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格尔》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及其文化根源
宝音达
《民族文学研究》 2007年第01期
内容提要：《江格尔》的主要故事情节是征战，在《江格尔》的每个故事情节、英雄们的每个言谈举止中充分表现了英雄主义精神；这种英雄主义的根源来自蒙古族传统的历史文化；《江格尔》的英雄主义表现在对力量的崇拜与对英雄的赞扬，勇士们对战争的热衷与视死如归的生命态度，英雄对君主和宝木巴国的忠诚等三个方面。
关键词：江格尔 英雄主义 游牧文化 民族性格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一、英雄主义、游牧文化与《江格尔》产生的文化背景
《江格尔》是卫拉特蒙古人创作并流传下来的著名英雄史诗，以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在蒙古族文学史、社会发展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蒙古民族文化的瑰宝。《江格尔》通篇闪耀着英雄主义精神，江格尔与他的诸英雄为了自由和荣誉不惜性命跟敌人搏斗，战胜凶残的敌人，保卫阿日本巴国的安宁。在《江格尔》的每个故事情节、英雄们的每个言谈举止中充分表现了英雄主义精神。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化根源来自于蒙古族游牧文化。草原民族对英雄的崇拜，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崇尚英雄的文化传统像一种无形的力量，为草原民族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英雄人物，为草原民族锻造出不畏艰险、不畏强暴、英勇好斗的民族性格。蒙古族游牧文化传统中蕴涵的英雄主义精神艺术地再现于《江格尔》里，塑造了江格尔、洪格尔等各具特色的英雄形象。
要阐明《江格尔》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根源，应从英雄史诗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人手。由于蒙古族英雄史诗产生、发展、变异的历史过程十分漫长，文字记录的时间较晚，要弄清楚其产生的准确时间、地域、背景、形态等比较困难，对这个问题专家们的观点有很大出入，《江格尔》也是如此。但根据英雄史诗的内容、形式特征，根据蒙古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参照世界各民族英雄史诗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大体上可以确定蒙古族英雄史诗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蒙古族英雄史诗大约产生于蒙古氏族社会晚期，封建社会初期。它是蒙古族文学为适应表现新兴游牧封建制贵族英雄的需要，民间说唱艺人将神话、传说的叙事传统和祝赞词、民歌的韵文传统结合起来而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江格尔》产生时间也许更晚一些，因其是在汇集许多远古中短篇英雄史诗的基础上形成的。按照《江格尔》研究专家仁钦道尔吉的观点，“《江格尔》初具长篇英雄史诗(或并列复合型史诗)规模的时代，是在从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的建立到土尔扈忒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之前(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上半叶)这200年之间。当然，在这部史诗中也难免出现一些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内容。”虽说《江格尔》产生的时间较晚，但这并不说明《江格尔》的形成年代不符合英雄史诗产生和存在的普遍规律。由于《江格尔》是在以前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与变更而成为现在这种状态，所以它包含了许多远古的东西。再说，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态不能马上就反映到英雄史诗之类的民间文学作品里。即使《江格尔》产生于17世纪，但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并非完全是17世纪的。人类学家摩尔根说：“近代的种种制度实生根于野蛮阶段，而推其萌芽之始，则又在更早的蒙昧阶段。它们一脉相承，贯通各代，既有其逻辑上的前因后果，亦有其血统上的来龙去脉。”英雄史诗也是如此，它一方面反映产生和流传时期的社会状态，另一方面继承和保留远古时期的原始记忆。