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野人

◎周洁皓

　　他们是一对亲兄弟，曾因不同的境遇被看做是一黑一红两种人物。但最终，他们不同的人生却同样辉煌。

　　贾芝，我国著名教育家、诗人、翻译家、民间文艺学家、中国社科院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会会长。是我国著名学者、民主人士李大钊的大女儿李星华的丈夫，又曾任李鹏同志的老师。在2007年年底举办的第八届中国民间艺术"山花奖"颁奖晚会上，这位著名的"草根学者"获得"终身成就奖"。

　　贾植芳，我国文学理论家、作家、翻译家，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后历任震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等职。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并为我国学术界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著有《人生赋》、《狱里狱外》、《老人老事》，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译著《契诃夫手记》等。

　　上世纪初，山西襄汾县南侯村富商贾家出了两个才子，闻名乡里。兄贾芝，原名贾植芝，生于1913年；弟贾植芳，小兄长两岁。虽同胞兄弟，但兄稳且痴，弟侠且野，性格迥异，然而人生却同样精彩。神童有别

　　很多年后，贾植芳曾给两个玄外孙女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有一次要喝橘子水，哥哥贾芝不给买，他就躺在地上打滚。而仅仅比他大两岁也不过才四五岁的哥哥，竟像个小大人一样在旁边哄他，给他讲人生道理。孩童时期，哥哥贾芝就显得文静儒雅，弟弟贾植芳则十分调皮顽劣。

　　那时候，贾芝和贾植芳都喜欢听故事，但他们选择讲故事的人却不一样。哥哥爱听思想开放的伯父讲故事，被那些外国的事情和大道理吸引，天天晚上也要跟伯父睡一个被窝。正是从伯父的嘴里，他知道了马克思，知道他倡导革命，但革命在他的国家没有成功，而在俄国成功了。这在他幼小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而贾植芳却热衷于与家里的山西、山东籍长工玩，最喜欢听他们讲民间传说，晚上常常还要赖在长工房里睡觉，不过总是在半夜时分被找他的母亲赶回家。贾植芳还喜欢热闹，每逢村里或邻里迎神赛会时演社戏，他总是早早就站在那里等着看。

　　贾氏兄弟的父亲以务农为主，为人忠厚，常做善事，经常将从北京买回的药品及家中钱粮送给村里人。他们的伯父经商，办的是洋务，见多识广。因为贾芝曾一度过继给喜欢他的伯父，所以，在他身上，有父亲的影子，也有伯父的影子。说话做事有板有眼，学习时坐在书桌前稳稳当当，两眼只盯着课本，嘴里念念有词，像个小学究。

　　贾植芳却和哥哥相反，虽聪明却总是不能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读书。读小学的时候，还常常弄丢课本。当时语文教科书第一篇课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父亲虽然每七天赶一次集都要给贾植芳买一本新的语文教科书，但仍然跟不上他丢书的速度。后来贾植芳干脆将课本拴在裤带上防丢。读书虽不用心，但他脑子灵活，小小年纪就体味到了课文里的趣味。当字还不认识的时候，贾植芳跟着老师读两遍课文，便能熟背了。刚上学时老师让他背课文，他故意捣乱，大声背道："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汪汪……"明明是叫三叫，他却一股劲儿地叫下去，直叫得老师生气拍桌子他才停下来。

　　1929年7月，在伯父的资助下，贾芝、贾植芳一起到省城太原继续求学。兄弟俩因而有幸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中西文化启蒙，这也给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兄弟俩都酷爱文学，他们差不多同时做起了文学家之梦。贾芝善诗，曾被艾青称为"布谷鸟诗人"，同时他法文也好，曾经翻译过大量诗歌。贾植芳秉性聪敏，精通俄语、英语、日语，国学基础更是深厚扎实，是我国最早的翻译家之一。1931年，十八岁的贾芝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水磨集》；不久，贾植芳也出版了译文集《契诃夫手记》。贾氏兄弟从此崭露头角，步入文坛。

　1937年，贾芝从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毕业，本来想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继续深造，但由于"七七事变"爆发没有去成。为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8月贾芝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先在"抗大"学习，后来又进了"鲁艺"文学系，然后在延安中学、延安大学教书。1949年到北京后，先后在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研会做党的工作，同时进行文学研究工作。"吃过小米扛过枪"的贾芝，在当时是响当当的革命作家。

　　贾植芳的命运却完全相反。他从十九岁就开始过第一次监狱生活，一生竟坐了四次监狱：北洋政府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第四次入狱的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第一次入狱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被北平警察局以"嫌疑犯"罪名逮捕，被关押两个多月。

