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
王建民
[摘要]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立之后，一批中国人类学家就深入到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田野工作，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许多探索，使中国西南开始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沃土。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的发展对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演进、中外学术交流、民族国家缔造、民族和族群的划分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新世纪学术发展过程中，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将对学科的进步和繁荣有所裨益。
[关键词]人类学;西南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探索;学科总结与反思
作者简介：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西南①地区少数民族给予了很多关注，积累了大量有关西南民族的文献资料。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比较完整的早期地方志，也是现存的最早的地方性民族学资料。书中对今四川的蜀人和30多个族群和部落分布、名称、历史、传说、风俗和这些民族与汉王朝的关系都有记载。唐代樊绰根据在南诏实地生活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蛮书》十卷，其中第八卷专门记载民族风俗，全面而集中地记载了南诏各种风俗习惯。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是记载少数民族习俗的上乘之作，作者记录了当地诸族的婚姻、服饰、居住、生产、宗教、迷信、礼仪、交换等，较为准确可信。清贵州巡抚田雯著《黔书》两卷，书中记述广泛，注重人情风俗介绍，所记贵州苗族各分支等族的习俗多为实地采风而成。清贵州八苗寨同知陈浩作、贵州督学李宗昉绘的《黔苗图说》则更为专门，画有贵州苗族等82个族群的人物形象，并附有简单介绍，形象化地表现了清代贵州各民族风俗。在西南地区文献中，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记录。如古代西藏著名药学经典《晶珠本草》的作者帝尔玛·丹增彭措在青海东部、南部、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等地进行了20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参考了百余种藏医古籍，修成上下两部数十万字的著作。本书记载了2294种药物，是藏族药物分类颇具特点且最为详细的作品，采用藏民的分类系统对动物药按动物躯体部位进行分类。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民族学资料的撰写者，尤其是汉文著作的作者，多数人更相信文献记载，具有重视文献文本而轻视亲自现场观察和亲身体验的特点，即使进行实地调查，主要目的往往是为了验证官修史籍的“正误”。为朝廷提供四裔信息的史志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过去的著述辑录而成，缺乏对于文献的分析，也没有能够注意时间轴上的发展与变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误记，甚至有以讹传讹的现象。同时，许多记录的目的是为中原朝廷帝王树碑立传，弘扬其武功或怀柔政策，赞颂其雄才与韬略，在作品中表现出与当代民族志不同的旨趣。
由于中国古代许多人时常沉迷于以中原腹地为尊长的想象，中原王朝以文化中心主义为基点，视边疆民族或特殊文化群体为落后、愚昧和野蛮，对他们的文化习俗缺乏了解，无法掌握他们的符号系统，更无法准确地记录其文化的意义体系。由于语境差异和符号理解的困难，对少数民族和特殊文化群体的记录往往有鬼神化的倾向，初期的记录更是如此。还有相当一部分著作杂有蔑视周边族群的字句。真正从各族群主体的角度、以各族群主体的观点来诠释其文化的著作很少，而且被人们所忽视。因此，这些资料记录并非现代学科意义的民族学研究著作，现代人类学学术研究的肇端是在人类学学科作为一个学科诞生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
在西方民族学原著翻译和观点介绍之后不久，部分清末至民国初年赴西方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开始进行一些与民族学或与民族学有关的零星活动。在英国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的丁文江结束7年留学，取道云南、贵州、湖南到汉口，再乘船赴上海。“在贵州黄果树等地，看到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仲家子、青苗、花苗等。”[1]这次作为地理学者的旅行，为他以后的西南地质调查作了准备，引起了他对于人类学的兴趣。1914年，丁文江作西南地质矿产调查时，对于云南和四川会理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并在《独立》杂志上先后发表《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有关文章。
1919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美国人葛维汉(DCGraham)等人开始搜集包括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在内的各种文物和标本。1922年成立了研究边疆的学术团体——华西边疆学会，最初有会员16人，多数为该校的外国教师[2]。次年开始编印英文不定期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载会员们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28年3月，正式组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对苗瑶等民族的调查和筹设民族学博物馆被列为民族学组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务。[3]中山大学于1927年7、8月间筹设语言历史研究所，次年1月正式成立。该所研究工作集中在古物、档案、民俗三个方面，人类学是其中重要内容，尤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研究为重心[4]，该所周刊还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专号。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决定在广州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最初设八个组，其中第七组是人类学及民物学组。[5]
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 M Shirokogorov②，1887-1939年)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员杨成志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进行云南人类学知识调查。这次调查原定“调查彼处人类学工作大略情形，以便后来派训练成就之助员前往就地长期工作，并于就便中在省城作人量工作，兼至滇东之熟罗罗区域一行。”7月，他们由广州出发后，经香港、安南，到达昆明。容肇祖因学校开学，在一个月后携带为两个研究所购买和搜集的书籍、拓本、民物学标本百余件返回。史禄国个人的兴趣当时主要在体质人类学材料搜集和研究，在昆明对学生、士兵和罪犯近20000人进行了体质测量，并拍摄人类学照片150余幅。其间还在彝族家庭中居住多时，对新迁到昆明居住的彝族语言记其读音，编成一部较为简短的字集，以作为今后进一步工作的基础。因土匪未靖，社会混乱，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允许东行，史禄国忌惮滇东之行，于当年10月亦返回广州。
