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
[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
作者：苏品红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4-07 | 点击数：1138
中国的地图与方志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无论在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中作为主导地位的地图，还是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地图，它都是方志文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因此，研究方志中地图的情况既是对地图研究的需要，也是对方志研究的需要。而方志文献是诸多文献中数量众多、信息涵盖面广泛、资料特征独特的重要文献形式，因此，对地图的研究不可缺少对方志中地图的研究。
本文只涉足清代(包括清代)以前的古代方志，民国及其之后的现代方志不属于本文研究对象。
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从现有方志研究资料中，笔者还没有发现对方志中的地图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和文献出现，在方志目录、提要及其他相关文献中也很少有方志中地图的记载。
鉴于这种现实情况，笔者对方志资料原件进行了抽样调查。抽样在综合志中进行，不涉及专门志。为了尽可能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抽样在原则上覆盖现存方志中的各朝代、各地区、各政区级别，共抽取272种方志，其中宋代7种，元代4种，明代25种，清代220种。另外，为了便于比较研究，还查阅了16种民国方志。在行政级别上，全国性方志7种，省级25种，府级37种，州级30种，县级161种，县以下12种。在地区上，北京7种，河北55种，河南7种，山西25种，陕西4种，甘肃6种，青海1种，新疆1种，辽宁5种，山东17种，安徽19种，浙江21种，江苏45种，上海10种，福建2种，台湾1种，广东5种，广西4种，湖北2种，湖南5种，江西2种，四川12种，云南9种，全国7种。
由于时间和其他条件所限，抽样不能达到科学性更强的理想状态，因此，除直接对方志调研外，笔者还从一些方志研究资料中收集了相关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以弥补抽样存在的不足。
本文在对上述方志资料的调研基础上，分析地图在古代方志中出现的状况、方志中地图绘制特点及其与普通地图的比较、地图在方志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的文献价值。
中国的方志文献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笔者所涉猎的只是沧海一粟，因此，从现在的这些文献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可能失于全面和准确，还望专家不吝指正。
一、 地图在古代方志中的存在状况
方志学界对方志的起源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但大家都认同图经是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图经起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盛于隋唐，并在宋元明清仍有出现。而图经之前的地记是否属于方志，学界还有争议。两宋是古代方志体例逐渐定型时期，尤其到了南宋，方志的体例就基本定型，直至清代，基本体例变化不大。也可以说，图经是方志的直接前身。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图经和方志是地方志书发展历史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和形式，也是现存直接资料和间接记载最多的部分。被某些研究者称为古方志的《越绝书》等作品中“无插图，六朝方志亦无插图，方志插图是从图经开始的”。[1]因此，对古代方志中地图的研究本文就暂时限于图经及其之后的方志资料范围内。
地图在古代方志中存在的状况随着时代、地域、修志者等诸多因素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况，但通过去粗存细，去次存主，重大同略小异的提炼，仍然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归纳起来，可以从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质量、内容以及地理差异等方面探寻其存在状况，从而揭示这些规律。
1.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
自东汉至两宋，图经是方志文献存在的主要形式。图经是一种以图为主，辅以文字说明的志书体裁，一般是一图一经的体例[2]，经为图设。图志与其类似，可视为同类。从图经的这个性质来看，其中地图的数量应该是不少的，至少在图经中所占比重是不小的。从图经发展的历史来看也应该如此，图经本来就是从地图演变而来的，正是西汉绘制的大量地图,才启迪了东汉图经的出现。虽然存世的图经很少，而且大都是经存图佚，但从有限的文献记载，我们仍可得知图经中的地图数量较大。如我国第一部官修总志隋代的《区宇图志》“卷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保存着一图一说的图经古制”。[3]著名的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是 “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4]，仍保留一图一说的体制。
两宋是图经体例向方志体例转变的时期，新旧势力在此对抗，因此，图经体例和方志体例在这个时期均有体现，但方志体例逐渐占上风，图经也不再是一图一志的古制，文字愈来愈多，而地图则在减少，不过这一时期仍有一部分图经或方志中地图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图量或所占比重较大，存留了图经的遗风。比如，北宋的《元丰郡县志》共三十卷，而图则有三卷。南宋的《舆地纪胜》据称有十六卷地图，只是后来亡佚。[5]