　　刚被关进去的时候，十九岁的贾植芳年轻气盛，跟没事人似的。当时一个老犯人跟他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贾植芳一听，发了脾气，第二次开饭时，就把窝头、咸菜全摔在地上，大声吵吵道："我是政治犯，我不吃这种饭。"没想到看守过了一会儿竟真的给他重新送了饭菜：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个鸡蛋汤。

　　但哥哥贾芝听说他被抓后，却吓得一下子坐到了地上。按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政治犯可以就地处决。贾芝知道贾植芳贪吃贪喝，就跟人借了二十元钱，买了许多鸡蛋糕、点心、饼干和水果，送到警察局，想让弟弟在临死前吃饱。可是，警察局一口否认抓过贾植芳这个人。万般无奈，贾芝求伯父帮忙。伯父上下打点，花了一千块银元和五十两鸦片烟，把贾植芳保了出来。

　　贾植芳出来后，还很得意，说自己这一辈子第一次坐小汽车就是在去看守所的路上。

　　第二次进的是日本人的监狱。有了坐牢经验的贾植芳还在监狱里托看守给他买酒喝，不过得给人家小费。有时候看守还挺关照他，若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

　　第三次被抓也是因为被怀疑是"嫌疑分子"，于194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了进去。中统特务提了一个条件，只要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就可以出来，但贾植芳拒绝了。后来，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引诱贾植芳屈服，但贾植芳坚持说他根本不认识胡风。

　　1955年5月15日，就在报纸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三天，上海高教局领导以开会为名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问贾植芳对《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编者按语》有什么看法。贾植芳说：报纸看是看了，但是意思我不明白。领导直接问：胡风搞的什么阴谋？贾植芳的脾气上来了：胡风按正常组织手续向中央提意见，又不是在马路上撒传单，怎么是阴谋呀？

　　领导质问：你还为胡风辩护！你跟胡风是什么关系？

　　贾植芳说：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

　　当晚，贾植芳就被带进了看守所。此后，他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死不改口，并为此进了第四次监狱，受了整整十一年的牢狱之灾，被批斗了近十三年。

　　若干年后，贾植芳回忆起这一段，淡然而笑："我不后悔，我是胡风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性情兄弟

　　"远看像个逃荒的，近看像个要饭的，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人给贾芝编了这个顺口溜，大师的个性可见一斑：不在乎形象，一心搞研究，愈发像个学究了。

　　有人说，如果贾芝一直从政的话，他的前程不可限量。因为论资历，贾芝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论学历他是老革命干部中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论社会背景他是革命烈士李大钊的女婿，又是几位党和(李鹏等)的老师。但贾芝淡泊名利，一心研究民间文学。

山间野人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部门都被砸烂，他自己也成了"革命对象"，但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民间文学。当时，中国文联大院里贴满了大字报，贾芝也被戴上了"走资派"、"反动权威"等帽子，但他满不在乎。有一次，斗争会开过，他急忙回家，背后还背着"打倒贾芝"的大字，他却浑然不知，手里还托着半个西瓜，在大街上边走边思考民间文学方面的问题。回到家后，家人又害怕又好笑，取下了他背上的字，他还若无其事，慢悠悠地说："我说呢，街上人都朝着我笑。"但当他在大院扫地时看到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资料被扔得满地时，他受不了了，既愤怒又心疼，一篇篇地拾起来看。有晚辈好心地说他："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心管这些东西，快扔了吧。"他一改往日慈祥面孔，冷冰冰地瞪人家一眼。

　　贾芝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研究民间文学，有时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此闹了不少笑话。

　　有一天，贾芝携带户口本去邮局取包裹，顺便准备寄一封信。结果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关于民间文学的事，一不留神，把信和户口簿一块儿丢进信箱里。没办法他只好在那里傻等，待邮局工作人员来开箱取信时才把户口簿拿回家。又一天，贾芝到朋友家商量工作，慌忙之中把朋友女儿的书包背走了，小女孩儿追着他喊："爷爷，爷爷，你背走的是我的书包。"贾芝停下来呆呆地看着小女孩儿，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

　　贾芝因为这些丢三落四的事，家人经常说他。后来有一次出门坐火车，仔细想了一下，竟然什么都没有忘带，遂得意地对同行的人说，人家都说我丢三落四，常丢东西，这回我可什么也没有丢!话还没说完，一挥手他把茶杯扔出了窗外。