依照摩尔根的人类发展进程的三个阶段，即蒙昧状态、野蛮状态和文明状态和维柯的人类思维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的论点，英雄史诗里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应属于前两个时代。我们关注《江格尔》产生的时代问题的目的并不在于考证其产生的具体年代，而是要阐明《江格尔》所呈现的英雄主义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研究《江格尔》的整体思想内容和汇集学者们的论点可以了解到，《江格尔》在继承远古中短篇英雄史诗婚姻和征战两类题材和主题的同时，新增加了部落联盟的题材和主题，从而把远古中短篇史诗所反映的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婚姻、征战斗争扩大到部落联盟，把塑造氏族、部落首领单个或几个英雄形象扩大到了塑造以江格尔、洪古尔为代表的部落联盟英雄群体，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氏族制度瓦解、封建制度确立的过程。
蒙古族英雄史诗是在蒙古游牧文化的大环境中产生发展的，因此，充分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点。萨仁格日勒论述到：“蒙古族史诗中的江格尔、格斯尔、汗哈冉贵、汗青格勒等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决定和制约他们行为的本质因素是游牧的蒙古族人民的内在的精神生活倾向、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信念和理想等内在的文化心态。”英雄史诗中呈现的英雄主义正是游牧民族的这种文化心态的集中表现。我们知道游牧民族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动态性很强，往往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物质的匮乏与氏族的发展常常引起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他们通过战争手段解决氏族或部落的一些问题，维持草原民族内部的平衡。从历史进程看，蒙古族的氏族社会维持的时间很长。在氏族社会里人们受自然界的制约，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当然也不高。但是，他们生存的方式更贴近自然法则，草原民族面对严酷无情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深深懂得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自然法则。一个氏族或部落要生存发展壮大，就要在生存竞争中不断地迎接强大对手的挑战，努力制服、战胜对手。由保护自己、抢劫别人的战争状态而形成的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对于游牧民族的英勇强悍的民族性格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草原文化研究者孟驰北先生写到：“这种生存环境决定了游牧民族必须高扬原始初民精神因素中的活性因素，如冒险、进取、奋争、对抗、勇敢、无畏、进击、劫掠等等，不如此游牧民族在世界上就不可能占有什么东西，等待他们的就会是死亡。”格罗塞说：“畜牧民族的进取和好战的性格，时常会怂恿他们向较和平的农业民族进攻，而他们在军事上的卓越能力和组织，又往往会给他们以最后的胜利。”因此可以断定，游牧民族的英勇好战的性格是由他们生存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并不是现代社会那样因某个人对战争的疯狂嗜好所致。游牧文化的这种善于拼搏、志在必胜的精神培育了蒙古人强悍、勇敢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民族性格不仅对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文学体裁和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起到制约作用。所以说史诗中呈现的英雄主义思想的根源来自于游牧文化。
在蒙古族形成之前，民族性格中蕴涵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以封闭、隐蔽的形式存在的。匈奴、突厥时期，蒙古人以部落形式参与了战事，但作用不是很大，所以没有被外族发现。这时期在使用蒙古语的各部落当中已经产生中短篇英雄史诗，并达到了较成熟的水平，虽然没有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但是学者们根据史诗发展
