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郭于华喀拉拉之旅：基层民主实践的民族志
转帖：郭于华喀拉拉之旅：基层民主实践的民族志 摆在面前的《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一书，篇幅不算厚重内容却关涉重大的学术与社会问题。大约半年前我曾经参与了这部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再次阅读依然引发许多思考和联想。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首先在于其中有吸引人们思考、让人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作者在开篇就指出：喀拉拉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印度其他地区、没有工业化，却在社会发展方面尤其是健康和教育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具体表现为：喀拉拉是印度“第一个全民识字的邦，第一个进行土改的邦，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邦，出生率最低的邦，婴儿死亡率最低的邦，唯一一个村村都有医院设施的邦，通信设施覆盖率最高的邦”。如果这些“第一”和“最”都是确实的，那么人们当然想知道为什么。如果说一些研究喀拉拉邦政治社会的学者主要从民主政体、公民社会和政党政治来回答这些问题，吴晓黎的这部作品则试图以喀拉拉邦的一个村庄——耐乡为个案，通过对多元、复杂的宗教信仰、种姓、族群如何在民主宪政框架下经过互动形成公民社会与现代政治理念过程的讨论，从而给出回答的。她向读者展示，正是经由复杂多元却又得到大众认同的朴素的宗教伦理、经由世俗的普遍主义文化和政治认同，当地的地域－文化共同体得以整合。特别是公民社会的构成和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通过民意表达和各种中介机制协调了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的动态平衡与发展。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不仅要回答一个高度分化的、有着错综复杂矛盾的社会如何整合的问题，也同时涉及到如何理解“发展”的问题——喀拉拉的个案至少告诉人们，高经济增长率、高GDP、高人均收入与高消费并不一定意味着发展，更不一定能够持续地发展；而社会方面的进步，特别是健康和教育领域的成就——食品和营养安全保障，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均衡的男女性别比，生育率的自然下降，较小的城乡差别，更长的学习时间和更广泛的阅读习惯，更畅通的民意表达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等等更为人性化的改善，才是“发展”的真正要义。
这本书的另一种吸引力在于它不仅是一本政治民族志，而且是由中国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基础上写作的海外民族志。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印度是一个古老、神秘、充满东方色彩的国度，人们可以从文学、影视、媒体等渠道看到这个异国邻邦的一些画面、色彩，但是其内在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其社会构成和运作的逻辑以及这些逻辑如何影响着其民众的生活世界，外人却无从感知。对于他者世界和异文化的好奇自人类学诞生以来就是探究其详的动力，它支撑并推动着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史。这部以印度喀拉拉邦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当然体现着这种社会人类学的精神内涵，而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而言，它更有其深刻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众所周知，由于长期以来特殊的制度、文化背景与学术传统，中国人类学的发生与成长受到体制与文化的独特塑造和制约，其研究对象多是以村落社区为主的汉人社会和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族群社会，而以真正的异国他乡为探索对象的研究则稀少如凤毛麟角。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海外民族系列之一的作品，吴晓黎对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探讨，与其他相关的研究一道，对开创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是有益的尝试，对于中国人类学的成长进步和国际化亦有推进之功。
不难想象，研究者作为一种异文化的局外人（outsider），在融入田野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环境、习惯等等的差异难以避免地遭遇种种不适、震惊、困惑、尴尬甚至沮丧，这些困境和磨难对研究者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培养，经历这一切是人类学者走向成熟的必要过程，也称得上是人类学者的成年仪式。而作为局外人在异文化中除了上述劣势之外也有其优势，这就是对于当地人可能已经司空见惯、视作平常的社会文化事项的敏感，即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敏锐地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细致微妙同时体现着该文化本质特征的蛛丝马迹，并且将其内在逻辑和意义清晰地呈现出来。从吴晓黎的民族志记述中能不时感受到这种敏锐，例如对于喀拉拉邦耐乡文化多元性的感知和描述，这种多元文化体现在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宗教、语言、种姓、族群、社会组织与党派的多元共存，特别是，这些复杂多元的存在是如何在人们有意识的民主实践中形成具有张力的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又如何改善了人的生存状态的。我想，对于文化与政治现象的敏感和穿透现象与本质的能力也是这部民族志作品成功的原因之一。
这部民族志的吸引人之处还在于作者呈现了印度与中国社会的可比较性。不难理解，印度与中国有诸多可比之处：同是文明古国，同是发展中的大国，彼此相邻而且同样面临人口众多与资源相对匮乏的巨大矛盾，在迈向现代文明和过程中都存在诸多社会矛盾与困境，……；差异性的对比也十分鲜明：政体、制度、政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的差距，而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可能是印度的“多”、“乱”和中国的统一、整齐。在当今中国经常能听到对印度社会的负面评价，甚至不乏贬损性的蔑视，对其所谓“民主的乱象”一些学者和主流媒体不时表现出一种趾高气扬的莫明优越感，以己优势去比较对方的劣势，而对印度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可贵探索嗤之以鼻，这种心态和面目活脱一付暴发户嘴脸和小家子气，加上阿Q式的精神胜利。吴晓黎以描述喀拉拉人民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向我们展示了基层民主的实践过程，表明当地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对公平与社会正义的追求、有关政策向弱者的倾斜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恰恰来自于公民参与的民主政治。在喀拉拉，民主是一种结果，但更是一个过程，一种探索和实践；也就是说，民主正在路上。
