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田野上
叶春生
“民俗学是走出来的学问”，这话越来越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同。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从乡土远野走来，（他创办的《乡土研究》及早期著作《远野物语》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美国民俗学之父Ｆo博厄斯（实际上他的主要业绩在人类学方面）以及现在的民俗学会主席ＪoＨo布鲁范德，他们都拓展了英人汤姆斯关于“民俗”（Ｆｏｌｋｌｏｒｅ）的概念，走向更为广阔的“民俗生活”（Ｆｏｌｋｌｏｒｅ）原野。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是从潮汕平原走来的，他早期搜集的《民间趣事》、《海丰拳歌》、《蛋歌》、《客音情歌》等，便是这方沃土的产物，他后来的许多力作，就依托了这深厚的根基。注重田野作业，是先生的成功之道，也是他教诲学生的名言。
说来也巧，我第一次见到先生，也是在田野上。那是1964年冬，全国农村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我作为“四清”工作队的成员，被派往河北省衡水县巨鹿公社。那公社很大，共有16个生产队，我们中文系的师生大部都分配到那里，一些老教授也随团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钟敬文、陆宗达、俞敏等许多老先生也在其中。我是1964年9月入学的钟敬文先生的研究生。一报到，系主任就郑重其事地找我们谈话，让我们划清阶级阵线，站稳立场，不要被资产阶级学者所俘虏，因此在系里没有统一安排之前，不能私自和导师见面。因为不久前，就在我们北师大中文系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典型案例，一个研究生娶了自己导师的女儿，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当时好像还在“权威”前边加了“反动”二字）。教育部长蒋南翔在人大会堂的一次报告中提到了这件事，全国大小报刊也大做文章，北师大不得不加强防范。虽然心仪已久，但我一直未得见先生一面。那天，团部通知开大会，大家从四面八方汇集广场。远远地，我看到两位老人迎面而来。其中一位还抱着一个坐垫，那是陆宗达先生，因为他有痔疮，无垫不能久坐；后边跟着一位高挑精瘦的长者，我估计就是钟敬文先生。见还是不见？见了是否“违规”？我顾不得那么多了，和我那位同学（我们那届只招了两名）一起迎向前去，叫了一声“钟先生”。他也没有特别的表情，好像已经知道我们入学这么久没去拜访他的原因。他轻轻捏了捏我的裤子，似乎觉得单薄了一点，然后关切地问：“不冷吧？”我们南方人不习惯穿棉裤，嫌它太臃肿，行动不方便，反正“多衣多寒，无衣自暖”，所以我通常只穿一条单裤，冬天加条棉毛裤。先生这么一问，我更“自暖”心头，回答说：“不冷。”“生活怎么样？”“窝窝头不大好吃。”我坦率地说。“那不要紧，我们搞民间文学的人，就得扎根在民间，这田野就是我们的课堂，研究民俗学，离不开田野作业，它帮助我们取得第一手资料。”这就是钟老给我上的研究生课程的第一课。
打从我决心报考钟先生的研究生开始，我就非常注意他年轻时田野工作的业绩。他搜集整理的《民间趣事》、《陆安传说》和《蛋歌》深深地吸引了我，倒不是这些作品具有什么典范性，而是开拓者在田野上的足迹给我提供了仿效性，他的历练，他的心态，他的笔触，正是我描红的格式。
我们一进村，就听到群众中流传的许多讽刺四不清干部的歌谣，我把它记了下来。什么“大队长，小队副，穿的都是条绒裤。穿青的，穿蓝的，都是坑的社员的。”“大水淹，大水淹，社员铺地盖着天，想起往事泪涟涟。”（前些年衡水地区曾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茶叶水，小烟堆，一天挣个七八分。”（言干部不干活照样挣工分）形象生动，朗朗上口。村里还有几个恶人，叫“三小一大，神惊鬼怕”，要我们小心提防；还有“四大名人”：大甜梨、大兔子、大保四、刘大架子青天见，其实就是几个很有个性的村民。老百姓的口传为我们描绘了村中的人物画廊。这期间我还搜集了不少民间故事：《天大的老鼠也怕猫》、《李永祥棒打鬼子兵》等。四清回来，先生给我们讲授了“经典作家论民研”，包括马、恩、列、斯、高尔基和鲁迅等有关民间文学的理论，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代搜集的民歌以及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号召搜集民歌的材料，足见他对田野工作的重视。接着就把我们派往内蒙古，搜集整理“大青山抗日故事”，任务是与当地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一起，编撰一本《大青山抗日故事选》。于是我们在大青山、土默川一带跑了三个多月。张紫晨先生带着我和土默特旗委宣传部的小王同志进入万家沟，再到美达召与其他组汇合，讨论我们第一次采集到的故事。