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学科重建以来的人类学田野研究
杨春宇
21世纪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人类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主体乃至考察范围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表明面对急剧转变的中国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具有扎实经验基础和强烈实践色彩的学科，正在积极调适自身，以适应新的挑战和机遇。
田野工作是最富有人类学特色的经验研究方法，其学理特征及其嬗变与人类学的发展相伴;它既是人类学从经验世界获取素材的主要方法，也是这门学科赖以延续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人类学的价值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学科逐渐得以恢复。在此过程中，田野研究自然成为关系到中国人类学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对原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得以重建。从1981年中山大学恢复人类学系开始，各种人类学教研机构重现于许多院校。与人类学相关的会议、研讨班、学术书籍译介等活动不断开展，与此同时，各种人类学色彩的田野工作也逐渐得以重新起步。
庄孔韶和张小军从1983年开始对北京大兴县的留民营进行了调查。1986年，厦门大学的陈国强带领师生在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进行了人类学的调查。在1990—1991年间，留学英国的王铭铭回泉州进行田野工作，收集的经验素材成为《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与《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两书的写作基础。
在这一恢复时期，许多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田野点成为重访的对象。其中包括学者本人的回访，例如费孝通多次回到江村了解当地的新发展，杨庆堃也在1980年代得以重返南景;这期间也包括后辈学者的再访，如庄孔韶接续了林耀华《金翼》一书的事业，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写出了《银翅》，其提出的“文化直觉”概念是对《金翼》小说体特点的进一步发挥。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有众多国外人类学家进入中国田野现场，例如冯姝娣和任柯安对山东邹平的研究，戴瑙玛对攀枝花地区的调查等等，开启了后一时期国外人类学家大规模进入中国田野地点的先声。在这一时期，黄树民、周永明、杨美惠、杜杉杉等学者也进入中国田野现场从事实地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阎云翔对黑龙江下岬村展开了长达12年的田野调查工作，成果是《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景军对甘肃水库移民的社会记忆研究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在美国留学的王筑生以自己对景颇族的研究与英国人类学者利奇展开了对话。新一代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类学学者的加入，无疑对引进新知识和更新国内人类学范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90年代，厦门大学与台湾有关机构还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福建地区汉人社区研究，取得一定成就，为海峡两岸的合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9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基本上处于恢复和起步阶段，总的来说不乏成熟的田野工作，但是培训、会议和著作引介在这一时期的学科重建工作中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中国人类学学者立足于本土所开展的扎实的田野工作还有所欠缺。
1990年代中期后的发展新趋势
在经过10余年的酝酿和积累之后，田野工作得到了较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一批成果，呈现出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点。概要来说，分支学科开始在田野研究中体现出自身的影响，田野研究的理论、应用与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典田野点得到重访和再研究，同时开始出现海外田野工作的尝试。
多分支学科的田野研究
随着国内人类学学科基础逐步夯实，对各分支领域的关注也逐渐浮出水面。这其中既有留学海外的人类学学者的参与，也受到国外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推动，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国内人类学研究者的田野实践。
以人类学对医学的研究为例。社会转型中滋生的众多健康与医疗问题需要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解释和介入，以国家对传染疾病和防治艾滋病的重视为契机，中国的医学人类学近几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邵京在河南艾滋村中的田野调查，为我们了解艾滋病人这一特殊群体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景军对艾滋病风险的研究和翁乃群对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考察则表明，在医学之外以人类学方式对这一疾病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潘绥铭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就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中存在的艾滋病问题也做了一些经验研究。吴飞基于自己的田野工作对中国的自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其他医学人类学的经验实践还包括庄孔韶等学者对凉山彝族毒品现象的社会控制模式的探索，郭于华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和景军对儿童食品的研究，等等。
一个分支领域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能仅看译介文献数量的多寡，更要看中国人类学自身的知识生产能力。从医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情况看，步入21世纪之后，立足于本国经验的研究开始稳步增加，而不仅仅停留在译介的水平，这表明我们在消化吸收国外既有成果之余，已经开始积累我们自己的田野素材，贡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众多基于田野研究的学位论文的出现，就是个明显的标志。除了上述情况之外，生态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也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是中国人类学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个重要特色。
理论、应用与方法方面的新趋势
近一时期的人类学研究除了在研究范围上的扩展之外，在理论范式、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了新的特点。
在理论范式方面，有赖于之前10余年的学科建设，各种形式多样的理论观点和流派涌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丰富了我们的理论储备，提升了我们的理论素养。与传统划分社会形态、确定发展阶段的做法不同，近来的大多数田野工作已经将重点放到尽量多方位地呈现现象世界，并谋求与世界人类学主流接轨。结构主义、解释人类学、政治经济分析等经典理论在中国背景下重焕光彩，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乃至文化批评等更前卫的理论也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拥趸。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将自身的研究放在世界人类学的背景下，寻求与国际理论对话的机会，与此同时，从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学者那里继承下来的探究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努力也从来没有被放弃过。
