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城市文化评论》2012年6月17日 作者：杨立青
【核心提示】在文化研究领域，台湾和香港的相关研究因其特殊的历史和经验可能并不为内地文化研究界所广泛了解。作为李陀、王晓明主编的“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香港学者马杰伟的这本《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却有可能悄然改变上述知识状况，并让我们从中看到香港文化研究本身的活力与变化。
在文化研究领域，台湾和香港的相关研究因其特殊的历史和经验可能并不为内地文化研究界所广泛了解。作为李陀、王晓明主编的“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香港学者马杰伟的这本《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却有可能悄然改变上述知识状况，并让我们从中看到香港文化研究本身的活力与变化。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一般论述意义的“南中国”，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指一个特定的空间(港澳之外的珠三角地区)，同时也蕴涵了因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呈现出的微妙、深刻的文化政治内容。当然，在本书中，作者并没对此做出更多的暗示或强调，毋宁说，“南中国”在此仅仅是一个窥视和分析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问题及未来走向的一个窗口或试验场，尤其是其“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的自觉运用，对国内太多的借助文本、符号分析的文化研究，不啻是一种反拨和纠正，其方法论意义，是特别值得加以借鉴和阐扬的。
“文化研究”有着自身的概念与理论体系，这也许构成一个学科得以立足的前提或基础(国内几年前出版的《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等即为明证)。但问题是，对于研究实践而言，每一个概念或理论预设都必须得到现实相应的质询或“拷打”，它们在全球的穿行必须经受“在地化”的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检验，其理论合理性或解释力才能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加强。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从来都是双向互动的产物，没有一种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关系的建立，文化研究将了无生气。事实上，前些年国内蔚为大观的“文化研究”热潮，总体上之所以没能让人满意，甚至招致诸如“庸俗化”的指责，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仅仅满足于对新潮概念和理论的生硬借用，在文本、符号分析中自得其乐，并显示出不无轻松的俯视式研究姿态，却恰恰忽视乃至取消了对作为文化研究最重要对象的“人”具体的生存境遇的中肯分析，无疑是其中最为重大的理论失误和路径偏向。
与之相比，马杰伟及其研究团队(参与者有传媒学者、社会学家、历史学研究生、剧场工作者和摄影师)，从一开始就本着在西方理论(如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与非西方(南中国)的现实进行参照、对话的本意，在部分印证西方理论广泛的解释力的同时，也借助现实展开与理论的对话，从而填补、修正理论本身的盲点和局限。而这一切，都从“南中国”开始，或者说，从民族志视野中的南中国文化研究开始。
在作者看来，南中国之所以值得成为研究的对象，是因为珠三角作为中国近30年来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它是“压缩式现代性”的典型代表。在吉登斯(Giddens)等人的现代性理论中，有“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高度现代性)之分，第一现代性由国族和市场两大动力驱动，其特征包括巨额资本主义、线形发展、福特式大型生产、大范围社会控制、工具理性的全面行使等;第二现代性的特征则是知识的快速更迭、工作空间的跨国自由重组、后福特时代的全球劳动力分工、想像空间重构现实空间以及全球资本和移民的非线形移动等。而所谓“压缩式现代性”，是指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混杂、并置状态：珠三角地区正由都会向后都会转向的进程中，在这样一个网络中显示出的灵活性和混杂性要比其西方同类的形态更加富有活力、更难以预测、更有地方色彩，这种特殊的社会构成即为“压缩式现代性”(《绪论》)。
