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淑云

《追寻萨满的足迹》节选（1）：与老萨满失之交臂

        1990年4月初，正在英国攻读音乐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莉莎女士回国，到东北三省满族聚居区考察萨满音乐，为撰写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因她父母家在长春，在长省亲期间，她常到南湖新村，向富育光老师请教和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当时，我刚刚步入萨满文化研究这一崭新的领域，很希望通过聆听他们的讨论，更多地了解萨满文化的相关情况和基本知识。共同的兴趣和相近的年使我和莉莎很快成了朋友（1.4）。我们相约一起到满族村屯采访萨满。富老师建议我们去韩屯村，采访赵兴亚萨满和关柏榕萨满，并给我们写了两封引荐信。
        4月6日上午，我带着富老师的信，满怀对田野调查的向往和期待，登上了开往故乡吉林的列车。临行时，未满3岁的儿子看我背包要走，哭着喊着抱着我的腿不撒手。儿子特别恋我，每次与他分别，都颇费周折，常常是我已走到楼下，还能听到他的哭声，让人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这次一走几天，又途经我的家乡吉林市，我临时决定将孩子带上，请父母帮我照顾他。（1.5）李莉莎是第二天中午到吉林的，我们在火车站会合后，马上去客运站。当时吉林去乌拉街的客车每天只有几班车，我们没有赶上当天下午的车，只好在我父母家住一晚上，顺便准备了一些酒、水果、糕点等礼品，以便答谢接受我们采访的萨满和帮助我们的村民。
       4月8日晨，趁孩子尚在熟睡中，我们悄悄离家，乘长途汽车来到乌拉街，下车后打了一个三轮车，于上午10点左右到韩屯。按照富老师的嘱咐，我们首先到村书记关忠煜家，关书记看了富老师的信后，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马上让他妻子给我们做午饭（1.6、1.7）。
        我们当时最迫切想了解的是赵兴亚老人的情况。听富老师说，老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一路上，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健康状态。所以，刚一坐下，我便迫不急待地问关书记：“赵兴亚老人身体怎样？”然而，听到的却是我最害怕听到的消息：他已于当年1月5日（农历腊月初九）病逝，距我们到韩屯只差3个月。当时，我们家里都没有电话，农村通讯、交通也不是很方便，我们一直不知道老人已去世。听到这一消息，我百感交集：震惊、遗憾、后悔。我坐在炕边直搓手，不停地叹息，为无缘与老人相识，为无法实现的计划……  
        在去韩屯前，我已久闻赵兴亚的大名，期待着早日与这位老萨满见面。听富老师介绍，赵兴亚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老萨满，但总体来看，与本村的关氏家族和九台市莽卡乡的杨氏家族、石氏家族相比，学术界对赵氏家族的萨满祭祀情况调查得还很不够。所以，我打算在韩屯重点采访赵兴亚老人，了解他作为一名老萨满和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的人生经历和感受，以及赵氏家族萨满祭祀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赵兴亚老人的去世，使我的考察计划和设想搁浅。
        应该说，在民族学田野调查中遗憾总是难免的，很多民族学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我后来的田野调查中，这种遗憾仍常伴随着我，既深感痛悔，又特别的无奈。但初进田野闻噩耗的经历，成为留在我心中的一大遗憾，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使我感到这些身怀绝艺、腹藏珠玑的老萨满都已风烛残年，已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等待我这个迟来的民族学队伍中的新兵，必须只争朝夕，把抢救萨满文化遗产当作我的头等大事。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我千方百计，克服一切困难，到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不惜自费甚至负债，都与第一次去韩屯的经历有关。
        俗话说得好：缘分天注定。我与赵兴亚萨满既无缘又有缘，虽无结识之缘，却有一面之缘，只是当时不知有缘擦肩而过。
