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同意，文化人类学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的行为。人类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包括特殊行为和一般行为的研究。它既研究处于边远地区的鲜为人知的具有奇特风俗习惯的民族，也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
不仅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广泛、多样，而且人类学家对文化人类学的意义、目标和方向也有很大的分歧。在这里我们不必涉及这些争论，但这些争论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化人类学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有许多特点，其中一个就是田野调查。
第一节 田野调查的经验
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为了了解人类的行为，人类学家把自己融入他们所研究的民族的生活里。他们试图了解、思考、感受、模仿另一种生活方式。广义而言，田野调查包括长期与另一种文化的民族住在一起，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建立社会关系，还包括单调、费时的记录观察，记下详细的笔记，参加日常活动。同时，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在那种通常是困难的条件下，必须能够吃得饱，住得惯、穿得惯，保持感情思想和身体的健康。
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参与观察，这包括调查者在科学观察时，行动上和思想感情上参与不同的文化。田野调查既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它是文化人类学的核心。
要学会怎样做田野调查、做田野调查并了解它包括些什么内容，是困难的。因为方法是不可能明确表述的。有一位叫伊凡·卡普(Ivan Karp)的人类学家，在一本有关田野调查的书(1976)中说，专业人类学家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常抱怨人类学家缺乏田野调查的训练。无疑，老一辈人类学家在讲授人类学时，强调理论和概念，很少描述如何建立社会关系，获取关于个人性生活的资料，或者发现一些政治上的资料。杰出的田野工作者E.E·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kard)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表述。他向他同时代的著名人类学家请教田野调查的方法：
保罗·雷丁(Paul Radin)是生于奥地利，后来，加入了美国籍的一位很有影响的天才人类学家。他说，没有一个人非常清楚田野调查该怎么做。有了这类回答，也许我们不应该再去理会这个问题了。但是，我年轻在伦敦当学生的时候，我想，在我出发到中非调查之前，我应该从有经验的田野工作者那里得到一些启示。我首先向韦斯特马克(Weotermarck)请教。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全部忠告是：“与提供情况者的交谈不要超过二十分钟，因为，即使你有充裕的时间，他却没有;”这是很好的劝告，虽然不尽适当。我还向哈顿(Haddon)请教，哈顿是田野调查的第一流的专家。他告诉我说，这非常简单，只要一个人不论什么时候的举动都象绅士一样。我的老师塞林格曼(Seligman)，要我每晚服十粒奎宁，不要接近妇女。著名的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1inders Petrie)先生，要我不要因喝脏水而焦虑，很快就会适应的。最后，我请教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他叫我不要太傻。可见，没有明确的答案，更多的要依研究者本身的情况、所研究的社会和自己所创造的条件而定。 (普里查德·1976)
五十年前，哈顿告诉埃文斯·普里查德，田野工作非常简单，“只要调查者的举动象绅士一样。”现代的一位在非洲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最近写道：“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就是良好的训练和良好的礼貌。”(密德尔顿 1970)，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为什么还被当作一顶神秘的工作?(柯安·1980)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人类学家不同于所谓“硬科学”的研究者，他们调查和研究别的人类群体。人类学家所采用的方法，没有心理学的实验程序或者社会学所用的限制式或匿名式的问卷、访问、抽样方法。人类学田野调查是一心一意地日夜和一个群体一起生活，这个群体的行为、信仰、传统、习惯和风俗通常是很奇特，甚至是无法理解的，很多时候是身体上、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令人厌烦的。
