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洋]社区心态史在民族志·民俗志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张海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08-26 | 点击数：2948
按照经验主义或科学实证主义原理，我在把话说出来之前应该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什么。但为了感谢铁梁兄费心为我们做的这个道场，我还是说说自己的一些感觉。我的题目听起来跟民族志、民俗志关联不大，倒是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关联很大。其实，它跟这两者都有关系：我们要问自己是在什么社会场景下，出于什么原因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了达到这目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这是我今天想加进这场讨论里去的东西。依照今日中国的社会场景，我认为无论是民俗志还是民族志，都要强调对目标社区精神生活的特别关注。用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的话讲，这就是心态史研究。民族志、民俗志在本质上是文化志。文化志不能状写出多元文化和多样社区人的心态、情感和终极关怀，那就是最大的败笔。
实地调查或曰田野工作已是我们时代知识生产中一道很受重视，甚至受到追捧和炒做的工序。这个会讨论的是民俗志，但与这道工序也很相关，或者就是这道工序的产品。很多同事甚至想用这道工序或产品作学科的区别性特征。这应该是我们着了自然科学方法的道儿，非要做东方不败，让我们自己、学科甚至目标社区都沉沦到理性层次的结果，是我们这个社会“物理”胜“人礼”的一个表征。
如果我们暂时回到狄尔泰、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倡导的人文研究视角，回到宋明“理”学之前商周汉唐的“礼”学和诗学传统，就应能看到以文化为志业的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首先要求学者自身的精神修炼，包括“物我同在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境界和那种“民胞物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没有这种境界和情怀，理论方法和技术不能保证我们做出自己期待和别人想要的东西。
没人说理论方法或技术规则不重要。我只是说虽然他人是我们的他者，但由于人是主语，所以他不能像其他客体一样被我们研究。由于人是（灵肉合一的）整体，所以他不是我们能用学科来分门别类的对象。
面对人和文化这类的特殊对象，我们只能由我们用心去理解、尊重、学习、交流和友爱。跟这个目标相比，我们所从事和传授的学科，多半是西方现代道术分裂、学术政治，加上本土的权力操控和学人权宜操作的产物。学科对于引领学生走上学问之路有一些作用，或者它本身就是行之有效的路径。但路径不是目标。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罗马，那么学科就是通向它的条条道路。我们可以说学科能引领我们到达罗马这个人文世界，但不能说这道路就是罗马。我们要先理清这一点，然后才可以言技术方法。
田野工作是我们收集资料的技术。民俗志或民族志就是我们对资料进行技术加工的产品，“写文化”的产品。它们都不属于某个学科，而属于跟文化研究有关的所有学科。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和传播学，都讲究亲历和案例，讲究第一手材料，讲究主位观点和主体意义。我们用实地调查和文化撰写的方法，加上学者的能动性和价值观，写出有构建能力的民族志、民俗志，以此来刺激主流社会去反思自身文化和实践。我们通过呈现目标社区的人文精神，来跟主流社会的时代精神或现代性对话，通过揭示主流文化中的局限和荒谬之处，通过恢复多元和多主体的社区的主体地位来建构或恢复这些社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平衡博弈。
明确了这个目的，我们的民族志、民俗志产品不必千篇一律而应不拘一格。如果一定要在这里讲学科，那不同的学科也不是行政区或民族国家那样先跑马占圈再画地为牢的空间，而应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或明清小说那样的不同类型。我们的产品形式和文体或有不同，但都是寓教于乐的道德载体或载道之体。跟人性与文化这个道相比，所有的学科都只是术。我们今天是讨论的“术”——民族志、民俗志的撰写方式和可能的变体，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要载的“道”才是内容。
“载道”就是应用。文化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应用离不开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中国从2005年后半年开始提倡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国家发展目标。这对中国和世界是个天大的题目，对我们学科是一个天赐良机。但到目前为止，和谐社会的内涵即“所指”还需要我们来充实和定义。我们能为它充实什么？
