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座谈：关于《写文化》
《读书》座谈：关于《写文化》
作者：高丙中 王建民 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9-03 | 点击数：1056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至二十日，美国十位中青年学者举办了一个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c Texts)的研讨会。会议文章最后汇编成书，让学界在一九八六年见到了公开出版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一书。该书中文版于二○○六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写文化》问世后立即在人类学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反响，其影响逐渐波及整个人文社科界。在过去二十年里，该书在国际人类学界被高频率地引用。但也有一些资深人类学家对它颇为不满，认为对参与观察的过度反省动摇了科学民族志的学术基础。然而，这并未改变一个事实：《写文化》在二十年的时间里证明了自己是民族志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代的主要推手。
二○○六年六、七月，《写文化》的主要作者和编者乔治·马库斯到中山大学、上海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进行讲学。一些对《写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于七月十五日在商务印书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并与马库斯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下面是讨论会上部分学者发言的整理稿简本。
高丙中：我们今天把议题宽泛地定为“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生产”，这样大家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
我自己要谈的主要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学界通过对人的调查来表述“社会”的知识生产。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不管研究的内容是什么，都是让一个逐渐专业化的群体站在“看”的立场，去发现“被看”的对象，并从中获得“资料”作为自己说话的凭证。这种关系稳定下来，就在中国形成经验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结构。就人类学而言，这个知识生产结构体现为一些学人借助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种认识关系，农民和少数民族被学术活动对象化，而一个知识精英群体在主体化的过程中奠定了社会地位——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过于偏重，甚至单纯以农民、少数民族群体为观察对象来表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并想象这个社会的前景，这是一种很陈旧、很简陋的知识生产关系。
拿人说事的知识生产方式在研究对象和表述形式的选择上都纠结着严肃的伦理和认识论问题。“改造”固然要体现在对传统民族志方法论的“天真性”的扬弃，体现在更精致、更丰富的文本撰写，但最关键的是要重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重构既冀望于创造更多机会和优化研究方法，让研究对象自己的声音得以表达，也冀望于这种知识生产关系向国际社会的拓展。对其他社会的意象其实是我们想象自己社会的一个重要来源。可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这种知识生产的对象关系。在国际学术界，中国一直是一个被研究、被调查、被表述的对象，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应用民族志研究方法来生产关于其他社会的意象，使自己在世界知识场域成为表述的主体。
刘正爱：对西方国家的人类学来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中国人类学自八十年代重建之后，二十年后的今天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我看到高老师最近几年派了六个学生到国外，到泰国、蒙古、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去做田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西方是从传统的人类学，从“他们是谁”这样的设问回到“我们是谁”，也就是说，西方人类学首先是从自己的角度向外看，在《写文化》之后大量的研究是回到自身，反问自身“我是谁”;而中国人类学恰恰相反，从研究“我是谁”然后转到“他们是谁”。这是一个对象的转换问题，同时也是方法论的转换问题。从某一方面来讲，中国人类学是在回归人类学的传统，而西方的人类学要打破过去的传统，走向另一条路。因此我觉得在中国做人类学，首先要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
王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实际上关于书写文化在国际上已经讨论了很多。其中一个有意思的序列是对一些单数范畴的复数化，如modernity成为modernities，identity成为multiplied identities，English成为global englishes。我们再回到文化研究，我们都知道文化研究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广义的discipline，它在中国的研究者基本上是这么三大块人：一种就是从文学过来的，第二种是人类学背景的，第三种就是从一些大众传媒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的。我觉得目前在国际上的文化研究还有第四种，就是文化理论本身的反思。我觉得Writing Culture如果要是再晚出版二十年的话，它应该叫Writing Cultures，因为culture本身已经分裂。
赵旭东：在英国，实际上很排斥美国的这种反思的传统。他们现在要考虑的是：文化的概念究竟怎样在个人身上落实为他自己的文化?原来我们认为，凡是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文化，那么这样一个命题在今天就被解构为：同样一个中国文化在不同的中国人身上有不同的perception。这就引出culture as a knowledge的东西。Dan Sperber说，实际上有一个distribution的问题，即文化是一个分布。如果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从不同的渠道知道中国文化是那么一个状态，他就会进入这个状态，cultural priming一下子被调动起来，那么他的西方文化就变得很淡漠。这实际上是从学科本身的角度来挑战原来的文化概念，就是说文化不是文化的模式，而是一个变动的、作为表征的东西，这个表征有一个从集体的表征到个人表征，然后又转化成为一个公共表征的过程。
汪晖：《写文化》在方法上涉及我们怎么来理解对象的问题。近代的学术研究实际上都在一定的学科制度里面发生，而这个学科制度通常来说设定了特定的对象。当我们要通过自我反思使得对象从这个知识框架当中被解放出来，对象的主体性到底在我们的表述当中怎样来放，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很多领域面对的一个大挑战。美国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分属不同的学派，相当主流的学者还是做大量调查的，那实际上是真正的基础。你说解放对象，但你不去跟对象接触和交往并找到方法加以呈现，这是不可能的。这也只是你的一个自我想象，我对自我想象是越来越有怀疑。从康德以来，反思就成了西方学者挂在嘴上的一个最大的话题。可是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今天，西方在继续反思的同时继续在侵略，继续在扩张，继续在毁灭。那个反思是很有限的。你说你有一个诚恳的态度你就反思了?你见到很多特别诚恳的人是帝国主义者，非常有侵略性。当代讲全球化的理论都在讲没有外部。抽象的意义上你可以说它没有外部，但反过来说，如果你真的了解西方社会，包括西方学术界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所谓没有外部，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认识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西方学者，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个问题。