但是，随着方志的体例逐渐形成，地图由主体渐而演变成附庸，图为志设，成为方志中若干部分中的一部分，其地位自然下降到次要位置，在有些方志中甚至没有地图的位置，将图绘取消。比如，本来根据《十道图》修成的《九域图》在元丰重修时不绘地图，因此将其名改为《元丰九域志》。从北宋到南宋，不少图经在重修或重刻时改称为“志”，如《严州图经》的绍兴年间刻本称为《新定志》。也有称其为“图经”，实则有“经”无“图”，如北宋后期的《吴郡图经续记》即是如此，其书名是因续《大中祥符(路州)图经》而得。到南宋范成大重修时，书名已不沿用“图经”了，改为《吴郡志》。乾道《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吴郡志》、《新安志》、嘉泰《会稽志》、宝庆《四明志》等宋代方志中则已无地图，只在一些有录、图、表、志、传、拾遗等分类、被誉为典型方志体例的方志中存有一定量的地图，如淳熙年间的《严州图经》在清代抄本中仍保留8幅图，嘉定《赤城志》有图13幅，嘉庆刻景定《建康志》有图20幅，清抄咸淳《临安志》有图13幅。
元明时期的方志经历的是从元代的衰退到明代的逐渐复兴的过程，取得的成就不大，所修的方志总体质量不高，在其中的地图数量进一步减少。如较为有名的《大元大一统志》、《明一统志》、《至元嘉禾志》、《延祐四明志》、《齐乘》等均无地图，在笔者调查的25种明代方志中，总共有76幅地图，平均每种方志有3—4幅图。当然，任何事情都可能有例外，如《长安志图》和《至正金陵新志》就分别有22幅和18幅图之多。但这是个别现象，不代表总体面貌。
清代是方志修纂的兴盛时期，修志数量是以前各朝代无法相比的，现存5700余种，占现存古代方志的70%左右。而方志中的地图数量也在宋元明锐减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当然，地图在方志中的数量和所占比重不能与宋代之前的图经同日而语。在调查的220种清代方志中，有26种残，不知是否有地图，另外194种方志中有2115幅图，平均10—11幅。地图最多的是康熙的《绍兴府志》和《济南府志》，均达89幅之多，其次是康熙的《江宁府志》，也多达73幅。清代的各朝情况也有一定差别，总体趋势也是逐渐增加。在上述194种方志中，各朝方志中的平均地图量分别如下：顺治7幅，康熙9—10幅，雍正19幅，乾隆10—11幅，嘉庆11—12幅，道光15幅，咸丰17幅，同治14幅，光绪9—10幅。由于抽样的局限性，这些数据含有一定假象。
综上所述，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有“多-少-多”的总体变化趋势，即从宋以前的图经的多，经过元明时期的少，再发展到清代的多。
2.古代方志中地图的质量
总体而言，方志中地图的质量是与其所在方志的质量是相当的。而方志的质量一方面随着方志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而异，另一方面也因修纂地或修纂人而异。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方志出现这样的情况：文字的编纂或印制质量很高，而地图的绘制或印制质量低，或者相反。
地图的质量可以从多方面评价，但主要还是绘制的科学性、准确性、艺术性和印制的粗细、清晰程度要素等。
方志处于图经阶段，尤其是印刷技术普及之前，方志主要以写抄本形式存在，其中的地图自然多是手绘本，因此基本不存在印制质量问题。这一时期图经中的地图多数都是山水画形式的疆域图、地形图和示意形式的城池图、衙署图等，在科学性、准确性方面较欠缺，艺术性则因人而异，像《区宇图志》这样的名志，“‘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并用欧阳肃书，即率更令询之长子，攻于草隶，为时所重。’可见，图上的字是请书法家写，想必图也应是画家所绘。”[6]当然，到隋唐时期，地图的绘制已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那么图经中的地图在这些方面也有相应提高，但其表现形式变化不大。
方志中地图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清代，宋元明清的大多数方志中地图与此差别不大。王庸先生在《中国地图史纲》中尖锐地指出：“直到清代，一般官绘地图还是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不但没有什么改进，还比裴秀、贾耽等古地图幼稚而落后了。”[7]王庸先生是就整个地图的状况发表的议论，方志中的地图没逃出这个框，甚至情况更糟，这并不奇怪。一方面，由于地图在方志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下，因此对地图的绘制并不在意，绘图人也不似图经时期地图和绘画还没有分开，由进行艺术绘画的人承担，因此，所绘地图在科学性、准确性方面的提高很少，反而又丢掉了艺术性，难免很多方志中的地图质量不如图经阶段的。另一方面，自宋代印刷技术比较成熟和普及后，编纂完成的方志一般都要付梓印刷的。由于地图制版远比文字困难得多，因此印制的地图质量大打折扣。当然，不同时期方志中的地图在绘制风格上是有差别的，但这对地图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
再者，方志在清代很兴盛，地图的绘制技术在清初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康熙年间开始的用经纬网控制的实测地图的绘制。这一科学制图手段的引进，也改变了方志中地图的制图质量。但是这个变化不是随着第一个经纬网实测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的诞生而发生的，而是到了道光才陆续在方志地图中比较广泛应用科学制图的方法，而且主要表现在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法上，当然也用西方的绘法绘制天文图，但天文图的外圈仍然要标示中国的星宿概念，这种图在康熙的方志中比较多。也有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形式绘的图，有的是摹绘，有的是仿其形式，是否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核查。到光绪年间，计里画方在方志地图中比比皆是，应用非常广泛。但并不排除，直至光绪年，仍有仿明代绘法的不科学地图出现。而用经纬网法绘制的地图在方志中出现更晚了，且多与画方结合使用。
总而言之，方志中地图的绘制技法变化缓慢，直到清代才开始有实质性的进展，计里画方和经纬网的绘制的方法使用，才使方志中的地图具备科学性、准确性，才成为真正可依赖、利用的地图。
3.古代方志中地图种类
