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
常惠
从古至今只有两部书对于歌谣有点儿关系：一部是《诗经》，一部是《古谣谚》。《诗经》（国风）还可以说是歌谣的一部专书，说到《古谣谚》就牵强了。《诗经》怎么就能够说是一部好书呢？应为它是从民间采集来的，不根据什么书。《古谣谚》呢？是完全由古书抄撮来的：全是死的，没有一段儿活气。但是由《诗经》以后算是完完全全的散失了，几千年来简直是可以说没有歌谣了。
虽是如此，也是实在走错了路，因为到了汉朝把《诗经》讲成“后妃之德”，又算把《诗经》给糟蹋了。后来的儒者都是尊崇孔子之道，万不敢不承认“诗教”，而又再找不出“后妃之德”来，这是从汉至今歌谣散亡的一个大原因。说到《楚辞》，还带些民众的意味，其余的实没有多大搜集，不过有些零星的短章被人录入诗集中了。
怎么提起《孔雀东南飞》来人人赞成呢？因为他是真正的民众的艺术。（即便有文人润色的地方，也是免不掉的事情，因为一经写在纸上，就是“在数难逃”的了。）《木兰辞》怎么就不成呢？因为文人动笔太过了，句法非常的拘泥，不能引起大家的同情了。就如个人能作得出拟古诗十九首，而作不出古诗十九首来，也是这个缘故。
到了后来，拟古诗的多了，和个人的吟咏多了，就不注重民众的艺术。最鲜明的是唐朝李白把民众的乐府尽量模拟，从他手中把民间的意味葬送了，即是结了一笔清帐。杜甫又给不自然的诗翁开了个新纪元，更把民俗的诗人排斥得净尽。所以学杜的人成了癖，就能作首伤心的诗，什么“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像这样的人，他能作得出民歌中的“黑夜听着山水响，白日看着山水流，有心要跟山水去，又怕山水不回头”吗？
要是提到白居易作新乐府来谄媚皇帝，更不足道了。有些文人作的乐府中的“谣”，直到如今不断，还成什么东西呢。再说司空图对于诗的题裁是最讲究的了。他的《诗品》中《典雅》篇，里边有两句“玉壶买春，赏雨茅屋”。而今的民俗诗里也有两句没人不知道，“小雨儿淋淋，烧酒儿半斤！”其中的意味，句法，哪样比不上它？据我个人的意见，觉得这两句民俗诗，比那大段诗翁司空图的高得多。我看他们只配作那“关门闭户掩柴扉，一个孤僧独自归”的诗，就算了吧。再由宋朝到现在更不能提起，即便偶尔有一二本研究歌谣的书，总是取自某书，决没有从民间得来的。只有在清人的笔记等杂书里或者偶然的能碰见几首。
依民俗学的条件：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每逢写在纸上，或著成书的，无论如何——至少著者也要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多少总有一点润色的地方，那便失了本来面目。而且无论怎样，文字决不能达到声调和情趣，一经写在纸上就不是它了。
歌谣多半是属于主观的，除去他们的社会以外，就不知道有旁的了。他们要信有鬼，你就得说从阴间来。他们要说皇帝，你就得说是顺民。这是大人如此。要说小孩儿，他就认为猫狗会说话并且是他的朋友，和看见一切物件都有生命。你也得承认。
德国的曼哈特，他到民间去采集民俗的材料，因为他长得又矮又小，乡间的人就认为是个地里鬼，往往有许多神秘的话对他讲。
义国（意大利）韦大列在《北京的歌谣》的序里说，搜集它的困难实在是想不到的，又哪里听得到和记得出呢？于是就问他的中文先生，可是他的先生觉着是位“文人”，对于韦氏的要求很不喜欢，他固执而且担保中国已没有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存在了。但是韦氏忽然从抽屉中把洋钱拿出来。这位先生就不顾他的廉耻和国家的荣辱了，一下子就告诉了人家好些个。
现在有一位刘经菴先生辑河南的歌谣，他说去问男子，他以为是轻慢他，不愿意说出；去问女子，她总是羞答答的不肯开口。
我自己呢，到民间去搜集，大概总是不肯说的多。不是怕上洋报，就是来私访的。或者是失了他自己的体统。
我有一些小朋友，我也跟他们跳绳，走桥和唱那一切的歌儿，我心中确实是同他们一样，决没有觉出我是比他们大的多；不过只觉着腿脚有点不如他们活泼了。
我到家中去访问歌谣：有的说我是孩子气，有的说我是疯子。只有我的侄儿还肯给我唱了很多，这实是我极大的兴趣。
还有一天，一个要饭的在门外唱，我就把他请进来，倒闹得他立坐不安了。但他着实的给了我不少的材料。后来问他姓什么？他告诉我他叫蔡松亭。我问他这是号还是名？他自己也说不上来。直到如今我还想我这位朋友。
现在文学的趋势受了民间化了，要注意的全是俗不可耐的事情和一切平日的人生问题，没有工夫去写英雄的轶事，佳人的艳史了。
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材料。我们现在研究它和提倡它，可是我们一定也知道那贵族的文学从此不攻而破了。
