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译者前言
作者：何道宽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民间知识、手工技艺等一切无形文化遗产，这为无形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存，为弘扬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
一、千古之谜
保护的前提是重视，理解的前提是研究。即以史诗为例，有多少遗存正待我们去搜集、整理、记录、研究啊！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荷马与荷马史诗；一百多年来，卓有成效的研究者提出并试图回答“荷马问题”：荷马是一个人还是若干人？如果有一位名叫荷马的行吟诗人，他是不是盲人？他如何能够创作、记住并吟诵数以万行计的《荷马史诗》？
荷马生活的时代在公元前9~8世纪，那时还没有希腊字母表，也就是没有《荷马史诗》的书面文本。荷马去世后两三百年，即公元前前700年~650年，《荷马史诗》才被写定并以书面形式流传后世。
荷马那时的行吟诗人没有文字依傍，其中有些还是像他那样的盲人；他们是什么天才，居然能够“编织”数万行的巨型史诗？即使编织出来了，他们又怎么可能记住这么长的史诗，怎么能够几天几夜一口气唱完？既然不是“文人”，他们又如何“编织”出韵律整齐、生动感人、语言优美的史诗？他们依靠天然的诗才还是依靠“死记硬背”？他们吟唱时是否“神灵附体”或“神经错乱”？《荷马史诗》被写定后就已“死亡”，不再有人传唱，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亦或是好坏皆有？
这是千百年间难以求解的问题。但近百年来，峰回路转，《荷马史诗》的谜底逐渐揭开。
二、揭开谜底
《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是古人类文化的巅峰之一，也是全人类的重要遗产之一。
我国的史诗极为丰富，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史诗仍然活跃在今人的口头传统之中，许多活着的吟诵诗人仍然能够演唱这些史诗。
当今世界活跃的史诗当然不限于中国，亚非拉美许多国家均有这样的史诗传唱，但没有与中国的三大史诗匹敌者。
这三大史诗是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均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江格尔》长达10万行，玛纳斯20余万行，《格萨尔王传》100多万诗行。以长度而言，《格萨尔王传》超过了世界五大著名史诗（巴比伦史诗《吉尔加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
近百年来，通过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的三大史诗也逐渐掀起神秘的面纱。
古今各地的史诗演唱人多半是文盲，如今活跃在我国几个少数民族里的史诗吟唱人多半也是文盲，但他们又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圣人”。《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王传》的演唱者分别称为“玛纳斯奇”、“江格尔奇”和“仲堪”。他们能够如痴如醉地演唱几天几夜，民族的源流、神话、传说活跃在他们的口头上，民族的身份认同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学习、记忆、“编织”、表演、传授史诗的实践，反过来证实了学者们破译的史诗密码。
美国学者沃尔特·翁（WalterOng，1912-2003）的《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彻底破解了《荷马史诗》和口语文化的千古之谜。
首先它梳理、归纳了一百多年来史诗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两极性理论（polaritiesoforalityandliteracy）以及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orality）和次生口语文化（secondaryorality）的两种概念，从而细化了人类文化从口语文化、手稿文化、印刷文化到电子文化的文化史分期，研究了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在各个时代的此消彼涨，为我们研究和保护当代活着的史诗、口语文化和无形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学者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一本经典著作。
以下分几节阐释和发挥沃尔特·翁及其《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的成就。
三、百年成就
《口语文化》介绍了许多著名的史诗学者、古典学者和口头传统学者。他们研究古今史诗和口语文化。他们杰出的贡献不在于文献研究，而在于田野调查。他们记录并分析活着的史诗、巫术、成丁礼、“原始”思维即口语文化。
本书重点介绍的口语文化学者有八位：美国的古典学者米尔曼·帕里和亚当·帕里父子、帕里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苏联的心理学家A.R.卢利亚、美国古典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美国的口头传统学者戴维·拜努姆和约翰·弗利。