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方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从简单的地记、图经发展到包罗万象的地方志，那么，其中的地图也必定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文献记载和现存的方志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宋代之前的图经阶段，以及宋代之后的相当一部分方志中的地图内容简单，种类很少，一般州、县志只有疆域图(或称山川图、县境图等)、城池图(或称县治图、府治图等)、衙署图(或官署图等)、学宫图(或文庙图、书院图等)等。这几种图一直是方志中最基本的地图种类，因为大家都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图四境辨疆域也，图城池思防御也，图公署重政本也，图学校首育才也。”[8]府志除对应的府属图、府治图、府衙图、府学图等外，还有府属各县境及县城图。通志也同样是这样的对应图种，如前所述《区宇图志》也只是有山川图、郭邑图、官署图，《元和郡县图志》也只是有镇疆域图，到宋代一般也没有超出上述图种，如《剡录》仅有城境图，景定《建康志》是传世宋代方志中地图较多的一种，但也只有宫城图、山川图、府境图、府城图、府治图、各县图、书院图等。另有“历代城郭互见图”，这已是有些与众不同了，虽然早在唐代的贾耽已绘制了两色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这样的沿革图，但在方志中确少有运用，直到清代，历史沿革地图才比较多的在方志中出现。
元代方志中有图者少，现存于世的至元《嘉禾志》、延祐《四明志》、《齐乘》、至大《金陵新志》等均无地图，而以图志命名的大德《昌国州图志》也只有环山图、环海图和普陀山图，这些可归为山川图。值得一提的是李好文的《长安图志》中的地图，卷上有：汉三辅图、奉元州县图、汉故长安城图、唐官城坊市总图、唐禁苑图、唐大明宫图、唐宫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坊市图、奉元城图等等，这些内容丰富的历史沿革图，远远超过了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景定《建康志》的沿革图。尤其是“泾渠总图”和“富平石川溉田图”更是首开了方志中绘制水利图之先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中《泾渠总图》，详备明析，尤有俾于民事，非但考古迹、资博闻也。”
明代方志本来就少有佳作，无地图的方志比比皆是，有地图的也基本上没有超过宋以前的那四五种图。
到了清代，方志中的地图也随着方志的兴盛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地图的内容和图种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康熙年开始有了用西方的天文观点和绘制方法绘制的天文图，尽管多数天文图的外框还有中国式的星宿标示，但毕竟不再是被王庸先生称为的“方志图”——星野图或分野图。更主要的是增加了很多真正实用的地图种类，比如，各类历史沿革图，其中包括沿革图、历代城郭图、历代疆域图、历代河口图等;各种边防图，包括边关图、江防图、海防图;各种水利图，有河渠图、湖泊图、运河图、海洋图及海塘图、营汛图、河工图等;有各种交通运输图，包括漕运图、海运图、水陆道里图;有县以下级别的行政区图，包括乡都图、都隅图、村庄图、乡保市镇图、城厢图、城分区图、街道图等等;其他还有校场图、义仓图、谷仓图、考棚图、场图等等。当然，清代也增加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图，那就是风景名胜图。不能全盘否定这些图的价值，但多数风景名胜图只起到了哗众取宠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样描述清代方志中的地图情况，并不等于说所有清代方志均如此。事实上，也有相当一部分清代方志的地图仍然只有疆域、城池、官署、学宫等最基本的几种地图，清初的方志和一些质量不太高的方志尤其如此。
4.古代方志中地图的其他表现特征
方志中地图的情况可以从多方面揭示，上述三方面是比较主要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表现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了解方志中地图的情况。
就地图在方志中所处的位置而言，一般在“志”之前，或卷首或卷一中，且集中在一起，在地图多的情况下，也只是将其分成几卷，很少位于中间或分散在相应门类下。这是有深远历史根源的，借元代方志学家杨升云的话就是：“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9]。地图居于首，在地图种类只限于疆域、山川、城池等几种基本图种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但随着方志内容的增加，地图种类也增多，地图与内容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图集中于方志之首就有图与内容脱节的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地图作用的发挥。
在笔者调查的270余种方志中，只有南宋的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元代至正《长安志图》、清康熙《余杭县新志》、康熙《绍兴府志》、康熙《蓟州志》、康熙《迁安县志》、康熙《庆都县志》、乾隆《湖南通志》、道光《安徽通志》等10余种方志中的地图分散在相应的门类下，并与文字或图说紧密联系。严格讲，景定《建康志》仍然是地图集中在“志”前的形式。该志在卷一“行宫衙署”之首列“宫城图”，与其“留都录”联系比较紧密。但其它15幅图均列入卷五“图”中，内容涉及山川、历史沿革、府县境城池书院等，应是后面十卷“志”的附图，也就是说图仍然是相对集中在“志”前的，与“志”的具体内容结合并不紧密。《长安志图》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图”与“志” 紧密结合的。该志共三卷，有22幅地图，按主题分卷，每卷均有图和志。这种“图”与“志”的紧密联系是极少数的，也是与从南宋就定型的“录、图、志、表、传”的方志体例有出入的，因为在这样的体例中，地图是作为方志中独立的一部分，而不是附庸。但地图要起到应有的作用，最佳位置应该是与内容紧密结合的地方。到清代，地图分散到相应门类下的方志逐渐增多了，如康熙《绍兴府志》中的地图被称为附图，分散到相应各卷：卷一“疆域志”附图9幅，为府及各县境图;卷二“城池志”附图3幅，为今昔城图;卷三“署廨志”附图12幅，为府及各县官署图;卷四至八“山川志”共附图29幅，为各山、湖、江、溪等图;卷九“古迹志”附图1幅，仅列兰亭图;卷十七“水利志”附图7幅，为各海塘、闸坝图;卷十八“学校志”附图9幅，为各府县学图;卷十九、二十一至二十四“祠祀志”共附图17幅，为各坛庙寺祠塔观陵图;卷二十五“武备志”附图13幅，为海防、卫所、校场等图。这是一部地图内容丰富、数量巨大、位置安排合理、绘制质量上乘的方志，是方志中的佳品。但即使是清代这种方志为数也不多，到清代中晚期才逐渐增加比例。
