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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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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三)

《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三)  

作者:顾颉刚

邹宇欣录入   转引自民俗学刊   






      《中庸》的作者是引这句诗去讲慎独的功夫的。我们看这诗的原文: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小雅•正月》)
      这是一片愁苦之音,意思是说:像鱼的隐伏在水底,也会给敌人看清楚,没法逃遁,甚言国家苛政的受不了。《中庸》的作者把它节取去了,这句诗也就变作“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意义,成为有哲学意味的词句了。这样的用诗到言语中,虽是比春秋时的人深了一层,走的依然是春秋时人的原路。
     总之,孔子对于诗,也只是一个自己享用的态度。他看诗的作用,对于自己是修养品性,对于社会是会得周旋上下,推论事物。
     那时的音乐世界可就大改变了!在《论语》上,可以看出孔子时音乐界有三个趋向,孔子对它们各有反动。
     第一个趋向是僭越。僭越是春秋时很普通的事情,如晋侯享穆伯便用了天子享元侯的乐,似乎由来已久,不值得注意。但《论语》中有孔子极生气的话:
     孔子谓“季氏八佾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八佾篇》)
     看孔子说话的态度真是气愤极了。或者诸侯用天子的礼乐是由来已久,而陪臣僭用天子的礼乐还是在孔子时刚才发端,亦未可知。他对于这个趋向的反动是主张正名,主张从先进,主张礼宁俭。
     第二个趋向是新声的流行。三百篇的乐谱如何,我们固是无从晓得,但只看句子的短,篇幅的少,可以猜想它的乐谱一定是极简单,极质直的,奏乐的时候又一定是很迟缓的。大概总是四拍子,每一个字合一个或数个音符;即使有唱有和,恐怕只是重复,不是繁复。唐开元时,因为要行乡饮酒礼,所以替已经亡了的乐谱《鹿鸣》《四牡》……十二首诗重新制了乐谱。现在把《鹿鸣》首章抄在下面:
     呦清黄呦南鹿蕤鸣姑  食南野姑之太苹黄
     我蕤有林嘉应宾南    鼓林瑟南吹清黄笙林
     吹蕤笙林鼓南簧姑    承应筐清黄是姑将南
     人林之南好黄我姑    示林我南周清太行清黄
        (朱熹 《礼仪经传通解》卷十四引)
     这虽不知真合于古乐与否,但想来差不甚远,因为照《诗经》的句法必不会有复杂的音调,这是可以推知的。到春秋末叶,音乐界上起乐一种新声。这种的新声究竟如何虽不可知,然变简单为复杂,变质直为细致,是从批评它的说话里可以推见的。《国语》上说:
     晋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乐,以开山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大;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佾诗以咏之;佾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逊不迁。”(《晋语》八)
     师旷说旧乐“佾诗以咏之,佾礼以节之。”可见新声是不合于诗,不合于礼,可以专当音乐听,不做别德应用的。又说旧乐“有时节,”当谓旧乐依于礼,有节制,不能伸缩,可见新乐因为不依于礼,没有节制,声调可以伸缩随意,不立一定的规矩的。正如现在的音乐,《老六板》是很平正的;《花六板》就轻巧靡漫得多了。《老六板》的工尺是有一定的;《花六板》的工尺就没有一定,只要不走板,便可随着奏乐的人的能力,能加进多少就加多少。奏《老六板》时,觉得调子太简单了,非有歌词跟着唱不好听;《花六板》固然也可以做歌谱,但因为它本身好听,就容易使人专听乐而不唱了。
     孔子与晋平公同时。《晋语》里的“新声”是否即《论语》里的“郑声”,或郑声还是另外一种乐调,这种问题现在虽未能解决,总之,新声与郑声都不是为了歌奏三百篇而做的音乐,时可以断言的。孔子对于郑声最为深恶痛绝。《论语》上说: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佫;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妄人:郑声淫;妄人殆。”(《卫灵公》)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
     孔子始终把郑声与“妄人利口“并举,可见这种声调复杂乐,细致了,使得人家欢喜听,如妄人利口的引得人家留恋一样。孔子说它乱雅乐,或者那时人把郑乐与雅乐一起奏,如今戏院里昆曲,京调,秦腔杂然间作;或者那时人把三百篇的歌词改合郑声的乐调,如今把昆戏翻做京戏:这种情形可惜现在也无从知道乐。但我们可以说,新声的起是音乐界的进步;因为雅乐是不能独立的。只作得歌舞得帮助,而新声就可以脱离了歌舞而独立了。孔子一面说出应该提倡的音乐:
