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莫曲布嫫：《民俗志表述范式的新探索》
[巴莫曲布嫫]民俗志表述范式的新探索
——评《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区卷本的阶段成果
作者：巴莫曲布嫫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5-07 | 点击数：294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志的撰述和研究可谓成果丰富，但北京民俗文化作为一个多元的有机体系从来没有被系统地描述过和分析过，尤其是未能从地域性文化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京畿地区的历时性的文化传承和共时性的民俗生活做出差别性的学术深描和贯通性解释。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北京市文联的统筹规划下，通过多方学术力量的协同攻关，最近出版了《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的《北京门头沟区卷》、《北京宣武区卷》（以下简称“区卷本”）和作为前期成果的《北京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手册》（以下简称“手册”），｛1｝这预示着当代民俗志学在京畿民俗文化及其当代变迁研究中的断层和缺环将有望得到弥补。更重要的是，这几种卷本的推出，实践了主编者所创导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调查工作模型与写作范式的主张，不仅为首都的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而且为当下全面启动的“中国民俗文化志”（3000种县卷本）工程，乃至为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民俗学教学、田野工作和理论研究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一系列探索已经突破了原有民俗文化志写作的囿限，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和深化了中国民俗志学的研究和写作实践。
一、当代“民俗志学”的实践意义
作为一个现代学术概念，“民俗志”或“民俗文化志”是由钟敬文先生在其“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学术构想中提出来的。钟老曾就“记录的民俗学”进行过界定和阐释，在谈及“记录的民俗学”时，他指出，“民俗是一种民众文化事象，对它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考察，它的资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这就关系到民俗志的问题”（钟敬文，1999：45）。民俗志学，包括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撰写的原则、观念和方法等。钟老的“民俗文化志”思考大体有三个学术来源：一是中国古代地方民俗志书传统，二是日本地域民俗学传统，三是西方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论。由此，“民俗志”这一术语，不仅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得到民俗学界的广泛认同，而且作为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资料学基础及其学理建构的重要基石，从理论到实践都体现出了“中国民俗学派”的一个基本追求（王杰文，2004）。虽然“民俗志”这个概念是钟老晚年才提出的，但与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民俗文化学”的整体学术构想也有密切的关联（钟敬文，1996）。北京区卷本作为刘铁梁教授倡导并主持的实验型民俗志写作的成果，既是对钟老“民俗文化学”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民俗学者对于当下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学术回应。该课题的组织、实施及其首批成果的推出，正是中国民俗学者在国际化学术对话和本土知识产出的双向互动中所形成的一个结果，当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界以及公众阅读社会引起积极的反响。
民俗文化好比汪洋大海。在当下社会文化的时空语境中，如何捕捉、记录、描写、传达、呈现、阐释和表述一系列互为关联的民俗细节、同时又充满着生活表情的民俗事象，既是一个田野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学术表述问题，更是一个学理思辨问题。课题主持人曾经指出，撰写民俗志是民俗学家的基本研究方式（刘铁梁，1998），《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北京课题组的工作流程就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为展开调查，他们首先搭建了具体可行的技术路线和操作框架，主要是针对当下城乡民俗文化的流存现状，编撰出《北京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手册》，包括“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北京民俗文化普查纲目”、“北京民俗文化研究资料索引”三部分。其中，特别从认识论和实践论两个层面，强调了北京民俗调查的整体性原则和特色性原则。这些都保证了在门头沟区进行试点普查和写作实践的成功。