田野调查是一项高度独立性的工作，人类学家都是自己单独开展工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田野调查的经验是不同的。不同文化的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同一文化的人之间也有差别。而且，机会、政治和历史的情况都是依时依地的不同而有别，这些情况也就增加了田野调查的独特性。人类学家之所以不清楚如何做田野调查，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原因。在野外，人类学家必须一个一个地锤炼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构成田野调查的基础的人类关系的链条。
为了使人们对怎样进行田野调查有一基本了解，交流田野调查的感受，下面，我们介绍一些人类学家有关他们自己田野调查经历的报告。
一、 对蒂维人(the Tiwi)的田野调查
二十年代中叶，C.W·哈特(C.W.Hart)是澳大利亚的西德尼(Sydney)大学的A·E·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的学生。拉德克利夫·布朗是当时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在澳大利亚的部落群体的研究方面造诣尤深。在欧洲移民的冲击下，澳大利亚许多部落群体被瓦解，文化严重分裂。但有一些与外界隔绝的群体免遭厄运，其中一个这样的群体就是蒂维人，他们生活在密鲁维鲁(Melville)和巴士豪斯特(Bathurst)两个岛上，离澳大利亚北海岸线25英里。因为人们对蒂维人的情况了解甚少，拉德克利夫·布朗派哈特去研究他们。除了一个慈善机构外，没有白人在岛上定居。哈特决定和这些与世隔绝的、因循传统的人们生活在一起。
在去岛的路上，哈特遇到了—个叫马凌诺(Mariano)的蒂维人：在哈特的田野调查期间，他充当翻译和向导。哈特的调查是在1928年——1929年，他的田野调查报告向人们展现了一幅五十年前人类学工作者在—个与世隔绝的群体中进行田野调查的生动画面。
我到了由马凌诺统管的慈善机构。现在回想起来，在整个部落中，我找不到一个象他那么有用的人。无论悟性、可靠性，还是分析事物、解释他自己的文化的能力，他都无可挑剔。在我能独立学习他们的语言之前，我简直不能离开他。
如果调查者年轻、健康、不追求个人的舒适、还没有结婚的话，1928年——1929年对蒂维人的田野调查是不困难的。跟马劳拉人(Malauila)及门诺普拉人(Munupula)(最闭塞的两支蒂维人)在一起生活，当然也就意味着是非常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使我这个没有经验的人吃惊的是，所需的物品是那么的少。软底鞋、一顶帽子和一件衬衣，是全部的必需穿戴，还有一支用来打小袋鼠和野禽的猎枪，这是用许多介壳换来的;铅笔和笔记本，肥皂和牙刷(或者毛巾);烟竿和烟;一部相机和一些胶卷。这些东西似乎仅是必需的，除了这些外，茶和搪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最多的是用之不尽的土产捻卷烟，有了它，无论到哪里都畅通无阻。毯子是不需要的，在寒冷的夜晚，蒂维人睡在两堆小火之间，这两堆火整个晚上都燃烧著。如果你不滚动，你尽管睡，这两堆火既可使你感到温暖，又可驱蚊。当地的土产是非常丰富的，借枪给土著猎人，大部分时候，我就可以跟和我一起生话的人家共享食物。好在我忘了带剃刀，因为在蒂维人看来，胡子是权威的象征。老年人和重要的男人都留有很长很浓的胡子，胡子越长越浓就越受人尊敬。在蒂维人的文化里，没有胡子是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胡子，简直就被看作是笨蛋。人类学家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否则，他们就同旅游者没有什么两样。
在岛上呆了几个星期后，我还发现，蒂维人和我在一起常有些不安，因为我与他们没有亲属关系。这从很多方面反映出来。另外有些人经常问：“他是什么氏族的?”但总是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他们很不满。在慈善机构附近，回答说：“白人没有氏族”，起码还是一个勉强搪塞的回答，但在象马劳拉人和门诺普拉人这样一些异教徒中间，这样的回答是不可理解的——对他们来说，每个人都必须有氏旅，就象每个人都有年龄一样。如果我有一个氏族，我就被包括在他们的亲属体系里面，这样，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对待我，我也知道该怎么样对待别人，大家的生活将会舒适、顺利一些。