青年杨成志“当时觉得有两种背驰的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它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独行都往恐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个人独挑。”③此时恰有滇军由昆明北行，经巧家至云南边境，“只凭着一腔充满求知的热忱和缺少调查经验的”杨成志随之单独前往川滇交界的“独立卢鹿”地区进行调查，以“习猡猡语，寻其民物知识”。[6]9月初出发，经嵩明、寻甸、会泽到巧家，然后深入彝区，经诸酋长地，计程约400公里，过村落200余，越山逾岭，穿林涉水，调查了社会组织、生活、习惯、思想、语言和文字等，在鲜有汉人活动的彝区调查两月余，以后用数月时间学习彝语和苗族。1929年12月，杨成志回到昆明，取道河内、海防，乘船返回广州。在回穗途中进行调查，抄录资料。[7]自离开广州到再回中山大学，杨成志前后用了1年8个月的时间，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深入程度及内容明确和专门化等方面，此次调查都可以说是学科发展史中的重要进步。以后，他先后发表了《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罗罗文-汉文)》、《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罗罗文明源流探讨》、《罗罗族的文献发现》等20多种著作。[8]
1928年8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籍助理员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在成都逗留多时后，12月再由成都西行，“经灌县、汶川、理番、茂县，对于沿途之羌民土民及杂谷人等，均有调查。不幸至叠溪时，为松潘战事所阻，同行者又多病，因退回成都。”次年4月又到松潘，“以其地为中心点，四出调查西番及博猡子等之民情风俗”，6月初调查结束，返回成都。[9]近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明珂教授等将此次调查成果整理出版。
这些早期的中国西南人类学研究实践为以后的田野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形成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程序与规范，实现了与现代国际人类学学科的直接对接和学术意义上的沟通，为中国学者的西南人类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建立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编辑员陶云逵、技术员赵至诚、勇士衡赴云南进行滇缅边界未定界地区民族调查。凌纯声、勇士衡为一路，主要在南至河口、麻栗坡、蒙自、金河，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鹤庆、丽江、维西等地区调查，任务是考察边疆民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陶云逵、赵至诚为另一路，调查区域为东南至麻栗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腾越、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任务为考察边疆人种及语言。调查对象包括摆夷(傣族)、摩些(纳西族)、倮罗(彝族)、倮黑(拉祜族)、傈僳、阿佧(哈尼族)、扑喇(彝族支系)、山头(景颇族)、崩龙(德昂族)、佧喇、佧佤(佤族)等。调查注意采用当时已有的先进仪器设备和手段进行田野调查，以便更为全面地搜集资料。两组调查者都携带一些进口设备，凌纯声等携带有电影摄影机、照相机、测高仪等;陶云逵等则准备了人体、面部、头部测量尺、眼色表、皮色表、发色表、照相机、录音机等。调查时间也比较长，凌纯声至1936年6月才回到南京。[10]1936年至1937年，勇士衡又进行了补充调查。在调查基础上，研究者们还开展了各自感兴趣的专题研究。如凌纯声进行滇缅边界卡瓦山的佤族研究，并与芮逸夫合作进行滇缅南段未定界内之民族研究;陶云逵进行碧罗雪山傈僳族文化、傣族体质、生育婚丧等研究;芮逸夫进行云南拉祜族经济生活、记傈僳语音兼论所谓傈僳文等项研究。[11]
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葛维汉教授对四川等地苗族和羌族等民族有较多研究，也到西南诸民族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抗战前重点调查区域及其族群有川南苗族和川西羌民。1936年四川大学教授胡鉴民对川西理番、汶川一带羌族进行了调查。
1936年至1937年初，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马长寿等人对四川雷波、美姑、竹核、昭觉等地彝族和茂县、汶县、理县、松潘等地羌族、藏族等进行实地调查，除了解文化各方面情况外，还设法收集了许多实物资料。
1934年春，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雷马峨屏考察团，自1934年5月至11月，到大小凉山地区进行以生物(包括植物与动物)、地质方面为主的调查，但也包括“夷务调查”。其报告《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也对彝族社会阶层、生活、语言文字、历法、分布状况及对彝族地区的统治方略等情况作了描述。[12]
1935年，民族史家、历史学家方国瑜参加了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调查，对滇西进行实地考察，周历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次年回到昆明后在云南大学任教，据此次调查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旅边杂著》和《界务交涉纪要》等著作。[13]
在云南车里(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聚居区生活的李拂一对当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并写成了全面介绍当地情况的《车里》一书，于193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10章“民俗”包括11个部分，详述了饮食、衣饰、房屋、婚姻、丧葬、生计、养育、蓄发、纹身、染齿、穿耳、天足、医药、岁时、姓名、集市等方面的情况;第6章“民族”、第9章“宗教”、第11章“政治”等也都记述了不少傣族和周围其他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
彝族军官曲木藏尧自幼生活在彝区，熟悉本民族文化，到外地学习后，又回到彝区生活、工作。他系统地考察了彝族的生活、风俗、社会组织、文化、物产等方面的内容，编成《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于1933年由南京拔提书店出版。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还包括当时被人们视为“探险”的一些考察活动。1934年春，庄学本对于四川西北、青海南部和西康北部地区的藏族和羌族进行调查，历经艰险，前后历时6个月。[14]
二
20世纪前半期中国西南人类学发展巅峰时期的到来和抗日战争的爆发有关。由于日军占领东北、华北和华东大部，进逼华中，许多原来设在东部和中部的人类学教学与研究机构被迫迁到西南，以往未被人们重视的这块地方成为抗战大后方，西南地区人类学田野工作也随之呈现出蓬勃之势。
抗战开始以后，1938年，吴文藻在云南大学创建社会学系，1939年又在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下，建立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④，1940年费孝通接任站长。1938年，方国瑜在云南大学建立“西南文化研究室”，创办《西南边疆》杂志，出版西南文化研究丛书。民族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在云南大学蓬勃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镇。抗战时期云南的另外一个人类学学术重镇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组的西南联大。
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于1938年2月迁到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也迁到这里。燕京大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夏迁至成都。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学会曾委托在成都的会员处理日常事务，当时，这里出版的有关民族和边疆期刊杂志最多，居住的民族学家最集中，学术活动最活跃。华西坝成为成都的民族学研究中心，甚至被视为当时中国民族学的中心。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边疆社会教研室的《边疆研究通讯》、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编辑的《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等杂志都在这里出版。