        那是1985年9月上旬，全国第3次清史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学术讨论结束后，大会组织者安排与会代表到乌拉街满族镇考察，除了考察海西女真人建立的乌拉国古城遗址和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官员府邸外，还请来了乌拉街一带著名萨满赵兴亚和关柏榕，请他们在乌拉街镇政府礼堂进行萨满表演。我当时坐在礼堂的后排，远远看见一高一矮两个穿萨满服的人站在台上击鼓唱神歌。经会议主持者介绍，我们知道，那位身材瘦矮的老者叫赵兴亚。我虽坐在后排，却能清晰地看见赵老动作敏捷，听见他演唱的神歌高亢洪亮，一点看不出他已是一位年愈七旬的老人(1.8)。
        两位萨满的表演受到与会学者的欢迎和肯定。数年后，在关柏榕自撰的《个人经历》中，记述其在改革开放后从事萨满活动和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简况，其中记载：“1985年9月，与赵兴亚接见全国清史考察团，并与布尼阿林、金启孮、姜书阁、阿英嘎等十几位领导、教授合影。”遗憾的是，我当时研究生刚刚毕业，分配到吉林省民委古籍整理办公室，从事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对萨满文化知之甚少，更不知道数年后命运之神将我和萨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终生与萨满结缘。否则，我无论如何会与赵兴亚老人见上一面，决不会只在远处看看他们的表演而已。时隔5年，当我步入萨满文化研究领域，并满怀渴望之情拜访这位老人时，他却先此而去，叫我怎能不痛惜。
        与赵兴亚老人的失之交臂，使我生出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和积极抢救赵氏家族资料，以弥补损失的想法。于是，我开始走访与赵老有关的人员，包括多次采访过他的富老师、与他同居一村，又有亲戚关系的关柏榕萨满、赵兴亚的两个徒弟赵喜山和赵荣久，对赵兴亚的生平和从事的萨满活动有所了解：
        赵兴亚（1910~1990），字德成，满族正白旗，享年80岁。赵老是因许愿而当萨满的。他16岁抬神，17岁学萨满，共学3乌云27天，成为本家族第6代萨满。他一生多次主持家族祭祀活动，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大萨满。
        赵兴亚老人又是一位党性很强的老党员。他上世纪50年代初加入共产党，1951年，始任村长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曾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赴北京受到朱德、谢觉哉等国家领导的接见。
        他担任干部的同时，一直任韩屯村赵氏家族的族长。这样一位兼村长、族长、萨满于一身的人，使他的内心常常充满矛盾。他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大量的社会活动，加上当时的政治形势，使他对烧香祭祖活动有所忌讳，也非常谨慎。另一方面，在他的内心深处，对本家族的萨满传承又虔信不疑。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暗地里教小萨满和保护家族的萨满器物。1951年，他在本家族教萨满，共教5位小萨满。1951年，当赵氏家族举行祭祀仪式时，赵老正担任韩屯村的村长。他白天忙村上的工作，晚上教小萨满甩腰铃，背神本，唱神歌，共教了40多天。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族文化挖掘、抢救工作的开展，萨满文化逐渐受到重视。1984年，在香港文化人士邓鹏腾先生的赞助下，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组织拍摄了《满族瓜尔佳氏萨满祭祀》、《满族汉军张氏萨满祭祀》、《海东青》和《神偶与宗谱》等4部录像片。
       当见到同村的关氏家族烧香祭祖仪式被拍成录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赵老打消了顾虑，对萨满文化抢救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对来访的省内外学者多予配合，热情接待。1986年7月，他与同村的关柏榕萨满接待了来访的芬兰著名民俗学家劳里•航克教授和史昆先生（1.10）。晚年的赵老心系萨满，1990年腊月初9晚8时许，年届80的赵老病危，临终前，他对守在他身边的关柏榕说：“乌拉街一带成功的萨满属关姓了”。可见，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从16岁开始从事的萨满活动。

