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述史学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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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少华 出处：学术研究 1997：5
一、口述史学义界
人类原始发展期间，有一项重大的创举，那就是利用语言。几万年以来，语言已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工具和标志。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有盘古开天地，有所谓燧人氏、有巢氏、庖牺氏、神农氏等老祖宗的事迹，也有宙斯众神和诺亚方舟等传说，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传下来的。由口述流传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写到纸上，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到今天虽已经进步到有多种专为信息用的工具，例如电脑，但一直还没有人愚蠢地提出要取消语言。人们的嘴巴依然还是人类基本的信息传递工具之一。
口述传说（Oral tradition）各种知识，似乎象一种无形的口述制度，在从古到今的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中，一直有十分兴旺的活力。我们很容易在各地民众的习俗技艺和生活方式中，发现大量口传方式和口述专用内容，真是世传不辍，蔚为奇观。这既与各民族的文化基础有关，亦与口述传说实际上在执行教育和合法性灌输任务的特点有关。中国古人曾经留下许多格言，这里抄录几条为鉴：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经·小雅》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经·大雅》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
这种传统的口述传说方式和效果，是很难用行政手段来制度化的。只是越是不够发达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国家，其口述传说越多。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者来说，反倒是机会，他们更容易使用科学手段，深入口述环境，以取得将可能永远消逝的史料。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口述传说，因为它更偏向文学了。本文讨论的是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笔者作如下义界：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判断口述史书可以用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口述史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类生活中各种基本联系。口述的心理效果是远胜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组成的一句话并不能够反映其中语气的深浅份量。当然口述史并不是要取代文字史，它们各有其适用度，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和纠正。
（二）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重现历史是现代历史学界的主流工作，尤其在假冒伪劣“历史商品”太多的时候。
（三）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能象传统史学那样仅在书房中翻旧书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要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规范程序。
（四）口述史工作计划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上层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政治家的口头上。
有一位英国学者托什（J·Tosh）写道：“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①］还有汤普森先生对口述史的见解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②］这种见解很值得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借鉴。
二、中国史学界的传统方法之不足
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自从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左丘明盲而作《左传》以来，形成纪传和编年两大写史系列，千余年间写出了世界上丰富的史籍群之一。所谓史家四德——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绝不是凭空总结出来的，并且都是建筑在史料基础上。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介绍，有刘邦、项羽各自评价秦始皇的话语，等等，使得极其生动翔实的史书流传至今。又如更早的《论语》，正是口述语录体，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产物。我们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受用的；自然在西方古代史学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因政治压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使得史学脱离现实，不单扼杀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就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似乎是“口说无凭”。这真是遗憾至今，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