     颜渊问为邦,子曰:“……乐则《韶舞》。“(《卫灵公》)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
   “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秦伯》)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
     一面说出应该禁绝的音乐——郑声。他的宗旨很明白,便是:雅乐中正和平,可以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程度,所以应该提倡;郑声富于刺激性,使人听了神魂颠倒,像被妄人缠住一般,一定要到“乐而淫,哀而伤”的程度,所以应该禁绝。这是他的中庸主义的实施。
     第三个趋向是雅乐的败坏。僭越既成了风气,小贵族各各要充做大贵族,原有的乐工一定不敷应用,不得不拉杂充数。拉杂充数得多了,自然要失掉原有的本相了。正如从前人家出丧,凡是功名大一点的,可到督抚衙门里去请辕门执事——军事的仪仗——做诰命亭的先驱,所以六冲,八标等各种东西都是衙门里公役拿着。自从光复以来,大出丧成为普遍的风俗,不是功名人也要充做功名人,辕门执事势所必有,但督抚衙门却早已不存在,所以有专管丧仪的“六局”出来包办,谁家要有就立刻可用。辕门执事固是行用得广了,但治军得威仪从此变成了铺张人家丧事场面的东西,它的原意义已经丧失了。加以一般人的心理都欢喜锦上添花,再要使得仪仗热闹一点,势必出于装点,于是辕门执事的人打扮的像做戏一般,它的真实面目又失掉了。春秋末年的僭越情形,现在固不得而知,但因了要热闹而失掉真相,自是可以有的结果。何况郑声流行,大家为它颠倒,雅乐给它弄乱,明见于孔子的说话,当时雅乐的败坏自在情理之内。孔子对于这个趋势的反动是“正乐“。《论语》上说: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孔子秉着好古的宗旨,又有乐律的知识,所以能把雅乐在郑声搀乱之中重新整理一番,回复了它的真相。但可惜古乐到底喜欢的人太少,所以孔子合弟子随便说的诗义还有得流传下来,而用了全副精神所正的乐调,到战国时已经不听见有人说起了。
     《微子篇》又有一段记载鲁国乐官四散的事:
     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这一段话觉得很不可靠,因为一个班子分散开来,各人到一国或一处大水里去,是不会有的事情。况且当时新声的流行决不会独盛于鲁,而齐楚河汉的人一点没有收到影响,可以容得下师挚一班人去行道的道理。若说齐楚河汉等地方新声的盛也和出国差不多,这一班人又何必去。想记者的意思,也不过要形容出雅乐败坏的样子;或是听得有乐官离散的事,从而加以装点,亦未可知。要知,雅乐到了孔子时,决不能维持它的原来的地位了。
                                                   四  战国时的诗乐
     孔子对于郑声,已经有了“淫”的批评了;到战国时,又有比郑声更淫的乐调起来。《礼记•乐记篇》说: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如何唤做“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呢?《乐记》又说:
     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
     可见郑卫之音是“怨以怒”的,桑间濮上之音是“哀以思”的。照我们的猜想:“怨以怒”当是悲怨中带着粗厉;用现在的声调来比,觉得郑卫之音似乎是秦腔一流。“哀以思”当时很沈下,很靡漫,要表现出缠绵悱恻的意思而不免于鄙俗;用现在的声调来比,觉得桑间濮上之音似乎是申曲淮调一流。对于这个假定,有《韩非子》一则可证:
     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静坐抚琴而写之。……
     遂去之晋。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公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抚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出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十过篇》)
     这一段固是神话,固是战国时人依附了“晋平公说新声,师旷谏“的故事而造出来的,但很可判定濮上之音实是一种”靡靡之乐“。因为这种音乐太靡靡了,弄的听的人流连忘返,丧了志气,所以骂它是”亡国之音“。《乐记》上形容的好:
     世乱则礼匿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而思欲,感条畅之气,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这种德音乐风靡了一时,中正和平的雅乐如何再会得存在!