就责任者而言，古代方志中很少记录绘图者，即使在修志姓氏罗列多达17页、地图绘制多达30幅的道光《安徽通志》中也同样没有绘图者姓名，可见对绘图者的不重视程度。
在笔者调查的270余种方志中，只有25种方志记录有绘图者，不足10%。记录的地方主要在修纂方志的姓氏名录最后，如康熙《涿州志》、雍正《山东通志》、乾隆《温江县志》、乾隆《湖南通志》、乾隆《柳州府志》、乾隆《兴宁县志》、乾隆《迁安县志》、嘉庆《庐州府志》、道光《金华县志》;也有在地图上标注的，如雍正《乐至县志》在图的左下角注“浙江朱士英绘图”，同治《宿迁县志》在图上注“布衣程步云绘”或“文生张云□绘”，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共有8幅各类图，只在书院图上标“郭曾泰绘图”，道光《江阴县志》在其中的一幅图中注“六严绘”，光绪《清河县志》在其中一图中注“河营候补千总邑人邱振西绘”;或在凡例上提及，如康熙《济南府志》在凡例中记“今礼聘顾陆佳士为城地图者六十三，为山水图者二十六”， 康熙《保定府祁州束鹿县志》在“志图小引”落款为“绘图者邑后学耿迁”。绘图者有监生、典史、贡生、附学生、驿丞候选州吏、巡检、补用守备等等，多是无职位或职位低下的，也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由此可见，在历代修志过程中，尽管很多人口口声声说地图如何重要，但从地图绘制结果和绘制承担人以及绘图者的地位都可以看出在修志中对地图的忽略。
5.古代方志中制图的地理分布状况
上面是将全国古代方志作为一个集合体，从时间的纵断面对其中的地图数量、质量、种类等相关状况进行论述。但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均衡，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必定要反映到修纂的地方史志——方志上，当然，这些差异也会在其中的地图上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对方志中地图的研究还可以从地域这个横断面着手，弄清其地理分布状况。
根据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古代方志500种以上的省有6个，它们是四川671种、浙江590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河南528种;300—500种的省依次是江西477种、广东445种、山西441种、陕西和湖南各401种、安徽379种、湖北332种、福建315种;其余的省或自治区的现存方志均在300以下。尽管现存量的多寡并不一定代表实际修纂量多少，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志的地理分布大势。结合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分析，我们有理由说，东部及开发较早的地区，由于经济、文化较之其他地区发达，因而在这些地区的修志也比较兴盛，而方志中的地图也显示出东西差异和发达与欠发达区的差异。
事实上，在地图数量上，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等省的方志中地图量较大，平均每种方志中有10幅以上地图。上海的历史较晚，但发展迅速，加之清代方志中地图的绘制也处于兴盛期，结果，上海方志中地图的平均量是最大的，达13幅。尽管四川、河北、河南等省修志量很大，但其中地图的平均量并不高，一般在7幅以下， 尤其是县志中的地图比较少。
从地图种类上，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等东部省市的地图种类相对丰富一些，除了疆域图、城郭图、治所图、学宫图、风景名胜图、坛庙图、分野图等方志中的基本地图外，由于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需要，这些省市的地方志中还有各种水利图、天文图、武备图、历史图、交通图及县级以下的乡都村落图等等。水利图中出现的有江河图、漕河图、湖图、海洋图、水道图、水源图、河堤图、海塘图、闸坝图、营汛图、沙图、水利全图等等，其种类繁多，图量也较大。在多水域的东南方出现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也因此有很多专门的水利图书面世，道光《重浚江南水利全书》即是一例，全书共11幅图，一图一说，实为水利专志。武备图中出现的有兵防图、江防图、海防图、卫所图、校场图等等，如在康熙、雍正两次修纂的《浙江通志》中各府都有海防图，乾隆《江南通志》也如此。历史图出现的有建置历史图、城市历史图、河口历史图等，如康熙《江宁府志》中有各朝代图及历代互见图共14幅，道光《宝应图经》的全部15幅图均是历史沿革图，咸丰《清河县志》罗列了从明万历到清咸丰各朝代关键年份的河口图共11幅，嘉庆《松江府志》则绘制了历代建置图，康熙《绍兴府志》有旧越城图、旧子城图、今府城图，景定《建康志》有历代城郭互见图。在这些方志中出现的县级以下行政单位的图有乡都图、隅都村落、村庄图、乡保图、镇图、乡坊田亩图、县境分图等，无论哪种图，都是为了更详细地反映一个县境的情况，比一幅简单的县境图或山川图更实用，也更有价值。城市图也有类似细化的意图，因此出现了坊隅图、坊市图、街道图、城厢图、县城分图，甚至细化到街市桥梁图、楼馆图。而城市中的官署图也已不局限在县署、府署之类的图上，还出现了其他官职的官署图，如漕署图、河署图、道署图、参将署图。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专门地图，如水陆道里图、义仓图、田圩图、场图、试院图、考棚图等等。
当然，以上所列图种在其他地区并非全没有，只是种类和数量都相对较少。比如在开发比较早或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北部或西部地区，也有比较多的地图种类出现在方志中，比如在河南的道光《宋次道雒阳志图》、陕西的《长安志图》、山西的光绪《繁峙县志》和《绛县志》中都有一些历史沿革图。在官署方面，河北、天津的方志中则有判官廨图、吏目廨图、道衙门图、总镇衙门图、清军厅衙门图、户部衙门图、守备衙门图、监院衙门图等。河北、山西等省在水利方面也有少量江河图、河渠图、河堤图、泉源图等，在政区图方面也有乡都图、村庄图，还有一种社图。武备图在这两个省的方志中也时有出现，如康熙《霸州志》的兵备道图，乾隆《迁安县志》的三屯营图、喜峰口图，雍正《山西通志》和光绪《繁峙县志》、《代州志》的边关图。
