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人类学 ————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 （一）
徐新建 《从文学到人类学 ————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 》（一）
转引自
http://www.anthropology.net.cn/b ... &extra=page%3D4
摘 要 :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可以简括为田野考察和民族志写作。长久以来对于前者关注较多 ,而对后者讨论较少。本文聚焦于民族志的书写层面,结合文学与人类学的内在关联,通过问答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对特定族群写“志”这一点上 ,人类学可被视为一种文学 ;反之 ,文学也是人类学。
关键词 :民族志 ;写文化 ;文学人类学
一、问题的起点 :关于民族志的反思
提问者的基本内容 : 1.文化如何被书写、被对象化研究 ? 2.文化为何被这样书写和对象化 ? 3.对民族志作者的访谈和书写反思。
回答前的基本说明 :关于“民族志与文化书写 ”这个话题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你们设计的问题比较宽泛 ,今天我只能粗略提及。其中一些我会按照顺序大致回答 ,有些可能打乱 ,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的相关性是可以重新整合的。为什么这个话题我比较感兴趣呢 ?因为从“文化书写 ”这个背景来谈民族志 ,从这个语境进入 ,就取得了一个特殊的角度。自从人类学诞生以来我们就在讲民族志 ,但今天要谈的是“文化书写 ”,或者可以叫“写文化 ”。W rit—ing Culture是上世纪 60年代以来的经典著作 [1] ,以这本书为标志的一批反思性作品 ,对人类学的传统进行了整体性质疑。在此以后 ,人类学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民族志与文化书写 ”是一个比较要害的问题。
(一 )讨论民族志问题的两个角度
第一个是西方角度。西方的人类学可以不考虑也不照顾“非西方传统 ”,而有其自己的生长与社会环境和学术史脉络 ,所以西方的问题在民族志反思中有一个西方的语境和西方的演变。另外是非西方角度。民族志被介绍到非西方世界 (印度和中国等等 )后 ,发生了很大改变。
我们国内的人类学界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常常忽略这种西方和非西方的区分 ,习惯于把二者混淆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话语之中。我们常常模糊这种边界 ,比如在一篇文章里 ,既讨论费孝通、林耀华 ,又讨论马林诺夫斯基、萨林斯 ,而且往往拿西方的理论来论证我们自己的观点 ,或者用我们的材料去质疑西方。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民族志的发展 ,西方有一个自身的转折过程 ,并且它有两个语境。对于中国学者和非西方学者而言 ,这两个语境就是“本土 ”和“西方 ”。
(二 )民族志需要重新界定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澄清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民族志需要重新界定。 “民族志 ”这个词在相关学科的写作中 ,已经成为了一个流行语。对一定比例的学者来说 ,他们用的是“民族志 ”的形容词意义 ,是一种借用、挪用和引申。 “民族志 ”在西方是 ethnography,在西方语境里 ,其含义非常丰富。对中国人来说 ,如果参与 “民族志 ”意义的讨论 ,就必须进入西语的语境里去 ,必须用西语的文本和概念 ,甚至用这个词的母语来对话。反过来也一样 ,即西方的汉学家讨论《庄子》和《诗经》 ,也会面临一样的困境 :汉语经验与西文世界的问题是不对称的。对于这种隔膜 ,我曾经有过体会。我在康奈尔大学参加过一个暑期的工作坊 (workshop) ,讨论文化研究 ,发现很难理解他们讨论的东西。因为我们通过翻译过来的 “文化研究 ”思考时 ,已经树立了一种选择 ,于是就通过这种选择建构一个西方的假象 ,认为他们就应该讨论某些 (在我们选择范围之内的 )问题。实际上不是。他们用的材料非常奇怪 ,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后来我理解了 ,人家或许一开始就不会假设一个普世性的话语 ,也不会假设一定要让非西方人也能参与到讨论中。因此 一个有效的、被共同使用的,即以人类学为代表的诸学科都在使用的词语。“民族志”在汉语经验中是有效的,因为它成为了当下文化生产的基本材料和元素。但即便我们不参与西语原创语境的讨论,而是在汉语世界中,把它作是被定义为有明确翻译对象作参照的“翻译的词语”题,我们假定“民族志”己的新对象。,一个母语所指涉的文化语境 ,其从语词到事象之间的完整性是我们要面对的。
(三 )民族志与汉语世界
我们再回到民族志。我们现在不追踪这个词的汉语翻译史与选词的准确与否 ,而是假定它在汉语中已经成为为一个有效的、有历史厚度的词语来讨论 ,还是有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民族志 ”不是汉语的原创术语 ,而,那么 ,“民族志 ”三个字能否准确指涉 ethnography?第二个问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镜像 ,而是借助翻译进入到汉语世界当中 ,成为一个新词语 ,并有了自己的新对象。