然而，怎么样加入氏族和亲属体系，也是一个难题。就连马凌诺，虽然赞许我的愿望，但也想不出使我加入的办法。似乎没有多大的希望。但是突然之间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件，问题全部解决了。我住在一个营寨里，这个营寨有一个讨厌的老妇女，这个老妇女已经很老了，没了牙，几乎全瞎，走路蹒跚，身体很不好，而且神智糊涂.她老是缠着我要烟，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甜言蜜语，直到我完全满足了她的要求才罢休。当时我已学会了蒂维人的相当于“见鬼去吧”和“混蛋”的话，我喜欢粗暴地对待她，告诉她应当去哪里找烟。听了我的咒骂，营寨的其他人感到很好笑，于是怂恿她继续胡闹，以期能听到我驱赶她的粗话。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天，这老家伙使用了新的手段。“啊，我的儿子，”她说，“给我一些烟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啊，妈妈，跳河去吧。”立刻，在耳边响起一阵愉快的笑声，营寨的人全都聚在我的周围，拍着我的扇膀，用一个亲属称谓称呼我。那老妇人是我母亲，我是她的儿子。这给了我一个头衔，使别人能用这个亲属称谓称呼我。从那时起，她的其他儿子就叫我哥哥，她的兄弟叫我“外甥”，她的丈夫(及他的兄弟)称我为儿子，等等。我加入了他们的亲属体系，我的氏族是Jabbijabui(一种鸟)氏族，因为我的母亲是这个氏族的。
从那个时候起，我与部落成员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一个陌生人被告知我属于Jabijabui氏族，我的妈妈是如此这般的年纪时，严厉的老者便放松戒备，微笑地说：“那你还是我的兄弟呢(或我的儿子、我的外甥、或其他)。”我也力图用适当的称谓来称呼他们。
我一直不甚清楚他们对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有多重。可是在我快离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惊讶不已，因为这件事表明他们一些人把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得比我想象的重得多。八、九个熟识的年纪比我大的男人围着我，他们都是Jabijabui氏族年纪较大的成员，我称他们都得叫哥哥或舅舅。他们来找我是商量一件需要慎重处理的事情。他们是Jabijabui氏族的年纪较大的成员，他们决定除掉那个首先称我为儿子，而我叫她他*的衰弱老妇。我知道，他们也说，这是蒂维人的风俗，当一个老年妇女身体很弱，无法照料自己的时候，就把她埋掉。而这只有在她的儿子和兄弟都同意之后，才能这么干。 因为他们不愿因此而引起兄弟问或氏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导致长期不和。我“妈妈”这时已经全瞎了，经常被木棍绊倒，或掉到火堆里，她氏族的长者一致同意，她最好是离开这个世界。我同意吗?我已知道有关“活埋”的一些情况。蒂维人和许多其他的狩猎及采集民族一样，有时会埋掉他们的前辈和弱老的女性。其方法是在荒寂处挖一个坑，把弱老的妇女放入坑内，然后回填泥土，只留头在外面。所有的人都走开，一两天后回到那坑去，很吃惊地发现那弱老女人已死。因为她已弱得无法从泥土中拉出自己的胳膊。没有人“杀”她，在蒂维人看来，她的死是自然而然地死的。她的亲属最后看她的时候，她还活着。虽然我知道这是一种风俗，但我从未亲眼见过，所以，我问我的兄弟，是否要我参加“活埋”。他们说不用，他们干就行了，但他们必须征求我的意见。当然，我同意了，一两个星期后，我在我们的营寨里听说我“妈妈”死了，所有的人都哀泣，并戴上悼念的装饰物。马凌诺很反对这件事，私下嘀咕说要报告给达文(Darwin)的警察，但我很快告诉他，这是Jabijabui氏抉的事，既然他不是Jabijabui氏族的人，就与他不相于。(哈特·1970)
二、 生活在莱苏(Lesu)岛上
1928年一1929年，也就是哈特和蒂维人生话在一起的时候，霍顿斯·波德尔马克尔(Hortense Poudermaker)开始在南太平洋新爱尔兰(New Ireland)的密兰尼西亚(Melanesian)岛莱苏人的村子里居住下来。
当时，在英国人类学界，有两位伟大的人物，一个叫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个叫布罗尼斯拉夫·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波德尔马克尔是马凌诺斯基的学生，原来她计划研究在新几内业(New Guinea)的一个独立的部落群体。澳大利亚政府为这位女人类学者在野外可能遇到的问题而担心，因而，“建议”她把莱苏岛作为她的研究地点。
很少有人类学家的报告探究他们对自己的田野工作的内心想法。波德尔马克尔给我们提供了少量有关人类学家的感情、情绪的描述，这在她的《陌生人和朋友》 (1966年)一书的人类学调查部分可以看到。下面的著述就是从这本书中摘下来的：
这是我单独在莱苏岛的第一个晚上，天刚黑，我坐在我的茅草顶的由两个房间组成的屋子的走廊里，心里感到不踏实，甚至害怕，倒不是因为什么事情都奇特，而是因为我单独一个人住在一个土著村庄里。我问自己：“我来这到底是干什么?孤孤单单，而且是在世界的边缘。”
两个星期前，我就由一个澳大利亚政府的人类学家和一位年轻的英国人类学家陪着来到了这里。他们慷慨地帮助我在莱苏岛居住下来，大力帮助我组织我的家庭。那个政府的人类学家的介绍也很好，因为他间或到这里巡视，土著人对他很熟识，而又很喜欢他。
这两个人都看着我的房屋建好，房屋是茅屋式的建筑，用原始的材料做成，有一个房间和一间厨房，厨房是给仆人住和堆放其他物品的。有一个叫安哥斯(Ongus)的男人，是澳大利亚政府委派的首领，他的建筑技术很好，人看起来很聪明，他指挥人们卸下我的箱子和行李包，指挥人们给我盖房子，明显起着指挥作用。在这些日子里，我忙着布置安顿下来。