在地图绘制的质量上，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山西等省市的总体质量较高。在所调查的方志中，绘制精良的地图上海有50%以上，浙江有50%左右，江苏有40%以上，安徽和山西均有近30%，其他省份则比例很小甚至没有。在地图绘制的科学性准确性方面，采用计里画方等科学手段绘制的地图浙江、江苏、山西占30%以上，安徽接近30%，是比例较高的。而上海现存方志有近2/3是清代的，清代方志中多数又是清中晚期的，因此，在所调查的方志中采用计里画方等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比例高达70%以上。
二、古代方志中地图与普通地图的比较
1.古代普通地图发展的历史轨迹
地图在我国的起源很早，在夏代或早于夏代就已出现类似于传说的“九鼎图”那样表示山水等内容的原始地图。到西周，地图的绘制日渐增多。甘肃放马滩战国墓出土的木板地图是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地图。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所显示的测绘技术曾经令世人惊叹。
西晋裴秀在总结前人制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图六体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制图学的理论基础，影响了西晋直至清代的地图绘制。在制图六体理论的指导下，地图绘制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裴矩的《西域图记》、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等图学成就较大的地图纷纷问世，而且，《海内华夷图》用朱墨分注古今地名之法，成为后世沿革地图以朱墨区分古今地名之滥觞。遗憾的是西晋及其后隋唐时期绘制的地图实物现在均已不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地图需求的增加，地图绘制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代地图在绘制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在绘制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只是现存宋代地图数量有限，无法反映宋代地图的全貌。但透过现存的十几种宋代地图，我们仍然可以略窥宋代地图的辉煌。南宋绍兴年间的《禹迹图》是现存最早的计里画方地图，其上绘制的黄河、长江尤为突出，且比较准确，这在距今近1000年前应该是很了不起的。与其同碑的《华夷图》是贾耽《海内华夷图》的缩减本，其上应该残留有唐代地图的影子。宣和年间的《九域守令图》是我国现存最早以县为行政单位的全国地图，淳祐年间的《天文图》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大型石刻实测星图，显而易见，这些地图的价值是很高的。从这些地图上所显示出的成就可以判定，宋代地图已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宋代的地图绘制技术也达到相当的高度。
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及明代罗洪先在此基础上增补成的《广舆图》则成为元明时期的代表作，并一直影响到清代的地图绘制。《舆地图》现已不存，但《广舆图》却有不少版本流传至今。《广舆图》是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全国地图集，该图集图幅多达44幅，采用画方计里的绘制方法，尤其是首次采用了统一的图例，这在制图学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的诸多特点和图学成就使其广为流传并为后世效仿。由于社会整体水平的发展，明代地图绘制技术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法在明代的地图中有了更多的运用，而且在绘制内容上也有很大扩展，地图种类大大增加，出现了《大明混一图》、《皇明职方图》、《地图综要》、《地图汇考》、《郑和航海图》、《筹海图编》、《万里海防图》、《河防一览图》、《九边图》、《今古舆地图》以及很多水利图、城市图等等。尤其是历史沿革图和军备用的边防图、海防图成为明代地图在图种上的一大特点，这是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必然结果。
到清代，西方经纬网测绘技术传入我国，地图绘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绘制技术被接纳，《康熙皇舆全览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经纬网法绘制的全国地图。随后又陆续有了《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等图。与地图集还不算多的明代相比，清代绘制的地图集则大量出现，如《历代地理志图》、《历代地理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海国图志》等等。但与此同时，用中国传统绘制方法绘制的地图也不断涌现，如康熙年间绘制的广袤七米的《福建舆图》、很多城市图、江海图、名胜图等等。无论是何种技法绘制的地图，在现存的古地图中，数量最大的自当是清代地图，事实上，清代绘制的地图数量确实巨大，种类也大量增加，其中不乏精品和高质量的地图。总之，清代的地图绘制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就显著，图量巨大。
