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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本土化与田野调查――元江调查四人谈

胡鸿保/周星/刘援朝/陈丁昆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801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今天我们与元江有缘的几位民族学同行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聚会，还有另外两位哈尼族学者参加，主要是谈大家对元江田野工作的体会和对元江发展的感受，希望借此来促进社会各界对元江社区发展的关注。在北大这个让学人敬畏的场所，周星副所长“反主为客”推我来当主持人，只能说是因为我年纪稍长的缘故吧？就请大家不拘一格谈谈自己的田野经历和感想。
   周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不是年长的缘故，而是你老胡在元江做研究比我们都早。你的博士论文对我们后来去作调查是很有启发的。我在自己的调查研究报告中有好几处引了你的材料。你对插队住过的绿园傣村的个案描述很有意思，论文中提到元江作为一个文化接触地带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已然引起我们的重视。
   胡鸿保：当时我只是想，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比较容易把握，直觉可能会自然地引导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元江不是哪个民族占绝对优势的地方，它如果能够称得上某种典型的话，那就是几个民族杂居共处、互相影响，也就是后来费孝通先生一语点穿的那个所谓“多元一体”。我着重于元江的整体性而不专门去论述傣族或别的单一民族，这种感觉主要是插队生活几年在民族方面的意外经验收获，不完全是上民族学院和中山大学以后再去做田野工作的结果。
   周星：不过，我在元江做田野调查的时间比较短，方法上与老胡的也稍有不同。我们调查的原由是这样的：
   1994年夏天，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一个调查小组，在云南省元江县澧江镇和因远镇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入户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调查。这次调查是费孝通主持的国家“八五”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形成与发展”研究的组成部分。选择元江作调查地，是听取了云南省社会学会负责人之一、已故朱赤平先生的建议。朱先生于1993年曾使用我所设计的问卷，在元江基层社区发放并回收过数百份问卷。
   我们的问卷是在调查基础上，考虑到全国范围内不同地方的适用性，因此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提出了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户访问卷主要涉及户主的家庭结构，收入、消费与生计，居住与社会交往，宗教、语言与族际通婚，邻里与朋友等；户访问卷必须进入研究对象的家里，在与户主及家人的对话、讨论过程中如实填写。社区问卷主要涉及社区基本状况与社区史、社区组织形式与社区基本活动、民族构成与民族意识、居住格局与社会交往，语文使用、亲属网络、集市贸易、风俗习惯、重大社会变迁及国家政策等，主要通过对若干社区负责人的深度访谈来完成。
  胡鸿保：问卷法是社会学家用得多一些，优点是便于量化；而民族学人类学家似乎偏好个案研究和局内（参与）观察，你这个人类学背景出身的博士使用问卷总还有些特别的考虑吧？
   周星：我一向主张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元江调查，根据这个原则，也是既要入户填写问卷，又要有细致的社区观察和深入访谈，我的体会是实际调查中这两种方法未必能也未必需要区别的泾渭分明。首先，调查工作的明确目标，是在较短时间内从既定社区回收足够数量的为整个研究计划所需要的有效问卷。我们没有采取培训调查员、委托社区干部或邮递问卷然后坐等回收的方式，而是坚持由研究者亲自入户填写问卷，因为我们同时把入户填写问卷看作是社区观察和深入访谈的重要途径和机会。我们的进度较慢，除大家都还不大熟练填写问卷的工作方式外，总是能够在相对简单的问卷之外发现和找到与户主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则是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通过在社区内的实地观察和多人次的深度访谈，为未来基于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和解释。进入农户家中，使我们感兴趣的话题通常总是超出了问卷设定的范围。由于不同家庭的实际状况千差万别，我们不想也不应该被统一的问卷所束缚，超出问卷的话题，虽然会占很多时间，但它们并不与问卷调查的目标相背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再次，除亲身调查的资料，我们还必须兼顾文献研究，重视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数据和资料，以使最终的研究成果不仅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当地实际，而且应在有关课题的研究上有所进展、有所创新、有所积累，或者还能接近于达成可与当地社区的人们以及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对话，从而实现研究服务于民众和知识回馈于社会的理想。