郭淑云

《追寻萨满的足迹》节选（2）：九泉山上共采香

    1995年11月，国际萨满学会主席、匈牙利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霍帕尔博士第2次访问我所在的吉林省民族研究所，我和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张徐陪同他去韩屯访问关柏榕萨满。采访中，关柏榕谈到满族祭祀仪式中使用的香料年息香取材于一种灌木植物，民间俗称映山红、年息花。每年夏季，关柏榕都要亲自上山采集，亲自研制。我与他相约，第二年夏天和他一起上山采集映山红和一些民间常用药材。
    1996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再次踏上乌拉街的土地。镇党校的王安全老师听说我要上韩屯跟关柏榕上山，也想去看看。王老师原为文化馆干部，喜欢摄影，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留下有意义瞬间的机会。我们俩打个三轮车来到韩屯关萨满家时，他和老伴都在家。当时东北农村已进入农闲，地里的农活已基本忙完，只等秋收了。关萨满看我和王老师一起来的，以为有什么事情。我说：“你忘了我们不是约定一起上山采集映山红和药材吗？”他说：“好呀。吃过午饭我们就去九泉山。”
        九泉山位于永吉县土城子乡渔楼村境界，因山周围有九个泉眼而得名。渔楼村在松花江西岸，背靠九泉山，面向松花江，与韩屯村隔江相望。江边有一个古渡口，东西两岸的村民贸易往来、走亲访友主要以渡船为交通工具。
        下午，我们三人带着采药的工具，向渡口走去，路上遇见几位村民和孩子，也想跟我们一起上山。我们一行人便坐渡船来到松花江西岸，九泉山已尽收眼底。盛夏时节的九泉山充满生机，树木青翠，绿草如茵，花香四溢。一望无际的茂密的树丛纵横交错，将整个山岭装点得一片苍翠(2.8 )。
        因映山红主要生长在崖顶峭壁之上，我们在山脚下稍事休息，便沿着山间小路向山顶攀登。映山红是一种常绿小灌木丛，每当早春冰雪消融之际，这种植物就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把错落有致的山岭点染得粉红一片（2.9）。至农历7月，映山红花早落，但枝叶茂盛，叶味正浓，是采摘、制香的最佳时机（2.10）。
        映山红花叶是满族祭祀的专用香原料，清朝宫廷祭祀和民间祭祀都使用年息香。宫廷所用年息香，每年由吉林旗务处派30名官兵采集映山红花叶制香，年终由果子楼呈进。采摘时牲丁们唱着《采香歌》：“为敬祖先上山岗，手拿镰刀采香忙，不怕山高和路陡，采来好香献祖堂。”[博大公、赵志忠编《满族民歌集》，第34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   年。 ]民间诸姓则多由萨满采撷、研制，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关柏榕萨满、赵云阁老人生前都是自己采集映山红制作香料，祭祀时使用(2.11)。罗关家族的族长关云德还在采集、制香的基础上，撰写了《满族与年息香》一文。[见《北方民族》2006年第4期。 ]可见，满族人对年息花情有独钟，延续至今。
        走在绿树成荫的九泉山路上，听雀鸟鸣唱，闻山泉流水潺潺，时有微风拂面，令饱受盛夏炎热之苦的我们倍感惬意。由于平时缺乏锻炼，爬到山顶时，我已累得气喘嘘嘘。最先登上山顶是两个女孩，关萨满紧随其后，并指点她们认识一些植物和草药。在山顶石崖上，一簇簇灌木丛顽强地生长着。关萨满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制作年息香的映山红。”我们用刀割其枝条，用手将绿叶摘下，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入筐中。我不禁对这种看似普通但对满族人有着特殊意义的植物和发现它、使用它的满族先民油然而生敬意。映山红生长在山岩的缝隙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耐寒性，春寒料峭时冒雪开花，给经过漫长冬季的北方带来了春天的气息。从某种意义说，这不正是勤劳、勇敢的满族人民民族精神的象征吗！多年后，我有感于映山红的品格，以之自勉：“疏枝迎风立崖边，傲雪绽放百花前。化作年息香一缕，奉献祭祀堂子前。”
        站在九泉山顶上，俯视乌拉大地，松花江宛如一条玉带蜿蜒曲折。两岸绿油油的田野上，各种农作物长势喜人，预示着即将有一个金色的秋天。远眺山下一派迷人的田园风光，我突然感到从事萨满田野调查，有机会行走在山间、田野，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与质朴的少数民族同胞倾心交流，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呀！
        夕阳西下时，我们满载而归。除了映山红外，我们又采集了一些民间常用草药，分别置入筐中。只是我事先想抓一条蛇作药材的计划没有实现。下山的路上，我手持一根木棍，边走边拨弄草丛，看是否有蛇出没。一直走到山脚下，也没有发现一条蛇。在岸边等摆渡时，看见一个手持罐头瓶的男孩，我好奇地走近一看，瓶子里面装着一条活蛇。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瓶子里的那条蛇，关萨满明白我的心思，上前和那位渔楼村人的男孩说起我想抓条蛇没抓到的事。男孩爽快地将那个装着蛇的罐头瓶子交给我，我连声道谢。真是“踏破铁鞋不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2.12—2.13）
        采回映山红的枝叶后，关萨满还要亲自制作香料。他先将它们放一背阴处，使其自然阴干，然后用碾子磨碎，用罗筛成细面，呈绿色，装匣备用。我用一个纸口袋装一些新采的映山红和草药，又用塑料袋装些已研好的香面，满载而归。采香归来，神清气爽，兴致勃发，遂赋一首以志此行：“初秋时节登九泉，背篓挥镰采杜鹃[杜鹃：映山红的学名。 ]。枝嫩叶绿馨香远，精心包捆返家园”。