2.古代方志中地图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本文第一部分“古代方志的存在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勾勒出古代方志中地图发展的历史轨迹。从魏晋南北朝图经刚刚兴起开始至宋之前的隋唐时期，是地方志的图经阶段。这一阶段地图是主体，地图数量相对较大，种类不多，以手绘地图为主。到宋代，图经开始走向衰退，文字的分量越来越重，以方志命名的书越来越多，终于在南宋形成了方志的基本体例。定型后的方志，地图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数量大大减少，有的方志中甚至不再涉及。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印制地图成为这一时期方志中地图存在的主要形式，地图种类变化不大。地图绘制质量在方志定型前的图经中较好，定型后则较差。元明时期方志中地图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从数量到绘制、印制质量都不太好，地图种类也没有明显增加。清代方志修纂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其中地图绘制的发展，地图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地图种类大大丰富，地图的绘制和印制质量也是历代最好的时期。
3.古代方志中地图与普通地图的不同历史轨迹的成因
从上文可见，古代方志中地图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普通地图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不是重合的。在图经阶段，即隋唐之前，甚至包括以图经为主的北宋时期，方志中的地图与普通地图的发展水平基本吻合。从南宋定型的方志开始到明代，方志中的地图发展就大大落后于普通地图。到清代，方志中的地图有较大的发展，与普通地图的距离逐渐缩小了。笔者认为，方志中的地图与普通地图出现两条轨迹不吻合的现象是有事物发展内在的原因的。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思想的活跃、文化的大发展促进了地图的发展和分化，一部分地图继续沿着图学方向发展，一部分地图则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增加更多的文字说明，图经便由此逐渐从地图中分离出来。无论称为“图经”还是“图志”、“图记”，其本质并无差别，这些名称本身也表明“经”、“志”、“记” 等文字是为“图”而设的，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地图中分离出来的图经只是在地图上增加了地方史志等方面的文字，成为另一种文献类型。隋唐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的又一个发展高峰，这个时期的政治也较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图经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进入了高峰期。图经中的地图质量也随着地图绘制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提高，因此才有《区宇图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名志中的精制地图。 由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印刷术还不够普及，雕版印刷在地图中应用极少。按照王庸先生的推测，图经“是卷子本，是每卷上图下经”[10]的形制，如果是这样的话，印刷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此，普通地图和图经中地图绝大部分都为手绘本，这样就不会存在因印刷产生的两者间的差异。所以，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图经中的地图与普通地图之间没有明显的质量差别，甚至在图经形成的早期，图经和普通地图常常被混为一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明显的文献类型之别。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时期，伴随着社会总体水平的发展，学科分支逐渐增加，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方志体例基本定型，方志发展成一种与其他文献类型有很大差别的独特的文献类型。据不完全统计，在北宋所修的143种地方志书中，地记12种、图经58种、图志4种、方志22种、其他47种，图经最多，占40%以上。而在南宋所修的262种地方志书中，地记12种、图经21种、图志13种、方志206种、其他10种，方志成为压倒多数，占78%以上。由此可见，从图经转向方志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而其中地图的数量也明显减少。而且，随着学术分类的细化，文字与图的作用分别被赋予不同的使命。地图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得到迅速发展，而方志中的地图的作用又大为降低。学界对方志这种文献类型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定型后的方志中文字的分量逐渐加大，地图只成为方志中的一部分。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体中，其他六体都是以文字表述，地图甚至被一些修纂者放在了很不重要或可有可无的位置。同时，在宋代印刷技术比较成熟的背景下，方志作为以文字为主的文献形式，又是官修占绝大部分，因此一般都会付梓印刷。这样，方志中所包含的地图的图幅大小就会受到一定限制，而且大小不同的地域要绘在同一大小的图幅上，在当时绘制水平和条件下是很困难的事，必然要影响地图的质量;地图的绘制本不如写字容易，能绘地图者远比能写字抄书的人少，因此，即使地图绘制很好，但制版和印刷也成为决定地图质量的重要因素。能将地图刻版，而且刻好版，这在当时是非常难的事。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方志中地图的数量一再减少，质量也不如普通地图。因为普通地图仍然可以手绘，仍然可以按每幅图的需要决定图幅大小，一般都远比书的幅面大，而专门绘制地图与为方志配置地图的用途和意义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在绘图人员的配置必然存在差异。一般情况下，自然是专门绘制地图的人的水平比为方志配置地图的人的水平高。
古代方志中地图的这种落后状况一直持续到元明时期当然不完全是上述原因，主要是方志的修纂在元代很不景气，明代只是一个恢复时期，虽然方志数量增加了，但质量并不尽如人意，遭到后世方志学界的广泛批评。其中的地图水平不高，地图种类远没有跟上社会的需要，也没有跟上普通地图的步伐，也就不足为怪了。