中央大学于1938年迁到重庆，1944年建立边政学系，除一般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课程外，主要探讨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中山文化教育馆、乡村建设学院等机构也在战时迁到重庆。同时，还有吴文藻、凌纯声、黄文山、吴景超等一批从政的民族学家在重庆任职，对当地人类学活动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8年秋迁至昆明北郊龙泉镇。1940年8月，奉令向四川转移，年底到达南溪县的小镇李庄，次年1月开始全面恢复工作。李庄位于长江南岸，东距南溪、西距宜宾各约60华里。由于仓促辗转迁徙，史语所只好暂住在李庄镇西南相距约十华里的板栗坳地主庄园。在李庄期间，编印出版了《人类学集刊》杂志。1944年4月，在国民素质研究高潮中，中央研究院建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任主任。
抗战前，对于云南民族的调查在中国人类学界虽然开展得比较早，但由于民族复杂，交通不便，调查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于提高。对四川虽有学者进行人类学调查研究，但其范围较云南更小。战前很少有人对贵州进行人类学实地调查，基本上属于调查盲区。战时人类学家云南西南，在地理距离上更接近西南族群，更接近田野工作基地，调查和研究更为方便。许多学者看到在边疆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语言不通，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殊异，风俗习惯差异颇大，产生了强烈的调查研究兴趣。同时，以往对西南族群和文化较精确的调查数量少，许多介绍和叙述缺乏民族志撰写规范，质量不高，研究空白点较多。不少过去以社会学等学科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战时也转向了人类学调查。中国人类学发展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在以往很少有人涉足的西南偏僻山寨和牧区都有了人类学家的身影。在生活艰苦、战争威胁，甚至没有安定的写作条件的困难境况下，他们以满腔热忱投入以田野工作为特征的人类学研究工作，对学科发展有影响的重要研究成果大都是田野民族志或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写成的研究论著。同时，因为占有了更丰富的研究资源，许多学者在西方学习的理论有了更多可资验证或修正的实证材料，也因此有了深化研究的基础。事实说明，正是基于抗战时以西南人类学为主的田野工作，中国民族学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较大的拓展。
抗战时期对于西南民族调查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进行的调查;二是由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组织的考察团;三是有关部门的官员或受专门派遣，或在从政之余的调查访问;四是西迁的院校学生利用暑期进行的边疆服务和调查工作。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川康民族考察团，由凌纯声任团长，芮逸夫和马长寿为专员，另有技术员和团员各一人。川康民族文化调查旨在调查各民族之经济、生活状况、政治、社会情形、宗教、语文等项，研究各族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与文化有关各问题，并搜集有关民族文物的标本与用物;调查区域为四川西北及西康东北，包括理番、靖化、懋功、丹巴、康定等县及梭摩、卓克基、党坝、绰斯甲、巴底、巴望等土司地;调查对象包括羌、彝、藏等族。[15]马长寿先后两次深入大、小凉山，调查记录彝族语言、社会阶级、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情况，搜集了各种彝族文物，写成数十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虽然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但由于记录详细完整，记述直观，至今仍具有较高价值。他还以调查所得发表了《凉山罗夷的宗谱》、《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芮逸夫1942年12月至次年5月对川南与黔滇交界地区苗族白苗、花苗等族群进行调查，调查以苗族的原始文化特征及其同化过程与现状为重点，事后又请苗族同胞到史语所补充苗语和婚丧礼俗方面的资料。[16]
西南联大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与研究在抗战时期也有所扩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研究院社会学研究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等机构在艰苦条件下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主持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如，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主要实地研究计划就包括：社区人口调查和主要群体及各种杂居群体之分布及其人口状况，物产及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调查，主要群体的文化概况(包括亲族组织、社会团结型式、政治制度、经济与技术方式、法律机构、教育制度、宗教与语言、衣食住用等物质生活);主要群体与社区内少数群体及区外邻近的他语群体的社会关系，及他语群体对主要群体在生活各方面之影响。同时，边疆人文研究室还进行边疆教育的专门调查与研究，其中涉及了教育的制度、内容、人们对于教育的反应、改进教育的可能策略与途径等。[17]
陶云逵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研究人员1942年对云南新平、元江一带的语言、宗教、巫术、市集、地理环境等进行了专项调查。次年，又到红河上游的上述两县和峨山等地调查语言、文字、物产等内容。1945年，语言学家高华年调查了路南地区的语言。该室的调查对象包括布依、哈尼、傣、彝、苗、汉等族。[18]岑家梧于1938年得到中英庚款协助，到滇东北地区调查嵩明苗族，随后到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协助陈序经进行西南民族研究。
云南大学魁阁研究室采取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各自专题，到选定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然后组织集体讨论，最后撰写研究论文。1939年，费孝通和助手在云南禄丰县大北厂村进行实地调查，《禄村农田》即这项调查的结果。费孝通又指导张之毅调查易门县一个村庄的手工业，写成《易村手工业》。1940到1941年间，张之毅又调查玉溪县镇附近一个村庄的农业和商业，写成《玉村的农业与商业》，40多年以后，上述三部著作合编为《云南三村》出版。[19]谷苞两次到呈贡化城镇做长期调查，1942年写成《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该室的研究成果还有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等。1941年7月至次年9月，许烺光对于大理进行了14个月的调查，事后写成论文《滇西的巫术和科学》，以后又完成了其代表作《祖荫下》[20]。李有义研究了云南汉、彝杂居区的民族关系，胡庆钧于1944年到云南大学工作后，研究了云南呈贡地方基层权力结构，并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⑤费孝通及魁阁的调查及研究是中国功能学派十分有意义的实践，他们的集体研究方法促使研究成果更多、更快、更深入地展现，研究涉及的课题也更加多样化。
1938年暑期，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柯象峰、徐益棠在西康建省委员会资助下，对甘孜、炉霍、道孚、泸定、康定、汉源、荥经、雅安等县进行为期两月余的调查，调查西康社会经济、物产、文化和民族生活情形，拟定方案以便研究边政者参考。1939年11月，柯象峰还曾带领本校社会学系学生到峨边县进行彝族社会生活调查，为期1个月，重点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等，并亲自观察了婚丧祭礼和度岁习俗。[21]