本文原文的普遍规律和从远古流传至今的蒙古族英雄史诗的研究已确定了这一点。蕴涵在蒙古人的民族精神里的英雄主义气质，经过长时间的孕育、发展之后，终于在13世纪达到了顶点。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标志着蒙古民族的形成。13到17世纪，蒙古族在亚欧大陆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当时，英勇善战的蒙古人几乎震动了整个世界，在蒙古人的铁蹄下，文明古国都束手无策，连以基督文明而自豪的欧洲人也恐惧万分。有位西方学者这样描述了当时欧洲人的紧张心态：“人们过去曾对于匈奴人(Huns)所说过的一切，今天又被重复地运用到了蒙古人头上。所有的恐怖情绪又都重新出现了，而且还更加强烈。这里又一次是游牧民、他们的流动村庄、他们那令人憎恶的在马上生活的习惯、他们那奇特的风俗、其污秽的仪表，都使习惯于洗澡和舒适生活的定居民顿生反感。那些恐怖性的描述极其丰富，它们更促使人们把蒙古人视为一种真正的魔鬼。”当时的蒙古人在外族看来是“魔鬼”，但是对于蒙古人来说，个个都是勇士、都是所向无敌的英雄。统一的蒙古帝国的成立，对外战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蒙古人的英雄主义气概，鼓舞了他们对战争的热忱和执着，提高了蒙古人的民族自豪感。就作为蒙古族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卫拉特蒙古而言，当然也经历了这一辉煌时期的一切活动，15至17世纪卫拉特蒙古对蒙古族乃至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卫拉特联盟的成立，准噶尔汗国、土尔扈特汗国的建立，土尔扈特的东归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卫拉特各部与周边诸民族的关系，在卫拉特蒙古人民的思想和心理上留下深刻影响，这也许是卫拉特蒙古人民创作和流传《江格尔》这样的著名史诗的缘故。从游牧文化中传下来的英雄主义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成了《江格尔》的精神支柱。当然，这并不是说蒙古帝国时期的对外征战或卫拉特蒙古昌盛时期的历史反映到了《江格尔》里，而是说整个民族的当时的民族情感、精神状态、心理特性为《江格尔》的主题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土壤。
二、英雄主义在《江格尔》中的表现
歌颂英雄、赞美英雄是史诗的核心思想，不管哪个民族的英雄史诗都洋溢着英雄主义精神。但是英雄主义思想背后的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不同的。在《江格尔》中我们所探讨的正是英雄主义思想与古代蒙古族文化心理的渊源关系。那么史诗中表现的英雄主义是什么样的精神呢?这个问题虽然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但是总括前人的见解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英雄主义：即为国家、民族或某个群体的利益主动担任重大意义的任务，并且在完成自己的任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的意志、自我牺牲的气概和行为。英雄主义固然要通过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来体现，《江格尔》中的战事和英雄们的一切行为充分体现了英雄主义思想。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英雄主义在《江格尔》中的表现。
(一)从对力的崇拜与英雄的赞美看英雄主义
古代蒙古人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江格尔》中对英雄的崇尚、英雄主义的大肆宣扬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游牧民族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对“力”的崇拜、对“勇”的崇拜是一种最基本的、最鲜明的表现。《江格尔》里以力、勇、义为基本性格特征的部落英雄人体美与个性美的审美观念同向往和平统一的理想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在英雄人物的形象上，塑造了既具有传统文化色彩，也有历史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宝木巴是片群英汇集的国土，江格尔手下有堪称栋梁的十二名英雄，三十五名宝通和八千名狮子，他们个个都是力大无比的勇士。《江格尔》里，“力”是塑造人体美的一个基本尺度。从英雄们同恶魔的搏斗、他们的外表和体格、衣食行动、言谈举止等方面都表现了勇士们的强大力量。