以“标志性文化”作为重心，并用来统领北京城乡区域民俗志的书写，体现出高度的学术自觉和实践理性。“民俗文化的地方传承也就是在历史上被一再建构的地方性象征体系，其中若干重要文化事象具有标志性意义”（刘铁梁，2005）。志书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的认识，突破了既往民俗志分类写作中的平面罗列法，能够将民俗事象描述、叙事阐释、理论思考和文化解读贯通于“文化主题发现”的探究过程中，对宣武区和门头沟区民俗文化事象的生活意义及其传承的动力进行了总体的“盘点”和深入的解析。换言之，由于运用了“标志性文化”的核心理念，所以能够将民俗“区域型”的地方性表现牢牢抓住，通过对城乡民俗文化流存现状的深细考察，田野素材的精心筛选，以及在生活层面上紧扣民俗事象、民俗事件和民俗中的人，从而对区域民俗文化给予了重点突出同时又互为关联的描述与阐释。例如，《门头沟区卷》作为郊区民俗志书写的样卷本，以永定河、山道、煤窑、五十八村龙王大会、妙峰山庙会、京西幡会等标志性文化为主线写成；《宣武区卷》作为城区民俗志书写的样卷本，则着力描述城市空间的标志性文化现象，如大栅栏、琉璃厂、天桥、厂甸、牛街、同乡会馆等章节的书写。课题的理论创意、工作模型和操作经验，无疑都具有学科发展和文化建设所要求的前瞻性和前沿性，为中国民俗志的研究和表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表述范式
“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作为区域民俗志的一种新范式，具有很强的可实践性。课题组在操作上确定了三个原则：1．民俗普查和民俗志书写的时空维度及其界定；2．在“生活文化”或“生活层面的文化”的理解上对各地方民众的生活进行整体的观察；3．认清当下民俗文化的留存状态（刘铁梁， 2006）。针对“传统体例的民俗志对民俗事象的分类写作，存在着将作为整体并具有互释性的生活文化割裂的倾向”，课题负责人刘铁梁在继承钟老有关“民俗志”学术思考的同时，借鉴了民族志书写模式与解释人类学等相关理论，结合《北京民俗文化志·门头沟区卷》的田野调查与写作实践的反思，明确提出了“标志性文化”这一核心理念，倡导实现“以标志性文化统领民俗志写作”的范式，以期提升抢救与保护民俗文化的社会认同，显示出民俗学家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学术自觉。他进而从以下三方面对“标志性文化”的主要特征作出了明晰的理论阐述：其一，能反映这一地方的特殊历史进程和贡献；其二，能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精神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生命力；其三，能深刻地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等。他认为，“这种民俗志书写也将促进民俗文化调查的深入和研究范式的创新，对地方社会协调发展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具有参考价值”（刘铁梁，2006）。
《门头沟卷》的开篇，便在京畿文化的整体观照中来定位京郊门头沟地区民俗文化的特征，即首先从“自然环境”、“人文地理”和“民俗文化特点”对这一区域的“标志性文化”做出了精当的概括，同时着眼于乡村─城镇─京城─国家之间的互动与沟通。以下各章，则进入到“民俗生活层面”的具象描写和叙事阐析中。从“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行走在山道上”、“煤业生产与窑神信仰”、“五十八村龙王大会”、“妙峰山庙会”、“联村古幡会”、“山梆子与燕歌戏”、“缘分饼·秋粥节”、“山里头人与山外头人”等独特性的民俗文化事象进行以点带面的勾连。这种从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系统搜集资料，从发展变化的观点来把握写作对象的做法，既突出了门头沟地区“相对独立的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又从“山里／山外”或“沟里／沟外”的时空转接中印证了“门头沟各个区域之间形成阶梯状衔接的结构，在整体上与京城百姓生活互相依赖和紧密互动”。例如，由张士闪主笔的“联村古幡会”，着眼于民间记忆、社会历史演进和现实生存情境，从“三村走会”到“两村往来”，再到“五百人擎幡的集体欢腾”，将“民间幡会”作为一个联村仪式表演与地域性文化认同的当代个案，反映了京畿地区的社会记忆有着长久的历史影响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因而在区域性民俗文化传统的保护和研究中有着特定的个案价值和重要的学术空间。“标志性文化”这一书写主题的完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区域性本土民俗生活实践中的文化根脉与民众行为的现实存在。课题组不囿于既有的写作模式，以图、文、音、声并重的田野证据、传承人访谈记录和生动的民俗志观察资料，对既往“摆地摊式”（钟敬文先生课堂语）的平面罗列法进行了自觉矫正，同时也没有止步于域外民族志理论的简单借鉴，而是从中国民俗学的本土立场出发，以机敏而审慎的学理性思考，加之条分缕析的工作步骤，对过去既脱离文化语境又缺乏生活情境的既有写作方式，做出了有力的反拨。三、文化阐释与当代中国民俗志
