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语言学研究20年述评
作者：刘颖
修辞学习 2007年第2期
提 要 中国民俗语言学从上世纪80年代产生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本文试从其产生的重大学科意义、成就与不足三个方面进行宏观综述。
关键词 民俗语言学 研究 20年 综述
从我国现代学术史来看，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了民俗学与语言学的初步结合。标志中国现代民俗学开端的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活动，就在征集简章上注明了方言成语、俗字俗语及其语音的问题，明确规定钱玄同、沈兼士二人考订方言。后来随着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北京大学方言调查会也成立了，刘半农为主席。从刘半农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歌谣选”起，到北京《晨报》刊登顾颉刚的吴歌，到《歌谣周刊》，在所有讨论歌谣研究的问题中，都涉及到方言方音问题。方言调查会后，加强了歌谣研究中关丁方言方音的探讨和研究，对歌谣的搜集和研究起到了指导和辅助的作用。其中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董作宾《歌谣与方音问题》、钱玄同《歌谣音标私议》、魏建功《吴歌音韵类》等，便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轰轰烈烈的学术结合的倾向由于革命以及政治原因而冷淡以至搁浅。直至1980年代，受西方文化人类学关于语言与文化的理论以及人类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以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社会语言学的影响，我国产生了民俗语言学。从1984年曲彦斌先生的被誉为“开创本学科的第一篇论文”的《民俗语言学发凡》开始，民俗语言学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本文试图对民俗语言学这20多年的发展历程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 中国民俗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20世纪初，捷克斯洛伐克曾组建有一个名为“民俗语言科学学会”（Vereins Forv01kskunde undLinguistik）的团体，并出版《民俗语言科学学会年报》。日本也出版了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弟子们合著的《国语和民俗学》论文集，是运用柳田据方言调查为基础提出的民俗周圈论、文化周圈论的研究结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社会语言学研究十分活跃。1969年8月，国际俄语教师协会首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上提出建立俄语国情语言学并成立了专门小组。1978年，莫斯科俄语出版社出版了M.A.杰尼索瓦编著的《国俗语言学词典》。此问，还出版了由英、苏学者合编的《英国国俗词典》。社会语言学深受早期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影响，即注重语言与民俗的固有联系。曾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学委员会的戴尔·海姆斯于1974年出版《社会语言学基础：一种民俗学的研究》，就表明了社会语言学遵循的其实就是一种民俗语言学的方法这一观点。
就学科发展而言，在上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来研究，而将言语排除在外。主张共时研究，而非历时研究。索绪尔的缺陷在于他的二重分类原则不仅把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对立绝对化了，而且也割裂了语言状态与演化、发展之问的有机联系，使这种研究局限于孤立的变化，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所以说，线性思想并不适用于一切语言概念的阐释。到了50年代，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分化出一个新派，即乔姆斯基的“转换一生成语法”学派，他的语言学理论中心是“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深层结构是表层结构的基础，深层结构经过转化变成表层结构。这一学派导致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上的巨大变革和创新。但是这种语言研究法中包含有很多数学与数理逻辑分析的成分，这种过分公式化、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忽视语义的倾向。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社会语言学应运而生。它是社会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产物，广泛吸收运用了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来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尤其关注语言与社会集团的关系，特别注意语言变体与社会因素的联系，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民俗语言学受其影响，以民俗语言和民俗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其它相关科学的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进行历史考察，并指导应用。它改变了中国现代语言学局限于纯描写性的倾向，大大增强了语言学的应用价值。同时，民俗语言学将民众的生活文化研究与语言学结合起来，使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精细。