本书介绍的古典学者还有：皮博蒂、吉帕斯基、勒努和卢特里奇均有不小成就。伯克莱·皮博蒂考察古老的印欧语系传统和稍后希腊吟诵诗歌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帕利-洛德理论”。保罗·吉帕斯基研究《吠陀经》，但那是在“帕利-洛德理论”之前，所以未能破解密码。路易·勒努亦研究《吠陀经》是在“帕利-洛德理论”问世之后，但他忽略了“帕利-洛德理论”，仍然倾向于认为，吟诵《吠陀经》的史诗诗人一字不变地死记硬背。埃里克·卢特里奇研究日本中世纪英雄史诗《平家物语》。可惜这几位学者都都没有达到“帕利-洛德理论”的水平。
本书介绍的口头传统学者有：杰弗里·奥普兰研究南非口语民族科萨人的，约尔·谢尔彻研究巴拿马库里亚人的成年礼，约翰·威廉·约翰逊研究索马里的口头诗人。
本书提及的其他著名学者有：结构主义语言学始祖斐迪南·索绪尔，英国语音学先驱亨利·斯威特，英国古典学者亨利·切特尔，美国语言学家埃纳尔·霍根、华莱士·切夫、黛博拉·坦能等。
现在我们将上述八位杰出的学者分别做一点介绍。
米尔曼·帕里曾经在加州大学、哈佛大学执教。他做出了惊天的发现，推翻了几千年来的陈见：原来长篇的史诗不用靠死记硬背的。行吟诗人“编织”史诗时，他们有全套的预制材料去“拼装”铿锵悦耳的诗行，去“组装”大段大段的诗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费劲。他们得心应手的预制件有套语、诨名、程式、主题、场景，而且有些预制件还是可以“自由”伸缩的词语，它们能够灵活变化并嵌入固定音节、音步和、韵律的诗行。米尔曼·帕里从研究文献入手，然后用实地考察验证。他率先把“死”的史诗（《荷马史诗》）和活的史诗（口头传统）结合起来研究。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过程中，他发现吟唱诗人“编织”、“拼装”和“组装”史诗的特点，然后到南斯拉夫地区去做田野调查，证明活的史诗也依靠“荷马式套语”。
他的儿子亚当·帕里子承父业，研究《荷马史诗》和古今口语文化，编辑其父遗著《荷马史诗的诞生》，成就卓著。
他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青出于蓝，弘扬他的理论，和他一道成为史诗研究的双璧。他们的理论叫做“帕利-洛德理论”，这个理论成为“荷马问题”和史诗研究史上的一个转捩点。
洛德长期深入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史诗吟诵人里去做田野调查，录制了大量的磁带，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这次实地考察的成果之一是《故事歌手》，这本书手法细腻、令人信服。
卢利亚是苏联心理学家、神经心理学家和神经语言学家，著作宏富，20世纪30年代在前苏联的乌兹别克地区和吉尔吉斯地区研究口头传统和口语文化遗存，着重研究口语文化对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的影响，成绩斐然。受访者多半是文盲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访谈往往在茶馆等环境中进行，气氛轻松，真是可靠；问卷设计合理、科学，结论说服力强。《认知发展的文化社会基础》是这次田野调查的成果之一。
埃里克·哈弗洛克是美国古典学家，与马歇尔·麦克卢汉齐名，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研究口语文化上卓有建树，其代表作《柏拉图导论》、《缪斯学会写字》、《希腊的拼音文字革命及其文化影响》、《希腊政治的自由秉性》和《西方书面文化的源头》充分展示他全方位研究古希腊文化的累累硕果。
杰克·古迪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曾在非洲和波斯尼亚做大量田野调查，研究口头文化，他的代表作《野蛮人心灵的驯化》和《传统社会里的书面文化》仍然是价值连城的文献。
戴维·拜努姆是美国口头传统学者，提出口头文化里的一些基要成分和模式，令人耳目一新，代表作有《林中神灵》和《儿童遗产的拓展研究：1856年以来的哈佛口语文化研究》。他的研究跨越古今世界各地，以古代的两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以及现代的南斯拉夫和中非等地区为核心，他发现，口头叙事多半围绕一种基要的虚构成分（elementalfiction）展开，他把这种基要成分命名为“二三”模式（theTwoThreemodel），即两个“三要素”模式，这是从口头叙事及相关的文字图像里发现的模式。具体地说，这个叙事模式以两个三要素展开：“分离、礼物和难以逆料的危险等观念”围绕一棵树（绿树）展开，“统一、报偿和互惠等观念”围绕另一棵树（枯树、木头）展开。这个叙事模式有别于图形-文字的叙事结构。
戴维·拜努姆还在帕里口头套语的基础上前进一步，他把史诗套语分为两类：“套语式成分”（formulaicelements）和一成不变地重复的“严格的套语式语汇”（formularyphrases）。这是因为帕利提出的“基本概念”（essentialideas）过分简单，二他认为这些概念并不像帕利定义的那样简要，并不像一般公式那样言简意赅，不像史诗风格那样程式化，也不如大多数公式所指的那样平庸陈腐。