田野工作是民俗学的学科特征之一，其知识产品就是民俗志，即民俗学者关于民俗事象的实地调查、描述记录、在场研究和叙事阐释，体现了民俗学者深入实地调查和努力再现民俗生活“表情”（钟敬文先生语）和民间生活“真型”（杨成志先生语）的学科特点和实证精神。美国人类学家James P． Spradley 和David W． McCurdy将“文化”定义为“与特定人群有关的习俗、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并指出任何具体的文化都有两面：自观与他观，或主位与客位；为了反映这两重性，他们进而又把文化定义为“人们习得的用于解释经验和产生社会行为的知识”，文化就成了支配和解释行为的意义体系（Spradley and McCurdy，1996）。这样的体系需要一种关于意义的理论、调查意义的方法论及转述意义的学术表述。本书系的“手册”和“区卷本”不仅提供了这种理论和方法论，而且为当代民俗志研究提供了文化主题发现和叙事阐释的写作范型。
两卷“区卷本”的共同点在于：1．以当下的实地田野调查资料为主要的写作依据，同时兼具历史流变性的观照； 2．以地方学者和学院派学者的双重视野融合为互照；3．以叙事阐释和理论分析相结合；4．以地方知识和本土话语为表述立场。这些特征贯穿在两种“区卷本”的写作中，每一“标志性”的民俗事象都有田野个案为支撑，通过生动的文化描写和精要的理论阐发来透视社会经济急剧变动时期北京城乡和相关村落特征化的民俗现实、日常生活实践及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在民俗志的表述方式上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1．突破了既往民俗志写作以大量二手材料为基础的“拼贴式”表述，尤其是避免了对民俗现实时空维度的忽略和漠视；2．突破了既往民俗志写作中一直偏爱的总体分类法（如“四分法”），避免了“见林不见木”的平面描述，同时也避免了现场调查和志书写作中的“四面出击”、“平均用力”和流于表层的扁平化书写；3．突破了过去民俗志写作和研究中过分倚重地方干部的视角或田野协力者的“中间叙述”，而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学术路线（赵世瑜教授这些年来的学理总结），从民众、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的“元叙事”与研究者的田野直接经验抽绎出学理性的叙事阐释，尤其关注到了对“传承人”和相关“民俗社区”的个案描写。
通观两种“区卷本”的写作，“以标志性文化统领民俗志写作”的范式转换，已然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学术取向，丰富了当代中国民俗志的表述。从民俗学这门现代学科的性质来说，它基本属于实证性的经验学科，以民俗志资料采集和现场研究的田野证据提供为内在理路，对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民俗生活做出整体的和联系的观照，同时又不乏个案研究的“以小见大”或“以一观十”的观察视角、叙事策略和学理阐释，从而归纳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理论原则。这些原则性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和范式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田野证据的获得、系统化的建档和学理性的再现。在这个方面，《门头沟卷》的集体作者，尤其是地方学者多年来搜集、记录、整理、考证和分析民间文献和口碑文献的丰富积累和实际经验，为志书的写作生色不少。如第二章和第五章中大量的鲜活例证主要来自他们自己的现场调研记录、口述史访谈和民俗志访谈，在转述、援引和自述的多主体叙事中娓娓道来，在协作完成门头沟“标志性文化”的民俗志构架的同时，将大量地方知识和本土话语引入读者的视听感觉式阅读。比如“山里头人与山外头人——方言土语与哭丧倌儿的传说”一章，通过“方言土语斋堂话”、“‘拉家’——哭丧倌儿的传说”和“门头沟风物传说”等节次，将当地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迄今天的语言民俗事象及其充满生活细节和生命情态的民间交流语境生动地呈现为一系列的“在场”叙事，许多精彩的生活话语场境、言语民俗行为和民俗事件及其背后的象征意涵，都出于张万顺和西村真志叶这两位作者自己田野研究成果的积累，连续引出的一个个实例有很强的说服力和阐释力。翻开全书，这样富有民俗意蕴及其文化主题发现的例证俯拾即是。
同样，《宣武区卷》翔实的内容、生动的例证和对京城鲜明的文化包容性特征的书写，也与这样一批具有深厚的田野经验和扎实的学术积累的作者队伍不可或分。从宣南的街巷民俗、胡同情趣到大栅栏的老字号生活，从“淘书”、“淘宝”的琉璃厂到新春正月的逛厂甸再到老天桥的五行八作，都将20世纪京城所经历的社会文化转型及其间诸多的民俗文化事象和民众的生存智慧生动地呈现出来；而从牛街的弟子玩意儿到宣南同乡会馆的寓客生活，这种关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叙事则将都城作为国家中心的民众生存领域做了一番可圈可点的书写和探究，再现了宣武民俗文化的兼容并蓄。全书每一章的开卷都概述和分析了标志着这个地区文化传承的主脉络及其时空转接的连续性，突显了宣南人、大栅栏人、琉璃厂人、天桥人、厂甸人、牛街人、内城人、外城人、北京人、外地人乃至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民俗人气，其中揭示出的“标志性文化”蕴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俗北京的文化多样性和现代性。