郭淑云

《追寻萨满的足迹》节选（3）：最后时光难忘怀

    1998年1月12日，我接到关柏榕萨满写来的亲笔信，告诉我他被确诊为肺癌，将不久于人世。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当即决定去韩屯看他。当我急匆匆赶到他家，看到的是炕头上一个瘦弱不堪的身影。当时，他已是肺癌晚期，病情严重，因无钱医治，也知道医治无效，他只能靠子女托人买的杜冷丁和镇痛片镇痛，解除些许痛苦。
    听到我的声音，他艰难地坐了起来，瞪着两只空洞的大眼睛望着我。看到他形容枯槁、痛苦不堪，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不知如何安慰他，只是跟他聊聊学术界的信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减轻点他的痛苦。他不停地向我打听他所熟悉的国内外学者的情况，从他的神情，我看得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牵挂的，除了他的家人，就是他毕生致力的萨满事业。他非常怀念过去与他有过交往的学术界的朋友。在病重期间，他曾给国内多位学者写信，表达他的怀念之情。
    他对我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也非常关心，向我交待了乌拉街一带萨满遗存情况，有些村屯和姓氏是我们过去没有去过的，他嘱咐我一定做好田野调查工作。他知道我当时对“萨满昏迷术”问题比较感兴趣，他抱病和我谈了他自身的感受，并几次问我：“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实在不忍心让他说太多的话，连声说：“今天我们不谈学问，我只是来看您，等您病好了，我们再一起下去调查。”他只是摇头、叹气。
    关萨满虔诚信仰萨满教。按照满族传统葬俗，萨满死后实行土葬。关萨满患病后，曾向镇政府有关部门表达了强烈的土葬愿望，多次找有关人员协调，希望相关部门允许他逝世后土葬。他希望我帮他协调、争取一下。我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心愿，无论如何，我应当全力帮助他遂了心愿。我向他承诺，一是帮他联系土葬一事，一是他走后我来送他。我代表富育光老师给他留下几百元钱，以表达我们的一点心意。富老师与关萨满情同手足，知道关柏榕病重，他非常悲痛，两次去探望关柏榕。见面后，两人抱头痛哭。这两位因萨满文化结下深厚情谊的满族同胞，对不久将阴阳两隔的残酷现实心知肚明，那种悲伤和无奈之情可想而知。
    为了不影响他的休息，也为了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吃过午饭，我就离开了韩屯。到镇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关萨满的愿望，向他们宣传满族的风俗习俗。回到长春，我又多次给永吉县民委和乌拉街镇政府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够按照民族传统，特许关柏榕萨满土葬。但最终没有获准，关家也没敢贸然行事。没能帮助关萨满实现他生前的最后心愿，令我很长时间深感不安。尽管此事非己力及，却总是觉得有负关萨满对我的期望和厚爱。
    此后的三个月，我心里一直不踏实，多次打电话了解关萨满的病情。一天下午，关萨满的女婿打来电话，告之关萨满去世的噩耗。尽管事先已有思想准备，但我还是觉得这一天来得太快了。
    关萨满出殡那天的清晨，我和王安全老师一起来到韩屯村，与我们同行还有一位请来的摄像师。到达关柏榕家时，逝者已经入殓。院子里站了不少人，关氏家族的族人、村民和关家的亲戚、朋友等都来帮忙，为他送葬。其它村屯的满族也有闻讯赶来的。这既是乡间民俗，也与关萨满在当地的影响有关。王老师还将关萨满逝世的消息告诉了乌拉街镇政府，镇里也派人来参加葬礼，从官方的角度肯定了关萨满多年来在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
