调查和记录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记录了同一歌手的数量可观且互不重复的歌，还记录了大量来自同一歌手或不同歌手的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或不同演唱。对歌手佐季奇(Demail Zogic)的同一首歌的三个演唱(1934演唱录音、1934口述记录、1951演唱录音)版本的比较;或是对阿夫多著名的《斯麦拉季奇·梅霍的婚礼》在1935年和1951年的两次演唱版本差异的比较，以及其他类似的做法，为史诗的田野作业树立了范例。”(21)应当说明的是，帕里英年早逝，洛德继承了先师的未竟之业，并且有所发扬和光大。他们当年和其后洛德在南斯拉夫地区的口传史诗的演唱录音、行吟诗人的采访录、演唱的文字记录本等，被辟为“帕里口头文学特藏”(the Parry Collection of Oral Literature)存于哈佛大学威德纳(Widener Library)图书馆。
以后设的眼光看，出自名牌学府的这师徒二人的学术发现，在西方现代人文学术史上绝对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他们对西方人文学术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Wade-Gery称帕里为“荷马研究的达尔文”并解释说，“就像达尔文从世界和人类的创造中把上帝之手移开了一样，米尔曼·帕里也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移走了创作诗人。”(22)这个学术发现的意义是保持敏锐的学术眼光，留意相邻学科的学术发展，才能把握住时运给予的机会，做出成就。一如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归结为出土资料与文献互证，异族史书与旧籍互证，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证一样(23)，帕里-洛德之所以最终令人信服地解决“荷马问题”，就是取活形态的口头文学与文献进行互证，最终取得西方古典研究的绝大突破。“荷马问题”亦从此一锤定音，为不易之论。回顾此事之时，说来容易，但当初诸说纷呈，各执一辞，要看出新出现的民俗学资料的价值，看出新资料与先前文献之间的联系，则绝对需要非凡的敏锐。从事田野调查需要的资源、组织和技术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从古典研究圈子迈出这一步的决定、勇气和预见的眼光。
“荷马问题”的疑团最终为帕里、洛德解开。从实证的立场看，版本流传研究和文本修辞风格的分析，虽然是属于论证中的“内证”，但推论中的主观色彩依然难以避免，尤其是修辞风格的判定，往往因趣味不同而人言人殊。正因为如此当论者站在不同立场的时候，水落依然不能石出。“荷马问题”上“分辨派”和“统一派”的长期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24)。假如帕里不是转向实地的活形态的史诗演唱研究，他的文本“内证”做得再好，研究也只是小有斩获。因为无论文本的修辞风格分析做到如何好的程度，也不能给史诗演唱的内部机制一个清楚的认识。荷马史诗尽管是口述传统的产物，但毕竟已经写定。今人只见其衣冠盛容，而不可睹其生龙活虎。作为活形态的荷马史诗，毕竟已经终结了。帕里为解决“荷马问题”而转向田野作业，把毕生最重要的学术关注给予活形态的口传史诗演唱活动，这些活形态的史诗虽然不是荷马史诗，但它们同属一类。对它们演唱机制的彻底阐明，则可以为荷马史诗所独有的属于口头传统产物的修辞风格特征，给予无可争辩的证明。至于从分析口头史诗演唱中发展起来的“口头理论”则属于更广大的学术发现。洛德在他总结性著作《故事的歌手》说出了斩钉截铁而又平凡的结论：“我们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荷马史诗的创作者是一位口头诗人。”(25)实际上他赋予了“创作”完全不同于出自书面文学传统的含义。只有深入了解由他们发展起来的关于口述传统的口头理论，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口头意义的“创作”。
注释：
①所谓“荷马问题”，简言之曰，争辩荷马史诗的作者为谁的问题。
②见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一卷)，第一章《古希腊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14页。
④见冯象：《摩西五经·前言》。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第53节。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4-135页。
⑥张竹明：《工作与时日 神谱·译者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⑦见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页。
⑧柏拉图：《理想国》(第2卷)，见《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本。译者将篇名更定为《国家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卷，第346页。
⑨柏拉图：《理想国》(第2卷)，见《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本。译者将篇名更定为《国家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卷，第603页。
⑩在《理想国》第10卷，柏拉图有两处将荷马与赫西俄德并论。第1处在620页，第2处637页。版本均同上注。
(11)柏拉图：《理想国》(第2卷)，见《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本。译者将篇名更定为《国家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卷，第620页。
(12)见第620-621页，版本同上注。
(13)罗念生译《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8页。
(14)罗念生译《诗学》，第82页。
(15)上述多种说法的出处均见Andrew Lang: Homer and the Epic. Langmans. Green. Co. pp13-16. London 1893.
(16)1795年，德国学者Wolf将自己多年关于荷马的研究写成《绪论》(Prolegomena)。
(17)Andrew Lang教授综合伍尔夫的结论。原文是：The Homeric poems were originally mere lays composed and handled down without the use of writing. Later they were committed to writing, and in the process were combined by the editors into continuous whole, and were also polished and e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ste of a more advanced age than that which gave them birth. Next they suffered many things and many editors, Alexandrian, and Imperial, and, finally, ran the gauntlet of Byzantine scholarship and of Byzantine ignorance.见 Andrew Lang: Homer and the Epic. Langmans. Green. Co. pp23. London 1893.
(18)这是Andrew Lang归纳的结论。原文是：Homeric poems, however much of them may have been composed by a single ancient minstrel, were but scttered cantos, living in the mouths of men, till Pisistratus began the work of committing them to manuscript. They were diversely handled. Till the age of the Alexandrians, when the undeniable harmony which they exhibit was imposed on them by the learning and taste of Aristophans and Aristarchus. 见Andrew Lang: Homer and the Epic. Langmans. Green. Co. pp43. London 1893.
(19)Homeric epic, in spite of certain flaw, and breaks, and probable insertion of alien matter, ate mainly the work of one, or, at the most, of two, great poets. Their place in literature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they contain the voice of a whole world, they are full of the prime vigour of the Greek genius, and may be assepted as the sum, in the early and vigorous form, of all that the Greek genius was able to accomplish.见Andrew Lang: Homer and the Epic. Langmans. Green. Co. pp 10. London 1893.
(20)约翰·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8页。
(21)参见朝戈金《口传史诗的田野作业问题》。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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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Wade-Gery term Parry "the Darwin of Homeric studies" and explains: "As Darwin seemed to many to have removed the finger of God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nd of man, so Milman Parry has seemed to same to removed the creative poet from the Iliad and Odyssey." See A. B. Lord: Epic Singer and Oral Tradition. Pp2-3.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24)以荷马为不同时期的多个人，荷马史诗由多个不同时期形成的诗篇片段连缀而成，史称“分辨派”，又叫“小歌派”;以荷马为单一天才作者的，荷马史诗出于一人之手，史称“统一派”。见《欧洲文学史》第一卷，李赋宁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页。又见朝戈金：《译者导言》，载《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5)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4页。
文章来源：民俗学网站—尹虎彬老师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