李安宅与华西大学边疆文化研究所在1944年到川康藏区南北两路进行长达半年的调查，次年又考察了西藏德格社区的藏民宗教语言等。1943年1月至3月，任职于华西大学的于式玉、蒋旨昂也到川西汶川、黑水、理县等地调查。
冯汉骥于1937年回国，到四川大学历史系执教。翌年暑假，只身往岷江上游松潘、理番(理县)、茂汶等地考察羌族社会，历时3月，探讨西南古代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联系。1939年，又出任教育部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科学组组长，对西康地区民族作了调查分类。
1938年冬，任乃强曾经赴康定、泸定等藏、彝、汉等民族聚居和杂居区进行调查，包括各地古迹、市街、村落等，撰有《泸定导游》[22]。1943年，他被聘为华西大学教授兼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翌年随华西大学考察团第3次赴西康省北部调查，着重进行寺庙和土司研究，调查完毕后，发表《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
林耀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辗转至燕京大学成都分校主持社会学系。1943年暑期，他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与胡良珍等到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考察，以小凉山乌角、哨上一带为社区研究样本，进行语言、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经济制度、宗教巫术等方面的考察和体质测量，根据考察写成《凉山夷家》。[23](P121-122)1944年夏，林耀华乘暑假机会“赴西康北部，往返三千余里，前后费时两个半月”，调查康定、折多塘、道孚、炉霍、甘孜等地藏民，以甘孜以北的绒擦沟为比较深入考察区域，曾亲自登门调查50户藏民家庭，对其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生活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民族志著作《康北藏民》写成后未能刊印，但发表了《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24]。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哈佛燕京学社的专款，委托林耀华调查川康少数民族。1945年夏，林耀华又带领其研究生、兼职助教陈永龄对于川康北部交界地区嘉戎(今为藏族的一支)进行调查，行程两千余里，重点地区为理县北部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等四土司地和理县以西九子、上孟、下孟、甘坡、杂谷五屯地，调查报告整理后题为《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公开发表[25]，以后又写成专著《四土嘉戎》。陈永龄依据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26]。
大夏大学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等在抗战前期曾经对于贵州民族进行多次调查。1939年2月，大夏大学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是年春，受内政部委托，经过初步调查后，派员分别赴安顺、定番、炉山(今凯里)等处实地调查，历时8个月，根据部定调查要点，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3种调查结果呈报，每种约20万字，内容翔实。1939年初，贵州省教育厅民俗研究会委托该部搜集各县苗、彝族等族群民俗资料，该部成员分赴各地搜集资料半年余，汇齐后缴送民俗研究会。1940年春，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大夏社会研究部受民政厅委托，派出两名助理研究员随团分别赴东西两路边远各县苗、彝族等少数民族区域调查社会状况，为期5个月，写出报告呈送民政厅。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进行了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如贵阳城区劳工概况调查、贵阳“二四”灾情调查等，“同时于学理上之研究，亦未敢忽略”[27]。1940年，岑家梧在吴泽霖离校后，担任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主任，和陈国钧等继续对于贵州民族进行调查。其间，岑家梧曾到黔东南荔波水族地区作实地调查。
中山大学的民族学家在抗战期间也进行了一些民族学调查。在云南徵江时，利用靠近边疆少数民族的便利条件，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生经常结队到附近少数民族地区搜集当地语言、歌谣、风俗习惯等材料，曾以半年时间对大凉山夷(彝)民进行调查，并整理资料出版。当由云南向广东转移时，他们又于1940年组织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各地文史、教育等情况。[28]1941年，经顾颉刚协助，留在西南的江应樑筹得经费，到四川马边、雷波和云南彝族地区调查，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29]。
1938年，赈济委员会约请几所大学的学者组织滇西考察团，目的在调查滇西的民族、地理、物产，拟在此建立一个移民区，其中有李景汉、江应樑等民族学、社会学家参加。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活习俗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在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占大部分篇幅。同年冬天，云南省政府组织人员调查普洱、思茅及迤南一带傣族地区社会状况，事后，调查者之一姚荷生写成《水摆夷风土记》，记载了当地傣、哈尼、拉祜、佤等族风俗，但存在曲解和滥发议论之处。
教育部在1939年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团长郭莲峰，另有7名团员，分为教育、社会、自然3组。到昆明后分为两队，迤西队考察滇缅边境的腾冲、南坎一带，然后经贵筑抵桂林，迤南队沿滇越路至蒙自、石屏、河口，到安南、劳开等地考察，然后经马关、文山、富宁、百色抵桂林。两队汇合后，再往瑶山考察，足迹几遍西南，前后历时8月，整理出数十万言的报告。[30]
1939年，中英管理庚款委员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方壮猷为该组专家，其中有社会组，包括社会、历史、考古、教育等方面内容。拟分为3期进行。第1期以嘉定为中心，考察雷波、马边、屏山、峨边、西昌、盐边一带，而后，沿公路考察雅安、洪雅、天全、泸定、康定，时间为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第2期以康定为中心，考察康定以西、以南及西北各地，以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为期;第3期考察松番、理番、茂懋、武平、灌县，时间是一个半月至两个月。[31]因“粮食缺乏，物价奇昂”，预算“不敷甚钜”，实际进行仅3个月。[32]
四川省政府于1940年夏组织四川边区施教团，柯象峰、徐益棠任正副团长，率张云波等20余人，深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除进行医疗、宣传外，对于当地社会状况、风俗民情、古迹名胜、经济物产作了调查，徐益棠专注于小凉山彝族的民族学考察，张云波兴趣在彝族社会组织和文化等方面。考察研究成果汇成《雷马屏峨纪略》，翌年7月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出版。[33]
1944年，因雷波彝汉冲突，在派出军队弹压的同时，也组织了由方壮猷领衔的边区文化教育考察团随军前往。调查除了解少数民族的一般情况外，尤其注意凉山彝族系谱的研究[32]。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在抗战时期对西南地区的调查涉及川西、西康、云南等省，根据调查先后发表了《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941)、《昌都调查报告》(1942)、《丽德大道调查报告》(1944)、《中甸调查报告》(1945)等成果。