有一句谚语是：“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还有什么“清水脸”，“小寡妇”，等，这些都是轻描淡写的“写实主义”。但是这些材料若是不上歌谣里边去找，哪里还能找得出真正的民众艺术呢？
关于历史，地理和方言的问题是人所共知的，用不着我来提它了。中国人的辫子和缠足已经成了历史上的遗形物了，但是19世纪的歌谣中自然而然的把它完全表现出来了。
以至一切的风土人情：各地方的歌谣代表各地方的特色。不用写出通行某地，一望而知，它是某地方的歌谣。歌谣它自有它的格律，是唱的人没有不守它的规则的，而它的规则决不受一切的思想和文字的束缚，它多半注重在音调上。即便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唱的人也一定守着它的规则照样的唱。不能随便的任人删改的。再说它传到某地的同化，那又另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是不妨害歌谣的本旨，才改换句子，与它的大意决不背谬的。
怎么歌谣以声调为主，意义次之呢？就如：
咕咚咚，坐轿儿，
一年一窝小耗子儿。
这首是属于抚育的歌谣，将小儿放在膝上，使膝起伏好像坐在轿子里边。故说“咕咚咚”，此句即是起韵，但“坐轿儿”就是它的本身了。到末句“一年一窝小耗子儿”全是衬韵并没有什么深意思。就此可证明因一句“坐轿儿”引出起韵和衬韵来，足见歌谣的声调是要紧的了。
若是故意的要附会也未为不可，如“一年一窝小耗子儿”民间有个传说：“十七十八，老鼠成家。”说正月十七，十八两天是耗子娶西服的日子，又何尝不能“坐轿儿”呢？又何尝不能“一年一窝小耗子儿”呢？
在《民铎杂志》的2卷4号郭沫若先生的《儿童文学之管见》里有一段论歌谣：
月儿光光，下河洗衣裳，洗得白白净净，拿给哥哥穿起上学堂。学堂满，插笔管，笔管尖，尖上天。天又高，一把刀。刀又快，好截菜。菜又甜，好买田。买快田儿没底底，漏了二十四粒黄瓜米。
新月光中，晶晶流着的河畔，一个年轻的女儿提着汗衣的篮走着，一面走，一面唱歌；这是何等幽妙的剧景呀！这首童谣中的世界便是这个。并且还开展一幅女儿心理活动电影来，谣词后半利用心理联想，转辗蝉联而下，有意无意，无意有意，最是童谣的神妙处。诸君！‘天又高，一把刀！’一语，不又是见着天上的新月所发出来的一种联想吗？儿童心理最富于暗示性，此谣所以妙处，不正在这儿吗？
我简直不懂什么叫心理的联想。如果说这是“联响”倒成，说联想我就不能相信了。因为歌谣总是讲声调，不讲什么意境。即便勉强的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儿提着汗衣篮走着一面走一面歌唱”，看见天上的月牙儿像把刀，所以就唱“天又高，一把刀。”但是像把刀的月亮是“月儿光光”吗？所以我想着只有声调的关系，没有“心理的联想”，千万不要拿它讲大哲学，那是大错的。
说到歌谣的本身，它是最朴实不过的，如男子怀人的：
削尖棍儿，打桑葚儿，
姐夫寻了个小姨子儿，
关上门儿，盖上被儿，
左思右想不是味儿；
管他是味不是味儿，
黑夜躺着不受罪儿。
女子的呢：
哎哟，我的妈呀！
我今年全十八啦。
人家都用轿子娶啦，
我还怎么不拿马车拉呀？
不像那文人的诗是完全矫揉造作，瞎话连篇，明明是他的格梭半儿瘙痒想给大皇帝行跪拜礼，偏要“托为劳人思妇之言”一片谎话。这是历来文学上的谬点。
我在西山一座桥下看见用白灰写的一首诗：
你也是人，我也是人。
你在桥上，我在桥下。
桥上也有人，桥下也有人。
我的猜想，这位诗翁，一定是位民俗的诗翁或儿童的诗翁。因为这首诗是文人作不出来的。
在外国的民歌里，不只录入民歌，儿歌，就是连要饭的花子的词句也录在里面。从前很不以为然，后来我看见在街上有一个要饭的，他嘴里念着：“行好的老爷，太太，有剩菜，剩饭，给我点儿吃吧！”念着念着就睡着了。于是我才明白他的目的不是纯粹要得着吃食，而且还有精神上的安慰。我想他这个和人念福音，念佛经差不多的。
文化愈进步，歌谣愈退化；这是最容易明了的。不信调查调查野蛮民族，就知道了：因为越是野蛮民族歌谣越发达。
而且几乎人人都说：“我们小的时候会的歌谣多了，但是到大了全忘了。”固然年岁大了对于歌谣不如小的时候有兴会，然而学校也未必不是歌谣的一个大障碍物。如果现在不赶快的去搜寻，再等些年以后，恐怕一首两首都是很艰难的了。
上文说过，只要一写在纸上就得把愿意失了多少。我们这回搜集歌谣不是也要把他送终吗？这个罪名，我们是总得担负的。不过我们现在正研究方法那，钱玄同先生本想先画出一个计音表来，可是到如今还没有成功。然而依我的揣想，或者将来要用收音器了。
（原载《歌谣》周刊第2、3号，1922年12月24、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