宝木巴国的首领阿拉德尔·诺颜-江格尔、英勇过人的雄狮阿日格·乌兰·洪古尔以及阿拉坦策吉、明彦、贡贝、萨纳勒、萨吾尔、凯·吉勒干等都是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从不低头的英雄。《江格尔》里这样描写江格尔的：“他的双肩有着／七十只大鹏的力气／他的肚子上有着／八十只大鹏的力气／他单肩足有七十五尺／他双肩足有八十五尺／他的十个指头有着／十五只老虎的力气。”勇士们在战斗中更是凶猛勇敢，洪古尔同布和查干交战时，“二人绕着晌午的路程／用牛大的石块相互击打／二人绕着一天的路程／用绵羊大的石块彼此击打。”英雄人物的出生也与众不同，江格尔出生时是一个怪胎，是个圆咕隆咚的古鲁盖(古鲁盖为卫拉特方言语，即盲肠，汉文全译本《江格尔》注释为“一种奇怪的圆物”显然不妥当)，人们无法割开古鲁盖取出孩子，就请佛祖显灵。依照佛祖下的旨意用宝石划开古鲁盖取出婴儿一看，“只见他脚下踩着一个女魔／屁股坐在一个男魔的胸上／两肩当中长着一颗／发亮的紫色痣斑／身上穿着银白的衬衫。”洪古尔的儿子出生时，“一手紧紧握着一块／拳头般大的青石／另一手紧紧握着一个／鲜红的血块／伸着一只腿／弯着一只腿。”这样的描述当然给英雄人物增添神气，增强他们的威力。
英雄史诗是用夸张的手法塑造英雄形象的，但是民间艺术家们并不是凭空地、依照个人的兴趣去创造，而是在民族文化的根基上进行艺术创造的。蒙古族游牧文化里的崇尚英雄的传统成了《江格尔》英雄形象的渊源。从蒙古族历史文献中我们也能够观察到记载史诗式的英雄。如《蒙古秘史》里叙述帖木真攻打乃蛮部落的战争时，扎木合是如此描述帖木真以及他的四个英雄和弟弟的，“是我帖木真安答。浑身穿着铁甲。似食的鹰般也来。”“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养的四个狗。曾教铁索拴着。那狗铜额凿齿。锥舌铁心。用环刀做马鞭。饮露骑风。厮杀时。吃人肉。如今放了铁索。垂涎着喜欢来也。”“是诃额仑母的一个儿子。用人肉养来。身有三度长。吃个三岁头口。披三层铁甲。三个强牛拽着来也。他将带弓箭的人全咽呵。不碍着喉咙。吞一个全人呵。不勾点心。”可见，对“力”的崇拜，对英雄崇拜是那时代蒙古人的普遍心理，或者说蒙古族群体心理的一个特点。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更加重视力量的作用，不论是生产劳动，还是战争，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就是力量。因此，古代人把将对力的崇拜放在审美和道德的最高位置上。力是勇的基础，英雄们有了力量才能勇敢地搏斗。基于这种心理，在《江格尔》里塑造的力大无比的英雄是完美人格的体现，是对人体美的最高价值的追求。以力衡量人体美的这种传统，在当今的蒙古族意识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从英雄们的战争观与生命观上看英雄主义
我们前面说过，《江格尔》最基本的两个题材是征战与婚姻，而这种婚姻不是恋爱故事，更不是英雄们的浪漫故事，确切地说，多数婚姻都是为部落的发展、繁衍后代而进行的抢婚，所以婚姻题材的内容基本上是战争故事。江格尔和他的勇士们靠战争战胜敌人保卫宝木巴国的同时，也通过战争将声誉宣扬四海。可以说战争是江格尔及其诸英雄生存的需要，如果没有战争就没有宝木巴国的安宁，当然也没有英雄们的荣誉。勇士们没有战争的时候说：“哪里才是我们大家／松开缰绳赛跑的地方?／什么时候才能碰上／比试枪刀好坏的机会?／什么时候才能遇见／解闷的年轻对手?”在战斗中他们不顾个人性命与敌人奋战，争取最后的胜利。宝木巴国的英雄们饮酒狂欢的时候也向往着战斗：“那六千又十二名英雄／开怀畅饮阿尔扎美酒／不一会酒性发作／两颊变得通红／心突突地跳了起来／胆量也蓦地壮了起来／人人瞪着鹰隼般的大眼／个个翻着顽雕般的凶睛／一边厮闹一边嚷道／何时再去合围打猎?／何时再和敌人相遇?”或者“饮酒过量的宝通们／相互撕拽纷纷议论／说你在那场战争中当过好汉／说我在那场恶斗中成了英雄。”勇士一生下来就跟战争结下不解之缘，如《凶恶的玛拉哈布哈》一章里，江格尔派洪古尔等四个英雄去下界讨伐玛拉哈布哈，四英雄被俘。阿拉坦策吉预言，只有洪古尔夫人肚子里的孩子出生后才能救出四个英雄。这个孩子出世后第七天对江格尔说：“一个男子汉闲呆三个月／就会变成家里的累赘／一个儿马闲呆三年／就会变成马群的累赘／一个可汗使用的兵刃／闲放在家里三年不用／就会生锈变成废铜烂铁／求求你快把我放走吧。”这个孩子来到玛拉哈布哈的国土，救出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四个英雄，与他们并肩作战，战胜玛拉哈布哈，将他的臣民和牲畜赶到了江格尔的国土。勇士们在战场上一点都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对他们来说荣誉比什么都重要。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为了证实对江格尔与宝木巴国的忠诚，勇士们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他们来说死亡算不了什么，“哪儿都洒掉的一口血，哪儿都干掉的一把骨头”，为宝木巴国和江格尔的安全而死，是无比光荣的事。