对于中国民俗志学的书写实践来说，这本兼顾上中下三层文化交流、族际文化沟通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民俗志是一个切实的贡献。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种“区卷本”的写作都涉及到大量的民间语汇、方言土语，作者以高度的学术自觉站在地方知识和民众话语的立场，对行文中繁多的民俗言语、行业术语和专用词汇进行音义转写，从表述到引证大多能够依据通行的学术标准和注释规范，表现出撰述者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在相关叙述或分析中采用了民族志访谈的互动文本呈现，或以“直接引语”的话语转述方式及时传达田野调查对象的声音与自我评价，在学术研究中实践了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附录中由岳永逸制作的《图片资料表》也反映出集体作者的协同攻关精神和互补性操作经验，为民俗志学研究提供了“多边协作”和“信息共享”的学术共同体精神。四、回报社会的民俗志写作
课题的顺利实施和两种“区卷本”的推出，离不开一支功底深厚、视野开阔，地方知识与学理研究兼备的民俗学者的队伍，也是他们大胆进行创造性和开放性学术实践的结果。从课题的运作机制、组织方式、实施步骤和工作流程来看，志书的写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切实引领了我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例如，从2004年4月底，课题组进入北京市门头沟区，开始进行第一个县级民俗普查和新式民俗志写作的实验。他们与当地学者一起组成了30余人的队伍，先用一个月时间对原有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讨论，从6月至9月开展了村落调查和现场研究。这支民间文化保护的先行学术力量，可谓各有专攻，在民俗学的调研工作和民俗志的书写实践中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并互为补给，相得益彰，为民俗志学的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日益扩大了学术共同体的阵营。课题策划人刘铁梁教授一开始就提出的书写“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设想，经过充分讨论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普遍的认同，进而明确了新型民俗志学的工作方向与写作目标。在后续的工作实践中，课题组共同构筑起了科研院所、高校力量、地方学者、政府部门、传承人、民间社区等多重协同行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及其工作机制的创新，尤其注意吸纳地方学者和文化部门的专业人员与高校教师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联合组成调研队伍，利用当地现有人文资源和社会调查研究成果，研究民间文化在开放社会条件下的表现方式、现实功能和发展动向，建立起了多重协作的知识生产关系，为政府制订相关的保护措施提供认知框架和实证资料，探索出了民族文化建设的新体制和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模式。由此，课题组也为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本土化、方法论和理论的创新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学基础和操作性的经验框架，同步推进了地方的文化建设和相关基础学科的发展、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教学梯队的建设，对相关平行学科及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相信这种收获会在长期的绩效评估中日益突显出不可量化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的建都史。“在元、明、清时期，就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畿辅区域体系，在文化上也形成了京城、京郊、京畿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圈。在这些文化圈中，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与民俗文化形成多向互动，成为京畿地区的文化特色。无论建设‘大北京’，还是研究北京文化，都不应脱离对京畿文化的探讨”（赵世瑜，2004）。民俗学的区域研究、城镇研究和村落研究都具有相应的经验对象、实证方法和工作路线，而且民俗志写作及其叙事阐释力具有分析现、当代社会问题的巨大潜力。在理论和叙事的背后，许多个案研究都能成为处理基础问题而旨在应用的写作范式，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如何应用于社会，尤其是回应当下都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中诸多的现实问题也将产生积极的学术效益。