就语言生活实际而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体使用着不同的语言或方言，而这些语言或方言与各地、各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息息相关，二位一体共生共存。例如被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流传于湖南江永、道县妇女中的女字（又称女书），这一世界上迄今为止惟一的女性文字，母女世代传袭，上辈传下辈，传女不传男。因此女书的使用者、欣赏者乃至创造者都是普通女性。而随着最后一位女书老人的去世，女书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对它的研究，除了语言上的价值外，还具有极大的民俗学价值。因此民俗语言学对各地、各民族、各群体独特的语言民俗以及民俗语言的研究，不仅挖掘、搜集与保护丰富的民间文化，而且可以使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得以交流与传播，为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间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我国精神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 中国民俗语言学的成就
1.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建设
民俗语言学研究的二十年，为了研究与论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将它划分为前后两阶段。前一阶段即从1984年到第一届“语言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的1996年，后一阶段则从1997年到第二届“语言与民俗”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即2005年。
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学科基本理论建设是一个重要也是一个基本方面，故在二十年中的第一阶段中，这方面的成果比较显著。诸如民俗语言学的性质、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等，比较系统的就是曲彦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从《语言学发凡》、《民俗语言学浅谈》到《民俗语言学》、《民俗语言学新论》等，明确了民俗语言学的理论，确立了民俗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尤其是1989年出版的《民俗语言学》，是关于民俗语言学理论的开山之作。它从语言文化基本内涵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以语言文字的构成主体为基线，全面、多方位地论述了民俗语言的本质、源流、功能、类型、方法论及学说史，形成了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此书的问世，标志着民俗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人文科学在我国正式诞生。此外，如李炳泽的《民俗语言学浅议》、乌丙安的《民俗语言学的创建与拓荒》、王建忠的《民俗语言学学科建设概况》、金失根的《方兴未艾的民俗语言学》、贾唏儒《语言是民俗的一面镜子》等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民俗语言学不仅重视共时的研究，如对当代新流行语以及计算机网络语言中出现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的研究；同时它还注重历时的研究，如对于古代的民俗语言以及民俗语源的研究，有学者综合运用地下发掘材料及历史文献资 料，从甲骨学、考据学、历史学、人类文化学等多种学科角度论证其来源及产生时代。其次，民俗语言学不排除对语言的静态描写研究，但它注重田野调查的与之结合，使其客观性、科学性、应用性进一步加强。此外，民俗语言学还从语言切入展开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如中国典当史、中国传统保安史、中国传统广告艺术史、关于中国经纪人史、中华民族虎文化史、中国乞丐史等方面，同时研究的成果也进一步充实民俗语源问题的研究。
2.民俗语言学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方面，首先从数量上来说，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基本是第一阶段的两至三倍左右甚至更多。以论文为例：在中国期刊网上以关键词“语言”且“民俗”搜索，1979—1996共86条，1997—2006共183条；“隐语”搜索，1979—1996共146篇，1997—2006共214篇；以关键词“文字”且“民俗”搜索，1979—1996共25条，1997—2006共62条；以关键词“语音”且“民俗”搜索，1979—1996共3条，1997—2006共8条；以“修辞”且“民俗”搜索，1979—1996共5条，1997—2006共17条；以“方言”且“民俗”搜索，1979—1996共23条，1997—2006共76条；以“称谓”且“民俗”搜索，1979—1996共4条，1997—2006共16条；以“歇后语”且“民俗”搜索，1997—1996共2条，1997—2006共15条；以“谚语”且“民俗”搜索，1979—1996共6条，1997—2006共17条；以“成语”且“民俗”搜索，1979—1996共2条，1997—2006共11条；以“口彩”搜索，1979—1996共16条，1997—2006共30条；以“数”且“民俗”搜索，1979—1996共4条，1996—2006共8条。
从研究范畴来说，无论哪一阶段，隐语行话的研究都是十分突出，成果亦是十分可观的。民间隐语行话，作为民俗语言的一种形式，亦称民间秘密语，是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前一阶段的专著有曲彦斌的《中国民间秘密语》、《中国民间隐语行话》、《江湖隐语行话的神秘世界》、傅憎享的《（金瓶梅）隐语揭密》、雪漠的《江湖内幕黑话考》。论文有张天堡的《切语初探》、潘家懿的《一个特殊的隐语区——夏县东浒“延话”（隐语）调查纪实》、《隐语与群众文化心理》、陆进强的《有关行话中的数字隐语》、侯精一的《山西理发社群行语的研究报告》、柯小杰的《荆楚木瓦工行话浅析》等等。后一阶段的论文有周新国的《天地会秘密语与太平天国》、阎贵臣的《当代隐语的特点及其识别》、曲彦斌的《汉语民间秘密语语源分析》、郑宏的《（诗经）植物隐语的文化探源》等等。著作有刘仲富的《秘密语》、郝志伦的《汉语隐语论纲》、刘延武的《中国江湖隐语辞典》等等。