    伫立在关萨满的灵前，我久久不肯离去，我们一起考察的情景像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再现。本来我们计划有时间再走几个地方，如今这一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痛惜、遗憾之余，我也深感内疚。那一刻，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北方诸族一些已逝萨满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眼前。多年来，北方诸族萨满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真挚的情谊，有的萨满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牵挂着我。达斡尔族萨满杨文生老人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萨满。我先后两次采访他。1994年7月初，我们又在河北省怀柔县原始部落游乐园共同工作一段时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杨文生晚年患小脑委缩，很多熟人都不记得。据他家人讲，在病重期间，他还经常念叨我的名字。听后使我潸然泪下，为之动容，深深地感受到北方萨满淳厚质朴的乡情。然而，我对他们却无以回报，连关萨满最后的一个小小心愿也无法帮他实现，让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怎能不让我备感愧疚和辛酸呢？
    正当我沉浸在往事的回忆和自己的思绪中，关大婶走过来叫我：“小郭，快进屋歇一会”。我这才缓过神来，随其进屋。只见西墙的神龛用红布蒙着。按照满族民间习俗，人刚死时游离的“殃”气易伤人。家中设神龛的满族人家，如遇丧事，一般要在死者咽气前用红布或黄布将神龛、神匣蒙上，以免死者的殃气冲了祖先神。
      在信仰萨满教的北方民族中，萨满与丧葬有着密切的关系。萨满教观念认为，人死灵魂不灭。如何安置亡魂事关生者的安危。只有将亡魂顺利地送至灵魂的归宿地，才能使其安于其所。否则，亡魂就会变成厉鬼，在人间作祟，殃及子孙和族人。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北方民族对萨满送亡魂仪式和丧葬习俗备加重视。
    在萨满教观念中，普通人死后，魂归地界。萨满死后，则灵魂升天，转化为神祇，对氏族成员具有特殊的庇护作用。萨满的特殊身份和萨满教特有观念，使传统萨满的葬式、葬俗既依遵族制，又有别于族制。由于族制不同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萨满葬式也有火葬、风葬、水葬、土葬诸种。其中，风葬萨满的习俗在北方民族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一些民族在改行其它葬式后，对萨满仍行风葬。如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一般人死后实行土葬，萨满死后行风葬，或以坐棺土葬，建专门的萨满敖包。在呼伦贝尔草原，有不少萨满敖包荒芜多年，近年来陆续被本家族指认，并定期进行祭拜。有的民族在萨满死后，族人要为萨满特制一种装灵魂的棺木，大小不等，或安葬萨满的尸体，然后土葬；或装置火化的骨灰，埋地半截。萨满的棺木鲜明地体现着萨满教的灵魂观念，其形似房，上有孔，称灵魂孔，是萨满灵魂出入的通道。房上雕刻着各种神偶图像，象征着他生前的守护神在其死后仍保佑他的灵魂顺利归天。
    萨满葬俗异于普通人，还在于随葬品的不同。萨满的随葬品主要是他们生前从事萨满活动时使用过的神器、神物，包括神鼓、腰铃、铜镜、神服、神谕等。有的民族萨满去世后，一部分神器葬于墓地，一部分留在家里，留给萨满的继承人使用。满族有些家族萨满逝后，入敛时，要将其生前使用的神本放在尸体旁，或在腋下夹两把香。这些都表明在萨满一生中，其神性占主导作用。
   近世以来，满族萨满的葬式与普通人大同小异。只不过殡葬习俗改革，实行火葬后，多数萨满仍希望按传统实行土葬，不愿意火化。为了土葬，关云刚、关云章等萨满虽已久居城市，病重时却执意要回家乡，希望尸骨埋葬在家乡的土地上。
    关柏榕的葬礼由本村的胡百信主持。实际上，乡间葬礼在年复一年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已为人们所熟悉，主持者只是负责安排葬仪的程序，被尊为“执事”，民间俗称“屯大爷”。每个村屯都有一、两个执事，谁家有红白事，多请他们到场为主人张罗事情，在当地很有威望。因谙熟丧葬程序而专司葬仪者，乌拉街镇陈汉军萨满张玉海之子张荣波老师多年来即无偿地为当地村民主持葬礼。