刘援朝（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我与周星是做同一个课题而去元江的，我们先是一起在县城所在地澧江镇做问卷调查，后来我又专门去了因远镇做问卷和社会调查。虽说元江是云南出名的“火炉”，但是这整个县境内只有几个坝子是“火炉”，山高的地方便气候宜人。而且民族的分布也与气候有关。所谓“火炉”实际也是一块小小的河谷，河谷中住着耐热喜水的傣族。出了河谷上了山，便是一片温凉湿润的气候带，在这种气候中生存着两支山地民族：彝族和哈尼族。彝、哈两族分布很有意思：元江之北，气候略为干燥，居住着实行旱作农业的彝族；元江之南，气候湿润，居住着实行水田农业哈尼族。哈尼族是一种少见的水田山地民族，在大山上开梯田种水稻，引水上山，因此当地便有“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说法，可惜这种农耕方式还很少被人研究。确实，走近哈尼山寨，抬头望去，只见青绿色的山峦上，时常露出一些苫着茅草的房舍，周围供着大大小小的梯田，这无疑是哈尼山寨了。清亮的泉水线一样从山上滑下来，叮叮咚咚。
   但最吸引我的仍是白族。这不仅仅在于我早就知道白族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民族，而且宗族制度也特别发达，而这些年，宗族制度正是我最感兴趣的题目之一。且白族生活习俗与汉族最为相似。生产方式也基本与汉族相同，生活在白族中，既不会有气候上的不适，也不会有语言上的困难，因为白族的男女老幼除了操持白语外，人人都会汉语。
   我选择了元江的白族地区，这个地区是元江之南的因远坝区。坝区面积不大，方圆不过二十几平方公里，四周被群山环绕，气候温暖湿润，当地人骄傲地称之为“小昆明”。
   胡鸿保：小陈正巧是因远人，只不过并非白族。小陈你可是我们这里唯一的本地人了，你看问题的角度谅必有独到之处。
   陈丁昆（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博士生）：胡老师在元江插过队，我们也可以算是老乡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元江发展之路――“元江模式”，对于同类地区的发展无疑有触类旁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作为元江人，我谨对各位老师对我家乡的关注表示由衷的感谢。
   元江，这个祖国西南边陲的多民族的边远山区县，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一下子成为云南省农业集约经营水平较高的高产县之一，1988年就基本实现电气化，成为全国首批初级电气化县之一，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上增，1992年便突破2000万元大关，被云南省确定为发展边远多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较为成功的范例。这一切，应该说都得益于元江模式的科学设想和成功实践。元江县山坝结合的模式以坝区为支点，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使山地民解决了温饱，平地民走上了小富的阶段，二者间社会经济的差距有所缩小，成功地导引出当地社会的良性运作。这个事实或者趋势证明低起点、欠发展的西部多民族地区并非无计可施，关键在于能不能规划制定出一条切合地区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策略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发展计划。我们相信，山坝结合给元江县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带来生机，无疑也会为多山区、多民族和低起点地区的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启发。
   胡鸿保：“元江模式”的提法本身就改变了传统民族学研究中偏重“族别”的思考方式，而把元江多民族共居的地域作一整体来对待了。我当年做博士论文时曾注意到山地民与平地民的互动，不过现在周星博士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地方族际社会”，又特别关注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这应该说是又深了一层。
   周星：无论什么课题，从事调查研究的人通常都得有一个或若干个立场、角度或切入点。进入一个微观社区蹲点，或按照族别来收集资料等，是很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习惯采用的方法，它们的优点和长处自不待言，但如果变换一下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也是有可能产生新意，发展出新的研究境界的。对我来说，元江的研究有三个重要的角度：一是关心现实的发展问题，关心由于发展所牵动的各族群间的关系，由此引申出对地方政府主导作用的重视。二是采取族际的而非族别的观点，因而重视族际文化共享的意义，较易接近多民族社会即族际社会的理念。三是企图在宏观的大背景下（例如，改革开放与西部发展）、在微观社区的基础上（例如，绿园、澧江镇、因远白族社区等），建构“中观”层面的即县级社区的视角，就是说，强调“地方”或“区域”研究的意义，这一点也与纯粹的族别研究不同。有了一个“地方”或“区域”的视角，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既定地域里多民族相互关联的历史发展，同时也比较容易理解既定地域内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我倾向于认为，要理解民族关系，就必须有一个地方族际社会的框架，没有这个框架，民族关系甚至就无从发生。变换一下观察和思考的角度，能使我们揭示以前有所感觉但又难以把握的许多问题，例如，在一个微观社区里，研究者有可能意识到社区外某些因素的有时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但它们在社区内却往往是难以给予充分说明的。