我在2006年第2期《思想战线》上发表的《简论中国的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一文中提出过一个金字塔式的理念模型：金字塔的顶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塔尖需要四个维度来支撑：一是纵向分层和谐，即阶级、阶层、城乡、贫富之间的和谐。这个目标中国目前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办法和理念都已相当成熟，不外乎是用物质的办法把差别尽量缩小。这个问题总之不难解决。二是横向的分类和谐，即人类社会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和谐，包括民族、宗教、语言、地域、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和谐。这个和谐如何达成？我们在回答它之前必须回应两个挑战：一是没有理念上的共识，二是没有现成的手段。理念共识方面，目前世界上虽然有了“文化多元”这个主义，但当权者、文化精英和社会公众对此却远远没有像对于纵向分类那样清晰和明确。社会横向分类即民族、宗教、语言、地域、年龄、社会性别方面的多样性应该保持在什么程度上？会产生什么后果？大家对此仍然莫衷一是，充满狐疑。铲除它？你不能。缩小它？你不对。放任它？你不放心。管理它？你不知道深浅。技术手段方面，横向分类即多元文化差异分明不能用物质手段来解决，即不能用钱来收买。事实和这里的很多东西恰恰是物质条件改善的结果。这就是人类当前的困境。这种困境需要我们探索一些机制来保障其和谐。
三是国际关系和谐暨和谐世界的构建。这一直是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事儿。但因为“肉食者鄙”的现象始终在所难免，所以我们也要费心讨论。例如我们国家现在要派公费留学生，都要逼学生们去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多半在发达国家。人要到发达国家上一流大学不用谁去鼓励。但我们对外贸易、投资开发和资源需求多要在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时常遇到店铺被烧和人员被绑的尴尬。我们为什么不用公费鼓励国人和学生去学习和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理、语言、宗教和民族民俗？这个问题离今天的会议主题远了。
让我回来说和谐社会的第四个维度即古今和谐。古今和谐的实质是时代精神（文化）跟传统文化和谐，即今人实践跟古人理念和谐。让我干脆说这里面最紧要的内容是活人跟死人的和谐。有些人觉得这样讲话不着边际，实际上，因为它涉及千古同心、四海一理的结构主义精髓，所以跟中国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关联最大，对我们讨论的民族志、民俗志也至关重要。
古今和谐何以必要？如何实现这种和谐？滕尼斯1887年写的《社区与社会》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分析和解答。它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一种是地缘和精神价值的共同体，即传统社区(gemeinschaft)，我们有时翻译成礼俗社会。这样的社区以血缘、地缘、宗教和文化传统为纽带，本质上是精神共同体。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这就是社会的横向分类。另一个是功能和利益的共同体，即现代社会(gesellschaft)，我们有时翻译成法理社会。这样的社会以职业分工和利益交换为纽带，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共同体。早在1873年，滕尼斯跟马克思就都看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区间的紧张关系：现代社会无处不在扩张，无处不在瓦解和铲除传统社区。滕尼斯的这一见解后来被法国的杜尔干用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德国的马克斯·韦伯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反复认证。先哲们的这些论证目前都在中国应验。但就中国当前的现实和今后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而言，滕尼斯的分析还是最有关联性。例如，他说社会在词源上跟socialism（社会主义）接近，是一种讲究突破和一往无前的现代工具性的东西。社区在词源上跟communism（共产主义）接近，是一种讲究人文关怀的传统价值性的东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共产主义跟传统文化的兼容性更高，是一种综合全面的发展观。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则因为只讲功利不讲传统而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对照人性需求和人类历史，我们看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区都是人类群体必不可少的常态机制。它们的并列存在保障了人类个体和群体这两种存在形式。就个体而言，时间是线性的：花开能有几日红，人过青春无少年，是无可回避的规律。人们要抓住机遇建功立业，活出个体的价值和精彩。