约翰·弗利是当代美国最活跃的古典学家，在密苏里大学创办“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创办并主持《口头传统杂志》，主持“洛德口头传统研究丛书”、“表演和文本的表达丛书”，著有《口头诗学：历史与神话》、《传统口头史诗》、《荷马的传统艺术》、《故事演唱人》、《口头传统走进课堂》、《如何解读口传诗歌》。他与中国学者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学术联系。
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神话、史诗、口头传统、民间文学和无形文化遗产，和各国学者展开交流，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我们希望，《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出版有助于推动国内的史诗研究和口头传统研究。
四、本书评价
《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可以分为三部：第一部（1-3章）论口语文化里的思想及其言语表达。第二部（4-6章）论书面文化里的思想及其表达以及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关系，第三部（7章）把作者的口语文化-书面两极性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这一章审视和批评的现当代十来种西方文艺思潮是：浪漫主义、新批评、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文本主义，叙事学，人类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互文性。
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创新良多，主要有以下三点：（1）口头传统和口语文化的九大特征；（2）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两极性和反差；（3）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
口头传统和口语文化的九大特征是：
1）累积性的而不是附属性的。口语社会里的人往往将输入的信息条目相加，而不是把它们组织成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酷似儿童讲故事的倾向：“然后……然后……然后……”，只罗列而不加解释。相反，读写社会里的人往往把上下位关系引进话语。
2）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口语文化用大量固化的套语把重要的信息聚合在一起，比如“美丽的公主”、“勇敢的武士”、“油滑的威利·克林顿”之类的陈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之类的格言警语。
3）冗余的或“丰裕”的。吟诵、交谈、讲故事的时候，口语文化里的人不得不经常重复，以便澄清自己的意识，以帮助听话人理解和记忆。
4）保守的或传统的。重复的故事和格言警语、反复的吟诵和宗教仪式赋予历史和传统巨大的力量。
5）贴近人生世界的。在口语社会里，技能和传统的传承无文字依傍，只能靠师徒相授，只能靠演示-口授的办法传承。
6）带有对抗色彩的。部落的决策面对面进行，意见分歧常常导致口舌之战和智谋之战，这是口语社会里生活的核心内容。恶语伤人的表现有戏弄、嘲讽、取笑、叫阵、骂娘等等。和恶语伤人相对的是慷慨的赞扬，赞扬也是一种变调的竞赛和对抗。
7）移情的和参与式的，而不是与认识对象疏离的。听众参与时的反应不是个人的参与，而是集体的、趋同的参与。这种召唤-回应模式形成固有的仪式：浅唱低吟、高歌唱和、呐喊助威、鼓掌欢呼，人们常常全身心地参与集体的交流活动。
8）衡稳状态的。口语社会的语汇和意义比较稳定，借以保障社群的平衡或稳定。因为没有词典固化语词的定义，没有书本温习历史，口头用语就必须要随时调整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但用语的调整多半是小小的微调。
9）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口语社会里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情景。人们一般不会用抽象的词汇和概念，而是用具体的物体名称。比如，人们一般不会用“圆形”、“方形”等抽象的词汇来表示形状，而是具象的物体物体来给形状命名：“盘子”、“门”。
在人类学、神话学、史诗学、古典学、媒介理论家等学术圈子里，人们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反差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在媒介环境学派的圈子里，最著名的学者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埃里克·哈弗洛克、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保罗·莱文森无不在这个领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虽然他们的研究重点略有不同，但他们的典型主张是一样的：前文字的口语文化在特定的意识框架里运作，书面文化的到来使古人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的变革，电子时代和数字时代的来临使口语文化以新的形态得到复活。翁呼应“帕里-洛德理论”，认为口语文化的复杂性和抽象性必然比较少的，吟唱诗人不可能记录和记住复杂和抽象的东西，只能够依靠大量的套语、程式和预制构件来“编织”巨型的史诗。