“凡是没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③］
近代中国变革需要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梁启超先生就曾以狂飙言论横扫史学界，他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④］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料分类，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其解释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⑤］梁先生是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们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⑥］在本世纪初，这种言论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论上则不足，因为作为史学工作者，如果将这“四蔽二病”反过来，知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国家”、“有群体”等等；反对原先知道的“朝廷”、“个人”等等，中国史学的进步依然很难说，毛病依然存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实践就是明证，恰如顾颉刚先生自述那样：“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⑦］此话中有他自谦之意，但也是他的实际感叹。问题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上，空头理论家的空话太多，而实践者往往受制于“理论家”，实践所产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论所禁锢。
中国史学的问题，文学家鲁迅也曾写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费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身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⑧］而史学家翦伯赞则说得更明白：“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⑨］翦教授把政府文告和民间言语绝对地对立，这恐怕过分了一点，关键还是具体的真实性。所以笔者比较注意姜蕴刚教授的一段话：
“古史固然是由于传说得来，便是现代史乃至新闻材料，也都传说的。司马迁的最好史料是‘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等，固是传说；而现在成都正在闹米荒问题，米荒的真正的内容怎么样，也多半是传说的，因为政府堂堂皇皇的布告着说米荒是由于四川人民之囤积不售，而人民则又说是由于政府中人之收买操纵。两者都由于传说，所以甚为含混。要是将来有人作史而根据这些传说，甚至以为实录的无过于当日报纸登载的新闻消息，则就无法明了这段史迹了。……因此若真要明了真相，恐怕还是如何去采择传说了。传说毕竟还是历史的动力，历史的存在还是依存于传说。”［⑩］
今天的时代向历史学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解决大量过去没有探索过的问题；要求面对现实而追索过去根由；要求更充分地体现各种人群的特征；要求内容更翔实、更生动、更能从多方面说明或探索历史因素；要求不单有固定的、死的史料，还应当寻找活的、可能不稳定的、但远非死资料所能代替的史料；要求历史学者不单会在书房中寻找书本里的言外之音，还应该会田野作业，以丰富的多学科知识作武装，从书本以外抢救新史料；还要求历史学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更密切的有机联系，依靠现代科学工具，同时又抵制外界非学术性的利诱。等等。总之，社会和读者都向历史学者提出更科学、更迫切又更基本的要求。
现实明摆着与要求的距离相当远，中国史学相当部分落在历史的后面太远了。就以近年十分热门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来说，大家很容易就看到：介绍外国文化理论多；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多，（并且多是在５０年前就介绍过的概念）；而实实在在描述中国文化实况的书则太少，在文化理论方面则还没有达到５０年前黄文山教授的水准。为什么一些浅薄的抄袭反能够哗众取宠？原因之一，正是认真地收集第一手中国文化状态，并能够客观地描述出来的基本工作很少人去做。人人都知道了解文化基本状态的重要性，人人都希望别人去提供调查，但很少人想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大缺陷，自己去下决心在史学上搞田野作业罢了。
三、口述史学的重要性
时代对当代史学者提出新的迫切的要求，当代世界上许多历史工作者早已注意到了，并且纷纷在各自领域内探索新方法。口述历史方法就是其中一种经过验证的好方法，并且早已有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美国，早在１９３８年，芮文斯（A·Nevins）教授就提出了创议并进行了研究，终于在１９４８年录音机商品化并有了雄厚财力以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收集与研究。到７０年代形成高峰，有研究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机构３００多个，有口述史协会（ＯＨＡ），协会的刊物为《口述史评论》，协会还出版《口述史书目》以及大量口述史书，其中包括有关口述史学方法及理论的各种书籍，并保留和整理了大量涉及许多方面的口述史料。在欧洲各国也有相似的团体和成果，口述史学成为历史学界承认的一门新分支。日本也有类似的成果，他们使用在民俗学、社会学、生活史、女性史、技艺史等方面特别多，以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早期工作为代表，其代表作为《远野物语》（明治４２年）。７０年代日本出版了许多口述史书，例如：《被差别部落的传承和生活—信州的部落·古老闻书》，柴田道子著；《证言米骚动》，北日本新闻社编；《新编我的昭和史》；《三十五年目的被爆者》；《花岗事件的人们—中国人被强制的记录》，野添宪治著；《闻书—丹波的庶民史》，奥谷松治著；《啊！