     再看战国时期的乐器,也和春秋时大不同了。除了琴,瑟,钟,鼓之外,春秋时的主要乐器,是磬,木石的乐器是很多的;战国时的主要乐器,是竽,筝,偏于丝竹的方面了。春秋时乐的主要的用,是做歌诗的辅佐,战国时的音乐就脱离了歌诗而独立存在。试看战国时声乐的故事:
     赵王……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口,……以相娱乐。”……秦王不肯击口,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以颈血溅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史记•刺客列传》 《战国策 秦策》卷三同,惟“羽声慷慨”作“慷慨羽声”)
    “夫击口,扣击,弹琴,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口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史记 李斯列传》及《谏逐客书》)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战国策  齐策》苏秦说齐宣王语)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韩非子  内储说上》)
     从这几则坎,战国的音乐重在“器乐”而不重在“歌乐”很是明白。若依春秋时的习惯,赵王与秦王在渑池相会,彼此一定是赋诗了;但他们只有奏乐。我们读完一部《战国策》,看不到有一次的赋诗,可见此种老法子已经完全废止了。至于司马熹说赵国“天下善为音”而不说“天下善为歌”,齐宣王聚了三百人专吹竽而不再使人唱歌,也可见战国时对于乐器的注重。器乐为什么会比歌乐注重?也无非单是音乐已经极可听了,不必再有歌词了。
     战国时也有诗,但这时的诗和春秋时的诗不同:有可以合乐的,有不必合乐的;文体也改变了。试看《战国策》所引:
     范雎曰:“……臣闻善为国者内固其戚而外重其权。襄候使者操王之重,决裂诸侯,剖符于天下,征敌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怨结于百姓而祸归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也!”(《战国策  秦策》)
     王立周绍为傅,曰:“……寡人以子之知虑,为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难,忠可以写意,信可以远期。诗云:‘服难以勇,治乱以知,事之计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学,义之经也。’循计之,事失而累访,议之,行穷而不忧;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战国策 赵策》)
     我们看这两处引的诗,觉得与《诗经》文体相差甚远:第一首是整整的七言,不必说是《诗经》里没有的;第二首虽是四言,然而完全像说话,并不像诗。但一看《楚辞》,七言的诗就来了: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口荔兮带女萝。既含涕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口;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山鬼》)
     又一看荀子的《栀诗》,像说话般的诗也来了。
     道德纯备,馋口将将;仁人绌约,敖暴擅强。……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圣人共手,时几将也。(《赋篇》)
    《楚辞》是合乐的,尤其是《九歌•招魂》等一类巫觋的歌诗;荀子的诗似乎是只读不唱了。这一类只读不唱的诗,可以说和“赋”没有分别。
     从这许多的例,可见战国时三百篇的乐诗既不通行,(不能说绝迹,因为汉初窦公制士还会奏雅乐,或者宗庙中还有得用;不过决没有人睬它,民众也没有听到得机会。)诗体也很自由,和春秋时大不相同。春秋时人一举一动都可以与《诗经》发生关系,战国时人便可以与《诗经》断绝关系了。
     战国时一般人与《诗经》断绝了关系,把春秋时的音乐唤做“古乐”丢在一旁,不愿听了。惟有儒家因为秉承孔子的遗训,仍旧是鼓吹风雅。《乐记》上说: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彼,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口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
     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拊退拊;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孟子》上也说: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齐宣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曰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梁惠王下篇》)