   陈丁昆：周星教授关于地方族际社会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观念的变迁。正如胡鸿保博士谈到的水傣婚姻制度由从妻居到受汉族影响而改为男娶女嫁，建国后像汉族一样过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社会文化的一体化在元江是由人数不多，政治权利又处低位次的汉文化引导下的变迁。这是较高势能的文化对周边民族一种不断传播，即中心辐射型与周边向心型的文化传播与吸收的过程。对该县三个自治民族的哈尼族、彝族、傣族来说，走向一体化是时与势所规定了的、不可不为的举措。没有一个民族生活在真空似的尘世中，也无一个群体能脱离与这凡尘交相激荡的互动，面对外界或强或弱的冲击，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做出或消极的防御、或积极的适应性行为来保护自身或实现群体的更新。在变革的浪潮中，如果这三个民族仍以民族本位的立场来看待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盲目地排斥一切新鲜事物，对其周围所发生的新变化都漠然处之的话，只会给民族或其成员带来与现实的严重悖离和畸形的生存。不足可以革新、长处则可相师，我想每一个要求进步的民族或个体都会做出积极的态势，主动地去迎接挑战。三个不同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取向汉文化，把汉文化上升为一种社区的主导文化地位。使不同民族背景下的社区通过文化的整合而走向有序的运作，这是伴随着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变动相辅而行的结果；这也是各民族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立足于开放、互动的现代社会的重要保证。
   周星：老胡在博士论文中特别突出地提到了山地民与平坝民之间的关系，在讨论坝区的绿园个案时，并没有忽视上述关系的背景，这对我印象很深。在我看来，山地民与平坝民之间历史上就已存在的种种关系，乃是元江模式中“山坝结合”的地方文化传统的资源或背景；但仅此并不能构成元江模式，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主导，这个发展模式是难以想象的。实现了境内少数民族联合性区域自治的地方政府，面临和致力于建设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族际社会，因此，元江发展模式必须兼顾该社会内各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在这个地方族际社会里，资源互补而共享、文化多元而互融，地方自治政府的每个决策，实际上都程度不同地影响到各个少数民族基层社区的生活和发展。随着地方政府在当地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加强和区域自治制度下各民族主体意识的张扬，其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进程也将持续发展，一体化和多元化的两个趋势将会相互交织，既可能演化成资源，也可能滋生出问题。
   胡鸿保：周星，你的报告很长，我们几人倒是传阅了，但别人没有机会拜读。你是否介绍一下？
   周星：元江的调查问卷经计算机处理，将与云南省及全国其他地方的问卷一起汇总，有关的统计分析报告将成为本课题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得以发表。根据调查组的分工，基于元江调查的体验和资料，主要是社区观察和访谈资料及社区和地方政府提供的资料，我向课题组提交了一份题为《元江发展模式与地方族际社会》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还不成熟，尚未能与有关的统计分析报告相互参照。仅就个人体验来说，我在调查和研究中特别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元江发展模式。讨论我国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尤其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有关“发展”的问题常是研究者难以回避的，在元江更是如此。朱赤平先生建议以元江为调查地的理由之一，便是元江模式已有了很好的实践，很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注重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费孝通教授和我所从事民族研究的特色之一。正是由于关注发展，才使我在报告中特别留意地方政府的作用。
   2.关于文献研究。我们在元江的调查研究，得益于前人学术成果的地方很多。例如，胡鸿保博士1989年的博士论文不仅提供了“绿园”的个案，他对元江之作为文化接触地带的“典型性”及对山地民和平地民之间关系的理解等，对我也有不少启发。此外，包括地方史志在内的地方文献，也是我们所必须倚重的资料。
   3.不仅应注意到“多元文化并存”的事实，还应注意到“族际文化共享”的状况。以往过多对文化做族别的分类和研究，常使研究者忽视了多民族社区里族际文化共享的重要性。族际文化共享之状况的普遍存在，乃是与多民族社区的成立相互对应的，因此，我倾向于在报告中将多元文化并存和族际文化共享联系起来看，同时给它们以同等的重视。坦率而言，因调查时间较短，我的报告对元江地区多元文化并存及族际文化共享的把握，还是表面化和十分初步的，这是今后该进一步深入的问题。