郭淑云

《追寻萨满的足迹》节选（4）：两代穆昆达的情怀

         关凯、关云德父子是罗关家族的两代穆昆达，他们对本家族真挚的感情和对传承萨满文化的高度责任感使我深受感动。
        提起关凯（1909—1982），其塔木刘家满族村的村民无不竖起大姆指。他生平乐善好施，深受屯中百姓的尊敬，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凯爷”。谁家有大事小情、为难之事，都愿意找他帮忙，他更是逢求必应。
        凯爷家境贫寒，几代人都不识字，受了不少欺负和不识字的亏。解放后，凯爷决心在本屯建一所小学，让孩子们上学读书。苦于当时没有资金，凯爷找屯中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商量，决定把屯西的关帝庙拆了，将砖、石、木料运回屯中，盖起了刘家村第一所学校——腰屯小学，请来了教师。他义务担任校总，负责维修校舍，直到学校划归村上管理为止。
        凯爷是罗关家族一位杰出的穆昆达。他曾两次在关键时候保护家族传世的祖爷匣子及祭祀神器。第一次是1948年土改时，存放在地主关瑞家的罗关家族的祖爷匣子和神器，被工作队当作浮产没收，抬到农会院里，要给穷人分配下去。当时土改工作组在当地很有权威性，一些族人对要回被没收的物品有所顾虑。凯爷凭着在当地的威信，带领几位罗关家族的成员，找到工作组干部，说明祖爷匣子和神器不是关瑞家的个人财产，为罗关家族所共有，据理力争，终于将这批祖宗留下来的器物如数要回。
        第二次是文革破四旧时，红卫兵挨家挨户翻旧物，族中有人害怕要将神器交出去，凯爷说：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能交，我不怕。他和本族的关云闪、关云海等人冒险将祭祖神器藏在高梁地里看护，后又转移多处才保存下来。这批祭器很古老，很有价值。有些祭器至少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其中，刻有满文的神匣。凯爷为罗关家族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广为族众赞誉。1986年，罗关家族续谱时，将凯爷的贡献写进了谱序。
        关凯的长子关云德继承了乃父热心为本家族服务的精神。从十多岁起，他就跟随父亲修补、制作神鼓等祭器，修缮小学教室。可以说，他是在乃父精神的耳濡目染和满族淳朴乡情的熏陶下长大的，对本家族萨满文化天然挚爱，对父亲冒险保护下来的祭器更是珍爱有加。老族长关云必晚年身体状况不好，他看好了关云德的人品和为家族事业的奉献精神，便委托关云德主持家族的一些事情。1998年，家族各分支族长在一起开会，讨论罗关家族烧香祭祖事宜，大家一致推举由关云德管钱。后来，关长玉、关云蛟等人又推荐他担任族长。他说：“啥族长不族长的，家族的事能干点啥就干点啥”。从此，他开始为家族事业到处奔波。
      我和关云德相识于1998年罗关家族祭祀现场。那天上午，我们一行人刚下车，一个中等身材、身体健壮的中年男子就迎了上来。经关云章之子关长玉介绍，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关云德。在仪式进行期间，我们总能看到关云德忙碌的身影。当时，我和省艺术研究所的毕凤歧老师母女住在关云德家，他们一家人热情好客，使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最令我难忘的是，在离开刘家村时，由于走的匆忙，我把2个胶卷落到了关云德的家里。当时，普通农家还没有安装电话，关云德发现后，马上骑着自行车，走了8里路，到其塔木邮局打电话告诉我，不久又亲自把胶卷送到长春。从此，这个质朴的族长、农民艺术家便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我最钦佩关云德的有两点，一是为家族奉献无怨无悔，一是为学术研究和艺术追求锲而不舍。为了给家族建起一个专门祭祖的堂子，在1999~2000两年的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扑在家族事业上，从购置材料、具体建筑到堂子的布置，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期间，他经常来长春，与省、市民委和罗关家族在长春工作的成员沟通，筹措经费，草拟方案，有时也随便到我家坐一会。当我看到他疲倦的神情说：“您太辛苦了。为了家族的事到处奔波。”他总是笑着说：“家族的事总得有人张罗，只要把堂子建起来，我再苦再累也心甘。”1999年底，一座144平方米的3间砖瓦房在刘家村落成，罗关家族的祖匣、神匣等器物按照本族的传统安置在新建成的文物室中。为祖先建堂子，这在当地满族中是一个壮举，为满族其他诸姓羡慕不已。2004年，在关云德的积极努力下，一条从刘家村通向民俗室的柏油路建成。这一切无不凝结着关云德的心血和汗水。如今，他又在为筹建一个专门的满族展览室而奔波、忙碌着。