我真正能接触的人只有那两位人类学家，我们讨论人类学的有关问题，谈论一些人类学家。我基本上还生活在现代世界的圈子里。
一两天后，我的那两位人类学家朋友离开我去干他们的工作了。当我跟他们挥手告别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象罗宾逊·克鲁斯(Robinson Crusoe)，但我没有“星期五”。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情绪低落。我服了一片奎宁以防治疟庆。突然，我感觉到自己在世界的边缘，孤零零的。我害怕，甚至有点恐慌。刚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想这是个很好的地方。土著黑人， 明亮的大海和鲜艳的野花，明毛洁羽的鸟儿，高高的摈榔棕榈树和椰子树，优美的竹子，低矮的茅屋，月光映照棕榈的美景。一切都显得和谐安谧。但是，现在，同样的景色却好象是不祥的征兆。我不是害怕当地的人，但我却有一种恐慌感，我反复地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
不几天，安哥斯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到我的房子前。他们有的站着，有的蹲着，男人和妇女分开。我告诉他们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说，我们的人民不了解莱苏人，派我来调查他们的风俗习惯，等我回去的时候，我将告诉我们的人民我所了解的情况，把这些情况写成书。
第二天，在安哥斯的帮助下，我开始制图表，在村里进行户口普查。在地图上，我用号码标出每一座房屋，写上居住者的名字，标出他们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标明他们与邻居是否有关系。图上还包括有人居住的房屋的位置、墓地的位置、厨房的位置、教堂的位置，没有被砍掉的灌木的位置，村子边缘的位置以及将村子分开的十五片小房屋群的名字。我还描述了茅顶屋里的情况，我注意到，这些茅顶屋都很清洁，报明显，这些房子只是用于晚上睡觉或雨天落脚。
很多活动，当然除了性关系，都是在房屋外进行的。对于一个田野工作者来说，生活在村子的中间，确实是一种恩赐。不论多么小的事情都被记录在我的笔记本里：妇女怎样抱婴儿：两个小男孩一起走路，另一个怎么样随便地把胳膊搭在另一个的肩上;男子把白石灰粉撒在自己的头发上，以洗净、美化头发，等等，无穷无尽的事情。户口普查是一种开始调查的有用的方法，特别是对象我这种在开始调查时缺乏自信心的人来说，尤其有用。第—步总是不容易的。为什么拿一些不相干的问题去打扰人们，这是我的第一个人类学反应。但户口普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个人无关，容易理解，而且非常明确。
早餐后，我经常在走廊向一位男人了解情况。系谱、语言、神秘的咒语、宴会前的讲话和土著人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是话题。草草吃了午饭后，稍作午休。下午我经常在村子里散步，和坐在地上准备芋头去烘的妇女们一起边干边聊。其他时间，我的几个女朋友来看我。她们躺在走廊上，开玩笑，谈她们自己，或议论别人。一个老年妇女谈到了她年轻时的性生活，说她在屈服前，如何控制男人。这些有关瞒着丈夫的性生活的私话，都无拘无束地说出来，引起阵阵笑声。很多关于妇女私生活的资料都是用这种随随便便的方法收集来的，我有一种能真正理解的悟性，没有翻译的时候，我注意她们开玩笑的主题。在这些朋友拜访我的欢乐时刻，我一般不拿出笔记本，但她们回家后，我就把她们所告诉我的情况都记下来。，
大约三个月后，我获准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在妇女们准备好了一个大宴会后，仪式开始举行了，一群刚完成准备工作的妇女聚在一起。一位老年妇女从我的小屋走出来，突然宣布我是她的女儿。第二天，我“妈妈”送给我一串芭蕉，大约一天以后，我回赠了一件小礼物。我很高兴我有了一个土著的“母亲”，但我自己很清楚，我已是一个密兰尼西亚氏族的确确实实的成员了。我的密兰尼而亚朋友非常喜欢我，这就是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情的象征性的方式。
与莱苏岛的男子交往要稍为正规一点。我不坐在男子的房间里或坐在凳子上听他们交谈和议论。但要了解男子的情况是没问题的，我所问的每个人都很高兴来向我提供情况。
我和土著的生活看起来都是无穷无尽的反复：太阳出来的时候起床;去参加各种大小宴会，参加葬礼和其他仪式;向调查对象了解乐谱、语言、咒语、经济和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的情况;听民间故事和神话;在村子里散步;妇女们有空的时埃，我就与她们闲聊;不断地写笔记，然后打印;照相，然后晒相，等等，等等。
由于气候毫无变化，莱苏岛缺乏季节性，只有雨季和旱季。雨季有时是很不好受的。幸运的是，我带了一件很厚的雨衣和一双好雨鞋。一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很多小昆虫被我屋里的电灯光吸引过来，飞得到处都是。我吃饭的时候，这些虫子就爬到我的背上，我一张嘴，就飞进我的嘴里，有的还掉到我的咖啡杯里。这些虫子不螫也不咬，但却令人很不舒服。要逃开只有一个办法：躲进床里，放下蚊帐。还有好几次，我穿着最后的一件干净内衣，不知道太阳会不会很快出来，可以洗晒。那里的太阳通常都很毒，天气很热，不论什么东西——地也好，我的衣服也好，都是很快就干，所以我忘记了最后—次暴雨引起的不便。