   4.关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族际社会。我认为，元江实际是一个由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县级地方社区，是一个地方族际社会。它当然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如果仔细分析，可发现这个地方族际社会有一些重要的特点，例如，其社会结构除一般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外。还有基于族群的立体分布而形成的山区和平坝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主导的族际社会与各族基层社区的关系等。关于地方政府主导的意义及其与多民族联合实行区域自治的关系，关于“地方族际社会”这个概念的界定，当然还应有进一步的说明与发挥，因问题比较复杂，不妨留待来日。这里提及它们，除其中多少包含了自己研究的一点新意外，还由于它们是在研究者变换了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之后才得以发展出来的看法。最后，我还必须注意到元江这个地方族际社会目前所处在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过程，我试图通过生活方式（以家用电器的普及为例）、多语现象和族际通婚三个方面来分析元江正在发生的变迁，尽管它们还都是粗线条的，但我相信它们都是十分重要和有分析价值的。
   胡鸿保：假如再有机会，你以为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你的这项研究呢？
   周星：我的这篇研究报告，也有不少缺点，首先因调查时间短，社区观察和访谈还不很深入，尤其对山区各族的社区研究尚有待开展。其次，对已经获得的有关元江的问卷调查资料及统计数据尚未能利用，未能将其与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相互参证、相互补充，这是下一步应做的工作。再次，报告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和新概念，还须进一步推敲和论证。此外，关于本课题在当地的研究，也有不少问题和参考文献尚需进一步开掘和拓展。我希望在以上各方面，都能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数。
   胡鸿保：援朝兄大作中对亲属称谓做了仔细分析，收集了不少族谱、墓志之类的宝贵材料。不知正题之外可有杂感？以前有人认为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没有被丢弃的生活素材，真可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刘援朝：我到因远是做问卷调查，调查有三个村落200户人家。调查中有种惊人的一致：几乎所有的白族家庭在回答“若有财力，首先打算干些什么”，都回答“上学，有能力就读大学”。而确实，在调查的200家中，子女上大学的已有十来家，而且有一户竟是家中四个子女全部考上了省内或省外的大学，而户主不过是一农家妇女，丈夫也只是在因远镇工作的一个职员。令人惊奇的还不止这一点。小小因远镇，不过四千来口人，镇上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图书馆藏书千余册，从文学名著到农牧科技应有尽有。图书馆还订有二十几种报刊，从通俗文学到颇有学术气息的刊物。书籍、报刊都可供借阅。小图书馆每日晚7点开馆，11时闭馆，每日总有十来个年轻人在此翻阅报刊，借阅也极简便，只要给10元钱，便可借两本书，还书退钱。图书馆外是一个不大的蓝球场，图书馆上是录像厅，但录像厅时常关门，据说看录像的不多。这时常使我想起在他处小镇上调查时，录像厅人头攒动、图书室不是没有，就是十分冷清，多么鲜明的对照！
   胡鸿保：小陈，你家毗邻因远白族聚居区，是否也是受此优秀学风的熏陶？毕竟哈尼族读到博士的为数不多，这可能与掌握汉语言文字的程度有一点关系。你说呢？
   陈丁昆：三位先生都注意到了汉语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我是学语言学专业的，最后想就少数民族兼用汉语谈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
   人们的交际活动离不开语言，在现实生活中，语言虽行使着社会交际语规范的作用，大社会中所潜在的交际语使用规则以一种不可抗逆的方式约束和制导着每一个来自不同语言集团的人们采取被该社区所公认的语言调适方式。这种社会语用规范对操哈尼语、彝语、傣语、白话的人们产生了强大的汉语言压力，使各民族成员下意识地受其限制而趋于对汉语作出积极主动的反应，并沿着适合个体或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特定汉语环境来改变其语言角色。由此而导致的是，操用汉语者越来越多，汉语的社会交际功能在不同民族中日益扩大。把汉语视作族际交际语，我认为，这不仅是各民族在社会外力驱动下的被动反应，也是为其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发展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在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中，还包含了他们追求更为高远的社会目标的内在要求和把汉文化视作较高文明发展阶段上，而对之予以积极肯定和理性的选择。我们应该尊重民众的自觉选择。这是我想陈述的一个方面。