当时，一些机构还组织了旅行团的考察活动。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曾组织了康昌(今四川西部至西藏东部地区)旅行团和青康(今四川西部至青海)旅行团。
由政府机构或其他团体组织的考察活动以政治目的为主，侧重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中的各种问题。如行政院组织的康昌旅行团以“考察民生状况、促进经济建设为宗旨，主要任务在考察宁属各地富源，俾作开发之计划”;青康旅行团“任务为考察青康之富源及政情”[34]。而对民族学所重视的民族文化各方面的考察，除个别专家之外，一般较为简略，而且多就事论事，记录所见所闻，在文化记录方面不够全面系统，很少进行文化分析研究。
梁瓯第于1939年由中英管理庚款委员会派遣，考察四川、西康社会及教育。当年10月至西昌，“冒险涉足川康滇边境大小凉山区域，经昭觉而至雷波，历时月余”，与彝族同胞同居同处。出山后，他撰写了《川康边民之社会及其教育》，约20万字，交中英管理庚款委员会会出版，以后又写了若干论文和《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一书[35]。
滇、缅铁路工程局秘书陈碧笙对已设计好的铁路沿线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研究了历史上的滇、缅关系，著成《边政论丛》第一集，于1940年由战国策书社在昆明出版。
毛筠如曾筹建并任教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夷生班，以后又担任凉山行政督察专员。他在1935至1942年间曾在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进行宣抚工作，注意观察和记录，先后编著和出版了《马边纪实》、《雷马屏峨纪略》、《雷马屏峨夷务鸟瞰》(与康兴壁合著)、《大小凉山之夷族》等。[36]
担任军政职务的彝族土司岭光电根据所了解的凉山彝族各方面情形，著有《倮情述论》，收入作者1938-1942年间撰写的22篇文章，介绍了彝区的人文地理、彝族历史与文化，对认识彝族文化的若干内容和改革发展彝族地区的步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7]早年进行过青海藏族考察的庄学本在抗战时担任西康省政府参议，继续对西部地区民族的考察，又写成《西康夷族考察报告》，于1941年出版。
这些官员的考察以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为宗旨，根据考察，提出了一些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议。也有一些看法值得从事学术研究者注意。如梁瓯第在谈及凉山考察的收获和教训时指出：研究应与应用相适应，学术即是应用，在“抗战建国”的时代，不需要学究式的研究，要求学者和社会合作，把研究各民族的成果用之于开发各族，这样才有价值，才不浪费。[35]
教育部于1941年组织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由边疆教育会秘书王文萱任团长，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江苏医学院、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等校的教员10人，学生47人参加。调查分为两队：一为川西队，历时两月，行程1300余里，赴川西黑水、杂谷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一为西康队，以越西、冕宁为中心进行考察。同时，教育部蒙藏教育司主持对川西的考察，派人会同四川巡回施教队赴松潘，以边疆文化为第一项内容，出黄胜关至草地调查，出版有十余万字的《川西调查记》[38]。
当时在西南的大学都有许多学生考察、旅行、服务活动，如仅在1941年，除上述教育部出面组织的边疆服务团外，还有中山大学在毕业者中选拔学行优良者数人，到康藏云南等边区服务，从事边疆语言文字、民俗、经济等方面工作;西南联大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考察滇西、西昌、大小凉山等地森林、矿产、居民俗尚等。[34]1941年夏，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带领黎国彬等10名各系的学生组成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由西康步行入川，到彝区中心昭觉之后，分为3路。一路横越大凉山绝顶黄茅埂到雷波，取道屏山至宜宾;另两路返回西昌，途径越西至雅安。学生们沿途结合所学专业进行考察，并了解沿途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情形。此次考察共用时整整100天。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在抗战期间组织了学生暑期服务团等社会调查组织。自1940年起，每年夏季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主要考察地区为川西等地。内容包括特别研究和巡回服务等项。1942年的服务团有教授4人、团员32人组成，来自华西协和、四川、金陵、齐鲁、中央、金陵女子、燕京等大学和华西神学院。华西协和大学教授葛维汉一向对西南地区民族研究有浓厚兴趣，1941年加入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担任义务研究员，进行羌、藏等族调查研究[39]。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张伯怀主任也到贵州惠水、黄平两县苗族地区进行调查。[40]
上述后两类考察多数不是专门研究学者策划和主持的，在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上程度参差不齐，部分内容只是一般的情况陈述，但也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部分重要资料，丰富了民族学研究资源。退一步说，这些调查引起了更多的人对民族学的兴趣，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做民族学工作，是民族学发展中十分难得的机遇，为扩大民族学的影响、吸引社会对民族学研究的注意和普及民族学知识，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三
在西南人类学研究实践中，人们对田野工作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探讨。20世纪前半期就有一些学者对当时学术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其中，较为重要的论文有《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41]、《论我国研究西南民族之今昔及其将来展望》[42]、《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43]、《贵州宗族研究述略》⑥等。然而，这些文章更偏重于成果介绍，在理论讨论上略有不足。
有些学者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心分为北方、东南、南方、西南四个区域。[44]如前所述，西南地区在战前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重要区域。以西南为研究基地的也有华西大学(以葛维汉为核心)、四川大学(胡鉴民、冯汉骥、赵人儁等)等几支人类学研究团队，成为中国人类学的重要方面军。国民政府教育部自1934年起，拨出专款，在云南大学等校设立了边疆史地讲座。抗战军兴之后，大量研究机构迁到西南，西南地区成都、昆明、贵阳、重庆、李庄等地一时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一批新的学术骨干成长起来，还有些学者战后留在西南工作，西南人类学研究的力量比较战前有了很大加强。
战时在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颇为活跃，各种理论学说争奇斗艳。人类学家相互切磋理论观点，吸收他人的长处，在实践中修正各自以往的观点。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一代民族学家在抗战之后无论在西南地区还是回到东部，都已经开始初露锋芒，甚至挑起大梁，在理论观点上互相借鉴的趋势更为明显，理论上的交叉更为丰富。