我觉得 ,“民族志 ”这个词一旦翻译进来 ,就同时具备了两个意义。首先它有西语的指涉性。在这种情况下 ,理解它的翻译意义时必须严谨。比如在解读马林诺夫斯基、布朗、格尔茨等西方学者的原创性 ethnography时 ,对这个意义的本源要严守。这是第一个语义维度或功能。第二个维度 ,当它移植过来 ,用来指涉和分析汉字的语言状态时 ,应注意它已产生了的新义。这是被很多人忽略的。这个“新义 ”在时间上有两个引申的空间 ,它可以激活传统中类似的词语 ,比如 “方志 ”、“竹枝词 ”等等。我们现在可以用“民族志 ”来讲司马迁的《史记 ·西南夷列传》 ,因为它有类似的品格和功能。
问 :现在很多人觉得方志就是民族志的一种。
答 :不光是觉得 ,很多人还这样阐释 ,也这样运用。一个新的西方术语进入汉语书写之后 ,紧接着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改写传统 ,即使本土的文化资源 “西语化 ”。“民 ”、“族 ”、“志 ”这三个字都具备汉字故有词语的基本意义 ,所以能够唤起新的想象。比如《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 ,它们是按其作者时代的历史书写的框架和内在结构来创作的 ,在这点上与所谓的民族志也不相上下。而民族志被介绍进来以后 ,传统的书写结构在认知上就被改变了 ,或者说获得了一个新的视野。实际上 ,中国文化书写的内在结构 ,与后世进入的翻译词语一样 ,有着不相上下的自我规定性 ,比如 “本纪 ”、“列传 ”、“方志 ”等。因此 ,“民族志 ”这个词的新意义只有通过与传统对照才可寻找。反之亦然。例如通过民族志文体的对照 ,《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等就获得了新的规定性和新的含义。
另外一个维度是古人没解释过的东西 ,像藏族、羌族的文献。 “民族志 ”作为一个翻译词语进来以后 ,就从现实向未来延伸 ,从而取得一个新的对应关系 :用符号对应现实。这个对应是一个庞大的过程 ,但我们现在不讨论民族志的具体时代演变。现在叫民族志的东西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 ,大家把它当成一个新的范畴去重新规定现实的对象 ,出现了很多影响巨大的作品。所以 ,民族志的翻译、挪用和延伸在汉语世界是值得追问的。
(四 )与民族志相关的其他话题
我现在是把那些可以在更大框架中讨论的话题聚焦在民族志加以阐明。你们问卷里的“民族志 ”好像并没有准确的界定 ,但是我可以理解为 ,(你们的定义是 )人类学“写文化 ”的基本目标及其实践和结果 ,即把民族志视为写文化的文类和文本。这样的解释不是不可以 ,但还是会引起歧义 ,此界定与他人比如我所理解的民族志是否一致 ?如果我们双方讲的民族志有分歧 ,这个访谈和对话就会有误差 ,甚至南辕北辙。
问 :像我理解的民族志就是社会志、人物志、交通志、工商志等等 ,民族志只是方志中的一个分类 ,是志书。
答 :对 ,这个提醒很重要 ,很多人类学家都忽略了这一点。你讲的这个分类系统是方志的分类系统 ,把民族当成一个研究对象 ,把志看成一个文类。事实上 ,与志书不同 ,人类学所讲的民族志是有唯一性的。人类学者到一个田野点进行深入观察 ,写出一个完整的文本 ,即所谓的 ethnography,包括了社会、人口、交通、生态等等。所以人类学的 “民族 ”含义是一群人的整体生活。
问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民族志是关于某一个民族的从历史到现实的 (完整 )描写。
答 :也不错 ,这样的解释是有效的 ,而且被大量使用。我的判断是 :在大陆 ,你说的这种民族志在数量上超过了 (西方语义中 )人类学家讲的民族志。因为每一个地方只要涉及民族 ,就有这种民族志。可能对于一般的民族工作者和政府工作人员而言 ,他们理解中的民族志大部分都是你讲的这种 ,因为它可见。但是人类学要讨论的民族志不是这种。你讲的民族志是客观化描述某一个族群的基本面貌和历史变化 ,与它并列的是人口统计、地理交通以及历史沿革和教育、军事、法律状况等。
正因为如此 ,当我们理解了民族志来源的两个语境和在汉语书写中有两个维度之后 ,就必须有一个界定 ,我们在讨论哪种意义上的民族志 ?如果不界定 ,就很难对话。但问题还不仅如此。回到人类学理解中的民族志 ,问题还是很多。我本人的态度是 ,就目前来讲 ,我不倾向于为它做出一个限定性的规范 “民族志”所关涉的学术话语,也包含学者个人的学术实,而是倾向于认为 ,它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对一个词的见解应该是开放性的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 ,可以是多维度 ,不过由此出现的负面结果是在对话当中会有歧义。怎么办 ?只有通过讨论时对具体语境加以解释 ,加以限定 ,来获得有效的交流。讨论“民族志 ”范畴的本身 ,就是此学问所要求的基本功。
另外一点说明是 ,今天这些问题的回答 ,既涉及关键词践和整个学科的来龙去脉。如果不用这些东西来完整烘托,问题是讲不清楚的。我们当然也可以三言两语地回答,但最好是有一个话语的关涉性。今天在此采用的这种问答,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显然不能展开,只能宽泛地谈。这样做的危险是,截取的片断能否反映某个人的真实见解?我想这很难,所以需要作一些基础性的补充。以我为例 ,如果要把这些问题说清楚 ,就要涉及 “我个人 ”与“民族志相关的研究 ”这两个话题 ,也就是说 ,学者个体呈现和学科整体状况的呈现 ,这两者是有互文性的。我很怀疑像这样的访谈能否对某个人的某一观点有完整的理解。
二、民族志实践的个人经验
问 :能否介绍一下您所做过的民族志研究 ?