例如，作为建构示范性和引领性的工作模型，课题首先将门头沟区和宣武区的标志性民俗文化与首都当代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技术路线可以说是课题组对京畿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在区域文化的分层深描、叙事阐释和学理研究上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学视角。“手册”和“区卷本”的推出为京畿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将民俗文本和区域—历史—文化内涵分析结合一体的“工作平台”，而“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写作的工作方略和操作手段所赋予的民俗学研究旨趣，对当前“大北京”的文化建设也有着示范性的意义。
项目的实施，体现了求真务实的工作原则，反映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写作的创新理念及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也为引领、补阙、丰富和完善我国民俗志学构建了一种可资参照的操作框架。诚如刘铁梁指出的那样，“正像类分式民俗志不是唯一的选择一样，我们这种民俗志的书写模式也不是唯一的。我们的目的是，不妨将标志性文化作为更新民俗调查方法和改变传统民俗志书写方式的一种理念”（刘铁梁，2005）。毋庸置疑，这种基于更新书写“理念”的呼吁依然需要更多“声音”的支持，乃至接受更多写作实践的进一步验证。由于课题立论的历史跨度大，锁定的地理范围广，涉及的个案视点较多，因而工作难度与学术挑战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以下谨以初步阅读的印象对课题成果的深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推进北京各城区民俗文化志写作，对标志性民俗文化区域之间互动和交流做进一步的深拓。例如，“联村古幡会”的仪式化表演及其信仰圈的形成与发展当从京畿地区的社会文化观照中加以把握，比如宣武区也有擎幡走会的传统。刘铁梁教授提出从京畿文化“三大板块性区域”（门头沟、宣武和朝阳）的迁移对流、城乡关系、多重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历史和现实的互动来理解本地幡会传承的主要特征，但在这个环节上还展开得不够充分。只有在“跨区域研究”的比较视野中深入探讨京城、京郊、京畿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圈（赵世瑜教授提出并论证），丰富和发展首都民俗志写作及其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这一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课题，以实现地域间乃至族际间的文化沟通与文化理解。
第二，“志书”采用绘图、制表、排序、图示的工作方法值得肯定，但尚缺乏将区域性研究案例和历史－社会－文化的归总分析结合起来进行互照阐释的有效手段，因而也就削弱了多重证据法的书写深度和研究力度，比如《门头沟卷》的“京西古道示意图”（第99页）尚未结合长城走向来分析京畿文化与长城内外的区域性文化乃至族际文化之间的沟通、颉颃、协商和交流（此据赵世瑜教授最近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的观点）；而“潭戒古香道示意图”、“妙峰山香道示意图”和“百花山香道示意图”（第100－102页）在庙宇的分布、香道的走向与城镇／村落民俗空间上的意义关联也未涉及，今后如有修订重版的机会，建议将这些图示性的说明纳入到叙事阐释的呼应中去呈现，以避免图表理论工具意义的流失。
第三，两卷“志书”在写作体例上略有殊异，《宣武卷》所附的“信息提供者小传”当以推广；各卷都当附上地方民俗专用术语的普通话和方言土语的对照表；“手册”和两卷“志书”的英文提要翻译和目录的英译和排版也还存在着一定的遗憾。以上这些细节，建议在今后的修订过程中予以修正和弥补。
第四，建议在人文与科技两个维度上采取重大的整合措施，从区域性民俗文化资源的信息化采集、存储、管理、应用和开发等环节继续深化“北京民俗文化志”的工作成果，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实现民俗文化资源及其信息化建设的数字化、数据化和网络化的跨越式发展，高效率地为科研、教学、政府与公众提供所需的信息服务，从而使音影图文资料储备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利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信息共享。
第五，建议北京市文联和相关文化行政部门进一步深化和转化课题组的成果，将课题的书写成果、具体经验、写作方略和工作模型切实推广到当下《中国民俗志》（3000种县卷本）工程的实施中。如果从事“中国民俗志”书写的工作者都能读一读这些成果，相信会避免一些低于上世纪民俗志书写作水平的失误和错置，稳步地推进我们的民俗志撰写和民俗学研究，切实做好当下正在蓬勃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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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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