我提交的作业是《夜袭察素齐》和《智擒石保长》，其中写到一个“假降”的情节，大家意见分歧较多，认为有损八路军的形象，我则坚持按照讲述人巴新亮的讲法，当时实际就是“假降”，最后打了胜仗。巴新亮是八路军的向导，参与了那次战斗，讲得有声有色，原汁原味。但因那年代流行的是“三突出”理论，不许英雄人物有个斑点，纷争在所难免。正在这个时候，钟先生到内蒙看望我们，又是在田野作业的课堂上，我们相见了，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时先生已经年逾花甲，内蒙四五月份的气候正是风沙漫天，春寒未消，他特地从北京赶到塞外，实在难得。我们把讨论的情况向先生作了汇报，他说：“老百姓怎么讲就怎么记，不要随便加以删除或改动，整理一定要慎重。慎重选择，慎重地加以补充或改订。”这就是我后来一直遵循的田野作业的准则。
1989年底，钟敬文先生应广东省委党史办的邀请，前来参加纪念尚仲依教授遇难50周年的活动，我有幸跟随先生到深圳、珠海、中山等地一行。在深圳，我们一起参观了即将开业的“锦绣中华”园。园里为我们准备了观光车，先生坚持不坐，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走马观花，“坐车观花”也不好。他边走边看，边与工作人员交谈。他说这微缩景观好是好，但不是我们的“田野”，我们必须到大田中去，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这使我想起先生近年发表的有关田野作业的理论。他一再强调，作为一个民俗学、民间文学工作者，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而取得第一手材料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田野调查。就中他更推崇的是“参与调查”，即要求调查者深入到被调查的群众中去，与他们共同生活，从生活方式的参与，进而到文化心理、民族意识的参与，这样得到的材料才真实可靠，研究才有坚实的基础。先生的楷模和理论的指引，使我从田野上一步步走过来。翻阅我大学一二年级的习作《年粽》和《神桂》，对照先生关于整理、改写与创作的三种类型，不知归属哪种为好，简直有点不伦不类。那是回忆儿时老人们讲述的片断串成的，它印记了初学者的足迹。后来搜集整理《广州的故事和传说》以及撰写《岭南风俗录》时我就注意了这个问题，首先下决心跑遍岭南的山山水水，访问各种各样的人物。除了一些著名的故事家如颜志图、丁枫、屈九、许和达等之外，我特别注意一些“特型”人物，如增城何仙姑家庙的庙祝何淦清、湛江福寿山尼庵的住持释德周、楞严寺和尚周明谓，新兴龙山寺首座修文大师、罗浮山九天观老道长张宗全、高州缅茄老人关瑞泉、南海名老中医黄兆雄、风水先生曾祥汉、老渔民陈瑞、老花农谢章等。他们不但是故事篓子，还是岭南风俗最权威的解码人，其中不少人还身怀绝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远比搜集到一些精彩故事和民俗事象还有价值，是书斋里永远学不到的真正的“民俗学”，或称之为“民俗生活”（Ｆｏｌｋｌｉｆｅ）更确切些。有一次，我跟曾师傅在野外跑了两天，他一时高兴，把自己追龙的照片拿给我看，并对照眼前的山水给我讲解。他说，一般人只知道“有水就有财”,“路通财就通”，殊不知水还有“湾内”、“湾背”之分，路也有“死路”、“活路”之别。他还给我举了许多实例，从韶关城防谈到南华寺，从九龙半岛谈到东山岛，有理有据，不能不服。张宗全更是个奇人，他曾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当年凭他的一手绝活救治了不少伤病员，如今还有嫡传弟子在行医，治好被某大医院判为肝癌晚期的危重病人-——一个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我的老师现在也是他的门徒。我有一次访问他时正是“八一”前夕，当地政府慰问老战士，有的人一见到他就下跪，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在罗浮山一带，他简直就是黄大仙再世。我想，一些神奇的古老传说，就是这样形成的。
诚然，野外作业是艰苦的，加上经费不足，困难更多些。有一次，我带几个学生到三水去访问水上居民，为节省开支，我们请省民政厅的校友帮助安排。到了下边，食宿自然免费了，但人家误以为我们是难民，闹了不少笑话。还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到开平去。到县政府招待所去投宿，拿出介绍信，对方看到“中山”二字就说：“正好，103号房住着两个中山的民工，打石的，你跟他们住吧！”她把中山大学误以为是中山县了。两位石匠还算好，给我讲了许多石匠“落千斤”的趣闻，只是房里堆满了工具，他们烟瘾又大，熏得我无法入睡，天一亮，我就到鸭寮采访去了。
现在先生走了，进了八宝山的殿堂。走前留下了两句话，其中一句是：“我想回家。”是否就是要回到那生他养他、哺育他成长的潮汕大地？那广阔的田野，就是民俗学者的家啊！但愿先生如愿以偿，回到民俗的沃土上。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更新时间：2006-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