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科学与实证
尹虎彬
“口头传统”这个词有两个含义。首先，它指的是一个过程，其次，它指的是这个过程的产物。
田野作业本来是民族志学的看家本领，这一手段被人文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所应用。民族志学和语言学一样，它们的实证性、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尤其克服了古典学从书本到书本这一做法的局限，克服了形而上学的先验论观点。中国古典诗歌中赋比兴问题，从朱熹到清儒凡一千年，所探讨的问题也止于书斋经典，因此它遗留至今的也只是个古典修辞学的问题。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它在百年间的突飞猛进，主要是新材料和新的实验提供的。以诗治诗也最终止步于诗。对口头诗歌来说，民族志的意义是提供了文本之外的可以观察的诗的现实。
一、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与民族史诗的再发现
19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世界历史面向现代工业社会。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因此，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此人们开始对口述的半口述的以及源于口述的文化予以重视。如德国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 William Grimm,1786-1859）便是典型的一个例子。
塞族和克族的史诗：史诗的魅力在于，它们是民族历史真实性的写照。塞族和克族的史诗主要反映了16-17世纪反抗土耳其侵略的内容。基督教的英雄为马尔科王子，穆斯林英雄是阿利亚和穆斯塔伊贝伊，双方交战于土耳其的边境地区。穆斯林的游击队一般为30人的组织，他们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向往专制暴政、冒险生活，这些在史诗里都有反映；此外还有下面这样一些司空见惯的内容，像抢掠财物、美女、少妇，参加摩登婚礼、袭击婚礼客人、释放被劫持的妇女，捉拿勇士，策马远征，竞技，欢宴，土耳其人的惊人的酒量，穆斯林对逝去的岁月的留恋……歌手和听众都认为以上这样一些内容是真实的。
民族史诗面临死亡，原因是上述那样一些历史已经不复存在了，如6世纪的边境战争。知识分子不再喜欢旧的风俗，像旷日持久的婚礼，年轻人更加喜欢的是抒情的短诗、歌曲。现代教育普及，反抗土耳其人的斗争已经过去，史诗失去了她的社会、历史的支撑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史诗受到欧洲的浪漫主义者、语文学家、民族志学者、爱国诗人的热烈关注，但是，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却并不熟悉这些作品。
二、帕里史诗观念
显然，帕里对19世纪民俗学关注历史重建的方法不满足。比如，流传学派，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了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时代、民族和国家中的流传，特别注重民俗事象之起源的研究。欧洲学者所谓的“英雄史诗”在帕里看来是诗歌与历史不分。他以为“英雄的”这样的内容，它不是口头诗歌经验知识的范畴。而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内容。对社会、历史的了解不可能解决史诗本身的问题。总之，19世纪民俗学的一些大的理论假设，如社会进化学说、语言学的历史重建的方法、起源论以及传播学等，都不是帕里专注的问题，他关心的是民俗事象的内部运作过程。即口头诗歌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比它的起源更加重要。
以下为帕里在1935年“故事歌手”的一段话：
“若将口承知识与文学相对照，自然可以将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相对照，但迄今没有一个批评家这样做，即便有兼通这两种诗歌的人，他也不过是试图寻找他们的相似点。那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接触到不识字人们的诗歌，但他们不可能客观地判断口头诗歌的优劣，与此同时，那些拥有文学背景的人，他们出版口头作品，也只不过想表现出，这些口头诗歌和文学一样精湛。而只有那些研究早期诗歌的人，才有可能同时地接触到口承知识和文学。”
歌手：强有力的嗓音，能唱出音高；吐字清晰；善于用乐器配合；这些都需要体力。演奏时的身形的变动，肺活量的大小，每一段演唱之间的喘息；喉咙肌肉的紧张，铁嘴钢牙的天赋，这些都使得吟诵成为折磨人的差使，半小时即可让歌手声嘶力竭。歌手的每一段表演的长度受到其体力状况决定，歌手决定暂停的地方正是他唱不下去的时候，而能唱多长时间则取决于他的年龄、体力、感觉、发音器官的状况，最后取决于他被观众打动的程度。
帕里就是在咖啡馆里找到著名歌手阿夫多的：
“这位身材矮小朴实的农民，他的喉咙因为甲状腺肿而变形。他两腿交叉地坐在凳子上，拉起古斯莱，伴着乐曲的旋律摇动身体。他唱的很快，有时顾不上曲子，随着琴弓在弦上来回轻轻的滑动，阿夫多以最快的速度口述诗行。”
三、田野工作与意识形态问题
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国或一民族之内的民众，她的知识人往往对民众的、底层的、口头的、古老的传统可能并不感兴趣，因为文化有上下层分野。史诗原来为上层贵族的娱乐，今天成为大众民间的娱乐，它在走向死亡。知识精英趋之若骛的是新的外来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也是受到外来压力的冲击而引起的。18-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伴随本国民众的启蒙，当然要利用民间的东西，这种利用也留给我们学术上的后遗症。爱国的民族的民主的知识人，他们可能凭借一时之需要，关心民众的口头文学。如中国的五四歌谣学运动、解放区的民歌运动，有民族革命的因素。帕里的工作主要是学术的，而非意识形态的。但是，他的研究的确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当代学者认为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史诗研究中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南斯拉夫的故事歌手与巴尔干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相关联。“穆斯林和基督教歌手，用同样的语言吟诵，遵循同样的步格，他们用同样的程式化的主题材料。他们之间的区别则是英雄或反面人物的民族自我意识以及歌的长度。”
洛德指出过穆斯林歌与基督教歌相比，很少受到经典出版物的影响，他对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没有给予价值评价。塞族把武克·卡拉吉奇和涅戈什的史诗集子奉为圭臬，后来共产党政府又将这些史诗编进学校的教科书，作为民族的精神食粮。但穆斯林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把任何作品捧为经典。
巴尔干专家又是如何看待帕里对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的影响呢？
“武克的工作与帕里、洛德的研究，二者的分歧最终归因于他们各自接受的任务不同，而不是材料本身（他们都属于西方，都在南斯拉夫）的不同。武克搜集的歌大多被视为文学，四平八稳的文本，当然也是经典的一部分。这些被奉为经典的东西，当然不可避免地与塞尔维亚的民族自我意识问题相互关联。而帕里和洛德搜集的歌被看作是粗糙的田野资料，是理论的基础，有些学者，尤其是那些没有原文知识的人，批评这些歌缺乏西方史诗那样的美学标准。”
(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3-9-1 20: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