沃尔特·翁的另一个伟大贡献是区别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orality）和次生口语文化（secondaryorality）。
所谓原生口语文化就是文字产生之前或文字使用之前的社会文化，包括所谓古今“蛮族”的文化。在这个创新术语出现之前，人类学、民族学等研究初民社会的学科和学者使用了一些负面的、歧视性字眼比如“原始人”、“野蛮人”、“蛮族”、“落后”、“低等”，甚至在伟大学者的伟大著作里都留下了时代局限的痕迹，比如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心态》、弗兰兹·博厄斯的《野蛮人的心灵》、杰克·古迪的《野蛮人心灵的驯化》。此外，各学科还普遍使用一些貌似中姓的术语比如“前逻辑”、“前文字”、“无文字”的术语。翁认为，所有这些标签都可以用口语文化-书面文化的两极性来说明，都可以用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转变来解释。
我们用他的定义来说明口语文化：“所谓原生口语文化就是不知文字为何物的文化”，“所谓原生口语文化就是尚未触及文字的文化”，“我将毫无文字或印刷术浸染的文化称为原生口语文化”。
旗帜鲜明的“原生口语文化”的最大功绩是克服书面文化的沙文主义，避免使用那种非常蹩脚的“口头文献”（oralliterature）、“口头文本”（oraltext）之类的术语。这样的术语是自我矛盾的，既然是口语，就没有文献，连文本也没有，为什么要把口语和文献连用呢？为什么会有人用这种滑稽可笑的术语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研究口语文化，甚至有意识地贬低口语文化。如果认为口语文化是书面文化的派生、变异、衰减和堕落，这就把两者的关系本末倒置了，从历史渊源来讲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关系是前后相继的关系，不能颠倒过来，何况口语文化还创造了辉煌史诗、神话和传说。
我们再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明“次生口语文化”：
“电子时代又是‘次生口语文化’的时代，电话、广播、电视产生的文化是次生口语文化”（《口语文化》英文版，第136页，以下引文均为英文版页码）
“次生口语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群体感，因为听人说话使人形成群体，使人成为真正的听众……不过，次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感大大超过了原生口语文化里那种群体感——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第133页）
“广播电视诱发了次生口语文化；其中的遗存性口语和‘文字性口语’（literateorality）尚待我们深入研究。（157页）”
“次生口语文化”恢复了古代口语文化的一些特征，和电子媒介相比，它的确是次生的、第二位的；此时的口头交谈只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不再享有首要的地位。次生口语文化不是真实的会话，而是虚拟的仿真会话，是一种感觉，一种言语-视觉-声觉构建的公共会话，以电影、广播、电视、电话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公共会话。
“次生口语文化”这个概念也有很强大的解释力。
（1）它提醒人们注意高科技时代的口语遗存。在电子时代，严格意义上的原生口语文化难以生存，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接触到文字，都受到文字的影响。尽管如此，许多文化和亚文化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大量原生口语文化的心态，即使在高技术的环境中也存在口语文化的心态。
（2）既然“次生口语文化”或多或少拥有“原生口语文化”的九大属性，它能够比较圆满地解释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时代和“重新部落化”的时代。
那么“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有何区别呢？
两者处在不同的文化史分期和媒介史分期：“电子技术是次生口语文化的技术，次生口语文化不像原生口语文化，原生口语文化是文字和印刷术的前身，次生口语文化则是文字和印刷术的产物，且依靠文字和印刷术。（168页）”
两者的心态和意识不同：“口语人的群体心态之所以形成，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到了今天的次生口语文化时代，我们的群体心态则是自觉的，在按部就班的程序中产生的。今天的人觉得，他们必须要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原生口语文化里的人转向外部世界，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转向内部世界；与此相反，我们之所以转向外部世界，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向内部世界的转移。”（第133页）
为了说明“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的区别，翁描绘了两个历史时期美国总统竞选的不同景观，非常生动形象：
