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文雄]一部图像的人类学民族志
[洪文雄]一部图像的人类学民族志
——评《老北京风俗地图》
作者：洪文雄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4-14 | 点击数：1895
早期的人类学家开创的做学问的方式是从田野工作开始的，田野方法是人类学学科的原则性特征，其人类学作品称为“民族志”。“民族志”的英文为ethnography，其中ethno－意指“种族”、“人种”、“民族”或“文化集团”；而－graphy表示“写或绘画、描绘、记录的方式”的意思（陆谷孙，1993：756），ethnography就是关于一群“人”或“文化集团”的绘画或记录，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生活的画像和记录。早期的民族志是人类学家通过在田野点的参与观察，把地方人们的社会生活从细部进行刻画（例如，家族关系、宗教仪式、交换关系等），几乎涉及人们怎样组织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并通过人类学家的权威体验或建构来诠释社会整体和文化全貌，利用文字和书写符号做写实性的撰写，把参与观察的田野过程转换成一种文化理解的形式。20世纪30年代，一个美国下级陆军武官弗兰克·德恩在北平服役时绘制了一幅反映传统北京的一段历史生活场景的《老北京风俗地图》（A Map and History of Peiking）。正是一个西方人用“绘图、画像”（graphy）的方式记录的那时在北京生活的“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是对当时北京人和文化的一种“绘画”记录，整张图画就是一部关于老北京的图像民族志。
格尔兹（Geertz，C．）指出，在陌生之处观察日常生活，只是揭示出人类行为的意义按照提供其信息的生活模式而发生变化的程度。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把他们置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系统中，就会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格尔兹，1999：18）。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美国旧金山艺术研究所的美国人弗兰克·德恩作为一个下级陆军武官来到北平服役，长时间在“陌生之处”的北平生活使他有时间深入到北平的社会生活中，观察到北京人的社会生活，感受到中国文化和北京文化的影响，使他能把自己置入北京人的社会生活中去观察这个“陌生之处”。这种生活经历类似于人类学者的参与观察，使他深入接触了解了北京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在这幅图画里，有关北京城的地理分布状况，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乃至一些生活仪式都被作者用图画的方式记录下来。从金碧辉煌的皇家紫禁城到灰头灰脸的普通民宅，从大街上拉黄包车的车夫到在西山打高尔夫球的金发碧眼的洋人，从风景迷人的京城各大公园到古玩字画云集的商铺……整个图画记录了一段当时北京的社会生活状况。而且作者还在地图的边缘用图像记录了北京人婚礼和葬礼的仪式。一个个极富北京地域特色的图画形象，是作者在深入老北京人的生活之中，进行参与观察式的体验之后，用绘画艺术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如果没有人类学式的田野观察，开明戏院就不会有头插凤翎的京剧头盔形象，北京菜市口也不会有刽子手挥刀行刑的场面……也就没有一个个意义丰富的图像。整幅地图反映了老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对客观地记载了北京人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是一部用图画符号写就的关于老北京文化的民族志。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Geertz，C．）认为的那样，“人类学者使我们认真接受其所说的，既与真实的观看无关，也与概念的外观无关；而在于使我们相信：他们所说的是自己真正洞悉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果，或者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他们真正‘在那儿’过，说服我们那些事情已经发生过，那才是作品发生的作用所在”。（Clifford Geertz，1988）图画中所记录的内容是那个时期在老北京发生过的，弗兰克·德恩真正在北京生活过，是他洞悉老北京生活方式的结果，是一种关于老北京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录。
从民族志撰写的历史来看，民族志的撰写经历了一个从传送、解释、对话到多音位的发展过程（庄孔韶，2003：522）。20世纪上半期，正是人类学发展的早期，民族志的撰写正处在传送知识的阶段，民族志是人类学者“在那儿”（being there）呆过，把他们所观察到的东西经过自己的大脑整理而传送过来的作品。反观那时西方的审美艺术思想，西方现代主义审美化出现了复归现实的艺术创作思潮，强调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的乡土精神，强调超越权威回复自我、超越社会复归自然的个性与艺术解放的价值，艺术创作的作品多注意对客观和事实的真实反映。弗兰克·德恩受教于旧金山艺术研究所，他的绘画思想难免不受西方现代主义审美观念的影响。因而，作为一个受西方现代主义审美观念影响的艺术家，他像人类学者一样，把“在那儿”（在北平）呆过所观察到的事物以及对北京文化的理解用一种图画叙事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运用图画的方式来向西方人讲述北京乃至中国的社会生活状况。虽然是运用了西方现代漫画式的艺术笔调，但是有关老北京生活的绘画艺术记录，从威严雄伟皇家气派的紫禁城到供窃贼销赃的晓市，从老舍笔下拉黄包车的车夫到在西山打高尔夫球的金发碧眼的洋人，从风景迷人的京城各大公园到古玩字画云集的商铺，以及在地图的边缘图解了从古代到1936年关于这个城市的历史以及中国人红白喜事的仪式等一个个极富地域特色的鲜活形象，就是作者用绘画艺术所撰写的一部关于老北京的民族志作品。其作品中反映的内容也相对客观和真实，这对现在的人们了解20世纪30年代时的北京提供了一些丰富的历史材料。2005年7月2日的《竞报》发表了《北京没有狗神庙》一文，该文作者根据此图标注的位置，查阅相关文献和实地考察，从而纠正了阿南史代所著《邂逅古老北京：古树、雄石、泉水遗产》一书中认为“狗神庙”在隆福寺一家女式内衣店位置的错误，并指出狗神庙实际上就是灯市东口的二郎神庙。