     这两个国君正遥遥相对,魏文侯很老实的说自己不愿意听古乐,但想不出这缘故,去问子夏。齐宣王看孟子问他好乐,恐怕他又来做古乐的说客乐。所以先把自己的嗜好去罩住他一番话。齐宣王是最喜欢听三百人的吹竽的,所以他厌恶古乐的程度更高了。其实这并不是两个国君没出息,只是社会全部心理的表现。老实说:到了那时,寻常人固然不喜欢古乐,儒家亦何尝懂得古乐?即看上面引的《乐记》,可知古乐是依于礼;新乐是只管娱乐,和礼全没有关系的。依于礼,所以听了乐会有“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的观念;只管娱乐,所以浸在里头,非至“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不止。(这并不是说古乐比新乐好,不过说古乐是为礼节而音乐,新乐是为音乐而音乐。这是古乐与新月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是何不拢的。孟子一心要行王道,所以听得齐宣王好乐,就不管他好的是什么乐,立刻说“齐国其庶几乎?“等到宣王对他说了所好的是世俗之乐,不是先王之乐,他又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他读了古人的书,只以为好乐可以王,而不去看看世俗之乐的结果到底可以王不可以王,可见他对于古乐与新乐的真相是没有明了的。再看全部《孟子》里,除了讲诗义,没有一回讲到诗的音乐的。恐怕孟子看《诗经》已经和现在人看元曲差不多了。
     儒家虽然读先王之诗,却不懂得“先王之乐”,在领会方面已经差一点乐;虽是不懂得先王之乐,但一定要去讲先王之诗,说出的话又不免隔膜了。所以战国时一班儒家讲诗,不得不偏在基本意义一方面,又揣测到历史一方面。诗的基本意义和历史是春秋时人所不讲的;到这时,因为脱离了实用,渐渐的讲了起来。孟子拿它讲古代的王道;高子拿它分别作者的君子小人(见《孟子》《告子下》)。一部《诗经》,除了考古证今以外没有别的应用。他们虽极佩服孔子,然而孔子的恨郑声,正《雅》《颂》,他们不但作不到,也没有这个印象了。
                                            五  孟子说诗
     孟子是孔子以后最大的儒者,他又最欢喜讲诗,后人受他的影响不小,所以有提出详论的必要。
     孟子是主张王道的人,他说诗的宗旨,就是把诗句牵引到王道上去。《诗经》本不是圣人之作,经他一说,就处处和圣人发生了关系了。如: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轫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 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梁惠王上篇》)
     王(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梁惠王下篇》)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刘公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下篇》)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下篇》)
     照这样看来,别人无论说到那一方面,他总可以拿诗经上的话做激劝,这自是他的好手段。至于实际上是否如此?官书的话是否可靠?诗上的话与他自己说的历史是否适合?都不在他的意想之内。
     他要借《诗经》来推行他的王道,固是他的苦心,但对于《诗经》本身的流弊是多极了。第一,是没有时代观念。孟子也曾说道: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篇》)
     这段话真是很好的读书方法。可惜他自己就是最不会论世尚友的人。他看得时代的好坏是截然的,是由几个人做出来的,所以说:
     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告子上篇》)
     他因为认定《诗经》是歌咏王道的书,所以又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离娄下篇》)
     这种话到后来便成了诗学的根本大义。他只看见《诗经》与《春秋》是代表前后两种时代的,不看见《诗经》与《春秋》有一部分是在同时代的。他只看见《诗经》是讲王道的,不看见《诗经》里乱离的诗比太平的诗多,东周的诗比西周的诗多。他只看见官撰的诗纪省德,不看见私人德诗写悲伤。后来德诗学家上了他的当,把这句话作为信条,但悲伤乱离的诗是掩饰不没的,讲不过去,只得说“《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诗》亡也。”(朱熹注《孟子注》。)可见他们已经承认“王者之迹熄而国风不亡”了。然而大小雅中一首一首的看去,悲伤乱离的诗也是很多,又讲不通了,只得说“幽厉无道,酷虐于民,以强暴至于流灭;岂如平王微弱,政在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正义》引《郑志》)可见他们又承认“王者之熄而《雅诗》不亡”了。他们很想替孟子包谎,结果却说成“幽厉酷虐而为雅,平王微弱而为风”,依然遮不住“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一句话的牵强附会的痕迹。但虽然遮不住牵强附会的痕迹,而《诗经》上一首一首的时代就因了这句话而划出界限来了!