野麦岭—制丝女工哀史》，山本茂实著；《民众的座》，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海女》，濑川清子著；《生女的痛哭》，广田知子著；《日本的放浪艺》，小泽昭一著；《我是盲女》，大山真人著；等等。另外在１９９３年９月３日的日本《每日新闻》报纸上，介绍了国会图书馆公开解密的１０个人的录音带，其中有町野武马大佐在１９６１年口述的“张作霖爆死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将在１９６３年口述的“卢沟桥事件”、藤山爱一郎在１９８１年讲的“日中关系”等。由新加坡政府管理的新加坡口述历史馆，也工作几十年了，其中有工作者２０多人，访问了１千多人，收藏有录音带１万多盒，出版有《新加坡先驱人物口述历史访谈目录》（１９８４年）、《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１９８９年）、《口述历史手册》（１９８８年）等。
现代最早搞中国口述历史的专家，是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他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他完成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书，在全世界发行百万册以上。他对口述历史的见解是：“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水；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①①］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可惜不能作为定义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教授领导时，接受了胡适先生和唐教授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其目的在广泛搜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民国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纪录，并备将来之研究”。［①②］此计划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开始执行，至１９７２年９月，由沈云龙先生负责，访问过７０余位重要人物，一般每人谈话几十次，皆录音和整理成记录稿。此事成为该研究所当时一项重要工作，整理稿则从１９８２年开始，以《口述历史丛书》形式发表，到目前已有３０多本出版。该所于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６日又成立口述历史组，继续新的访问工作，累计受访者已达１６０人以上。他们还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出版不定期杂志《口述历史》，企图成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公开园地。他们的近况由于联系中断，难以详述。总之，在台湾的口述史学，由于近代史所的牵头而得以形成和发展，他们一般采用美国式工作程序，以重要人物为访问重点，已经积累了３０多年工作经验，收集到大量录音及记录稿。相比之下，我们内地虽有了一些零星的口述历史整理，但尚无系统的工作计划和措施；虽有了一些热心的口述工作者，但缺少一个牵头的学术机构来安排；而更主要的是口述史工作经费匮乏。（据说在美国，整理完成一盒录音带的平均费用是１００至５００美元）
开发口述史学，是对死资料研究的一种互补。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决不在文献档案以下，而且是档案中的一种。当前更因欠缺过多，而形成“抢救”活史料问题！回忆６０年代初始，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呼吁老人们写下自己亲历、亲见、亲闻之事情，遂产生大量回忆录，以《文史资料选辑》名称发表了１００余部。限于当时情况，绝大多数回忆录的书写过程，没有历史工作者参加，而且主题内容有限定。到现在，了解２０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老人多已风烛残年，此时不“抢”，更待何时？笔者就经历过，两天前的约会，因老人去世而作罢。而且，许多老人愿意把经历介绍给年青一代，其中不少人是不愿意动笔而愿意讲述。那么，只有依靠科技设备和访问者合作，才可能获得活史料。还要注意一点，现在有一些创作者，以老人为居奇可用的材料，编创一些像历史的小说体传记。例如茅以升院士在１９８５年告诉笔者：现在有一本写他的书，书中的茅以升讲了不少他自己没有讲过的话。本来口述文学在中国是相当发达的，但它与口述史学范畴不同，历史的真假在史学中是不容混淆的，假得再合理也不能够算是真的。
总之，中国口述史学的展开和研究，已经急迫地提到日程上了。我们应该承担时代的责任，不能再假装视而不见，更不能等待外国人来代替我们完成此项任务。
笔者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已经十几年，在国内走访过８０岁至１００岁老人近２００人，整理录音，拍摄照片，经费自筹，设备是朋友赠送。今年完成一部口述史书：《早年留日者谈日本》，起因是１９９３年笔者在日本客座研究时，深感中日间理解之困难。回国即向早年留日前辈１８人请教，将其中１４人的录音整理出来成为此书。显然，笔者的访问计划与前述台湾近史所的计划有一点较大的不同，即不是以人物生平为中心，而是以研究主题为中心，请不同的人来谈同一个有意义的主题。笔者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是经费严重短缺而逼出来的办法，不过这办法颇有特色，很适用。
四、口述史学的基本方法
口述史学的方法是一种生动的综合方法。对于每一位有志者来说，需要在基本训练和认识观念方面进行综合培训；在准备、进行、整理、著书等各个阶段，需要掌握不同的条件与因素，以对应不同的难点；尤其在与受访者进行录音谈话时，文化修养和聪明的头脑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得到惊人的效果；还有，对工具的运用也有多种技巧。可以说，当你决定尝试用口述方法时，你已经开始冲破传统方法的拘束，已经在进行严肃的分析和勇敢的探索，值得在笔记中记下来了。笔者曾经听某人说过：“中国口述历史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这是一种遁词，是懒汉的时间表。笔者也曾经见人写过，说是搞口述史学的人，要具备五大条件：（１）基本的史学素养。（２）足够的近代史知识。（３）写真传神的大手笔。（４）绣花针的细密功夫。（５）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这几条可是够吓人的，笔者要是在做这项工作之前看见，恐怕就会不敢干口述历史工作了。倒是如果将时间先后反过来看，即通过搞口述史，在这五方面都会有长足进步，我是愿意自我作证的。