人类学者的考察和民族志的撰写会受到文化、政治、权力、世风、世界观与知识结构诸因素的影响（庄孔韶，2003：522）。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空间，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西方人是根据西方精神或文化传统来“理解”或“构建”中国形象的，其中有一些客观的知识，但更多的是在情感领域中，是那些产生自西方人的心理认知的幻想。在各种各样人士的文字、摄影和绘画等作品中，神秘的东方古国以其具体的细节被呈现到西方人面前，方块的文字、筷子、男人的辫子……中国社会独特的风俗习惯几乎都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特征。作为一位美国人，弗兰克·德恩对老北京社会生活的选择和记录，是经过其认知系统观念的过滤以充分西方化的和充满西方人想象的形象而重构的，是纳入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系统中的。头戴绅士礼帽、身着西装开着小汽车与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坐着人力车的形象同时出现在作者的作品中，一方面反映了一个西方人对老北京社会生活的选择多是以西方人的生活视角或西方人共同关注的视角为重点来记录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外来生活方式日渐渗透到那时老北京人的社会生活中。
人类学著述本身即是解释，并且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人类学解释即是建构对于所发生之事的理解（格尔兹，1999：23）。弗兰克·德恩用图画来解释老北京的社会生活，就是建构了一种他对老北京“所发生之事的理解”，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他者”的第二或者第三等级的解释（按照格尔兹的解释，只有“本地人”的解释才是第一等级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领域，我们是通过语言来表述意义的，来解释事物的本质。我们使用符号和象征（不论它们是声音、书写文字、电子图像、音乐软件，甚至物品）向其他族群表达我们的概念、思想和感情。绘画图像也是一种语言符号，也有其表述规则体系。《老北京风俗地图》就是采取一种图像符号叙事写作的民族志，给我们表述了老北京生活各方面细节的意义。
虽然文字和图画等书写符号对生活场景的记录都是一种对真实状态的抽象和概括，但是图画与文字两种符号系统在传达和交换信息的过程、主客体交流及内涵等方面是有所区别的。图像是先于文字产生的人类书写符号，与文字符号相比，具有直观、超语言文字性等认知特点。通过图像，人们能很快理解所陈述对象的意义；主客体间的交流也较语言文字更直接一些。在这部作品里，不论是来自哪个文化背景，不需要阅读者掌握任何语言或文字，只要用眼睛，就能基本看懂图画所反映的意义和内涵。那金碧辉煌、威严雄伟的宫殿建筑群肯定是高贵的皇家的住居地；那破烂的南城小房住的肯定不是有钱人家；那穿着黄袍马褂买字画的肯定是有闲人士，那衣衫褴褛街边伸手状的肯定是乞丐……这些直观的图画书写符号的意义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陌生的北京”不需要用任何文字语言去翻译或转叙就能基本理解的意义。一位头戴王冠的人，双手朝天跪在一个祭坛（天坛）前，理解为一个王（皇帝）或酋长在祭祀上天，与理解为中国的皇帝在天坛祭天，在仪式的内涵上几乎就完全一样。阅读者根本不用知道中文或者英文，也不用知道那祭坛叫天坛，那个下跪的人是中国清朝的皇帝。这种图像叙事的书写对于不同文化的主客体间信息交流和相互理解较语言文字书写而言，它的解释更加简洁直观，更加便于“他者”的理解，更接近于人类学书写的本义和内涵，接近于仪式的本身内涵，是一种好的解释。这种图像的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老北京文化的方式。
文化依赖于共享者用极为相似的方法解释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并赋予他们周围的世界以意义；不但包括概念和思想，而且包括知觉和情感。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一次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化。北京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交通的拥堵，高楼林立，一切现代化的特征使北京失去了传统的个性。《老北京风俗地图》上的图像记录使人们回忆起自己经历中的家园和环境，能在面目全非的现代化都市里，寻找、想象传统中的老北京，老北京的皇家园林、王府宅院，老北京的四合院、大杂院，老北京的小吃、杂耍，老北京的吆喝……整个老北京生活的各个场景都能被不同的人从各自的记忆中反映出来。各个图像所承载的意义和情感也被老北京文化的关注者所共享。共享的实际上是那些东西所包含的一种为那个时代社会所认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是寻求一种能够与现实社会相连接的文化意识，是对自己历史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体现着一种历史文化的归属和认同。
同时，文化的意义还组织和控制着社会惯例，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从而具有真正实际的意义。面对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图像中所记录的一些事物，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引导下，又不断地从历史和传统中有选择的重新建构起来，形成一种关于北京历史、北京文化的新的认同，并试图运用多种语言规则（包括电影、歌舞、动漫、玩具、纪念品等）表述出来。对于体现北京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体现出北京的文化特色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这也是现在人类学者讨论民族志写作的实际意义所在。
仔细阅读这幅北京地图，它不但像早期的民族志作品一样是西方人用“他者”的视角和西方人的语言表述规则（即，现代绘画艺术表述手段）记录了一个时期关于一个地方（北平）的社会生活状况，而且也具有人类学民族志成为一种文化理解的形式的特性，是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他者”理解老北京文化的一种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的“他者”主要是指西方人；而21世纪初今天的“他者”却是包括北京人在内的所有现代人。这部20世纪30年代的图像民族志今天依然是人们认识老北京和理解北京文化的一种方式。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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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