因此，他们会拥抱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但对群体而言，时间则是循环往复的：春去春又来，花落花会再开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而且，正因为个体会生老病死，所以群体要讲团结互惠。因此，人们也要追求礼仪秩序和永垂不朽的人文价值。简言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区，功利追求和人文关怀，完全可以相互兼容、并行不悖和相得益彰。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恰恰是一种相反的现象：由于现代社会通过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所以自我恶性膨胀，觉得自己就能满足人的一切需求，因此它就开始理直气壮地铲除传统社区。与此相比，只会讲究道德礼让和团结互惠的传统社区则在现代社会的扩张面前节节败退，近乎土崩瓦解。
现代社会铲除传统社区的利器是通过现代教育体系向青少年灌输唯物论。唯物论最明确的表述就是恩格斯说的人类社会两种生产。用两种生产的尺度来衡量，传统社区的文化生产者，包括维护社区传统秩序的家族和村社头人，包括维护道德和提供精神关怀的宗教从业者如和尚、喇嘛、阿訇、道士、巫师、萨满等等，都既不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不从事人口的生产。两种生产都不从事的人当然就是寄生虫。于是我们就理直气壮地铲除他们。
但是铲除了他们就等于铲除了传统社区文化的生产者和维护者，也就等于铲除了为我们这个社会生产集体价值、维护传统规范的机制。结果，我们当前的社会就面临着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系列困境：养老的困境、育儿的困境、生态环境的困境，还有发展的悖论、权力的腐败、信任危机和公共卫生的难题等等。我们敢说，没有社区文化的重建，没有社区权益的维护，没有一种能跟官府和商家进行公开和公平博弈的机制，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有长期互惠的意识和相互信任的机制。没有这样的意识和机制，社会就不能和谐，发展就不可持续。
那么如何重建传统社区？我们做田野工作写民族志、民俗志的人就要思考。我自己思考良久，觉得最好还是从反思西方唯物论的弊端、恢复中国文化的人文价值、重建有神的社区入手。那么我们在做调查研究和写民族志、民俗志时，就有一个理解、把握、呈现我们目标社区群体里的心态，即社区之神的命题。用“有神的社区”这个标准来衡量，现代城市里的居民小区，甚至居委会都只能算是社会，是维持社会，而不能算是社区。它们只有法理社会的法律法规，而没有社区之神和与之相应的礼俗和仪式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神在哪里？就在杜尔干讲的集体良知里，就在费孝通晚年要拓展的社会学视野里，就在活人的道德良心和他们的终极关怀里，就在我们要研究的民间礼俗中。
这种神要由我们做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的人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和体验，再通过我们用互惠来体现。谁跟谁互惠？除了人跟人，男人跟女人，我们跟目标社区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跟老年人之外，更重要的是人跟神、人跟自然、人跟祖先的互惠。这就是我前面讲的活人与死人和谐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志、民俗志要写的东西。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社区的心态史。如果一定要找个模板，那我说张承志老师的《心灵史》或许能当此任。
我原来想按顺序是接着铁梁兄的发言讲，顺便接接他的话碴儿。铁梁兄最近写了三本北京各区的民俗志，我觉得那里面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总之是关心活人，或者关心历史遗迹较多，但没有注意各地的人怎样对待死人，包括人死了怎么发丧，怎么埋，埋了之后还有什么习俗，这些习俗又对活人的行为和心态有些什么影响。我今年国庆节刚在京族地方做过几天调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这个社会活人都是平等的，因而谁都可以不听谁的。但在死人面前，事情就不一样。现代人平常都忙，总有不回家看老人的借口。但碰上一个跟死人、跟神明有关的节日，例如清明节，大家要去上坟，那我们再忙也要去。大家都这么想，大家都去，那仪式就办成了，社区共同体就有了精神。有了这个东西，老人也有了盼头儿，小孩也得到了慎终追远的教育，一些世俗的交往、娱乐和功利也能在那里办成，大家的心情都好了，生活也有了意义。这就是文化的功能。我是从农村来的，我们那儿村子里讲“人老是个宝，家里有老人吉祥”。后来离家念书，就再看不出老年人除了给年轻人累赘之外，还有什么宝处。现在城里人，包括各位在内可能也都是这么想吧？但教过这么多年书，接触这么多学生之后，我倒是有了一个体验：身边有老人，由老人带大，伺候过老人的孩子，他比那些只有父母没有老辈人的孩子更懂事儿，更会体贴人，因而更省心也更好教。现在我们都感到教书这活儿越来越难干，越干越没有意思，那原因是我们的学生当中，没跟老人生活过的城里孩子，因而不懂人事儿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得把民族志、民俗志里加上有神的社区这个内容吧。但铁梁兄毕竟还是有眼光。他写宣武区那一卷，讲到会馆时就写到了这些来自外地客死京城的寓客由会馆乡党安排安葬的事儿。这些外地人都是离开社区奔着城市社会的机会来的。但在城里，他们按籍贯形成会馆。乡党们平常在一起活动。一旦发生意外死亡，没人照顾后事时，会馆就会给他安排。这样的会馆就是一个精神社区，它对活人就有内聚力。
