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志是对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客观反映, 是对民族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民族志的撰写经历了从自发向科学撰写的变化过程,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民族进行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傣族民族志撰写的发展变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关键词:傣族研究;民族志
对傣族进行研究, 民族志写作是基础, 它全方位地展示了傣族文化, 能使人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傣族及其社会｡
一､自发的傣族民族志:从樊绰的《云南志》到姚荷生的《水摆夷风土记》
对傣族有明确记录的最早的民族志文本是唐代樊绰的《蛮书》(又称《云南志》), 其中说到在今天傣族分布区有“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 以及茫蛮等族群, 并且这些族群有漆齿､以金缕片裹齿以及文身等习俗｡该书是樊绰随安南经略使蔡袭到安南, 根据当时的见闻或有关资料录出, 并非第一手材料｡但它对研究唐代时期的傣族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最早的亲历其地而后写成的有关傣族的民族志是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 书中有《金齿百夷》部分简略地记载了百夷的社会､经济及风俗习惯｡而中国古代最为详细的傣族民族志则是明代钱古训､李思聪的《百夷传》｡他俩于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 年)被朱元璋派往缅国､百夷出使,回来后写了《百夷传》, 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滇西傣族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而且传中还注意到此时的傣族已经有了区别, 故又有“大百夷”､“小百夷” 的区分: “小百夷居其境之东北边, 或学阿昌, 或学蒲蛮, 或仿大百夷, 其习俗不一｡车里亦谓小百夷, 其俗刺额､黑齿､剪发, 状如头陀｡” 这与今天傣族有“傣那” 和“傣泐” 的区分是一致的｡《西南夷风土记》一书的作者已不可考, 但因该书是附录于朱孟震的《游宦余谈》后而得以传世, 所以被误认为是朱所记｡本书记录了缅甸､木邦､孟养､孟密､蛮莫诸境之山川､形势以及包括傣族在内的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而独详于蛮莫｡随着中央与傣族地区联系的加深, 清代､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书中也记录了傣族的风俗习惯｡
以上是中国古代寥寥可数的记录有傣族社会文化的民族志文本, 不仅数量少, 而且和其他业余民族志一样, 它们有着明显的缺陷:首先, 这些作品都叙述较多且随意, 所记内容单一而肤浅, 缺乏深度;其次, 这些作品都从“汉文化中心观” 出发,掺杂了许多歧视偏见, 认识上有片面性;第三, 描述多有想象的内容和荒诞不经之词｡例如《百夷传》和《云南志略》中都谈到傣族有产翁制的习俗, 但接着就没有根据地说这里的鸡都是母鸡产卵而由公鸡来孵化｡
1938年, 姚荷生参加了由云南省建设厅组织的“边疆建设考察团” 到西双版纳考察, 在当地居留了一年多｡他“常往来各地, 投宿夷家, 衣其服, 甘其食, 听传说于乡老, 问民俗于土酋”[ 1] (P2), 考察了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宗教､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 写成了《水摆夷风土记》｡本书客观地描绘了20 世纪3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生活状况, 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水摆夷风土记》可以说是一部介于业余民族志和科学民族志之间的作品｡一方面, 本书主要注重的是对西双版纳傣族的风土人情的描述, 基本上属于游记｡另一方面, 与一般的游记不同, 作者并未以猎奇的态度对待异民族及其文化, 并且作为一个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学者, 他已经能借用相关地人类学的知识对傣族文化进行了简单地分析｡所以费孝通教授在论及本书时曾称之为“近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之首创”[ 2] ｡
二､科学的傣族民族志的出现:田汝康､江应樑等人的傣族民族志作品
20 世纪初, 人类学传入我国, 到30､40 年代, 在全国已经有10多所高校设置了人类学或民族学､社会学系, 形成了一批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学术队伍｡抗战爆发后, 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南迁昆明, 使得这时的昆明成为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在民族众多､研究得天独厚的云南, 许多学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调查, 形成了大量高质量的成果｡其中在傣族研究方面, 最具代表性的是田汝康､江应樑及他们的民族志作品｡
1937年七月, 江应樑受中山大学研究院和云南省政府的派遣, 以“云南西部民族考察专员”的身份, 对今天德宏州的傣族进行了为时10 个月的考察｡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以人类学者身份进入高黎贡山以西对傣族社会进行民族学研究的人｡之后, 写了近20万字的硕士论文《滇西摆夷研究》｡黄文山评价该书镐: “作者对于僰夷民族的文化之探讨渊博､周详, 略与凌纯声之研究赫哲民族相类, 诚为中国民族学初期之佳构｡” 1938年, 江应樑再次到滇西边区考察｡1939 年, 他以两次实地考察的资料, 在《滇西摆夷研究》书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的写作｡1944年､1947年, 江应樑两度到西双版纳地区考察, 1949年初, 在总结其对西双版纳､德宏地区傣族考察资料的基础上, 写成了《摆夷的经济生活》(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50年出版)､《摆夷的生活文化》(中华书局1950年出版)｡江应樑的这3部著作, 是对云南傣族主要分布区进行考察后形成的整体民族志, 作者分门别类地对傣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描述, 形成了反映云南傣族社会全貌的民族志作品｡