到了清代，方志修纂兴旺，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修纂的方志尤多，质量也较高，因此，其中的地图也随势得到发展。而普通地图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方志中地图制作的改进。这时已有不少地图专家加入方志修纂中，承担其中地图的绘制任务，如著名地图学家邹汉勋任道光《宝庆府志》的编纂者之一。该志中“所绘各图,均出自汉勋伯仲及子侄之手”[11],他肯定是地图绘制的指导者。又如，《湘阴县图志》中地图分经纬图、总图、城图、沿革图、水道图、二十九局分图共78幅,是特聘当时的舆地学家邹世诒绘制的。再如，《江阴县志》中有著名地图学家六严所绘之图。因此，虽然由于书籍开本对地图图幅有很大限制，加上其他原因，致使清代方志中地图的质量、种类在总体上仍不能与普通地图相比，但其本身在绘图技术、绘制数量和质量、地图种类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同时，由于印刷技术到清代也更加成熟，对地图的制版比以前容易一些。因此，诸多因素影响下，方志中的地图与普通地图的差距缩小了，两条发展轨迹在逐渐靠拢。
值得说明的是，我国地图绘制确实在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也曾经有过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比如，马王堆出土汉代地图、晋代的制图六体理论，也不乏地图精品的存在，也就是说，各代均具备相当的绘图水平。但是，历史上的更多地图是以山水画形式出现，而且科学性、准确性均欠缺，这种状况直至清代都是如此，这是有很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根源。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古代的山水画与地图本来就是同源，“地图与绘画艺术一向分不开”，[12]绘地图的人多为画院的人承担[13]。有些地图并不在意科学性、准确性，而因绘制精美常被列入艺术品中。比如，洛阳图、一些江河图等等被收入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里，而方志中的风景名胜图更是画家们发挥艺术才华的天地。因此，无论是普通地图，还是方志中的地图，很多都是这样不科学、不准确的山水画形式的。
三、古代方志中地图的作用及其价值
1.地图在古代方志中的作用
无论是在以图为主的图经阶段，还是在以志为主的方志阶段，地图都是古代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体例在南宋定型后，各代修志者或相关人员大都重视地图的绘制，对其作用有相当认识，相关的论述也不少，如：雍正《完县志》在“图考”中写道：“志乃书也，何以列图于首?古左图右书，图乃书之祖也……是知图者形也，书者文也。形立而后文附之，此图书先后之次第也。” 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开篇即言：“自古考地者贵有图，盖地之四至八到言之可明，而其袤正曲直广狭长短之形，非图不能明也。” 乾隆《西和县志》在卷一的“舆图”部分先有说明：“按志而观图则了如指掌，按图以考志则较若列眉，是图亦不可阙也。” 顺治《赣石城县志》在“图说”中写道：“阅志未阅其图而先阅其山川城郭书，此与入大海未晓西东者何异。须知物物事事有语言文字所不能晓畅者，按图则了然心目间。如二十八宿真形图，心房两星各做〓〓，寄精奇之理以觉人，而高者悟之，卧龙抚夷地，天日月君长城府首为图也。” 康熙《富民县志》在“图考”中写道：“古王者抚有方，夏四海八闼间，山川疆域土物方名，虑不能遍历而周知也，为之绘图备考，一披览而远近无遗矣。” 康熙《房山县志》在卷一的“形胜”中有言：“房山旧虽有志而无绘图，是犹谈虎貊而莫识其毛质，论河海而不知其东西也。” 有的修纂者还认为“书以纪事，图以观象，两者不可偏废”。[14]
古代方志中的这些论述说明了地图在方志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作为直接反映地理事物在地域上的分布及变化规律的地图这种特殊形式的文献，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继承图经及其之前的历史，而且也是方志这种地域性极强的文献本身的需要。地图在方志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地图与文字紧密结合，互为补充，使所叙之事一目了然;用地图反映文字不易表达清楚或无法表达的内容，以加强地方志内容的表达;图文并茂，有利于加深读者对文字内容的印象，成为喜闻乐见的文献。
上述方志地图的作用在理论上也可以说是理想的。古代方志中地图所起的实际作用还需要具体分析。
在一些地图绘制比较精良、科学的方志中，地图确实起到了明疆域、晓山川、知城池、通学政等等修志者所期望的作用，甚至还能达到“资考镜”的作用。[15]《长安志图》中多幅汉唐历史图、陵图应是可资考镜之列，而“泾渠总图”、“富平石川溉田图”在紧密结合泾渠图说、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设立屯田等文字的情况下，为李好文阐明其对水利方面的观点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中称乾隆《福建通志》[16]：“如沿海岛澳诸图，旧志所不载者，皆为详绘补入，足资考镜。”而光绪年间郭嵩焘所纂的《湘阴县图志》则分舆图、表、志、传四体。舆图列于首，并多达5卷，共计78幅图，这是县志中地图最多的一种方志。地图的种类也比较多，分为经纬图、总图、城图、沿革图、水道图、二十九局分图。为求地图之精审,还特聘了当时舆地学家邹世诒绘制。每图之后,各有详细考证注释，以符合图经志纬的模式。该志修纂者认为：言地理者“必资于图，州县地志之名图经，山水方域，于是焉详，故亦或曰图记，或曰图志。图以为经，志以为纬，隋唐相沿，志地之书皆然也。元明以后，踵事增华，专详人物事迹，而舆图反在所略”，由于图易亡，因此，“后之志地者，无敢以图名，亦势然也。此志于方域广轮之数，椭圆袤长犬牙相入之形，并于图详之，题曰《图志》，非独以上溯隋唐地志之原，亦纪实也”。[17]可见，绘图之目的是为纪实，绘图之要求是地图之精审，绘图的结果确实使地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不少事与愿违的事实存在，不少方志中的地图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或期望的作用。初步分析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阻碍地图作用的正常发挥。