在“民俗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微观的各个分支领域，除了隐语行话或秘密语之外，其他方面如关于亲属称谓的研究、方言俗语的研究、绰号、口彩语以及古代民俗语言等的研究，论著成果也是十分丰硕的。前期论文有伍铁平的《论汉语中的从儿称谓和有关现象》、李郁的《豫东亲属称谓变化谈》、曲彦斌的《民间流行习语与地域文化》、许嘉璐的《礼俗与语言》、尹群的《汉语詈语的文化蕴含》等，专著有曹聪孙的《中国俗语选释》、萧遥天的《中国人名研究》、晓章的《绰号》、屈朴的《俗语古今》、张永绵《宋元市语初探》等。后期论文有章黎平的《东明西南方言的父母称谓》、潘世松的《民俗事象里修辞艺术的地域特色》、谭汝为的《论汉语修辞与韩文化的关系》、董印其的《新疆汉语方言词汇与新疆地域民俗文化》等。专著有王小娜的《歇后语和汉文化》、温端政、周荐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沈锡伦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语言》、谭汝为的《民俗文化语汇通论》等。
民俗语言学范畴的扩展除了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的更为精细深入的研究及研究数量的增长外，新领域的开拓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宗教民俗语言问题，有尤成俊的《与佛教有关的贬义俗语的文化审视》、曲彦斌的《宗教与民俗语言文化》、《关于禅籍俗语言民俗语源问题》等文章进行了探讨。再如对古代专书的研究，除了《释名》、《文心雕龙》等这些影响较大的，有学者对《吴下谚联》、《俚语正诂》、《迩言》等学界关注不太充分的专书，从民俗语言学的角度加以阐发，也是对民俗语言学领域的大胆拓展。再如金失根的《略论民俗在语法中的若干反映》则对受民俗影响而产生微观的语法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语法现象进行了研究，都属于领域开拓的表现。此外，民俗语言学还注重新生事物与其之问的联系，如在曲彦斌的《民俗语言学》增订版中便分别讨论了《返朴归真的计算机网络副语言习俗》、《计算机网络生活中的数语言习俗》、《数字化时代的言语时尚》等计算机网络民俗语言文化现象。
3.民俗语言学的应用研究
民俗语言的应用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地域性民俗语言的调查研究、公安言语识别的应用研究。民俗语言的调查研究，前期论文有师忠孝的《哈萨克语的切口》、贾唏儒的《蒙古语词结构中的民俗事象》、黄尚军的《四川方言与四川民俗》、张林林的《九江话“八x”社会分层情况考察》等等。后期的调查研究范围更为广泛的向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人群深入。如张天堡的《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辛菊的《从河东方言看山西晋南的民俗文化》、张晓波的《朝阳地区的婚丧民俗语汇研究》、叶旭明的《西江民间隐语试涉》、王志家的《当代一般社会集团的隐语》等等。将民俗语言学运用在公安语言识别上可以说是民俗语言学实用价值的典型表现。“民俗语言材料所综合出的信息，可以描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种职业、一个家庭、一个社交圈等多层次言语集团的社会特征，以及一个人的气质、思想、性格、心态、行为等。通过一个人的某些民俗语言特征的分析、识别、鉴定，可以获得许多有关其人基本个人社会特征，这就可以为公安、司法部门的语言识别、侦察、鉴定工作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思想与工作手段。”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属于中国民俗语言学会下设分会的中国公安言语识别学会的成立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前期论文有李增春的《刑事犯罪隐语初析》、王海波的《浅议问答笔录制作时处理犯罪隐语的方法》等。后期论文有王志家的《论犯罪隐语的歪曲形态》、叶建明的《犯罪团伙标志语及隐语的研究》、王志家的《黑话的使用与犯罪心理机制》、王卉的《犯罪隐语语料库研究与建设的探讨》等等。此外，民俗语言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应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民俗语言学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理论建设和各微观领域的成果可以说是硕果累累。除了研究论文之外，还出版了各类专门辞典。前期的如曹聪孙的《中国俗语选释》、温端政的《中国俗语大词典》、杨青山的《犯罪隐语与方言识别词典》、曲彦斌的《中国秘密语行话词典》、潘灰云的《中华隐语大全》等，后期的有《中国民间秘密用语大全》、孟兆臣的《老上海俗语图说大全》、岳国钧的《元明清方言俗语辞典》、温端政的《中国歇后语大词典》、《中国歇后语大全》、《通用谚语词典》、王仿的《中国谜语大全》、孙雍长的《汉字字谜大典》、张一鹏的《谚语大典》等等。
三 中国民俗语言学的不足
尽管民俗语言学研究近年呈现出长足发展的势头，但总体来说，因其发展历史不长，还存在相当明显的问题：其一在理论上缺乏自觉，在学科理论范式和技术方法上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思考与探索；第二，与研究密切相关的田野调查工作依然相当薄弱，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备受重视，民俗语言学却尚未自觉利用这一时机，大力开展民俗语言文化的普查、抢救和保护工作，以加强民俗语言学的资料库建设，为民俗语言学的发展与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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