   然而，只一味地渲染汉语对元江县诸少数民族的重要性、渲染多民族一体化的趋向，而忽视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看到众多少数民 族语言交际范围的进一步缩小和功能上的不断退化，我的心中不免生发出缕缕的忧虑，这并不是因为我是少数民族，而是看到代代相传的母语就将成为讲求实际的人们的牺牲品，眼睁睁地看着一步步退出历史的舞台，那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体，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不同体现，每种语言都有其不同的价值，表现着每一民族独有的精神和文化特质，有着一个自属的语言人文精神家园。语言种类越多，人类的精神文化面貌就表现得越多越丰富。可以预测到，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可能有哪一种民族语言能赢得与汉语在社会交际功能上并驾齐驱的地位，民族语言的存留将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这是“前进道路”上的必然，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元江县族际文化共享的具体体现，是元江县各民族社会文化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面对这一事实，我不知诸位可有与我一样的沉重感。
   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理应让每种语言平等地存活下去，今天的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为那些无竞争力的小语种留出充分的余地，正如我们植树造林来保障我们的生态空间一样，我们也应有意识，自觉地开始做保护语言的工作，否则，终有一天会尝到失去语言人文精神家园而带来的苦果。
   刘援朝：白族是典型的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民族，它是内向性地学习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于一位日本汉学家称白族为“比汉族还像汉族”的民族。中国的满族、壮族、畲族以及回族等都深受汉族影响，当然它们各自接受汉文化的方式和程度是不一样的。但共同的一点是，不是全盘汉化，而是选择性地吸收在保持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文化。这就是文化的交融与吸收。文化的交融和吸收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是有极大的好处，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关键在于对待融合要有正确的态度，自信有能力能够吸收并消化外来文化。那种全然拜倒在外来文化前、或对外来文化高悬“免战牌”，都是不正确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会越来越广泛，我相信，只要能有坚定的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吸收并消化外来文化，那么对于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异文化的冲击就不会措手不及了。
   胡鸿保：说到市场经济不由会叫人想到“商”字。以前我见过云南一位学者写的一篇短文，讲元江的白族善经商，还去国外跑单帮。援朝兄对此有什么感受？
   刘援朝：文化和商业的关系是各界十分关注的现象。“商场无父子”，文人不论下海与否大多对商潮怀有一种道义上的谴责，指责“为富不仁”或“道德沦丧、发不义之财”；发了财的便有人吹捧，“儒商”大帽子满天飞，也真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个真正的“儒商”，以及有多少人配得上“儒商”这种称号。
   然而我在因远却真正发现了儒商。虽然这些儒商们资金并不雄厚，店铺并不多，名气并不大，商路也并不太远，然而他们却是真正的儒商。他们经营商业，但不指望一下子暴富，以蝇头微利生活，并服务于社区百姓。他们虽然也会花言巧语，但绝不是巧言令色，他们要赚钱，然而都是公平地赚，决不去坑害他人，把假的说成是真的；然而他们重视的却是文化，却是以自己的经营所得，培养子女上学，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为更有出息的人。这种赚钱的目的与牟其中之类的大款（报刊上也有将其吹捧为“当代儒商的代表”，截然不同。他们是以钱养文，重在文化；而牟其中却是在做“资本的积累”，是十足的资本家而不是儒商。
   胡鸿保：真心希望因远的儒商事业有成，我们这种“元江人类学”课题研究可以被他们当作“文”“养”起来。元江的研究是很值得继续深入做下去的。其实，与80年代末我做调查时相比，近十年来关于元江已有不少论文和专著问世，如《元江之路》等都有一定的思想性而不光是资料数据的堆砌。现在回头看当年做的论文，实在惭愧，书是读了一些，也有点自己的想法，但是田野工作很差。不过，我始终不能忘记插队的村子和村里的人们，尽管插队时交往平平，但离队后数次回去都大受欢迎。这种感觉在我到别处做田野工作时是不会有的。所以都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儒商”来关心元江。但愿在当地和外来学者的共同耕耘下，元江能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经典田野工作点。我想小陈也不必道谢了，这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所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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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古阿格

问卷这东东不好整，有些强人所难，主要是预设问题的主观性太多，且与当时语境也有关系，以此为参考根据，可能会犯差之毫厘，误之千里的错误。
田野有法也无法，宜人宜时宜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