显而易见，“压缩式现代性”是该书最为核心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其文化研究的理论逻辑起点。那么，如何检验南中国的“压缩式现代性”呢?作者采取了田野调查和参与式访问的方式，也就是社会学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从2001年开始，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在深圳、东莞、广州等地的田野调查中，主要以工厂和酒吧为目标场所，通过生产和消费两大环节，来考察、分析千年之交的中国如何转向现代世界，以及中国现代性飞跃时的巨大变迁又是如何彻底改造微观生命政治及其轨道的：“简言之，我们希望记录劳动与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十分重要。首先，它既是中国开放改革和市场化的产物，但也可能成为推动中国面向世界的力量……其次，以消费及生活方式作为个性标记的城市文化，愈来愈有一种跨地区、跨文化的全球趋同倾向……其三，回到我们作为一个香港的研究者的位置，探讨中国消费文化的形成，其实也可从中透视香港文化的变迁。”(207页)就此而言，“压缩式现代性”既是作者的一种理论预设，同时它也是作者观察、分析以及与相关现代性理论进行对话的结果。
但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无论是工厂还是酒吧，生产还是消费，这里关注的主体都是大量存在于珠三角的“民工”，而不是其他阶层或族群。他们不仅是发达的珠三角制造业中“生产”环节的最重要力量，同时也是珠三角最为重要的消费群体之一。这不仅指他们本身的日常消费活动，同时也指他们通过对现代城市的消费方式的“习得”，极大地扩展了消费主义的广度与深度，从而在更大意义上凸显和印证了中国消费社会的文化症候的形成。
该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专题”中，作者选取了若干主题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但其切入点却正如书名所示，分别是工厂与酒吧。显而易见，正如上所述，这样的对象选取是研究主体刻意为之的结果。因为在作者看来，“工厂”在南中国的大量出现是全球化时代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代表的是第一现代性，而“酒吧”则是第二现代性中“想像空间重构现实空间”及消费主义时代的表征物。
在该书第一章的开篇，作者就说：“这是一份关于中国年轻民工重组个人生活规划和消费生活构造的民族志报告。”从2001年到2003年，研究小组主要以生产玩具的永成和TC—1酒吧作为主要调查点，定期访问中国南方的工厂和迪斯科酒吧。前者是劳力生产物质消闲产品，后者是情感劳动生产感性消闲服务。而由于研究的焦点在于从事产品生产和酒吧服务的“民工”，因而作者以酒吧工厂的劳动与消费，探讨了它们是“如何重新打造民工的现代身体的”这一主题。
对于Giddens和Beck等人来说，生活规划是以身份为基础的，既是可认知的也是情感性的。而在作者看来，“身体改造”则是生活规划的重要步骤，因为生活规划的重建包含了更多身体的具体成分。民工通过规训自己的身体，改变动作和打造外型，渐渐“变身”而学会做一个城市居民。作者强调指出，这些个体塑造生活、张扬身体的新的可能性，已经在主流话语中被大不相同地概念化了。这些主流话语主要来自两方面：“批判学派”倾向于认为这种身体改造是蒙骗，工作和消费提供虚假的成功想像，使工人以为有朝一日他也可以成功发达;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的话语倾向于将消费主义叙述为使辛勤劳动的个人得到报酬和总体提高整个区域生活标准的某种改革形式。作者指出，重要的不是上述宏大结构叙述是否过于抽象、简单化，而在于如何更贴近地在日常生活的微观人类学方法层面观察现代身体的生产过程，以及农村转向现代的身体是如何在中国压缩的现代性中表达自身的。
80年代以来，“迁移”成为中国社会变化最为重大的驱动力之一。从北到南，从内地到沿海，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移居潮之一。在此其中，“向南方迁移”成为中国社会流动的主方向，它一方面由广东珠三角地区先行开放、大量吸引由世界产业转移而来的外资所驱动，另一方面也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到来而聚集起巨大的发展能量。以深圳为例，在30年的时间内，深圳从开始的三十多万人口，汇集成今天的1500万规模，这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可谓史无前例;而在总人口中，除了200余万的户籍人口，其余1300万的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民工”群体(珠三角的另一重要城市东莞的人口规模、结构与深圳类似)。在面积不算大的珠三角区域，工厂遍地开花，客观上制造了对产业工人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是极其深刻的。它不仅使中国更进一步地介入到世界的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中来，而且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也经历了现代产业(福特式生产线)和现代城市(城市生活方式)的双重洗礼。