1940年, 受教育部和中国农行的资助, 田汝康深入芒市傣族地区从事人类学田野考察工作｡在芒市那木寨, 田先生一共生活了5个多月的时间, 之后写出了《摆夷的摆》(1946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书名改为《芒市边民的摆》)｡1948年, 在此基础上, 田先生写成英文博士论文,题目是《滇缅边境掸邦国家的宗教崇拜与社会结构》, 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86年, 以《滇缅边境摆夷人的宗教崇拜》为名在美国出版｡该书是以功能论为理论指导的宗教人类学著作, 书中详细描述了芒市傣族的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摆, 并将其与当地非摆性的超自然信仰团体活动进行比较, 集中对摆的功能进行了分析｡指出做摆组织了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 使其达到人格完整的境地, 而且通过做摆, 个人之间彼此合作, 被整合到整个社区的生活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得以化解, 社会得以完整化｡
毫无疑问, 虽然研究者和民族志作品屈指可数, 但这是系统学习过人类学的学者运用严格的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傣族社会进行了调查研究后完成的作品, 科学的傣族民族志从其出现就达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 其特点表现为:首先, 首次对傣族的社会——文化进行了全面描述, 籍由这些文本, 读者可以深入地体会和理解傣族, 借此达到当时傣族社会整体｡其次, 首次从人类学角度对傣族的文化进行了理论阐释｡尤其是《芒市边民的摆》, 不仅娴熟地运用了功能主义的理论, 并且具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化比较” 的视角和眼光,[ 4]因此该书不仅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经典之作, 而且直到今天, 能够达到其水平的民族志作品也不多见｡[ 5]
三､“中国式” 的傣族民族志
从1950年到1955年, 为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系统的科学依据, 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科研人员对全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及婚姻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等进行了调查｡1958年后, 为配合编写各族简史简志,再次对西南的
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历史大调查, 搜集到数千万字的调查资料｡这些民族志资料在当时曾以铅印的形式内部出版交流｡1979年以后, 这些资料在整理编辑后以“五种丛书” 的形式陆续公开出版｡其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志文本｡
当时对傣族的调查形成了《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8册, 《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3册; 《思茅玉溪红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1册; 《临沧地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1册｡从内容来看, 这些作品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例如《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包括了近百个调查报告,涉及到景洪､勐海､勐遮､勐腊､勐养､勐旺､勐混､勐阿八个版纳占西双版纳傣族总人口80%的地区｡其中有反映西双版纳各县概况的调查报告, 有对傣族社会经济调查的总结报告, 有分勐的调查报告, 有典型村寨调查报告, 还有对宗教、文化进行调查的专题报告, 全面地反映了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整体特点及地区差异。
这些民族志资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首先,以政府为主导, 参与人员多, 调查面广, 材料丰富, 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当时傣族的社会状况;其次, 调查的政治性强, 方法单一, 以社会进化论及物质决定论作为理论指导, 主要集中反映各地傣族的社会历史状况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对风俗习惯、婚姻、宗教等文化现象的描述不充分;最后,这些民族志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而且通过调查与研究也为后来进一步开展傣学研究培养了一支学术中坚队伍。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傣族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得以恢复, 一批年轻学者开始致力于傣族社区调查并形成了大量的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郑晓云, 他在对西双版纳傣族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以《社会变迁中的傣族文化——一个西双版纳傣族村寨的人类学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反映傣族社会现代化变迁的论文。[ 6]从目前的资料来看, 最早的民族志著作应该是完成于1995年的谭乐山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村社经济——对中国西南西双版纳的比较研究》, 该作品是作者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论文,2005年翻译成中文后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民族志在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 对南传上座部佛教对傣族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作用进行了对比研究。
2001年,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晓辉主编的《傣族——勐海勐遮乡曼刚寨》。该民族志对傣族的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生活态度、家庭、人物等做了适度的记录和描绘, 展示了这个傣族寨子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过程。作为云南大学云南民族村寨调查的成果之一, 正如编者之一的何明教授所说:本民族志作品是“客观、完整地展现各调查区域少数民族发展现状的描述性资料”, [ 7] 目的是为读者提供全面、系统而客观性强的调查资料, 理论阐释并非其任务。
