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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9月13日 03:13  来源：成都日报

　　顾颉刚(1893年—1980年)江苏苏州人。原名诵坤，字铭坚。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古史辨”学派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开创者。顾颉刚先生曾说他想要的生活很简单，只有两种，一种是“充军式”的生活，一种是“监禁式”的生活，前者是容许他到各地去搜集资料，开辟学问的疆土，后者是把他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远去人事的纷扰。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1944年7月至1945年1月客寓成都，在华西坝“五大学”之一的齐鲁大学主持国学研究所。流寓四川的时间更达6年余。在此期间，他的足迹遍及四川各地，广泛搜集资料，而在成都郊外的赖家院子，他则远离尘嚣，埋头著述，努力践行着他“充军”与“监禁”的妙喻。

　　西南名郡 群星闪耀

　　顾颉刚抗战期间在四川逗留的时间共有6年多，成都与他的缘分也不浅，期间曾两度到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一次住了一年又九月，先在华西坝，后迁北郊新都的赖家院子。第二次住的时间只有半年，研究所已由郊区迁回华西坝鲁村。第一次来成都之前，和许多流寓学者一样，顾颉刚辗转过不少地方，1937年到过甘肃、青海两地，1938年又应熊庆来之邀去云南大学任教，但三地的生活对他而言并不是很惬意。1939年，游历昆明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和历史系主任张维华前来拜访，表示欲在成都恢复该校的国学研究所并礼聘他主持所务，1939年的秋日，顾颉刚踏上天府之国成都。“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感到欢天喜地。”这段话，是顾颉刚在华西坝演讲中的一段开场白，足以见出他对成都治学环境的满意程度。当年，流寓大后方的教师与学生流传着一个谈资，说重庆是“人间”，陕西是“地狱”，而“华西坝”则是天堂。

　　那时节，在举国抗战的历史背景之下，云贵川三省共有内迁高校56所，也有人估计内迁西南的高校至少有70余所。四川省是聚集高校最多的地区，约有46所。成都接待了约8所学校，其中先后有5所集中在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华西坝，时称“五大学”联合办学。一时之间，古锦城可谓群彦毕至，星光灿烂。1942年11月9日，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发起成立了“东西方文化学社”。中国的学者、科学家踊跃参加，顾颉刚是该学会的骨干会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很多学者、科学家以及美国、德国、印度的许多学者也加入进来，共同构筑了特殊时期中国学术的一方亮丽风光。抗战胜利之后，流寓华西坝的学者曾撰写了一篇《五大学联合办学纪念碑文》，其中道出了学者们聚集此地的历史原因：

　　“成都自古为西南名郡，文物之盛，资源之富，风土之美，冠于全国。故中原有警，而西南转为人文荟萃之区，此徴之既往而已然者也。民国肇兴，华西协合大学于焉成立，规模宏伟，设备完善，而校园清旷，草色如茵，花光似锦，不仅为成都名胜，亦西南学府，四方人士心向往之。”

　　深谙历史的顾颉刚当然也知悉此言，不然他也不会以“天堂”之喻来称誉成都，他与此地的缘分可谓命定，同时，他当然也是汇入这个学术“天堂”的一颗耀眼星辰。

　　赖家院子的学术生涯

　　来到成都，顾颉刚居住于状元街附近的青莲巷，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设在华西坝。不久之后，由于人员增加，房屋不敷使用，顾颉刚又将研究所迁到成都北郊崇义桥的赖家院子(今新都区内)。此地远离市区，处于农田包围之中，环境更加安静。园内花木扶疏，池水静谧。当年在此求学的严耕望先生对这里的境况有过详细描叙：

　　“院子本为一赖姓富家住宅，占地甚广，旧式庭院三进，后为花园，花木甚多，故又称为赖家花园。院之右前部有荷花池，池外围墙内植杨柳数株。池中有大型水榭，曰消夏亭。池后厢房多间，屋宇花园外有围墙，竹树环护，甚为畅茂。墙外小溪绕之，溪外农田，一望无际，只有稀疏的独立村庄点缀其间，好一片宁静气氛。”