(1)地图绘制欠精审，只追求美观、浮华，谈不上科学性和准确性，最多只能起到示意作用。方志中几种常见的地图中学校图(包括学宫图、书院图、文庙图等)、官署图(包括县治图、府治图等等)、风景名胜图等在历代方志中几乎全是用形象的绘画手法绘制，有些图只追求美观，并不考虑建筑实际布局和房屋形制，因此参考价值不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尤其是风景名胜图，有些修纂者为了附庸风雅，即使当地没有像样的名胜，也要牵强附会，绘制一些风景名胜图。《四库全书总目》就批评这种现象：“景必有八，八景之诗必七律，最为恶习。”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也在凡例中称“凡志书有作八景十景图者，大抵虚伪可嗤，徒烦纸墨”。像这样的图自然也不会起到地图应有的作用。
(2)地图种类稀少，地图的整体作用无法发挥。《元和郡县图志》以在唐代即有一镇一图之地图规模而著称于世，但地图仅仅局限在疆域图上。即使绘制精良(因图早在宋淳熙时已亡，故已不知绘制情况)，充其量也只是各节度镇的疆域图或山川图，就地图总体的作用而言实在太小。方志中地图种类的丰富应该是清中晚期了，这个时期的地图非常注意实用性，地图的作用也随之真正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很多方志地图的作用是不尽如人意的。
(3)地图绘制粗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地图绘制比抄写书要难得多，因此，或因绘图能力所不及，或因印制技术所欠缺，也可能因修纂者敷衍塞责，只追求形式上尊古制或合体例，并不问纪实否、精审否，种种原因造成了地图质量极差，根本不可能起到地图应有的作用。
2.古代方志中地图的资料价值
地方志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般的地方资料信息宝库，因此，尽管有不少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所起作用不尽如人意，但作为集合体的方志地图还是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县级以下的某些行政单位，尤其是地方特色较浓、文献记载较少或后来消失的行政单位，有可能在古代方志的地图上有较清楚的记录，如不同时期的“都”，还有“图”、“社”等，而一些建置沿革图比较清楚地反应了一地的历史变迁情况，有些变迁可能没有文字记录，或很难记录清楚，但一幅简单的地图却可能清楚地记录着一切。绘制详细的城市图可能也是研究城市建置、布局、建筑等等方面的重要信息源，就像《平江图》一样给七百多年后的我们带来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想像空间。古代方志中的很多专业地图，如各种水利图、历史图等等蕴涵着非常丰富的信息，可以从各方面挖掘利用。
3.古代方志中地图的制图学价值
古代方志中的地图不仅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言而喻，也是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图难于保存，包括宋元在内的宋元以前的地图很少传世，除几种出土文物中的地图和几种石碑保存下来的地图外，就是因书籍形式幸免于难的图经和方志中的地图。也就是说，图经和方志地图是古代地图学研究的重要实物依据，“虽然现在见于刻本书中的这些历史沿革地图和研究经书、史书所绘的区域图、山川图等，大都较为简略，但是它们代表着中国传统地图学的一个方面，同时还反映出当时史学家的制图思想，所以这些地图是很宝贵的。”[18]
明代方志数量远远超过宋元时期，其中的地图量自然增加了很多，这已被地图学界认定为明代地图发展的标志之一，[19]自然也应该是明代地图制图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制图学价值。
清代地方志的修纂是最兴旺的时期，不仅方志数量达5700余种，而且方志的质量总体水平较高，其中的地图量更大，是清代地图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是古地图研究必不可少的对象，具有较高的制图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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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桥驿，<图经在我国方志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地方志》(1992.2)，页55。
2.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8)，页29。
3.同前注，页31。
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
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6.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8)，页31。
7.同前注，页50。
8.康熙《深州志》序。
9.《方志知识学习》。
10.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8)，页39。
11. 邹华享，<湖南方志通论>，《图书馆》，2001年第2期。
12.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8)，页31。
13.同前注，页55。
14.康熙《偃师县志》卷一“图考”。
15.《四库全书总目》，页607。
16.同上注。
17.光绪《湘阴县图志》，例言。
18.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7)，前言。
19.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10)，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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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津流觞》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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