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给人类学传统的田野地点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卷入全球化，以前相对闭塞的边缘地区也受到外来的影响，同样，人员流动和各种媒体信息的进入也给我们的田野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就决定了，无论是以往民族学对族性的单一强调，还是功能主义的汉人社区研究传统，都已经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学者们开始从其他方面着手研究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这既给我们的田野工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也对传统人类学实践提出了挑战。
社会转型也带来了研究者主体和资源来源的多样化。国内科研体制的改革使得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财政来源日益广泛，各种民间组织、企业和国外基金会提供了比以前更为丰富的资源，与之匹配的课题也变得更加富有弹性和多样化。扶贫、资源评估、健康和疾病防治等项目明显增多，这直接影响到田野研究的方式和目的。
对田野工作者的局限性和田野实践中权力维度的反思是人类学中后现代思潮的标志之一。进入21世纪，随着人类学田野实践的多样性日趋丰富，国内学者对田野工作的省思也逐步出现，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田野工作的实质，进一步谋求与研究对象的平等关系，乃至改进田野方法以适应新形势，都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对经典田野点的追踪和再研究
老一辈人类学学者为中国人类学留下了一批经典的田野点。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人类学家往往比中国人类学家更早进入这些地点，发掘经验材料，以理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变迁。例如戴瑙玛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访了台头村，横山广子于1980年代、那佩思于1990年代分别研究了大理，宝森对禄村的重新考察则把注意力放到了性别关系上。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新一代的中国人类学学者开始集中力量重新发掘这些经典田野点的学术价值，追踪中国社会长时段的变化。
葛学溥曾于1920年代考察了广东凤凰村，并发表了《华南的乡村生活》。1994—1998年，周大鸣利用书中的线索，重新确定了该田野点的地理位置，并进行了学术重访。孙庆忠从1999年底开始对杨庆堃的南景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工作，探究了一个乡村都市化的进程。山东台头则成为潘守永的重访对象，延续了杨懋春当年的事业。兰林友也对《满铁》研究过的山东后夏寨村进行了重访。此外，庄孔韶主编的《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收集了一些再调查工作的成果。何国强也对奥斯古德在1940年代访问过的云南高峣社区进行了回访。
针对西南的经典田野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推出了再研究计划，既包括对老一辈传统的回顾，也含有再次研究经典田野点以体现人类学研究新进展的雄心。褚建芳对那木寨的研究继承了田汝康对宗教与社会团结问题的关注，并加入了人类学关于“互惠”的新视角，梁永佳对大理的研究套用了杜蒙的“层级结构主义”，而张宏明对禄村的再研究则讨论了土地的象征价值。
这些对经典田野点的追踪和再研究不但具有历时比较的价值，还体现了人类学理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发展，对于理解今日经典田野点的新面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人类学本身而言，这些立足本土的田野和民族志实践对人类学的“中国化”与“本土化”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
汉语国外民族志的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开始有一批学子和专家走出国门开展田野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外田野工作虽然尚未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但这种动向预示着许多重要的变化。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身份建构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多国的比较”课题的资助下，多位北京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完成了在海外的田野调查。如，龚浩群对泰国佛教与公民身份之间渊源的探讨，康敏对马来西亚宗教社区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思考，杨春宇对澳大利亚的民间组织如何实践澳洲平等主义文化的考察，以及吴晓黎对印度种姓、民间社团与宗教身份如何型塑了地方政治面貌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两位博士生已经完成了在美国和蒙古的调查，正处于撰写博士论文阶段，另有两位博士生分别在德国与俄罗斯开展田野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大学的阿嘎佐诗也通过对新加坡莱佛士酒店和节日庆典的田野考察，研究了新加坡的民族主义。
尽管海外田野作业并非起自今日，中国老一辈人类学家早已尝试过，如李安宅曾在1935年考察过印第安人，费孝通曾利用访美之便写出文化随笔《美国与美国人》等。但以正规田野作业为基础，用汉语面向国内读者撰写关于国外的民族志著作，却是新世纪的新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汉语国外民族志”。关于这一实践的价值，学者还在争论，但多数同意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价值：第一，有助于改变社会科学界的权力格局。从前一直作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或助手的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开始走出国门，研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国外主流社会和文化。第二，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界而言，它标志着以经验研究见长的人类学开始系统地为中国学界生产关于异文化的实地研究成果。与以前依靠译介二手材料不同，民族志作者搜集到的第一手材料将为中国社会科学打下牢固的事实基础。第三，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汉语国外民族志意在接续传统中国的海外视野，在新时代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审视世界、放眼天下的同时，进而对我们自身的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第四，对于整个人类学学科而言，历史上英、法、美、德等国都发展出一套有自身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和实践体系，中国的声音加入合奏不但对中国有益，更有助于扩展学科的视野。
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10年，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方法不仅得到其他学科的广泛借鉴，其本身也在发生着可观的变化。国际人类学的发展给田野工作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思路，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则一方面改变着田野的面貌，一方面也在改变田野工作的方法和主体。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既能敏锐地先于学科其他部门探测到这种变化，其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又直接影响着学科未来的发展路径。21世纪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人类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主体乃至考察范围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表明面对急剧转变的中国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具有扎实经验基础和强烈实践色彩的学科，正在积极调适自身，以适应新的挑战和机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12-17 11:37:21
http://www.cass.net.cn/file/2009121725299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