古代的蒙古人，或者说“英雄时代”的蒙古人喜欢把什么事情都放在刀刃上体验，也就是放在生与死的境界上去加以体验，不论胜负，只要战死在沙场上就是英雄好汉。这种价值观和生命观生动地反映在《江格尔》里。“从某些方面看，野蛮人的战争毕竟是一桩有利于生活和发展的行为。它与作为体育活动的野猎有着相似的性质。”战争给人们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所以古代人，具体地说“英雄时代”的人们把战争看作一种衡量勇气和力量的竞技场所。在卡尔梅克《江格尔》的《道图浩来之孙，道图的儿子阿利雅蒙浩来盗赶江格尔的一万八千匹血红马》这一章里叙述了这样一件事：“突然从遥远的地方，来了一个厉害的使臣，他站在江格尔汗金碧辉煌的宫门前喊道：‘道图浩来之孙，道图的儿子阿利雅蒙浩来，从江格尔诺颜的漂亮的马群中，赶走厚鬃毛直尾巴的血红马，如果是有能耐的男子汉，就去追回你的马，如果是无能的男子，就躺在你阿盖沙布德拉夫人的怀里。”这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与英雄之间争夺牲畜的战争。这种争夺战中谁更英勇谁就赢。原始部落之间的争夺战并不是现代人想象的那种混战，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则。我们在《江格尔》里的英雄们的搏斗中可以看到。在战斗中，正面英雄讲究特定的规则，连凶残恶毒的蟒古斯也讲究规则。看来在古人那里战争是一种社会秩序。
综观人类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处在“英雄时代”的民族战争观念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或另者说，战争对于这个时代的社会来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孟德斯鸠对古代的战争做过这样的论述：“原来对人民来说，战争几乎永远是一件快意的事，因为战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们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正是由于打劫的原故，人们却受到了一种训练，人们在打劫时所遵守的纪律几乎和我们今天在小鞑靼人中间所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在古罗马的文献里当时被称作“野蛮人”的日耳曼人的记述同13世纪以前的蒙古人和《江格尔》的英雄们的行为极为相似，他们写道：“抢劫事件如果是在各国自己的疆界以外做的，就不以为耻。他们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训练青年们，使他们免于懒惰。”“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可见，《江格尔》里的英雄们的战争观与生命观是基于古代蒙古人的价值观与普遍的社会心理的。
(三)从勇士们对江格尔汗与宝木巴国的忠诚看英雄主义
从《江格尔》的英雄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勇猛、顽强、凶残、忠诚等性格特点以及为了国家利益和荣誉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崇尚武力的民族性格和视死如归的荣誉意识都是英雄主义的具体表现。江格尔是宝木巴国的君主、宝木巴国的核心，是名扬天下的英雄，“他是上界七域的梦幻，下界七方的憧憬”。所以“近者叩拜在他脚下，远者叩拜在他名下”。江格尔的威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超群的力量、英勇斗志和智慧。这是个人的本领，它源于游牧民族强悍的民族性格中蕴涵的英雄主义气质；二是江格尔形象里融入的神力和天意等理想主义色彩的因素，它来自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大众的愿望。这样从氏族部落社会传下来的民族文化基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和理想融合在一起，塑造了江格尔这个艺术形象。江格尔说的：“趁我的阿仁赞／还能猛跑的时候／趁我的阿日木长戟／尖刃还锋利的时候／我要占有人间／所有生命的东西／这太阳普照下的一切／必须为我江格尔所有／我要占有天下／所有的狮子英雄、臣民和土地／永远属于我的宝木巴国／我要在我美丽的土地上／掌管好政教合一的国家”。这番话正好表达了当时的蒙古族人民向往和平统一的愿望。江格尔的英雄们原先是部落首领，他们归顺江格尔的缘故有以下四种：a、佩服江格尔的英勇、智慧和名望来投奔江格尔；b、跟江格尔与江格尔的部下搏斗，战败归顺；c、江格尔讨伐制服；d、在侵犯宝木巴国的战斗中被江格尔制服后誓死为他效力的。洪古尔、阿拉坦策吉、明彦、贡贝、萨纳勒、宝日芒乃等主要英雄都是自愿投靠江格尔的。江格尔吸引群英的魅力除了他的英勇和智慧外，就是神力和天意。例如江格尔与明彦初次交战，搏斗七天七夜不见胜负，江格尔撤退。明彦从江格尔后面观察了七天七夜，“发现这位江格尔／本是个洪福齐天的可汗”；“在他盘腿端坐的地方／印下了江格尔主宰世界的痕迹／在他斜身坐下的石板上／留下了江格尔掌管政教合一之国国柄的痕迹”。这个“痕迹”暗示着神力和天意。这当然不是对部落首领和一般英雄的崇敬之情，而是对帝王的景仰之心。