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社会改造之所以是极其深刻的，是因为它在改造(中国)人的身体的同时，也深刻地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对于中国南方的工厂，由于它所提供的较低的工作和居住条件(有学者称之为“低福利与低人权”)，西方媒体视之为中国落后的证据，学院左派将之看作剥削的象征(所谓“集中营”或“血汗工厂”)，但自由主义者则相信工厂的迅速发展意味着整个中国南方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作者显然避开了这样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认为它们过于抽象、浮泛和简约而无法解释劳工阶层生活世界的变化)，而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对中国压缩式现代性之下日常生活的改变的理解中来，勾画出中国压缩式现代性对农村身体的日常技能和欲望的影响。他基于田野调查特别提到，工人们确实抱怨低工资和糟糕的工作环境，然而，当考虑到他们的另一选择——回到乡村，他们更情愿在工厂工作。而在工厂工作，首先意味着工人必须接受工厂严格的规训和日常生活的彻底重建，这种重建被设计于最低成本和最大生产力的经济秩序之中，生产力不仅是高效率的流水线，还包括控制管理工人的时间和空间体验。工人们为了工资而工作，但他们也必须遵从换班、吃饭和睡觉的时空规训(严格按照时间管理工作程序和生活节奏)，学会一整套在城市中的生存技能。这是使农村身体适应工作和消费资本主义文化的最初期训练。
作者指出，这样的身体规训具有“去地域组织化”和“局部的去传统化”的特征。在城市环境中，新来民工透过工作和消费文化来改造身体的可能性，他们在接受工厂的规训管理方式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体验新生活的窗口。与农村的黑夜和无所事事相比，城市的霓虹灯和摩登生活(如逛超市)让他们兴趣盎然。这一事实在说明他们的空间体验是由超市的市场政策和工人对现代体验的渴望共同制造的同时，也揭示出他们迁居到南方后城市空间体验变得更有弹性和资本化。此外，工厂生活使他们从农村传统中挣脱出来，尽管由于提供社会支援的老乡网络等的存在，使这种挣脱传统具有“局部性”，但作为一种明显的变化，时空的去根与切割，令身处其中的流动的民工，经历了自我认知的重新学习和改变。
作为身体规训的外在体现，民工的消费个性有其突出表现。比如他们对时尚相当敏感。发型是时尚的要素，包括挑选名牌洗发水、染发、烫发在内的行为，被认为“这很时髦，让我看起来像城里人”;而衣服则是身份的显示，比如牛仔裤区分了农村与城市生活的界限。可以说，消费世界打开了民工的感官，尽管这样一个感官的世界是巧妙伪装的消费中心主义社会煞费心思的市场企划的结果，但对他们来说，华丽的商品也为他们打造身体和身体提供了某种自治权的意义，不管那是多么虚幻和短暂。
当然，更能揭示民工的城市欲望和精神世界的场所，是另一个感官世界——酒吧。作为城市服务业的一种，酒吧的服务员对城市生活的体验明显不同于工厂劳动者。尽管酒吧时髦怡人、精美的世界是由辛苦的体力劳动(长时间站立)和情感劳动(提供现代时髦的感性消费服务)来维持的，但时髦发型、紧身T恤和英文名，却让服务员体验到现代、好玩、高雅、酷的感觉，并在由吧台、舞池、灯光、音响等构成的酒吧环境以及与客人的互动中，既模仿、学习城市的身体语言，也感受城市生活方式的新颖、刺激。尽管挫败感总是伴随其中。
尤其重要的是，酒吧的环境是制造欲望、梦想和想像的巨大舞台。中国式的现代性是独一无二的，但西方现代性始终是一本影响巨大的参考书。酒吧的感官世界，一直有着西方化想像的重要成分：西方是现代与财富、美好生活方式的化身，这对中国南方崛起的中产阶层和工作其中的民工都是如此，酒吧老板对西方英文音乐和舞曲的挑选细节要求，外国客人总是受到酒吧老板的欢迎(他们的出现使中国客人确信该酒吧是真正西化的)，以及员工宿舍播放美国大片、崇尚好莱坞电影明星和张贴明星照片等，也从另一些层面混合折射出他们对未来的梦想和生活规划，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成功故事(如李嘉诚和酒吧老板)，也使得他们忍受工作的重负和孕育新的生活希望，并无形中鼓励了他们思考自我转型的可能性。
对民工来说，酒吧生活是与工厂的生活尽管不同，但我们很难将他们的生活一分为二地截然分开，比如工厂与酒吧、生产与消费。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民工的身体一方面受到规训以提升生产力和市场性，这些规训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以前在农村环境中不可能实现的新生活方式和选择。在民工身体上，新经验为他们带来一层一层的身体改造：第一个层面是国际劳动分工分配的结果——廉价劳动力受到剥削，为跨国市场制造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城市性的第一层面即通过流水线生产的规则铭刻到农村身体上;第二层的改造是通过自由市场、购买产品和服务，民工学会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加于其农村身体的城市性和现代性，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参考，帮助他们想像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性。