对印度基层民主实践之旅的描述，会引发更多的关于民主政治的思考。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关于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述：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无困难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在整个的十九世纪里，民主思想的理论家们觉得，议论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直到二十世纪，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承认，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这一变化的确是个重大的变化，它把民主理念潜在的影响扩展到了历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差万别的数十亿人当中。人类社会已经公认，民主制度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民主的价值观也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
这位生长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专门谈到“印度经验”：印度的民主政治历经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政治上出现的分歧大体上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组织历届政府。虽然当年印度这个国家是由各个差异极大的地区马马虎虎、勉勉强强地仓促组合而成的，但它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体，运转得相当良好。确实，印度的各个部份正是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而结为一体的。喀拉拉的民主实践同样没有错过他的视野：喀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为百分之一点七，与英国和法国差不多，却比中国的百分之一点九低。这种结果并非通过强制方法达到，而是由于社会形成了新的价值观，而政治对话与社会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喀拉拉邦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文化水平较高，这也是社会政治对话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阿玛蒂亚·森：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相形之下，在我们的社会中经常可以听到对于民主制度的质疑或恐惧，例如，“民主强调甚至崇拜多数，有可能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其实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历史与现实，就不难意识到，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世界范围中，暴政究竟是更多地来源于权力，特别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还是来源于多数人？被暴政所加害的对象更多地是享有民主 的公民还是专制、独裁治下的臣民、子民？
还有一种说法是“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更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并没有人声称民主制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没有人说民主是十全十美的；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但是民主可以通过最广泛的公民参与“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说，民主至少是目前解决问题的最不坏的方式。
经常看到有人在担心或恐惧“民主的滥用”，就此我想到的问题是，民主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究竟是缺失还是滥用？没有的东西又如何滥用？我们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几十年所要争取的就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那些中国越是缺少什么他们就越反对什么、抵制什么的人，真不知是无所用心还是别有用心。
印度基层社会普通人民的民主实践再次表明，无论国情、特色、族群或文化差异都不能成为抗拒民主的理由。没有人天生地不适合民主或者甘愿被专制独裁统治。民主是人类对合理社会的探索，印度喀拉拉邦的人民实践着这样的探索，吴晓黎以民族志的方式记述了这一探索实践的过程，这对于同样在进步和探索过程中的中国人民无疑是有意义的。
在为这部民族志作品落笔写序的时候，正值奥巴马在民主选举中获胜而成为第56任美国总统。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黑人总统，他的当选本身就是民主制度和理念的胜利和证明——“证明两个多世纪之后，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不会从地球上消亡的”，正如奥巴马在其胜选演讲中所言：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而这也再一次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人权、民主和法制应该是人类共有的核心价值，是凝聚了人类精神而且超越种族、文化、地域、国度的普适价值，也是我们要为之实现而奋斗的理想。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学术著作写序，既感荣幸也不免惶恐。但凡事总有第一次，更何况这本描述和讨论印度喀拉拉民主实践之旅的民族志让我经历了饶有兴味的阅读和感到探索问题的乐趣。以此为序，但愿没有辜负作者的瞩望。
2008-11-7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