答 :为了交谈和理解的有效性 ,我们常常不得不省略对与“民族志 ”词语有关的那些模糊性歧义的讨论。也就是说 ,首先得假定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个宽泛意义的民族志概念 ,并且彼此能够理解。为此 ,我只能放大民族志的含义 ,使之相当于用人类学或者类似于人类学的 “文本书写 ”方式去描述某种文化。
(一 )文学与人类学在民族志意义上的异同
人类学的民族志里面有很严谨的界定 ,你必须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或一个族群一个族群去描写 ,如果你只是去作一篇文章、写一个局部 ,即便是有细节的实录 ,也不叫民族志 ,而叫 “民族志式的写作 ”。对此常常是很较真的 ,比如有的作家兼学者 ,他们的作品虽然使用了 “人类学写作 ”这样的字眼 ,但还是被称为文学写作而不是民族志。后者是具备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你可以用第一人称 ,可以出现 “我 ” ,可以有场景和故事 ,但是不能编造 ,不能虚构 ,因为民族志是 fact不是 fiction。“描写 ”和“虚构 ”不是一回事 ,“建构 ”与“虚构 ”也不是一回事。
文学和人类学的作者都要塑造与读者的关系 ,而且也都通过文本来实现 ,但各自依据的手段不同 ;在民族志意义上说 ,也就是 “描写 ”和“虚构 ”的不同。
民族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值得探讨的。它有一个文本特性 ,所以不容易界定。我刚才说的 ,民族志是“通过人类学方式对特定文化进行的描写 ”。但是 ,很多东西都在写文化 ,文学也在写文化。民族志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 ,还有几个规定性的要素 ,即它有一种自我规定性 ,也就是说 ,它有着某种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客观化承诺。民族志向读者承诺 :我写的这个东西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个客观性和事实性的存在。文学作品也有一个承诺 :当我标明它为小说、诗歌或其他被认定的文学体裁时 ,我承诺这个东西不是实证的 ,所以很多文学作品都特地注明 “此为虚构 ,请勿对号入座 ”。
一个文类之所以能成立并在人群中流传 ,不是那么简单的。写作从一种个人的默想形式转化为公共话语 ,成为人与人的有效交流媒介 ,自然有一些契约性的东西在相互约束和承诺。当然 ,你也可以把前秦的《诗经》或但丁的《神曲》当作民族志来读。这是读者的权利 ,但这样做违背了制造者的原意。其实文类的区别有很多种 ,我们在此强调民族志与小说不同 ,分别代表了两种类型 :真实与虚构。
民族志的首要读者是学科同行 ,它不是为大众写的 ,而是写给学术圈里的人或者决策者看的。在西方 ,民族志最早是一种对远方异族的社会调查 ,直接的功用是要解决问题。例如调查一个非洲部落 ,就对那里的人群、物产以及生活习俗等加以描写和分析 ,以便看能不能被调查者自身的社会比如西方基督教文化所感化 ,诸如此类。我的意思是 ,民族志如果跟小说相区别 ,它在功能上界定了自己的一种阅读关系和阅读承诺 :真实性、客观性、实证性和科学性。这些承诺是可以被证实 (或证伪 ),也就是经得起检验的。比如说 ,民族志的科学性在于实验的可重复。民族志历史上的几个公案就很有意思 ,如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 [2]后来被弗里曼 “揭穿 ”,说它是谎言 [3]。我们暂不去辩论谁对谁错 ,这个 “揭穿 ”之所以能够成立 ,就是因为在规定性上承诺了民族志的科学标准。
(二 )我所实践的民族志
我做过实证性的研究 ,也写过虚构性的作品。比方在黔东南 ,表面上看我主要有两种写作。一种是虚构性的文学 ,如《梦回酒醒古州行》 ,另外一种则是可以称之为民族志的文本 ,其特征是纪实、分析和研究。可是也有一些不好分类 ,比如 2001年写的《沿河走寨吃相思》 ,是描写从贵州小黄到广西高安参加侗族歌会的实录。就此而论 ,文体的分类是人为和相对的，其中的边界不可僵化，,相关的讨论也要留有余地。要我自己概括的话,我的民族志实践有一个特点,就是介于文学与人类学之间,或者说兼有文学与人类学属性。对于具体文本而言,差别只是在两个纬度中的偏重不同罢了。