在西南地区的田野工作实践中，许多学者注意了对人类学理论的探讨。在西南地区的田野工作考察范围主要是滇、川(包括当时另外设省的西康)、贵三省，亦旁及桂、湘、粤、西藏等。由于多由训练有素的专家设计和主持调查，研究者多为专业研究人员或相关专业大学生，在学术研究上来说，不仅对西南地区进行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也不是简单和抽象的理论推衍，而是基于具体实际资料的分析和描述，质量较以前有所提高，许多研究成果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如在对彝族的调查研究中就有不同的理论追求，其中以林耀华的《凉山夷家》、陶云逵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罗民》等著作最为著名。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观点组织和分析材料，林氏以家族和社会组织为中心，关联到与家族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生活，注重功能分析;陶氏强调姓氏、族源与崇拜物的关系;徐氏则注意对文化各方面的描写，兼及功能分析。各有特色的成果正是对实地考察总结分析的结晶。这些较为深入的田野工作为人类学在中国进一步形成学术特色提供了基本支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关于人类学中国化的重新思考。正是在理论与田野工作互动的背景下，中国人类学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范式。
从学科起步之初就强调并进行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为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发展在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较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产生了很大影响。广泛性首先体现在空间上，调查地域较为广泛，涉及西南地区各省，与全国范围的工作遥相呼应。调查范围广阔是广泛性另一方面的表现，从调查所涉及的内容上看，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各方面，也包括历史发展线索的追寻、体质测量乃至考古验证。深入性则主要表现在所注意和探讨的问题上，调查中提出的问题较为具体，避免了一般化、表面化的现象。田野工作为中国人类学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研究骨干，这些研究者不仅在欧美和国内的大学书斋中学习了人类学理论，而且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文化研究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只有在本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中国人类学才可能具有自己的特点。最早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形成了重视田野研究的优良传统，影响了几代人，为以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田野工作和研究实践中，中国较早的一些少数民族人类学家开始成长起来。如苗族学者杨汉先在贵阳大夏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发表关于苗族和西南各民族文化与发展史的论文多篇。不过，在学术发展总体队伍来看，少数民族出身的人类学家在20世纪前半期仍是寥若晨星。
除了对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项目进行调查之外，一些学者开始进行当地少数民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当时许多学者在田野工作时，都兼顾到体质方面，把体质与文化两个方面的调查结合起来，以求搞清中国各民族的体质特点，发现体质差异和相同之处。中央研究院的历次调查中体质测量都占有重要地位，史禄国在云南的工作以体质人类学测量为主，陶云逵在云南的调查也是以体质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林耀华在凉山进行彝族调查时曾有体质测量一项，但因当时统计考核不便，未列入《凉山夷家》一书中，他曾打算就体质问题另作一篇专门论文[23](P1)。马长寿等人对川康民族调查时也包括体质测量内容。还有一些从事医学等专业的学者也进行了西部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如1943年暑期，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方超带领两名学生到雷波测量彝族体质。[23](P121)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也在贵州调查时测量了安顺地区的仡佬族体质。
在田野工作中，许多人类学家注意到语言材料的搜集和分析。芮逸夫在对滇缅南段未界定民族进行调查时，记录了耿马傈僳族语文材料，然后从语音上加以分析，并与西方传教士创制的傈僳字母加以比较。[45]与此同时，以语言学为学科定位的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闻在宥(闻宥)、张琨、傅懋勣、邢公畹、高华年、袁家骅等人抗战时期在西南进行田野工作，将西南诸省视为语言学的黄金地，尽量加以发掘。
罗常培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先后进行了傣语文和傈僳、纳西、独龙、怒、景颇、白、苗等多种西南民族语言调查，发表了《贡山俅语初探》、《茶山歌》等语言学调查研究成果。张琨对川、贵一带苗、瑶、藏等族的语言调查、傅懋勣对纳西、羌、彝等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他们以后的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李方桂在《龙山土语》中发表的语言材料不仅有故事和山歌，还有讲婚俗和葬俗的材料各一篇;他的学生邢庆兰(公畹)在云南罗平县境内的台语调查中涉及亲属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宝贵材料;这些资料搜集工作因在语言记录和翻译上的准确性而强化了其价值。
闻在宥关于西南各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的论文，涉及羌、彝、藏、白、嘉戎、西夏等语言和彝、纳西等族文字及字喃、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史等方面，也对西南民族语言分类发表了意见。罗常培的弟子马学良1944年到云南去研究彝语，搜集了2000多册彝文经典，种类有祭经、占卜、律历、谱牒、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等。[46]他对其中的作斋经和作祭经进行了深入探讨，没有就经典本身研究经典，而是注意到了作斋和作祭的礼俗，对斋场、祭场情况和重要名物的位置绘图说明，并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作斋的全过程。[47]高华年研究了汉语借词和汉文化在彝族中传播的关系，由语言借词的分析说明文化接触和民族关系。[48]以后，他又进一步发挥，写成《论汉语介词与汉文化的传播——一个倮族实地调查的统计和研究》。
这些语言学家在研究中注意到民族语言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结合，涉猎了人类学问题，将人类学理论与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结合，一方面从人类学理论出发，研究民族语言问题;另一方面由少数民族语言材料入手，探究人类学问题。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帮助民族语言学家更好地去认识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使民族语言的研究领域拓宽了;民族语言学的研究又为人类学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和事实两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在西南人类学研究中，也注意了各民族文物的搜集和人类学博物馆的建立。1937年4月，吴泽霖参加京滇公路周览团去西南旅行时，沿途搜集文物、拍摄照片，在回沪后举办了一个公开展览。[49]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吴泽霖和其同事在进行实地调查时，也着力于各民族文物搜集，1941年建立了“苗夷文物陈列室”。到1942年，共征集苗族等民族文物1000余件。1941-1942年初，曾在贵阳举办了三次民族文物展览。[27]吴泽霖1941年到西南联大任教后，又在云南组织一批人到各地进行调查，并征集民族文物，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公开展览。