有的时候，我气馁了。我怎么样才能得到我的长长的提纲中所列的各方面的资料呢?要“解剖”一种奇特的文化，而不抱有任何成见，要去搜索出两种风俗习惯的关系，要从许多系谱中挖掘出亲属关系，要去了解这个社会的结构，还要去学习一种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语言，这些都绝不是容易的事啊。我在莱苏岛上呆了还不到一半时间，转向安哥斯表露了我的不耐烦和气馁，他嘲讽地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希望在四、五个月内知道所有的情况。
也许我在莱苏岛的生活中最单调的是吃的了。早餐有一个木瓜、腌肉、炸甘薯、面包、柑桔酱和咖啡。偶尔有一个蛋。中饭也是简单的：茶、奶酪和面包。主餐一般有鲜鱼或厨师打的鸟。有时，如果幸运的话，还有刚从海里捞上的龙虾。我吃我带来的我唯一喜欢的罐头肉的时候，我就不吃上述那些菜。正餐后的水果只有木瓜、菠萝或芭蕉，但很丰富。在特殊的日子，比如我的生日，我就开一瓶橄揽来进餐。
虽然我的体重减轻了许多，但我的身体一直是健康的。我喜欢一直呆在室外，所以我很快适应了热带的强热，比呆在伦敦的潮湿、寒冷的冬天更适应。我每天晚上服五片奎宁，所以，尽管我周围的人疟疾流行，我却从未染上疟疾。尽管身体健康，资料收集也越来越多，但有时，我无法改变的贫乏无味的生活，却使我难以忍受。
我家里人给我寄报纸，报纸起码要四个月后才能收到。但我对很多新闻的兴趣一点未减，虽然自我离家后，这些新闻一点没变。
我的两位朋友给我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和伦敦的幽默讽刺周刊(Punch)，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份报上的广告，这些广告把我从莱苏的社会中拉出来。漂亮的高脚无柄玻璃杯的照片，使我暂时忘记了我那老掉牙的瓷杯。我被“车中之冠”的卡的雷车(Cadilia)和“容易解决皮卡德英(Picadilly)的交通”的一种小型运动车迷住了。完全忘记了第二天要步行5英里到另一个村子去。通过那个广告，我追忆那个我从不属于的社会，这使我产生了离开莱苏岛的强烈愿望。我离开的那个早晨终于到来了。我的莱苏朋友们围着卡车站着，没有说一句话。他们放声哭泣。我感到害怕，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眼泪直掉。我确实喜爱我的莱苏期友，跟他们分别我非常难过;然而，我又非常希望离开这个岛回家去。我要哭了，但我没有，我默默地站着，然后告诉我的朋友，我将永远记住他们。我争快地爬进卡车走了。 (波德尔马克尔·1966)
三、维斯一雷德人(The Vice Lord)：一个都市群体
哈特和波德尔马克尔的田野调查代表了传统的人类学，但R.林肯.凯泽(R·Lincoln Keiser)的调查却代表了人类学的最近的发展。凯泽是一位白人人类学家，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他研究了一个在芝加哥黑人居留区的黑人群体。凯泽的报告，提出了在美国城区进行人类学调查的问题。他的田野调查不能与黑人和白入之间相互敌视、冲突的历史割裂开来。如果说，他的工作在这方面有所不同的话，他的调查也揭示了田野调查的更加广泛的—致性。
要和黑人建立关系是困难的，没有人，尤其是白人，能进入黑人社团的居住区，着手调查工作。必须花很多时间做非常仔细的准备工作。在开始正式的调查之前，有必要与群体内有影响的成员建立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我是在工作过程中接触这个问题的。我被聘到社会服务部即后来的芝加哥市法院任职，作为办案员被派到北方儿童法院，它的管辖范围包括芝加哥西边黑人居住区的草原地区，这个法院还管理着埃及科布拉斯、(the EgyptianCohbras)罗马圣教徒(the Roman Saints)和维斯—雷德(tke vice Lords)三个大的敌对集团。法院办案员的任务包括劝告被法院传讯的人，于是我跟这三个群体的成员熟识了。
作为办案员和人类学家，这两种角色以各种形式发生冲突。作为办案员，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向我请教的人对城区世界作一种调理以避免他们卷入与统治者的冲突，与统治他们的白人的代理人的冲突，与芝加哥中层阶级的冲突。然而，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是要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人的行为，尽可能客观地描述、研究。既然我的首要责任是担任办案员的角色，可以为我的人类学调查提供情况的人就被严格地限制了。尽管碰到了这些困难，我还是能够收集到一些基本资料。
为了进一步的调查，我不得不在法院的范围外建立各种关系。我听说有一位在西部教过书的妇女，她与几个维斯-雷德人成了亲密的朋友。我就与她联系，她也同意将我介绍给一个她认识的维斯-雷德人，名字叫逊奈(Sonny)。那一次，我不仅会见了逊奈，而且还会见了另一个叫哥拉斯(Go1iath)的雷德人。第二年，逊东、哥拉斯和我一起去参加聚合，在酒吧间会面，到别人家去访问。在这段时间里，我还会见了团体的其他一些成员，收集了几个人的经历的资料。哥拉斯和我相处得特别好，一年中，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夏季开始的时候，我与哥拉斯商议我的计划，我想在黑人区租一幢房子，哥拉斯可不给钱与我同住，作为报答，他要把我介绍给维斯-雷德人的领袖，并且向他们保证我不是警察侦探。哥拉斯同意照办，于是，我的计划开始实行了。