　　从喧闹归于平静，顾颉刚不由得感到身心轻松而舒坦。与抗战时来到成都的许多学者一样，他对这里的文化氛围也很满意，尤其是建立研究所必需的图书资料，在这个文化故都是不缺乏的，许许多多的旧书店成为他搜集资料的好去处，位于和平街16号成都著名的私家藏书楼“贲园”他也慕名前往过。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位广东藏书家寄存的大批图书，顾颉刚通过协商，将这批书置于研究所，供研究人员朝夕查阅，可谓“软件”与“硬件”齐备。那时候，当东方的曙光尚未初现，当成都坝子的浓雾尚萦绕在农田，清晨大约六点之时，头发斑白、身材颀长的顾颉刚已身在他的办公室了。他的学生胡厚宣经常于此时听见老师办公室内传出琅琅的读书声，后来方知，顾颉刚是在反复念读自己的文章，以找到最佳语感而修订。

　　标点《二十四史》的梦想

　　在成都，顾颉刚最大的雄心是想实现他标点《二十四史》的学术计划，并与当时的著名出版家王云五商量过此事，王承诺如标点完竣，他将用一年的时间将其印刷出版。可这个计划何其庞大，他的研究所虽然先后请了钱穆、杨向奎、胡厚宣、沈镜如、孙次舟等人，再加所带研究生孔玉芳、张蓉初、严耕望、杜充简、钱树棠、许毓峰、魏鸿祯等人，但要将浩漫的《二十四史》整理标点出来仍是漫漫长路。顾颉刚素来以大手笔的学术气魄而闻名，他年轻时的梦想是作四部著作，一是《帝系考》，二是《王制考》，三是《道统考》，四是《经学考》，总名为《古史四考》，后来又想编纂一部《中国民族史料集》，其学术胃口的确大得惊人，这成为他的优势同时也成为他的“短板”，那时候在学术圈之中，谈到顾先生的学问大都会说：“他的计划太大”而下一句便不肯说出来——“难以实现啊!” 就拿标点《二十四史》来说，顾颉刚后来自己也说要将其书“细细读过不是件容易事，这一部3243卷的大书，以平均读两卷计，即需时4年半，再加上编辑和研究的工作，不是又需十年吗?” 不过，顾颉刚确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几十年之后，他在新的历史境遇之下主持《二十四史》点校，该丛书的标点工作才得以完成，虽然离他当时的构想，将史籍中散乱的材料串联、集合成为有系统的，可成为各种专史的材料集仍有很大的差距。

　　天才加勤奋 蓉城出高产

　　天才加勤奋是顾颉刚显著的学术性格，虽然他以有生之涯未竟毕生之愿，但仍以高产的史学著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学术年谱》记录着他在成都期间耕耘的成果：1939年11月，整理写于昆明的学术著作《浪口村笔记》。12月，写毕《西庑读书记》，以读书于成都学宫之西廊而题此名。1940年，写作、发表文章及文集94篇(册)。《骆园笔记》一册以赁屋于华西坝骆园题名。1941年，写作、发表的文章有32篇。其间，尚外出考察古物古迹。1942年至1944年频频外出考察，又往返于成渝两地教授课程以及操持学术事务，著述计有30余篇。这粗约的统计无疑反映了顾在成都的专志著述，果然是成绩不菲。

　　与其他学者相比，顾颉刚的特色之一是擅长组织学会、办理刊物、经营出版。刚到成都的时候，他即组织建立了“中国边疆学会”，这个学会鼎盛时会员达到了600余人。当时的华西协合大学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有其特色，不知道他与华大学人有无交往过从，但他1945年在重庆主持《文史杂志》时曾来成都约请华大“中国社会史研究室”为该刊编辑《中国社会史专号》，想来他对成都的学术动态是有了解的。

在教学与著述之外，顾颉刚还创办了《责善》半月刊，主编《齐大国学季刊》、参与《三大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和《中国边疆》月刊、《边回》周刊、《边疆丛书》的编辑，发起创立《史学季刊》，还担任了不少的学术职务。顾颉刚曾在给他的学生郑德坤信札中叙说自己的忙碌，说自己恨不得分身为两个人，以应付做不完的工作。看来，他在成都难得的“清静”，也只是远离了一些琐事缠绕，他的头脑却是不停地在为学术而运转着。古人所说勤奋读书人在车上、马上、厕上也不闲着，他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