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是中国西南历史最长的人类学博物馆。1932年，在原该校博物部的基础上成立博物馆，由葛维汉担任馆长，进一步加强了对于中国西部古物及边疆各民族器物的搜集。1936年，该馆已搜集了3400多件藏族、苗族、羌族、彝族等民族文物，参观者每年平均约有8000人。1941年，郑德坤继任馆长，改良馆内陈列，确定以研究边疆问题为中心，筹备成立研究室，以后又聘请冯汉骥、闻在宥等共商馆务，特别重视民族文物方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藏品益加丰富，在该博物馆中有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和西藏标本三类藏品共3万余件。边民文物以苗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文物最为丰富，包括日常用具、武器、乐器、宗教器物、民族文字文献等诸多种类，且多为制作精品，仅苗族挑花工艺品就有800多件，还有西南其他民族和国外其他民族的部分文物。西藏标本有喇嘛教器物、日常生活用品、乐器、酒器、装饰品等，是当时西藏文物搜集最多的机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等依托该博物馆进行西南民族研究，成果颇丰。[50]
抗战后期，在人类学家的参与下，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制定了“征集边疆文物办法”。此办法规定宜征集的文物范围较广，包括汉文图书、刊物、报纸、画册、照片、地图和少数民族文字经典、报纸、字典、史籍、故事等印刷品;各少数民族的衣饰类：衣服、靴鞋、筒裙、帽和包头巾、羊毛披毯(有的民族称察耳窝)、腰带、背心、披肩及其他饰物、首饰(耳环、手镯、戒指、银钮等)、特殊饰物(藤圈、海贝、缨络等);用具及工艺品类：猎具(弓、弩、刀、矛等)、农具(如木制的锄、犁等)、食具(如木碗、木盘、勺、竹编食盒等)、乐具(葫芦笙、口琴、象脚鼓、大钵、喇叭等)、工艺品(制绣、织剪、羊毛制品、竹木制品等)和其他少数民族自制或特殊的用品;宗教用品类：佛像及其图腾代表、宗教绘画、献神装饰品(佛伞、佛幡、佛幔及其他献神用品等)、其他特殊宗教品(如铜鼓、孔明灯、赕佛大幡、狮象等);物产标本和古物、金石拓片。并规定所有征集到的文物都要填写统一的类卡，写明汉名、当地人所用名、采集地、采集时间、使用或制造的民族、采集人与捐赠人等项，以便进行整理。
在20世纪前半期西南人类学研究进程中，中外学者之间保持了较频繁的互动。日本人类学创始人鸟居龙藏(1870-1953年)1902年7月至次年3月，受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到中国西南进行田野调查。调查地区为湘、黔、云、川等地，涉及苗、布依、彝、瑶等族，考察了诸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各族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事后根据调查编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此次调查使他意识到文化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开始尝试通过考察各民族文化来研究遗留下来的古物遗迹。鸟居龙藏以中国作为研究基地，不仅由此成为日本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对中国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苗族调查报告》被国立编译馆译为汉文，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史禄国对于云南的体质人类学测量，尽管没有能够完全展开，后来也没有发表更多著述，在他整个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体系中却依然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在研究实践中形成的从体质人类学开始再扩展到文化人类学的教学思路，影响到费孝通的学术成长。
抗战前后，也有一些外国人类学家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Inez de Beaulair)1940年来华，曾在贵州等省对苗、仡佬族进行过田野调查，调查的地区包括贵州安顺、镇宁、郎岱和云南。回国后写成关于贵州仡佬族和贵州、云南、海南岛苗族的研究论著。
在对纳西等民族的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外国学者是美国植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他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后期在丽江等地的纳西人中生活，广泛搜集东巴文经书，著成《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1947年)等著作和论文。他给《国家地理》写的文章和拍摄的照片闻名遐迩，其中将他所游历的丽江、中甸等地描写为：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四处发生的土匪滋扰，在贫困的边陲之地发生着土司与活佛的故事。在风光绮丽、人文特色浓郁的照片配合下，一个奇特的符合“高贵的野蛮人”标准的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隔绝的世界被展现到世人面前。然而，《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经常要求他改写文章，并曾经指责他：“缺少想象力，不能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而且随心所欲，毫无章法，废话连篇，不知所云。”他与杂志社的关系曾经颇为紧张。这位配备着一流装备的业余探险者和地图绘制者，抗战时曾为美国国防部地图署工作，为驼峰航线的开辟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他却缺乏最基本的地理测绘常识和训练，绘制的地图粗枝大叶，对山峰高度的测量也屡屡漏洞百出。
此外，其他一些西方人对中国西南的相关记录对中国人类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英国人丁格尔(Dingle)在清末由上海到缅甸，途中经过中国西南地区，皆为徒步跋涉，对于汉、苗、彝、白等族的婚姻、服饰、丧葬等都有亲自观察。事后他担任了《大陆报》通讯员，并将这段经历写成考察记，商务印书馆在1915年出版了中译本《丁格尔步行中国记》[51]。另一外经商的英国人立德(A J Little)在19世纪末到川边及云南等地活动，著有《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Mount Omi and Beyond: A Record of Travel on the Thibetan Border, 1888)和《穿过云南》(Across Yunnan, 1910)等。曾经担任英国驻重庆、腾越领事的烈敦(G J L Litton)著有《中国：川北旅行报告》(China: Report of a Journey to North Ssu-ch'uan, 1898)。英国印度殖民当局官员戴维斯(H R Davies)1894年到1900年间多次到云南调查，除地理方面的内容外，着重搜集民族学资料。其著作《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流域的链环》，根据对中国西南彝、苗、藏等族群的语言、习俗调查资料写成，于1909年出版，在国内外颇有影响，颇受一些研究中国西南的学者推崇，甚至影响到云南民族的分类和基本定位。
四
清末革命家们在斗争中不断地调整动员民众的口号，从以中原王朝为主、排斥少数民族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实现从封建王朝向共和国的转变。他们论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民族存在，并将其纳入共和国的框架和实际疆域之内，更新了中原地区汉人的国家概念，在此基础上才会产生“国族主义”的理念。从事西南边疆研究的人类学家和在其他地方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样，其田野工作和相关著述作为国家力量进入西南的象征之一，为国家体制之内塑造与调整民族和族群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家认同确立的过程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存在与发现对有别于朝廷时代的统一国家中公民认同的实现提出了新的挑战。正是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借由人类学知识，边疆民族才初步完成了由边徼之地的异文化群体到国家公民的转变。
