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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解放日报》2011-05-31 13:29:02

　　地方志为什么要保护?因为它是一种宝贵的文物，地域文化的一种纸质载体，被现代人看作是地方史“小百科”，从里面可以开发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在保管好现存方志的同时，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方志的价值，更好地发挥方方面面的功能，物尽其用。

　　由于旅游以及相关产业链发展的需要，方志中的物质文化、有形文化首先得到各地政府和商人的青睐，获得有效的利用。在这一点上，要特别感谢市场经济带来的趋利致富动机。如果没有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学者再怎么费尽口舌，也很难说动他们。依靠方志的记载，各地纷纷致力于古建筑的修复与重建，恢复地方特色产品，不断重开旅游古景观，以及地方名人及其故居重新被家乡 “认购”挂牌等等。不过，现在还有注意不够充分的 “无形财富”，那就是地方志里蕴藏的关于社会与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了解国情，有现实与历史两条途径，哪一条也不能缺。中国有极为丰富的历史记载，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什么都不拉下，长期连续，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就说古代地方志，日本、韩国没有，西方更没有。为什么?因为中国地大人多，东西南北中，地情复杂，文化多样。我们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起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天高皇帝远”，地方政府在大原则下必有灵活执行的 “变通”方法，各显神通，这在历史上叫做“多元一体”。中央要了解地方情况，要把握全国动态，不能没有地方的记载。历代方志，绝大多数都是官修，中央提倡，地方出钱出力，道理就在其中。

　　明清知县、知府从北京接到任命书后，到正式上任至少有一个多月，事前要做许多准备，其中一项便是设法找到当地的赋税徭役册和方志。方志在古代地方官员眼里是地情调查必备的“档案”。在地方志中，县志占的比例最高，府志其次。一县之长，“七品芝麻官”，许多人看不起。但是，古人不这么看，从皇帝、宰相到乡贤文人，说得最多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一大堆，只有知县才是真正的 “亲民之官”，直接面对百姓，什么事都得管。如果一个知县做得好，个个知县都像他那样做得好，定邦安民，天下何愁不治?所以，地方志对做过好事、办过实事的知县，表彰都不吝啬，有的还立祠堂纪念。意图也明显：希望以后派到本地的知县能发扬“传统”，也做个好官，地方受福，百姓得惠。

　　历代府县志一般都设有 “风俗”篇。写得好的，“总论”有画龙点睛之妙，“分目”对社会、经济、民情、风俗的细微变化反应敏锐，常常是研究社会史的人搜集动态变化资料的 “窗口”。对照着读同治十一年与民国七年的两部《上海县志》，就知道对“风俗”的变化，方志作者也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同治县志的主编是俞樾，大学问家，思想却很传统，对上海自明中叶以来300年间发生的许多社会变化怀有恐惧心理。到民国开始重修的《上海县续志》，语调、观念为之大变。绪论的作者不无骄傲地称：40年来，变化从未有过如此的快速，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第一繁盛商埠”。耕夫织妇纷纷离开田地，到工场干活，农不出乡已成 “故事”。这是时运转换，形势的必然。虽然问题也不少，例如地方事业、民众生计缺乏“平均发育之力”，但处于竞争的漩涡之中，唯有因时制宜，措施得当，设法将进步发扬而光大，才是今天上海各阶层“匹夫有责”的共同义务。全志为了交代50多年来新生的各类社会事业和社会现象，增加了24个子目，是一份了解上海近代社会变迁不可不读的史料。

　　方志中的地图也是个宝。中国有地图的历史很久远，但绢或纸质地图长久保存很不容易，幸好北宋以来地方志前面都有许多地图，成为各区域地图“库存”的主体。这得归功于知县和地方贤良人士的重视。天下没有不变的历史，“变”的历史才是活的历史。搜集方志中的各个年代地图，连贯起来对读，可以看出山川地形、河道、陆路、港口、政区、机构、街道、村落等等方面的各种变化。上海历史多变，从行政区划范围来说，它是越变越大;从中心城区面貌来说，开埠后一大变，改革开放后又一大变，远超乎前代。我认为，多变是上海历史的最大优点，说明社会进步的幅度大，希望有一天能搞成一部大型的“上海地图历史汇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家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