《江格尔》的英雄们的思想不仅代表着一种积极乐观、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更代表着与当时社会制度相匹配的社会道德规范，那就是对圣主江格尔与宝木巴国的忠诚。忠诚感可以说是英雄史诗的一种道德尺度，表现在人物形象上就是英雄的美德。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雷特曾说：“好战的部落占据了世界上主要的具有特色的地区。对他们来说，战争，作为群体纪律性最重要的动因，起着文明化的媒介作用；而伴随着组织的严密性产生了一种相互合作的忠诚感。”在古人那里，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类的“英雄时代”，忠诚感是每个人遵循的道德准则。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对部落首领要忠诚、对神和自然要忠诚是那时代人的普遍心理。在单纯、幼稚的古人那里，忠诚对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朴素的忠诚感反映在《江格尔》里，增加了新的含义，那就是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江格尔》将宝木巴国与江格尔当作一个整体，江格尔是宝木巴国的灵魂，是英雄们团结合作的核心，“忠于江格尔汗就是忠于宝木巴国，要忠于宝木巴国就必须忠于江格尔，二者不能分开。”在《江格尔》里忠诚是每个英雄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正是英雄们在战斗中英勇奋战的精神支柱和力量的源泉。在战斗中英雄们除了为江格尔和宝木巴国英勇搏斗以外，没有丝毫的个人欲望。例如说洪古尔“他的性命不属于他自己／是属于本巴国的圣主／江格尔汗的灵魂”。江格尔的勇士们有个口头禅：“把生命和年龄／献给长戟尖上／把欲望和情趣／献给唯一的江格尔”。正因为勇士们对江格尔和宝木巴国有无比的忠诚，才能团结在江格尔周围，凝聚力量抵制蟒古斯的入侵，保卫宝木巴国的安宁。
史诗《江格尔》是充满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艺术作品，它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它的基本思想表现了古代蒙古族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理想。因此，它有别于历史事实。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跟整体的民族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江格尔》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因素源自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的内涵，正如我们上面阐述的那样，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来自于蒙古族游牧文化所培育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形成，并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江格尔》流传的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教育和培养了蒙古民族的善良品格和英雄气质。《江格尔》主要叙述了战争，但它并不是在宣扬战争，而是讴歌了蒙古族人民为了和平与安定，为了美好的生活，同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境遇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研究《江格尔》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的意义和价值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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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月芽期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