人死后在不在一起，对于活着的人之间的互惠行动也大有影响，因而对培育社区共同体的精神也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少数民族比汉人能团结，回族比别的少数民族更能团结。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共同应对生活压力。但回族活着有清真寺，死后有公墓。大家平时虽然也是天南地北地忙，但在精神上死生都是在一起的。我这样讲曾经遇到学生挑战。他们说藏人、蒙古人死后不埋在一起，他们的共同意识也很强啊。我说，他们是信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升到长生天去。那时大家还是会聚在一起，因而还是处在一个精神共同体里的。有了这个精神保障，大家平时自然就能多一层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善待。这是少数民族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的一条重要启示。
回想我们中国内地农村，至少还有七八亿农民。按每人活100岁来算，一年也应该有1%即大约几百万人死亡吧？按照现在的土地制度，这大约几百万人除非埋在家庭责任田里面，否则埋哪儿都是犯法。埋责任田里可以得个30至50年不变的稳当。埋其他地方，那就没有合法性，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长远保障。照这样想下去，咱们这个现代社会也算得上是一个“野鬼的时代”了。如果一个社会连死人都没有尊严，那么老人的尊严怎么会有？如果老人没有尊严，我们的尊严又怎么会有？大家都没有想要的尊严，你怎么指望他们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民德不厚，怎么会不弄出很多社会问题来？
现在大家都在讲人权，特别是弱势群体与少数人的权益。我说如果我们不由社区做主，还给农村的死人一些权益和尊严，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精神的社区。没有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农民就没有跟现代国家和公司等法人团体博弈的机制。没有这种机制，就培养不出社会的集体良知和普通人性。没有普通的人性，活人的人权就没有了根基。我想从费尔巴哈、马克思、滕尼斯、杜尔干、韦伯、马塞尔·莫斯到中国的费孝通等等，他们关心的问题都是一个，即怎么通过集体良知和精神关怀来达到互信和互惠，怎样通过互信互惠来强化社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进而实现人类的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的田野工作报告，无论你叫它民族志、民俗志还是文化志，都应该写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一直就摆在那里，但我们认识不到，看不出来。我们做研究的人在学问圈里修行这么多年，一辈子都快过去了，却连这么大一个问题都看不出来。这只能说明我们脑子也被时代同化，也变得很唯物主义了。我们虽然号称学者，关心的也不外乎是形、色、权、钱、利之类的东西，而不大关心人类生命、生活的价值和精神需求了。如果没有这个关怀，你说你把书读得再多再好，把理论方法和技术工具磨砺得再锋利剔透，它除了堆砌材料、制印垃圾、污染环境、挤占空间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呢？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开会研讨和反思的问题。一旦有了这个意识，我们凭着现有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工具，就能做出不亚于外国学者的学术产品出来。那就是中国的创新，就是国家的软实力了。
我最后的想法是，大家也别太悲观。中国毕竟在前进。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信物质生产和体力劳动。邓小平振臂一呼，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中国一下子思想解放，变得像今天这样富强起来。如果说当时的社会命题是穷则思变，那么今天我们的社会命题就应该是富而好礼了。在这个命题的要求下，我们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重建有神社区的目标，能不能先把人文研究的特殊性放下来，先说一句包括宗教、民俗在内的文化也是生产力，从事这些文化的生产和管理维护的人也是劳动者呢？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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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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