然而，作者也同样清晰地指出，民工通过打工，开发着“去地域组织化”和“去传统化”的空间，与此同时，他们也日益见证了社会流动的一条高度可见的轨迹：那是一条只有中国新富起来的人才能达到的社会轨迹，这些人由于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关系)、经济资本(钱和资产)和文化资本(文凭、品位和知识)而在变动的社会结构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和更多的机会。而民工们普遍地被压制在社会底层，向上爬非常困难。当他们到了30多岁，劳动力再也卖不出去的时候，城市的“窗口”就迅速地关上了。在这两种社会流动螺旋之间，联系是十分有限的。但跨国资本、西方象征、生产劳动、感性符号消费，所激化的中国农村身体及其所触发的强烈的身体和社会变动欲望、梦想和幻觉，却依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并从身处压缩性狭缝中的个人主体出发，现代身体以其反思性游走于剥削、压抑、解脱、追寻日常实践之间。
《酒吧工厂》除了对酒吧和工厂做出深入的观察与分析，最精彩的篇章还有对民工们的“亲密关系”所做的观察与论述。对于早已习惯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早婚语言与实践的民工们，突然被扔进另一套关于约会、爱情、浪漫、选择和欲望的流动的话语中。在他们去传统化和去地域组织化的生活世界中，民工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断裂散漫的空间，在那里新的亲密关系正在寻找新的混杂语汇来表达自我，将先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亲密经验寻找可以言说的形式。在南中国，由于压缩式现代性具有相互并置的多元生活方式，以往社会主义同志的集体关系正让位于渗透了金钱与性的资本社会个人主义。但现代与传统显然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对于民工们来说，他(她)们的亲密关系“摇晃”于被动接受的传统道德教条和主动追求的现代选择观念之间。与福柯的“话语产生肉身”理论不同，民工身处一个不稳定的世界，缺乏完整系统的关于爱情的话语规管，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往往容许肉体引导，从而自由试验、感知亲密关系。一句话，他(她)们暂时跟随着城市新发现的个人化自我，但还没有充分成熟的言说方式，身体反应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他(她)们是“赤裸之躯”，袒露着他(她)们尚未完全被话语接受的身体。他(她)们从宣扬浪漫与爱情的小说、杂志、流行乐、电视节目中学到现代爱情观念，通过手机短信来“谈”情“说”爱，他(她)们恋爱、娱乐、同居、堕胎，等等，身体在此并不是福柯话语中的“耗尽状态”，而是Goffman所说的随着动态的社会交互作用主动地“保持准备状态”。他们离开传统婚姻制度的保护罩，将身体转变成适合城市生活的个人化外壳，但由于他们的转型是在城与乡的反复流动，因而也将迁移的身体遗留在赤裸的矛盾中。事实上，民工延长的赤裸状态，包括社会、经济、文化、身体等各种面向：社会制度方面，民工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安排都得自己筹算;经济方面，他们的非技术劳动，较难争取到有利的议价地位;文化资源方面，民工缺乏话语权，在传统与现代的话语之间挣扎，寻求可以言说自身的各种可能性。这种多重的赤裸状态，令民工身体经验一种敏感存在，它超越了传统道德与现代时尚，以具体的身体、情绪、欲望去探索城市生活的(后)现代性。
在南中国的地理版图里，香港一般是不在范围之内而另作处理的。但在对南中国的“压缩式现代性”的研究中，香港因素却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在于作者本人的香港人身份及研究本身所具有的香港视角，更在于对香港与中国的历史消长关系的探讨中，我们可以见出更多的历史信息。在该书的“绪论”中，作者强调了香港在珠三角压缩式现代性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香港近30年来持续性地向临近区域传输、扩散着现代都市生活的观念与实践，来自香港的城市意象，如中环商厦、维港景致，呈现于明信片、电影电视、书刊封面，其刺激文化想像与欲望的软性能量不可低估;而香港的资本、企业家、媒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珠三角对于现代性和城市性的理解。在第一部分的第六章中，作者以“跨境视觉性：南中国与香港的视觉文化互动”为例，探讨了香港的历史性角色定位。这种历史性角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是不同的：在80年代，香港以一种“卫星都会”的姿态，一直担当着中国的文化中介者的角色，发挥了作为“信息提供者”的独特功能与作用;在90年代，香港除了保持信息提供者的角色之外，更成为大陆人民对现代化生活的想像源泉;进入21世纪，香港作为信息提供者以及现代想像符号的角色已逐渐减弱，进而成为大陆视觉生产的合作者。