夏初，哥拉斯把我介绍给特斯(Tex)、巴待曼(Batm an)和省特根(Shotgun)这三位第十五街的维斯-雷德人的最重要的领袖。通过哥拉斯，我研究这些已经是维斯—雷德人的领袖的老者。我解释说我要写一本有关维斯-雷德人的书，提出要象他们团体的人们一样享受各种权力。团体还未开会，我这个请求就获准了，大部分成员都赞许我的请求。这就法定了我在其他社团成员的心目中的位置。那个夏天的其余时间，我全力研究第十六衔和莱文德尔(Lawndale)街的角落。
在我调查维斯-雷德人当中，如果说生活条件的话，没有什么地方象我研究的阿富汗(Afghanistan)的一个山村那么困难的了，那里的条件就象人类学家常在非西方社会所遇到的那样。我住在—幢公寓里，这座公寓虽然昏暗，但有热、冷的自来水、洗澡间、炉灶和电冰箱。然而，如果按我的标准，还是有些差别。最大的一点就是经常有被抢劫、伏击的可能。哥拉斯在选择公寓的时候有所防备，选择了一座进口和门道光线较好的房屋。我放了一支四五手枪和几根棍子在公寓里。哥拉斯经常在我们离开之前放下一报火柴在门的侧柱上，使他可以判断我们在外时，是否有人强行开了门，在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藏在公寓里。晚上，他放一些木板和空盒子在窗子和门的前面，如果有人要闻进来，就会发出很大的响声，我们就醒来了。这是些有脑筋的人采取的防备措施。经证明，这些措施使我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麻烦和伤害。一天清早，一个男人从窗户强行闯入我的公寓。他踢密了我们放的木板，把我吵醒了。我拿着四二手枪严阵以待(那天晚上，哥拉斯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拿走了四五手枪)。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转过身从窗子出去了。
我用的方法是人类学田野凋查的标准方法：我采取参与观察法，并且访问调查对象。对我来说，参与观察包括在街区居住的行为的观察，上酒吧间的行为的观察，参加集会的行为的观察，拜访朋友和亲戚的行为的观察，以及简单的与社团成员在西区开车兜风的行为的观察。作为一个参与观察者，我被卷入了一个群体械斗的最初阶段，并且参与了另一个械斗的准备工作，但这一次没打起来。我在邻居的心目中，是“一个写书的人”。人们知道我在那里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但我决不能参与那条街的全部活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同样欢迎我。对有些人来说，因为我是白人，这多少给我的调查带来些困难。在谈话中，维斯—雷德人常开玩笑地叫别人“黑人”。当一个不很了解我的人，在和我的谈话中使用了“黑人”这个词的时候，他常常打住，说：“啊，对不起，”好象他侮辱了我似的。有一次我谈起了这件事，我的一位朋友说：“那不是没有区别的，杰克(Jack)，黑人是象我们这样的人。只有他是白人。他是一个白的黑人。”其他有如此强烈敌对情绪的人，
他们不可能和我交朋友。他们容忍我的出现，但他们不理我。最后，有些人不能控制他们对白人的仇恨，在一些事件中，朝我发泄。 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赶快逃走。
在我对维斯—雷德人的调查中，一个最大的因难是控制我的感情反应。在黑人居住区的那条街，我的作用就象一个婴儿，必须象所有的婴儿一样受到照顾。我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潜在的危险;我不了解许多行动和词语的意义。比如，一天下午，我正和一群维斯—雷德人站在第十五街。一个刚二十出头的男青年开始叫喊说他是一个罗马圣教徒，是来“教训”他所见到的维斯—雷德人的。从他的说话和动作来看，很明显他是精神失常者。一个维斯—雷德人说：“这流氓疯了，伙计们，他不是罗马圣教徒，别理他。”突然，那青年的脸色象死了一般，他突然转过身，沿着我们对面的一条胡同走了。死一般的平静，好象根本不动，人群中的维斯—雷德人都怒不可遏地走了。突然我发现我孤零零地一个人站着，看着那胡同的那个人。特斯向我走来，把我拉到旁边。他说：“伙计，那流氓到了胡同的尽头了，他可能把他的同伙找来，一枪干了你! ”除了感到自己太傻外，我不知道是不是害怕。那个青年到了胡同的尽头，转了个弯，不见了。我是多么的孤立无援非常清楚了。
这种孤立无援对我来说是非常难以控制的。我调查的早期，我经常感到紧张和焦烦，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好象都是毫无意义似的。我对理解任何事物的意义，感到绝望。维斯—雷德人体会到了我的感情，我可以看得出，这引起了他们有些人的不安。这更增加了建立必要约融洽关系，使调查获得成功的困难。