到目前为止 ,我的民族志实践大致关涉的地方、人群和文化事象有: 1. 苗族祭祖:黔东南;2侗族大歌. :黔东南、广西三江 ; 3.布依砍牛 :贵阳郊区 ; 4. “穿青 ”还愿:黔西北; 5.川西林盘:都江堰至龙泉驿的乡土农居; 6.横断山古碉楼 :四川、西藏高山地带; 7.西南火把节: 四川凉山、云南大理、楚雄 (彝语支民族地区 ); 8.转山与朝圣:四川阿坝、甘孜、甘南(藏彝走廊)。
自1980年代以来,在上述相关论域里我前后写了一些作品。这里只能举例说明。其中,在更偏向于研究性的类型中,比较完整的一本是研究贵阳近郊一个布依族村寨“罗吏目”,的《罗吏实录》。我了解那个地方差不多有三十年了。我念小学的时候曾去罗吏目与农民相处 ,由此建立了我心目中关于农村的第一印象。很多年以后又跟着知青回访 ,看到四周的苗族在那里跳场 ,于是又建立了关于少数民族的节日印象。知青是汉族 ,代表新文化 ,通常把农民和少数民族看成是需要教育的对象。那时城里人到农村的任务就是传播新文化。当年经验使我有了一种对异文化的体会 ,觉得 “他们 ”跟“我们 ”不一样。多年以后 ,我在社科院工作 ,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和科学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这个地方。这个村子是我进行了比较完整研究的一个点。我在写出的作品里用 “实录 ”这个词 ,是一种强调和追求 ,超越早年的经验与认知。
此外还写过一些单篇报告。我关于傩文化的报告有几个。傩在西南、在贵州有很多种类 ,有彝族的“撮太吉 ” ,像威宁的彝族也戴面具 ,不过不一样 ;还有安顺的地戏 ,也就是屯堡人 ,是军傩。相比之下 ,贵州织金的情况比较特殊 ,当地的一个支系叫 “穿青人 ” ,在我国现行的民族划分里被叫做“待识别民族 ”。我研究他们的还愿仪式 ,用的方式也是观察、访问、记录、整理 ,最后呈现为图文并置的文本。类似的还有关于南部侗族的 “吃新节 ”报告 ,记录黔东南一个侗族村寨 “小黄 ”的一次歌节过程 ,内容也主要是现场的观察访问、记录整理和综合分析。其他还有关于贵州月亮山的苗族 “牯脏节 ”、四川阿坝州的生态状况与旅游开发的考察实录等。
(三 )从实践中引起的民族志反思
根据我的经验 ,民族志实践与传统文学采风和书写及社会学调查与研究相比 ,一个明显的区分是 ,它的对象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群 — ——民族或族群 ,其中 ,对象的族性特征被强调。为什么社会学调查不成为民族志呢 ?因为它淡化了民族性和族群特征 ,而强调社会性。这里说一个插曲。 Ethnography的词根是 ethno,在现代汉语中它通常被翻译为 “族群 ” ,与汉语的 “民族 ”不相对应。若要硬译的话 ,似乎该译成“族群志 ” (以前也有人译成“人种志 ” )。另一方面 ,现在的 “民族 ”这个词 ,由古字 “民 ”和“族 ”合成 ,产生出的是一个新的现代含义 ,与“民 ”和“族 ”也均不对等。所以追究起来 ,把 ethnography翻译成 “民族志 ”或“族群志 ”也不准确。此外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 ,学者们有时所强调的是文化而不是族群 ,这样 ,就有人干脆把它译成 “文化志 ”。我觉得这样译也不能算错 ,因为人类学强调的就是文化 ,民族志就是对某地某一特定人群的描写。相比之下 “文化 ”更具有涵盖性 ,所以我们叫“文化书写 ”不叫“民族书写 ” ,叫“写文化 ”不叫 “写民族 ”。或许道理就在于此。
徐新建 (1955-),男 ,贵州贵阳人 ,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教授 ,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文学与人类学研究。
注：本文是在有关民族志问答基础上的整理和改写。问题提出者是云南师范大学李立 ,访问者是《西藏研究》刘红娟 ,整理者为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王立杰、安琪。2008年 4月问答。
摘录：《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