     孟子硬派定《诗经》都是西周的诗,不但“《诗》亡然后《春秋.》作”一语可证,只看他因《閟宫》一诗也可见。《閟宫》上说:
     “周公之孙,庄公之子。”
     鲁国没有第二个庄公,则这首诗所颂的人是僖公,很是明白。下面说:
     “戍敌是赝,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
     原为僖公跟了齐桓公打过楚国,在召陵驻过一回兵,说的大话。孟子不看上文的“庄公之子”,也不想西周有没有“荆舒是惩”的事,他以为有这样好的武功,当然是王者的功业,这首诗在《鲁颂》里,当然是周公的功业,于是他在驳斥陈相时就引用道:
     “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鲁颂曰:‘戌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滕文公上篇》)
     这决不是随便说话的过误,因为他在骂杨墨的时候又引了这句诗: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
是无父也;……诗云:‘戌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滕文公下篇》)
    可见他确认这句话是指的周公,是指的“圣王作”的时候。有人说他也是断章取义,并非过误。但春秋时人的断章取义是说的通的,因为他们只取得诗句的意思,并不说作诗的人的历史;孟子就说不通了,他明明指定了周公了,明明派在“圣王不作”的反面了,他已经把颂春秋时人的诗装在西周初年的历史上了!
    他的第二项坏处,是没有真确的研究宗旨。《孟子》上有一段话: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万章上篇》)

    这一番话实在很对。他说诗直要探到诗人的心志里,可以见得他的精细。春秋时人说“赋诗言志”,是主观的态度;他改为“以意逆志”,是客观的态度。有了客观的态度,才可以做学问,所以他这句话是诗学的发端。要是他在诗学发端的时候就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是何等可喜的事情!不幸他虽会立出这个好题目,却不能达到这个好愿望。他虽说用自己的意去“逆”诗人的志,但看得这件事太便当了,做的时候太鲁莽了,到底只会用自己的意志去“乱断”诗人的志。以至《閟宫》的时代还没有弄清楚,周公赝戍敌的志倒轻易的断出来了;《绵》诗上只说公镡父好色的志被他断了出来了,“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社会情形也看出来了。试问这种事实和心理诗如何的“逆”出来的?他能明白的答复吗?再看他和公孙丑论诗的一节: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尽心上》)

    我们试把《魏风》《伐檀》翻来一证: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明明就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那诗说“君子”,犹如后世说“大人先生”,只是“贵”的意思,并没有“好”的意思。所说“不素餐”,犹如说“岂不素餐”,——《大雅文王》“世之不显”,即是“世之岂不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宁子之观君不如弈棋”,——全没有“其君用之则安富贵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的意思,不但没有,并且适在孟子所说的反面。公孙丑的问句并没有错,孟子的回答却大错了。
     这种的以意逆志,真觉得危险万分。回想春秋时对人的断章取义,原是说明本于自己的意思,代他们立一个题目,可以说是“以意用诗”。以意用诗,则我可这样用,你可那样用,本来不必统一。至于孟子,他是标榜“以意逆志”的人,诗人的志本只有一个,不能你这样猜,我那样猜。这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而孟子却轻轻的袭用了。“以意用诗”的方法,去把“以意逆志”的名目冒了。
     他一个人胡说乱说不要紧,影响到后来的学者,一一照了他的路走,遗毒可就不小。两千年来,大家学作诗学,遵循的是经典上的诗说;经典上的诗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春秋时人的“用诗”,第二种是孟子以来的“乱断诗”这一班后学者,不管得用诗与乱断诗,以为载在经典得诗说都是“以意逆志”得先正典型:于是《野有蔓草“不是淫诗了!于是《鹑之奔奔》确是淫诗了!于是《伐檀》得君子是“仕有功乃肯受禄”的了!大家心目中,以为惟委曲解诗才为以意逆志。试引清儒的话来看:
     《诗》之学与他经异。他经直而明;诗则曲而婉,言在于此而意属于彼。故必如《庄子》所云“吾虚与之委蛇”而言不尽者见。此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之说也。(诸锦《《诗口序》》
     诗陈王业,而无一言及后稷公刘之缔造;诗戒成王,而无一语述祖功宗德之艰难;诗作于周公,而其辞宛然红女田父之告语:明乎此三百五篇皆可类推。(范家相《诗口》《豳风》《七月篇》)
     这便是说,讲诗非“无中生有”不可。明明是一首红女田父的诗,一点没有说到祖功宗德,但因为以意逆志的结果,就成为“周公陈王业戒成王而作”的诗了。他们认为:惟其没有说到的王业,所以一定是王业;惟其没有圣人气息,所以一定是圣人。照这样讲,他本身就很危险。因为我们若是替他们开玩笑,说:“凡是字面上说得最悲苦得,就是内幕里极悲苦的”,他们有什么方法驳倒我们呢?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胡闹,试看汉朝人作的《诗序》便很明白。我们上边引《楚茨》,说:
     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既醉既饱,大小稽首。神嗜饮食,使君寿考!