2005年, 褚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人神之间》是对上世纪40年代田汝康所做的芒市傣族研究的再研究。该民族志在田著的基础上, 从对仪式的观察、描述和分析入手,着重对当地人们在仪式中的行为、语言及其背后的观念和信仰体系进行挖掘, 借以揭示其深层结构与逻辑秩序, 并进而以此探讨当地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以及整体运作规范、逻辑和秩序。针对“跟踪调查”, 王铭铭曾谈到, 费孝通先生提到有两种学术道路:“跟踪调查要么要反映被我们研究的那个社会自身的变化, 要么要反映我们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和心态的变化”。[ 8]而褚建芳的再研究即致力于反映研究者理论及心态的变化。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了刀洁、和少英合著的《守望国境线上的家园——金平傣族的社会文化》, 该书全面地论述了金平傣族的社会文化概貌及其变迁, 是在对金平傣族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民族志作品。作者之一刀洁是金平傣族, 因此本书也是运用“主位” 与“客位” 结合的方法对傣族文化进行观察与描述的一种尝试。
龚锐的《圣俗之间——西双版纳傣族赕佛世俗化的人类学研究》, 2008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以曼占宰、曼春满、曼短3个村子为田野调查点对西双版纳傣族宗教生活世俗化倾向进行了调查, 把世俗化置于社会发展变迁的动态中考察, 得出傣族赕佛世俗化表现程度不同既是宗教神圣化的淡化、也是宗教自我调整与自觉的结论。
2008年出版、由仇学琴主编的《花腰大沐浴》是由学者聘请若干村民作为日志记录员, 对本村每天发生的事进行观察与记录而形成的民族志作品,是云南大学新实验民族志丛书之一。其目的是把国际文化人类学界近20年来争论不休、模式各异的民族志书写在中国少数民族农村进行实验, 让研究对象即文化持有者成为民族志的作者, 运用主位方法, 从本文化内部视角对自己民族和村寨的社会进行叙述与评论, 以求在当代国际文化人类学学术平台上进行中国民族志的本土化创新。[ 9]
上述傣族民族志具有如下的特点:首先、研究范围更广。除了传统的傣族研究热点地区西双版纳、德宏外, 新平、金平等地的傣族也都成为了傣族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其次, 从研究内容来看, 除了全面描述傣族社区社会文化的整体性民族志外,还有对傣族的宗教进行了人类学考察的专题性的民族志;第三, 作品注意到了民族志微观性和个别性的缺陷, 因此在微观描写中, 多包含宏观的社会和历史视角。并且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都将急速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傣族及其文化的命运作为了自己关注的重点;最后, 从客位到主位, 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尝试。
五、结语
尽管云南傣族的主要支系都有了其民族志作品, 有的还不止一部, 其中甚至出现了已被公认为中国民族志经典之作的作品, 但是, 中国的傣族民族志研究仍然存在着局限性, 不论在写作方式、研究内容、研究题材上, 还是在理论探讨上都还有提升的空间, 值得我们反思。
首先, 百年来, 民族志已经经历了从传声带到深描到多声道的转变。但从中国的傣族民族志的写作来看, 虽然也出现了尝试着对传统写作方式和风格进行实验和创新的《花腰大沐浴》等民族志作品, 但大多数作品仍然按标准的民族志规范写成, 缺乏多样化写作, 这也为傣族民族志写作方式的创新提供了机遇。
其次, 问题意识仍然不足。从傣族民族志的现状来看, 主要有全面的民族志以及专题式的民族志。全面的民族志如《傣族——勐海勐遮乡曼刚寨》等书主要是对傣族村落社会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 而专题式的民族志则主要集中在对南传佛教的人类学研究上, 内容比较单一。但事实上, 傣族还有许多待研究的内容, 例如如何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描述国家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而审视傣族小村庄是如何同大国家联系起来等问题, 又如国家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中国跨境民族的族群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等。这也是从事傣族研究的人类学家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三, 许多作品仅停留在呈现经验事实的层次, 虽然对理论有所涉及, 但缺乏深入的人类学分析和阐释, 无法从中寻找与经典人类学理论对话的途径, 难以对人类学理论和学说的建构作出贡献。
最后, 傣族是一个分布在中国、越南、缅甸、泰国、老挝等国的跨境民族, 但中国人类学界对其研究一直停留在国内, 对国外傣族社区进行研究的民族志作品尚未出现。这是一个遗憾, 但同时也为从事傣族研究的学者们留出了巨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2] 王国祥.姚荷生和《水摆夷风土记》—— 《〈水摆夷风土记〉校注》· 前言[J] .版纳, 2005, (2).
[3] 江应樑.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M]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03.
[4] 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5] 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6] 郑晓云.全球化与民族文化:郑晓云学术研究文集[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
[7] 何明.民族学田野调查新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云南大学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综合报告[A] .高发元.跨世纪的思考—— 民族调查专题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8] 王铭铭.继承与反思—— 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5, (2).
[9] 何明.他者的倾诉:还话语权予文化持有者—— 新民族志实验丛书总序[A] .仇学琴.花腰大沐浴[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作者简介：龙晓燕(1973 -), 女,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
原文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