我也对发生的事件作出感情反应，但这些反应是按照我自己的价值体系作出的。怎样对待这些反应是另一个产生困难的根源。维斯一雷德人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我发现是令人厌恶的。这些方面使我忧烦、不快。虽然我明智地感觉封，我的价值观不可能是优越的，但我还是不能阻止我的感情反应。这些反应常使我难以保持客观。更重要的是，我从来不能完全肯定，维斯—雷德人是否体会到了我的感情反应，而又反过来对我的反应反感。因此，我不是总能肯定我的感情反应是否影响了我所观察的事件。虽然我试图尽可能控制我的反应，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我成功到什么程度。无疑，在我的观察中，不知不觉地有一些偏见掺入其间，可能我想现察的一些事情已经因为我的感情反应而以一种细微的方式被改变了。(凯泽.1970)
四、 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女儿
我们前面的报告描写了人类学家怎样与他们所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建立、维持社会关系。在珍·布里格斯(Jean Briggs)的田野调查中，建立亲密的社会关系是必需的。布里格斯不仅与一个爱斯基摩群体一起生活，她还被一户爱斯基摩人家接收为女儿，做了一个爱斯基摩姑娘。
她选择了一个爱斯基摩的边远群体作为调查的对象，这个群体叫Utkuhiksalingmiut，他们生活在查得来湾(Chantrey Zn1et)，在北极围的北边。她的报告一开始就介绍了这个群体，以及她是怎样与这个群体接触的。
我于1963年8月底到达查得来。加拿大政府每年派一次飞机到那里，我就是坐那架飞机去的。我带着在约阿港(Gjoa Haven)的英吉利安(Anglican)的牧师和他夫人给我的介绍信。他是从北极东边来当传教士的爱斯基原人，他不仅到过约阿港英吉利安的爱斯基摩人那里，而且到过Utkuhiksalingmint。这封信说，我喜欢和Utkuhiksalingmint人一起生活一年左右，学习爱斯基摩语言和技术：怎样刮兽皮，怎样缝兽皮，怎样抓鱼，怎样把鱼保存起来或把油炸出来，用于寒冬在小屋照明或取暖。他们告诉当地的人们，我是个好人，叫他们不要害羞或害怕，“她自己就有点害羞，”并向他们保证，叫他们不必觉得——他们对白人经常有这种感觉——他们一定要顺从我的意愿。牧师和他的夫人最后说，我希望加入一个爱斯基摩家庭，作为一个“女儿”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在很多方面，布里格斯成了一个爱斯基摩家庭的一个真正的成员。她的爱斯基摩父亲象对待他女儿一样洋待她，用爱斯基摩亲属称谓称呼她，而且希望她无条件地服从他。
布里格斯不越不承认，作为—个爱斯基摩姑娘和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两个角色有冲突。例如，当她的家庭迁移的时候，她坚持要他们把她的仪器和工作日记带上。她父亲却说，这些东西会使他的狗拉雪车超载，应该丢下。一位好的爱斯基摩姑娘是决不会与她的父亲争吵的，但布里格斯坚持要把这些东西带上。这个角色冲突使布里格斯与她的爱斯基摩家庭的关系非常紧张。
而且，她是—个在美国长大的女性，这也产生一些问题。不象一个爱斯基摩姑娘，她不喜欢老是沉默无言;她大声叫喊，表达自己的愤怒。虽然她的愤怒是保护Utkuhiksalingmint人的利益，但还是给她和那个群体的人的关系带来了危机。
布里格斯从不能使她的爱斯基摩家庭完全喜欢她。她不可能成为他们所理解的“女儿”。虽然如此，她离开查得来湾后，他们写信来说，他们还没来得及照顾她，他们就失去了她。
危机是由于一队捕鱼运动员到查得来弯来访引起的。近年来，每年七、八月都有运动员访问查得来湾。这些运动员飞到北极进行一星期的捕鱼。每年，运动员都借爱斯基摩的独木舟。这些独木舟是加拿大政府在1958年饥荒后给Utkuhiksalingmint人的，对爱斯基摩人的经济来说，这些独木舟是不可缺少的。最初有六条独木舟，Utkuhiksalingmint人每家一条，但我到查得来的时候，只有两条还能用。
最先来的一队运动员通过我问，他们能否借那两条独木舟。如果要拒绝的话，Utkuhiksalingmint人完全有各种理由，但他们默许了，他们自己付出了代价。这些运动员在岸上束手无策地坐等，他们不能捕鱼。不能抓到他们打下的掉到水里的鸟，不能拿到近陆岛上的隐蔽所提供的喝茶用的糖，最糟糕的是，他们不能去访问河对岸上在这里看不到的奇特的人。最后，这些白人走了。另一队又来了，这一队只要求借一条船。但高兴不了多久，黄昏后，独木舟在不熟识的河里驶去，很不幸，那些白人把船撞到了一块岩石上，把帆剐了一个大孔，于是他们把那船还回来，通过笔谈告诉那家人，那条船不能用了，他们现在只好去借另一条：Inuttiaq(布里格斯的爱斯基摩父亲)的。当我到那的时候，那些白人正在把马达装到独木舟上，Inuttiaq和其他的Utkuhiksalingmint人在看着。
我勃然大怒。我板着脸，以一种冷冰冰的声调告诉那个白人的向导，如果他借第二条船，我们将没有渔船了;如果这条船又被损坏，我们将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当时，我记得在这群白人到这之前，Inuttiaq预先告诉我不要再借他的船给任何人，于是我告诉那些白人，这些船的主人不愿借船给他们。
那个白人的向导不是不懂情理的人，他马上同意，借不借船要由主人决定。稍为平静，我转过身对着Inuttiaq，他站在旁边，象其他的Utkuhiksalingmint人一样，默默无语。“你要我告垢他你不愿侍你的船吗?”我用爱斯基摩语问，“如果你说你不愿意借，池就借不到。”
Inuttiaq的回答使我丧胆，我不知道怎么读，我只知道，就象他的声音特别的大那样，他的感情非常强烈;“他要借就借好了!”