口述历史工作者除了有明确的思想性以外，还要运用复杂又细致的组织技巧。组织者—访问者—受访者—研究者，要从众多因素的配合中争取得到最佳收获，绝非容易成功之事情。组织者必须能够判断口述史主题和访问范围，还要进行筹集资金及管理工作。例如一个有意义的、有可读性的、可操作性的主题，也并不是一想就来的。组织者在主题范围内，要安排对访问对象的了解和制订访问计划，还需要申请和控制适度经费，约集访问者，配备设备，对访问的事前训练，访问中的资料管理，对录音的文字加工等一系列工作，组织者都必须照料到，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都会严重影响工作进程，其中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安排；访问者需要热情又实在，有训练的头脑及配备现代工具，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要准备吃苦头；受访者一般年龄偏大，事情较多，干扰因素也偏多，所以应该做好谈话的精神准备。又由于受访者回顾经历时，往往会受到事后经历的影响，使原来事情增加了变形的色彩。因此，当受访者与之谈话时，访问者警惕不要被动陷入受访者的变形观念中，但也不能够与受访者形成语言上的大冲突，这无疑是对访问者的更高要求，因为他是谈话的主导者；整理者及研究者在访问结束之后，利用宝贵的录音和相片，配合文字史料及遗物，将录音的声音提炼升华成口述文字稿，这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要将重复多余的言语删去，要处理好谈话中的矛盾不妥处，要处理好谈话与文字史料间不一致的地方，既要保留受访者谈话特色，又要文字通顺；最后写成文字稿形式的口述史料，再经受访者审查签名同意，就可以为研究者使用或者编辑公开发表。以上各个环节，如果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合适的方法，恐怕是难以成功的。这些相关人士如想完满成功，最重要的是密切合作和严格的工作程序，因为调动不同资历的老人为一个访问主题而向你“口吐真言”，这本身就说明工作的难度和乐趣，其间很大程度是依靠访问者的准备和现场的表现。
五、中国口述史学目前的困难
经过７０年代国际上口述史学的发展高峰后，目前国际口述史学是进入轨道的平静，他们抱怨的是录音太多，多到了难以整理出其中有用的部分。
笔者在１９８９年曾著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①③］呼吁将中国口述史学安排进国家研究计划中，并希望至少有一个学术机构出面来承担。但是很遗憾没有得到回应。１９９５年笔者又写了两个申请报告，也是如石沉大海。
国内学术界中一些人对口述史学各有各的看法，有兴趣尽管谈，象彭卫、孟庆顺、沈固朝等先生都发表过言论，关心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可行性，还提出不少方案，涉及社会史、生活史、妇女史、心理史、民族史、戏曲史等等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讲述中国口述史的重要性来呼吁别人做此项工作，而笔者略有不同之处就在起而行，从几个迫切的主题展开口述访问工作。
目前国内热心的探索者太少，这恐怕与我们的学风有关系。学术界中坐而论道的学者颇多，评头论足的也不少，深受门户派别、官位职称的干扰。要想认真尝试田野作业与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实践，用一用口述方法，尚非易事。因为只有历史才永远承认这种辛苦劳累的价值。
其实很多人都明白，中国口述史学目前的关键困难，是缺乏经费。至于愿意进行中国口述史的朋友们，肯定都不会在没找到经费前就去开展工作。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做昧良心的口述史。因为不管多少钱，都不能够改变历史的真实性。中国传统有一种“刀笔吏”，总想把出钱人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只有大优点，顶多再附点小缺点。其实神仙没血没肉，在历史上从没生存过，谁要学习？口述史工作者的头上是悬着真理之剑，责任重大，其成果是要对人类历史负责的。
①见托什的文章：“口述的历史”。译文载《史学理论》１９８７年４期，Ｐ８９。
②汤普森文章，转引自沈固朝文：“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及对我们的启发。”载《史学理论》１９９５年２期，Ｐ１０３。
③见顾颉刚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辩伪”。载《史学年报》２卷２期，１９３５年，Ｐ２１１。
④ ⑤见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９月一版，Ｐ１４８、Ｐ４２—４３。
⑥见梁启超编著：《中国新史学》甲编“论中国之旧史学”文。公利活版所一次印刷，光绪年间，Ｐ３—６。
⑦见顾颉刚编：《古史辩》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Ｐ９４。
⑧见鲁迅著：《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
⑨见翦伯赞著：《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９月一版，Ｐ３２。
⑩见姜蕴刚著：《历史艺术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年７月一版，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再版，Ｐ４。
①①唐德刚文，载台湾《传记文学》４５卷４期，１９８４年，Ｐ１２。
①②见台湾《口述历史丛书》第一部上之“弁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１９８２年。
①③拙文见《史学理论》１９８９年４期，Ｐ１２３—１２７。
作者钟少华，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１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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