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志写作的缺陷与应有的追求
万建中
首先谈谈区域民俗志“民俗文化”概念提出的意义。长期以来,民俗学研究的不足,主要不是在理论和方法上,而是表现在民俗志的写作上。目前的所谓民俗志本身不能提供一种拥有学科意识的范式。《中国民俗文化志》的出版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昨天也有学者提到了这一点,不仅比较厚重,叙述方式和内容都有创新。区域民俗志“民俗文化”的提出不仅关注了差异性,更揭示了区域民俗的特性。标志民俗既为圈内人共识,也为圈外人所认可,的确可以起到统领作用,更主要的是为民俗志的写作提供了新的范式和目标。
第二点谈谈目前民俗志写作存在的问题。写作成为一种复制过程,这种复制指的是写作对写作的复制。民俗志的写作与口头文学一样,并在彼此间构成了异文的关系(当然这里的异文迥异于民间文学的异文)。民俗志成为没有叙事主体的资料集。我们都知道民俗在实施过程中是以一种固有的模式方式出现的,它是一种固有的模式化的行为方式,它具有重复性、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这些特点都很明显。正因为民俗事象有这些生存特点,所以民俗志的写手们也将这些特点移植到了民俗志的写作过程当中,使得民俗志的写作被不断地复制。尽管民俗本身和其实施过程是重复的、连续的,但民俗志的写作也移植了这种情况并被宽容。另外,民俗是属于特定群体的,为这一特定群体的民众所共同实施。民众中个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于地方传统的传承和延续,民俗的这一特点也影响到了民俗志的写作,导致了其缺乏个性,好像不是我在叙述,而是大家在叙述,或者称为无主体的叙述。这种排除个人立场的叙述似乎更加客观和真实,所以长期以来为大家所引用,而很少遭到质疑。民俗志最终成为一种相互雷同的资料集。
民俗展开和实施,其实都是“这一次”的,民俗具有不可重复性,每次展开和实施都有特定的情景,每次表演也都不相同,但是这样的情况却从来没有在民俗志的写作过程中得到重视。我们的地方民俗知识是需要地方民俗话语才能接触和领悟到的,所以我们接触的民俗事实是生活状态的,包括描述这一事实的语言。事实和描述这一事实的语言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我们很难把这两者分开。固然民俗事象的存在是民俗学和民俗话语存在的前提(民俗话语所传输的是对民俗学者掌握的关于民俗资料的种种阐释),再把地方民俗学知识理解为民俗话语,把民俗话语描述为阐释,并进而把民俗学阐释描述为叙述化过程或叙述方式以使我们得以理解。民俗和民俗学意义就存在于对民俗的叙事方式之中也即民俗话语中,而非民俗本身。这一点与其他的叙事学有相通之处。
因此,当下民俗志写作的窘境不是民俗事象本身的问题(民俗事象本身不是问题),而主要源于叙述方式即民俗话语。缺乏个性(地域性)的民俗话语统治了民俗志,使得民俗志难以真正进入“写作”的境界。当下民俗学界的民俗志不是“写作”出来的,而是复制成的。民俗志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田野”变得可以理解,而不是清除了田野。另外,以往对民俗志有一个莫大的误解,以为民俗志是记录下来的。因此高高擎起“客观”和“忠实”的大旗。其实,这是想当然的追求,因为民俗志是民俗话语,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民俗事象本身。民俗志也并非记录的结果,是“写作”的产物。
第三点谈谈民俗志的理想模式。
1.从现有理论来看,首先是深度描写。让可供阅读的民俗志有确切的时间、地点和情景,弥补过去那种只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不知如何发生的缺点,用“如何”代替“为什么”。着重描写民俗事象是如何发生的,民俗仪式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民俗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2.把“人”纳入审视的视野当中。“人”不仅包括民俗中的民,也包括叙述中的人。应该关注其行动过程即生活体验和情感,尤其关注个人的民俗生活经验,应该撰写出个人的生活传记。民俗志瞄准的应该是个别的人、个别的家庭和个别的组织,使无名氏的民俗志真正转化为“我”的民俗志。个人多村落的民俗志的写作也是很好的思路。应该从描述普遍和平常转化为描述具体和个别。如今都在强调主位的研究和立场,那什么是主位的研究和立场?主位的研究就是个人研究,它关注的是特殊意义,而非主位研究关注的是普遍的意义。以往在民俗志呈现的立场方面,对普遍性意义的关注受到普遍的认可,诸如模式、范式规律和结构等等,一直受到民俗学者们的恭维,而个别、差异、具体反而受到质疑,致使民俗志写作陷入泥潭。
3.田野作业的关键在于发现故事。故事存在于民俗话语的过程当中而不仅仅是书面化的民俗本身。以往观察者关注的是正常,而不是非常。事实上,往往非常的事件更值得关注和期待。民俗中的偶然事件往往能够暴露出潜在关系,不断重复的调查行为往往使调查人员感到困倦,仪式途中发生的偶然事件会使大家感到惊喜和兴奋。在叙述过程中,情节化的叙事方式其实也是一种手段。在生产民俗志的过程中,“故事”和“写作”应该是同义语。叶涛老师提到的日本民俗志做得较细,而我们的不是很精致。
我们的国土太大,民俗学者足迹踏到的地方也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优点又是缺点。通常的问题就是调查得不精细,在田野中很难发现问题。当然这与我们的学术体制也有关系。另外中西方对话的平台也没有建立起来。
(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