     这不是说的收获很好,很快乐的祭祀吗?一到汉朝人手里,便同它做一个序道:
     《楚茨》,刺幽王也。
     为什么要刺幽王呢?他又说:
     政烦,赋重田菜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也可以套用了诗学家的话去替他解释:
     作者刺“田菜多荒”而诗言“我稷翼翼”。作者刺“饥馑降丧”而诗言“既醉既饱”,作者刺“祭祀不飨”而诗言“神嗜酒食”,盖作者言在于此而意属于彼。如必以为丰年祭祀之诗,此“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之为也。“以意逆志”,则序言为不诬矣!
     这并不是我的滑稽,正是历来《诗》学专家保守他们附会的壁垒,抵抗别人理性的攻击的老法子。实在他们太滑稽了!
     《孟子》把春秋时人用诗的惯例去说诗,进而乱断诗本事,又另换了一个新题目,结果,闹成了几千年的迷雾,把《诗经》的本来面目蒙蔽的密不透风。这个新题目,我们不但不反对,并且很欢迎。不过孟子实行这个题目的态度就不太对了,使得我们不得不剧烈反对。正如从前人不明白政治法律的原理,以为做官为的是一己的尊容,只要掌到权柄,显出威风,心愿已了。我们虽是鄙薄他,但也觉得他的智识浅得可怜,用不着反对他。若是现在法政学校毕业得人做了官,口里声声说的是拥护人权,看他的行为处处是蹂躏人权;社会上一班糊涂人看了他们,以为蹂躏人权的实施就叫做拥护人权:我们看了就因该剧烈的反对他们,说:你们既标榜了拥护人权,就不应该再做蹂躏人权的事了!你们自己说谎话的罪还小,害了一班糊涂人跟着你们走,这个害处就不浅了!“孟子能够知道“尚友论世”,“以意逆志”,对于古人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确然是比春秋时人进步得多了。但既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便应对于历史做一番深切的研究,然后再去引诗,这才是道理。他竟不然,说是说得好听,作出来得依然和春秋时人随便用诗的一样,甚至于乱说《閟宫》所颂的人,乱说《诗经》忘了的年代,造出春秋时人所未有的附会,下开汉人“信口开河”与“割裂时代”的先声,他对于诗学的流毒,到了这般,我们还能轻易的放过他吗?
     以上三章所说的《诗经》的经历,我们可以在此作一结论:
     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诗与乐是合一的,乐与礼是合一的。春秋末叶,新声起了。新声是有独立性的音乐,可以不必附歌词,也脱离了礼节的束缚。因为这种音乐很能悦耳所以在社会上占极大的势力,不久就把雅乐打倒。战国时,音乐上尽管推陈出新;雅乐成为古乐,更加衰微的不成样子。一二儒者极力拥护古乐诗,却只会讲古诗的意义,不会讲古乐的声率。因为古诗离开了实用,大家对它有一点历史的态度。但不幸大家没有历史的知识可以帮着研究,所以结果只造成了许多附会。
                                                              192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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