汪民安：就文化研究领域来说，英国原来流行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到了威廉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对这样一个文化概念，认为文化就是日常生活。另一种是葛兰西的文化概念。葛兰西主要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统治集团或权力集团来控制从属集团的方式。还有一个文化概念来自尼采。尼采特别强调文化，他认为文化都是有强制性的，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每个个体发展到今天都是被文化强制出来的。历史上的文化把人的兽性、欲望、本能强制熄灭了，就像使野兽驯服成家畜一样。福柯就是从尼采的这个观念里提出“规训”，研究它怎么把人慢慢规训成规范的人，把野兽一样的人规训成所谓的文明人，在制度下生活的人。
谢仲礼：电影《达·芬奇密码》里有一句台词特别给我启发，它说：“眼睛看到的是经过你的头脑选择的。”那同样我们写在书面上的东西也是经过头脑选择的。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说选择的依据还是经验，你自己的经验和别人告诉你的，你的研究对象告诉你的。我们只能说，这种写出来的东西是一种知识碎片的拼接，那么这个拼接是不是完整?或者是否能恢复到原貌?我想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这本书提醒我们的一个重要话题。
翁乃群：我现在更多地在想，我们自己的田野志(ethnography)有多少?我们的田野志的发展过程积累了多少东西?实际上我们的积累跟国外的情况相比确实差距还很大很大。所有学科都是要建立在一个有强大资源的前提下，而这个资源我们现在积累得还很有限。确实有很多不一样，比如说，马库斯昨天说到，他们做田野也是跟马林诺斯基一样，搭个棚子在当地。但是我们这边的学者跟他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是住到人家家里。这是对传统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你要研究现代社会，研究城市社会的时候，你能住到人家家里吗?非欧美学者去研究欧美社会的时候，都抱怨很难进入。
我想这些东西，他们的反思，他们的田野，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研究对象发生变化时，他们的研究也就随之改变，实际上他们也是在逃避原来带有殖民标签或殖民主义意涵的方式。我们现在试图到国外去研究，也有一种意涵，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地位，有这个权力。我不知道今后的进展会怎么样。如果是从国际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来看，我们到西方国家做田野是一个反抗，但是如果是到柬埔寨，或者到非洲去做研究，人家可能也会说这是权力不平衡关系。
王建民：《写文化》里的讨论，是从知识生产过程和文本来反思民族志写作和叙事结构的这种人为性。克利福德特别强调民族志表述的不完整性。从田野工作来说，权力关系就造成我们信息资源上的不完整。我们现在不再是马林诺斯基时代的百科全书式调查，那我们本身就已经把研究放在一个不完整的方向上。你的访谈，你的调查只能接触到一部分，你的关键报道人只是那几个。然后这些人在他们那个社区里面，他本身的知识也不是涵盖所有的所谓文化的内容，所以他们自己感受的文化就是不完整的。另外，我们还有撰写过程中的不完整性。你有那个理念，但你也不可能把它写完整，因为必须要有问题的聚集。做田野的人都知道，民族志只是你做田野得到的许多材料中的一部分，你要取舍。然后再加上研究者能力的限制，比如语言的能力。还有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限制，有国家的、机构的甚至学者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当地的学术伦理方面的限制，我想这些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刘北成：我在一九八○年代接触人类学。我觉得当时的心理大概和十九世纪欧洲人是一样的，其实是一个猎奇的心理。开始时我觉得这人类学就好像十八、十九世纪的生物学分类一样，发现一种一种的鸟，无非是要给它们分分类而已。后来我看沃勒斯坦讲西方的学科知识体系的时候，我觉得人类学在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中是最谦虚的一门学科，像福柯所说的对自身知识体系的彻底反思，只有人类学才彻底做到了这点。我觉得人类学在这些知识学科里面，是摆脱了现代性那套支配话语，至少是这些年来它要摆脱中心支配边缘的那套话语。它来反思那种完全以单向的物质进步为衡量指标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它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打开了另一种可能性，开辟了另外一个思路，另外一种想象。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徐鲁亚：《写文化》的副标题的“诗学”是指民族志具有的文学色彩。其中的几个概念给我印象比较深。第一个是Cultural invention，正常应该译作“文化的发明”，要是译作“文化的创作”当然也不是不可以。第二个概念是Fiction。这个词没有一个特别恰当的中文对应，只能是译成“虚构”。但是在《写文化》中已经对Fiction这个词的原意进行了修正，进行了延伸。它说最好的民族志就是true fiction，真实的虚构。它是一种矛盾修辞法。第三个是Partial Truth,“部分的真理”或“部分真实”。也就是刚才王老师所讲的，whole truth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去调查，所接触的信息本身就是partial的。第四个叫Subjective Truth,就是“主观真实”。人类学家所写的不是客观的真实。第五个就是Creation of Meaning，意义的创造。Meaning本身是被创造出来的。所有这一切都与马林诺斯基最早的科学主义理念截然不同。
吕微：反思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的传统。这个传统比较明显的应该从康德开始，康德最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的区分。纯粹理性就是我们说的科学，实践理性讲的是信仰、宗教、伦理。区分的结果是，纯粹理性的东西不能僭越自己的疆界，到意义世界去，到信仰世界去。美国人类学在八十年代做的这个反思是一个非常迟到的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是对马林诺斯基的经验实证研究的批评。而胡塞尔、索绪尔等人的哲学反思在马林诺斯基于一九二○年前后的学术关键期之前都已经发表出来了。马林诺斯基算是比他们稍晚的同代人。等到美国人类学家通过《写文化》提出反思人类学，已经晚了六十年。
【参与座谈的学者】高丙中; 王建民; 刘正爱; 王宁; 赵旭东; 汪晖; 汪民安; 谢仲礼; 翁乃群; 刘北成; 徐鲁亚; 吕微
(康敏、章邵增 等 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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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7年第4期
【本文责编：思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