         作为一个农民，关云德有个不俗的爱好——逛旧书市和书店。他有一句口头语：架上有书不为贫。每年他用作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的费用都在千元以上。到外地开会，他下车就跑书店。为买到自己喜欢的书，他常常亲自去外地出版社或售书单位。2004年夏季的一天，关云德来我家谈及他在旧书市买到两册《黑龙江民间文学》，希望能将这套书配全。我告诉他这套书由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辑印刷，他让我帮助联系，不久即专程去哈尔滨，购买了全套的《黑龙江民间文学》和傅英仁讲述的《满族萨满神话》等他喜爱的书。经过关云德的多年积累，在他的农家房舍中，形成了他的书房，这是刘家村的另一道风景。
        这位信奉“架上有书不为贫”的满族农民利用农闲时间，从事业余创作，收集、写作民间故事，撰写民俗风情的稿件，创作了大量的满族剪纸作品，并被一些科研单位和国外学者收藏。同时，他还经常骑着自行车收集满族民俗文物，在为家族修补神器的过程中，熟练地掌握了制作神鼓的技艺。他对我说：“做任何事都有技巧，做鼓的技艺可用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一句顺口溜概括：‘要做鼓上白山，砍回藤子做鼓圈，锛子砍，刨子圆，一个抓环八根弦，还有八个大铜钱。’”2005年8月，关云德被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民间文化传承人”。2007年6月初，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批166位“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命名仪式，关云德榜上有名。6月8日下午，在北京央视影视中心《艺术人生》录制现场，关云德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为现场观众进行了剪纸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喝彩声。一个普通农民艺术家坐客《艺术人生》，这在此前尚无先例。

张润平

看了这些记述很受感动，感动的不仅仅是里面的内容，更主要的是民俗学者的情怀。值得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