在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中，有些人担心国家凝聚力和统一的持久性受到挑战，因而才会视人类学为“无聊之学”，反对彰显各民族的文化特性，不愿意接受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任何异议和不同声音。而国家的当权者们往往也更愿意拥抱对那些维护权力和集权制度有利的见解。20世纪前半期，许多中国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和相关著述中也会更多地强调国家的统一性。
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田野工作本身也彰显了作为国家存在的意义，边民们看到那些来自中原城市、受到西式教育、常常穿着西装、手持文明棍的人类学家，往往体会到的是中央政府的关怀与体恤，人类学家到那些地方进行田野工作本身就成为国家政治行为的一种表现方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等与南京中央政府有更密切联系的学术团体更是如此。对西南各地民族的调查，特别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对当时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内之民族调查研究、为《中央政府公务统计方案纲目》人口类国族纲所作的国族体质之分类研究等，都是人类学研究与国家治理相互关联的最好体现。
在学术界普遍感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和边疆地区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掌权者们对边疆民族研究的重视程度也增强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1941年向国民党八中全会提交了“请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所，培植筹边人才，而利边政实施案”。[52]中央研究院据此有在西康雅安(今属四川)筹建边疆文化研究所的计划[53]，并拟请李方桂担任筹备主任。但中央研究院后来考虑到人力物力困难、边疆文化研究涉及面广、所长人选未能及时确定等原因提出应慎重考虑之言，政府意向也在其后产生了一些变化，而未能实施。[54]云南著名人士李根源也向蒋介石建议，因建设边疆任务迫切，请拨款在昆明设立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机关。[55]从宏观上来看，人类学比以往更为密切地与国家政治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了一起，田野工作在战时经费颇为紧张的状况下依然能够得到有关当局的批准和支持。
人类学家不仅考察民族文化变迁，对中国民族现实问题也给予了更多注意和调查研究，人类学与西南地区开发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抗战期间在研究西南民族过程中，许多人类学家根据当时形势提出了各自的西南边疆开发规划。
李安宅在抗战时曾担任教育部视导员，1941年，他针对“川、甘、康、青四省交界地区彼此不相系属，政令推行不易，情况缺乏”的状况，对于川、康、甘三省边境地区的民族教育进行视导，考察了边疆教育行政、边疆学校教育、边疆社会教育、寺院教育及其他可以在教育设施方面可参考的民族与文化情况等。事后写出报告书，提交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研究改进。他提出的意见包括加强短期小学寺院所设小学的督导改进、教育行政人员应辞去兼职、制定小学教员领薪办法、提高教师待遇、注意国语注音符号的推行、复制地方文献、补助地方小学、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等。[56]
一批人类学家也参与了边疆文化教育工作，国民政府边疆教育委员会中有凌纯声、吴文藻、刘锡藩等对西南少数民族较有研究的学者参加，并曾经制定了《边远区域教育视导员暂行规则及劝学暂行办法》、《边地教育视导应特别注意事项》等文件，同时部署和领导了边疆教育考察、边疆教育调查调查等工作。在历次边疆教育会议中，他们曾先后提出许多关于边疆教育发展的提案。如“如何推进边地国民教育案”、“如何推进边疆教育研究工作案”、“编辑边疆学校教材及读物案”、“如何优待边疆教育人员案”、“推进宗教教育案”等。在边疆教育委员会的各类提案中也以关于边疆研究调查及人才训练类数量居多。[30]彰显出通过国民教育加强国家对边疆及少数民族的规划的思路。凌纯声还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直接从事边疆教育管理。
人类学家关于西南地区国家建设的认识在西南人类学田野工作不断深入的前提下，有了新的进展。杨希枚冀望政府当局和人类学家促进应用人类学的研究，他认为，“今日边政的改善，已是人类学界所共鉴而不可或缓的事实;而它的改善复需要人类学的辅导。所以今后的人类学界，不仅趋向综合的研究，更应趋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始能担负新的任务”[57]。马长寿则提出，应当重新估定民族文化价值应用进步的、民主的、适应的、理性的、轻重的和多数的原则，并主张在这种估定的基础上，建设边疆应当通过边疆武力的国防化、边疆政治的民族化、边疆经济的现代化、边疆语文的国语化、边疆官吏的专业化等途径来实现[58]。
杨成志谈到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的苗族、彝族及内蒙古、新疆的民族问题时，认为问题的发生是少数民族问题的尖锐化，是当时中国边疆问题的结核病症。他指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在当时国际上被压迫弱小民族运动发展的浪潮推动下，边疆与内地教育、文化、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国民政府所提出的“国内一切民族平等”的政策未见实现、边政设施建设缺乏又加剧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指出，民族问题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前途，若无妥善的办法应付，或许会引起领土和国际纠纷的问题。[59]尽管他对政府有了一些批评，但依然在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热切关照基础上来思考边疆民族问题。
总之，中国西南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是老一代学者们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辛勤耕耘的结果。尽管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发生了学术断裂，但这些成果对于后来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现代研究西南乃至其他地方的学者们很好地吸收和借鉴。与此同时，这些田野工作与著述展现出学术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成为学术与政治关联的一种类型例证。
注释:
①所谓西南，自古就有多种理解，有时甚至不是一个很确定的地理范围。狭义的西南通常是指四川(包括今重庆)、贵州、云南三省。而最广义的西南不仅包括了原西康省和西藏，还包括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湖北等省区。作为学术研究范围的确定与朝廷或国家确定的行政范围相关，中国人类学家也参与了西南地理范围的界定过程。
②其名称或转写为S M Shirokogoroff，俄文为С.М.Широкогоров。
③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1集第129-132期合刊，1930年5月21日。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段话是回到广州后写的。
④因以呈贡魁星阁为办公地点，被称为“魁阁”。
⑤胡庆钧：《胡庆钧先生访问记》，王建民1995年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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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
文章来源：人类学在线论坛
http://www.anthropology.net.cn/bbs/viewthread.php?tid=1485&extra=page%3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