这个事件引起了Utkuhiksalingmint人的不安，一连几个月，他们都为我的失常操心。爱斯基摩人很清楚，我的那些话是未经允许的，而且我说话时怒气冲天。那些话他们不懂， 但这不成问题，发怒本身就是不可原谅的。对其惩罚就是放逐。它表示得如此微妙，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处境，要不是我得到了一封A11aq(布里格斯的爱斯基摩母亲)的父亲帕拉(Pala)写给Naklirohuktuq牧师的信(牧师在那些白人离开的第二天走了)，也许我仍在想我的困难部是我自己想象的。
帕拉原打算由来接学生的飞机将信带来。他伯飞机来的时候，忘记带信，就把信给我，跟我自己的信件放在一起。那封信当然是用拼音写的，在一种不道德的精神支配下，我决定读一读这封信，看看我读爱斯基摩语的水平。我预先并不知道信的内容：“丫ini(这是我的名字)对那些白人说谎。地很容易发怒。她不应该在这里研究爱斯基摩人。她很使人讨厌;她越来越多地骂人，很容易发火。因为她那么讨厌，我们越来越希望她离开”我不能相信，Inuttiaq又象前一年那样邀请我再住进他家。但我不用担心，他不会这么笨地敌对一个人。然而，在小屋里的生活与前些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象我不在那似的。如果我对Inuttiaq或A11aq说话，他们都是脸上挂着平时常有的微笑。但我必须从头学几乎所有的对活。如果我自告奋勇去打水或奶茶(我很少于这些事)，他们一般都准允，但从没有人要我去做这些事。我的伙伴是很讨厌的，但人们还是照顾我，给我许多我最爱吃的东西，提醒我不要到薄冰的地方，当我的鼻子冰僵的时候，他们就提醒我。Utkuhiksalingmint把自己看作——也要我把他们看作——是品德优良的热心人，不论我给他们什么刺激都是与此不符合的。A11aq(牧师的妻子)的妹妹在给Ikajuqtanq的一封信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民族精神：“因为她是一个白人，而且是一个妇女，我们都想对她好，虽然她有时很使人讨厌……我们还是要帮助她。”
与白人捕鱼者发生冲突是在八月底，在十一月底之前我不能向Utkuhiksalingmint人解释。当然，从一开始，我就想跟他们解释我的行为，但我害怕，这种非爱斯基摩的直率会使他们更加震惊。于是，我把那个事件的说明写信告诉Ikajuatnq，告诉她我想保护Utkuhiksalingmint人，使他们免遭白入的欺诈的愿望，问她是否能帮我向爱斯基摩人解释一下我的行为。我的信在九月份和普拉的一起寄出。不幸，Ikajaqtaq一直无法回答我。直到十一月，海峡结冰，人们能长途跋涉到吉喳港去做生意的时候，仍无回音。但是，当Inuttiqg最后出去的时候他出乎我预科地从牧师和牧师的妻子那带来了回音。Inuttiaq对他的家人说：“Naklirohuktaoq说，如果当时不是Yini在那，那些白人几乎要开枪打我们。”夸张是Inuttiaq的这种想象力丰富的人的性格特征。他转身对着我：“是你写信给Naklirohuktanq的吗?”我否定——后来，在古喳港，Naklirohuktanq也否认那样对Inuttiaq说过——但我承认Inuttiaq所说的话的要旨：我是想保护爱斯基摩人。我记录了那个事件的内容——关于这些，我写过信给Ikajuqtanq并解释了我对那些白人发怒的原因。
效果是神奇的。我与群体的隔阂一下子消失了。人们乐意跟我谈话，帮我学习词汇，要我和他们一起开玩笑，谈一天活动的趣闻。Inuttiaq告诉我明天他和我去捕鱼。最使人激动的是那些男人刚回来的一个下午，小屋里挤满了访问者。我正伏案写东西，直到突然听到说我的名字时，我才注意：“我又把Yini当我家的人了。”这是Inuttiaq说的话吗?我询问地看着他，“你又是我们家的人了，”他重复道。他的话很清楚，好象他要肯定我理解了才放心。他又叫了我一声：“女儿”，从八月开始，他就没这样叫过。 (布里格斯，1970)
这些田野调查报告，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别，但都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所碰到的一些特殊问题和独特的情况。在这一节里，我们的目的是集中这些田野调查经历，描述一幅更加清晰的田野调查的图景.
文化人类学基础 / (美)Y·N科恩, (美)A·埃姆斯著 ; 李富强编译
北京 :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东林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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