但作者在第七章(“国族想像：南中国文化版图中的大陆与香港”)同样也清醒地提到，尽管香港在珠三角学习及实践现代性中确实起到了参考的作用，但大陆对外开放的继续发展和经济的迅速崛起，反衬出香港过去的“显赫”地位的相对削弱，特别是在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和“非典”的冲击之后，香港经济陷入低迷，悲观情绪曾在香港弥漫。另一方面，随着“九七”后粤港融合的加速，珠三角成为了港人日常生活的地域空间，这在开辟香港的空间想像与实践的同时，香港整合进珠三角也使得香港由大都会的灵敏性转为后都会的复杂性，从而也更加激化了后都会的压缩性格。
就个人感觉来说，在香港学者关于珠三角的文化研究中，也许是我接触相关论著较少的缘故，与以前很多“北进殖民”式的论述不同，能像《酒吧工厂》作者这样“心平气和”地论述内地与香港的并不多见(尽管关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显然要比该书各相关专题所论述的更为复杂，尤其是诸如历史、政治、资本、身份、性、情感等问题，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而只有放在一种历史的、动态的“互看”关系中才能把握其本质，比如内地“打工文学”中对香港既羡慕又仇恨的打工者心态等，就没有进入作者视野，是为遗憾)。这当然与香港自身的变化及其地位的升降有关，但也与作者个人的身份背景和本次田野调查的经验有着另外的内在联系。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所记录的是“酒吧工厂现场日志”。在我看来，这一部分的重要性并不比第一部分小，因为它提供了第一手的“跨境文化考察”、“理论应用分析”以及“研究方法探讨”。正如作者提到的那样，“本书第一部分收录的单篇专题，均建基于第二部分的田野考察。第二部分则以较主观的视点及松散的形式，把研究的过程、方法的设计、资料的收集、现场的观察、结论的形成，都全面书写，希望令读者可以把握多面向的研究与立论过程，并从而自行批评、诠释、再推论”(第200页)。在这一部分，他特别提到他先后两次回广州花县老家的不同经验。在70年代初，他跟随母亲回乡探亲，对大陆与香港的截然不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过海关时受到卫兵盘查的阴影，到在花县老家看到的关于香港富裕、大陆贫穷的强烈对比，都使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大陆采取了躲避、逃避的态度，这也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固守殖民小岛的典型心理。但“九七”后，香港人开始感受到大陆庞大的引力。要掌握“九七”后的香港文化，无法不把视线移往大陆。从2001年开始的上述研究项目，即是作者研究转向的一个证明。事实上，让作者想不到的是，在进行田野调查、收集资料的同时，他的研究眼界也渐渐改变了，过去隐藏多年的中国身份又活跃起来。在调查中，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农村的种种现实，使他看待问题的角度有了以前所没有的变化，并对南中国的现实有了新的“同情之理解”。
综观全书，我越来越觉得，关于文化研究的方法，假如文本分析、符号学等视角曾经在过去扮演了主要角色的话，那么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复杂化的将来，文化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将是一种可预见的趋势，相关的社科理论视角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运用。其中，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无疑将是文化研究最值得期待的理论视角之一。作为一种社会学民族志视野下的文化研究，《酒吧工厂》的出版，既是中国文化研究界近年来取得的最具标识意义的成果之一，同时它也预示了文化研究本身的种种可能性。在《结语：视觉民族志的一次方法论实验》中，作者说：“定质(性)的民族志研究，研究设计较有弹性，并非如定量研究，在起步阶段已有硬性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志的起步点，则是由一些引导问题出发，在前期研究中，通过田野资料与人物访谈，修正和收窄研究提问与设计。民族志研究不管在研究策略还是文化论断方面，都相当自觉地按照现实环境修改研究方法和假设。”而作者及其研究团队之所以让人敬佩，除了其成果予人启迪，更因为他们在进行田野调查和参与式访问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这种决心、毅力与坚守无疑是克服田野研究众所周知的困难与障碍最重要的支撑力量。与学院式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相比，这种研究性格显得格外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