“原生口语文化的旧式的口语文化一去不复返了。1858年，林肯和道格拉斯竞选辩论时，辩论就像艰难的战斗——显然是真正的苦战。辩论常常在户外进行，夏天酷热，烈日当头，灼人肌肤，听众狂热，有12000人到15000人之众……每个人讲一个半小时。第一位讲演者讲一个小时，第二位讲一个半小时，然后由第一位讲演者做半个小时的反驳——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条件下进行的。原生口语文化的风格表现为追加性、冗余性，表现为精心的平衡和高调的对抗，表现为辩论双方密切的互动；每一轮辩论结束之后，辩论人都声嘶力竭、筋疲力尽。如今，电视上的总统竞选辩论完全摆脱了古老口语世界的秩序。听众不在场，不露面，不出声。竞选人舒舒服服地站在讲演台上，做短小的陈述，短小的对谈，一切对抗的锋芒都被磨去棱角，这是有意识的安排。电子媒介不容忍公开对抗的表演。虽然笼罩着苦心经营的自发性，但这些媒介完全受制于一个严密的封闭空间，印刷术遗产形成的封闭空间。这是因为敌视的表演可能会冲破这个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冲破严密的控制。竞选人做出调整，以适应电子媒介造成的大众心理。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风度压倒一切。”（134-135页）
五、媒介环境学派的泛技术论和泛媒介论
口语是不是技术？是不是媒介？
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主张泛媒介论、泛技术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他们的文化史观、媒介史观、文明史观经常交叉，他们的媒介分期也大同小异。但在媒介、技术、环境和文化的内涵上，他们却表现出一些小小的分歧。
麦克卢汉所谓的媒介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他的“媒介”是多么的宽泛，他在《理解媒介》中细说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这26种媒介既包括最抽象的口语词也包括最具象的汽车和武器。
麦克卢汉明确断言口语是技术：“口语是最早的技术，凭借这一技术，人类用一种新的方法去摆脱环境以便于掌握环境。”[①]
读一读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既可以知道，他的媒介观念和传播观念也囊括了一切技术，自然也隐含着语言。
波斯曼在《技术垄断》第八章“隐形的技术”里，也就把语言视为技术。
沃尔特·翁在口语是否技术的问题上比较含糊。他认为口语是“自然而然”的，有别于人为性很显著的物化的技术，所以他说：“和自然的口语相比，文字是完全人为的东西。“自然而然”的书写方式是不存在的。口语对人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里的每个人必然要学会说话，只要他没有生理或心理上的残障。（第81页）”
保罗·莱文森挑战沃尔特·翁在口语问题上的模糊立场。他把技术的起源推回到口语和原始工具出现之前，认为口语出现之前的技术是“前技术”，“前技术”也是环境，也是文化。他说：“按照翁的划分，言语是人的产物，因而具有“人性”（非技术性），文字是工具生产的，因而是技术。不过这样的区分实质上似乎站不住脚：言语是声带作用于大气产生的；文字可以用手指头在潮湿的沙地上写出来（一般是用手指头操作工具直接写出的）；那么，从源头或生产过程来看，这两种活动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诚然，口语出口即逝，文字则不会消逝。然而短暂性也是和“生命的那一刻捆绑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认为，一切人工制品，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电子生产的和人体器官直接间接生产的人工制品，都是人的延伸，因而都是技术。翁却把言语排除在技术领域之外。[②]
六、沃尔特·翁在媒介环境学派里的地位
为了了解沃尔特·翁在媒介环境学派里的地位，读者不妨参考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和多维视野》，这是“媒介环境学译丛”的第一个选题，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一本小百科全书。该书的第十二章题名“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定理与媒介环境学”，论述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沃尔特·翁的思想。
沃尔特·翁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麦克卢汉的弟子和同事，20世纪50年代成名，在古典学、口头文化研究上自成一家。
《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把古典研究、史诗研究、口语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文艺批评嫁接起来，又熔为一炉，书如其人，厚积薄发，深入浅出。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7年11月3日
http://xwcb.100xuexi.com/view/ot ... 7-19158D011E9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