　　弟弟贾植芳也有一堆笑话，不过和哥哥不同的是，他不是因为"痴"才闹的笑话，他有时是故意逗人家，有点"恶搞"的味道了。

　　有一次贾植芳因耳聋去商店买助听器，却故意说是买"窃听器"，使得售货员大惊失色继而捧腹大笑。他逗别人开心，自己也开心。

　　贾植芳还曾戏称：如果自己有两个儿子，一个取名"贾仁"，一个取名"贾义"；如果有两个女儿，则分别叫做"贾慈"和"贾悲"。贾植芳的这个玩笑，无疑是对"假仁假义假慈悲"世相的鞭挞和嘲讽。

　　1955年，贾植芳因胡风冤案被捕入狱后，有一次审讯员问他："贾植芳，你怎么认识某某人的？"他说："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对方似笑非笑地说："你真会狡辩！你不认识他，他怎么认识你，还给你送书？"说着，他拿出一本书来，上款写着"贾植芳先生教正"，下款写着"某某敬赠"。贾植芳说："这是我们学术文化界的一种习惯和风气，认识不认识的同行人总互相赠送著作。"贾植芳这么一解释，对方就恼火了，拍着桌子大声申斥说："你还在继续狡辩！这本书定价两元多。他不认识你，平白无故地把两元钱的东西送给你，谁会相信？我们是干什么的？告诉你，骗不了人的！"对方这么一发脾气，贾植芳差点笑出来，干脆认了，还轻声咕哝道：这些同志是农民，上帝原谅他们吧！幸亏人家没有听见，否则恐怕又是一番批斗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贾植芳经过十多年的监禁和劳改生活，反倒把身体磨炼得更壮实了。每次批斗，他不像别人那样神情沮丧，畏首畏尾，而是挺着胸脯，迈着坚定的步子，像个平常人。正是因为他问心无愧，且生性乐观，才使他一次次地度过磨难，一次次坦然地面对恐怖阴暗的现实，无所畏惧。晚年生活

　　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误会，认为贾氏兄弟走的是两条道路，一个走的是"红"道，一个走的是"黑"道。当然，是非早已分明，贾氏兄弟都是革命战士，革命作家：贾芝自不必说，他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贾植芳也是革命的，新中国成立前他曾介绍许多进步青年到延安去；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系主任，讲授苏联文学。贾植芳说："当年复旦的教师，陈望道翻译马克思的《宣言》，我翻译恩格斯的《住宅问题》，此外再没有第三个人翻译过马恩的东西。"

山间野人

如今，老哥俩都是近百岁的老人了。哥哥住在北京，弟弟住在上海。两人身体都很好，但听力不行了。每次通电话，身边还各需要有一个人转达。

　　步入晚年，哥哥的生活相对来说更平淡一些。每天早上，贾芝在床上要做一套按摩体操，不做操就像没睡醒，不能起床。在家里他能干的事情都是自己去做，叠被子、扫地、洗碗等。近两年，贾芝不大写文章了。有时，还写写毛笔字。也常常应邀到外地出差，深入到县里、村上考察访问。在北京经常参加各种会议，他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名誉主席。

　　近年贾芝又喜欢上了唱歌。不管时间地点，也不管身边有人没人，张口就来：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了门，猪啊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哎嘞玫瑰花呀海呀海棠花，送给英勇的八路军。唱完后贾芝还要加上一句：我就是当年的八路军。

　　贾芝身体一直很好，走路、上楼心不慌、气不喘，步履稳健，每天都工作、读书十多个小时。这些得益于他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他的养生秘诀是：心宽、吃醋、洗脚。比如洗脚，他一直坚持用热水泡脚，这个习惯在艰苦的革命年代就已经养成了。在延安时行军，每人每天只有一杯热水，他宁愿只喝半杯，也要留下半杯浇在脚缝上。

　　作为李大钊的女婿，贾芝还整理出版了《李大钊诗文选集》等。"不叹年华空飞逝，只觉事多做不完。"这是贾芝二十年前写下的两句诗，也正是他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

　　弟弟贾植芳的生活到晚年仍似他年轻时一样，精彩但又有波折。

　　1997年，和贾植芳同甘苦大半辈子的妻子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任敏1943年在上大学时认识贾植芳，因为欣赏他的为人和才华，没过多久，就搬到了贾植芳的小屋里和他同居，一辈子没有办结婚证。两人虽经过百般打击过了大半个世纪，仍恩爱如初。她一生病，贾植芳急坏了，日夜守在身边，每每稍有好转，贾植芳便像孩子般高兴。到2000年时，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病房，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紧握着任敏的手，大声叫着她的名字："任敏啊，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来！"入院以后从来没有反应的任敏，这时竟流出了眼泪。

　　在观察室里，任敏每天仅药费就需五百多元，花钱似流水。连医务人员私下都在嘀咕，觉得是在花冤枉钱，但贾植芳一门心思要把爱妻医好。在任敏生病的五年里，昂贵的医药费使贾植芳山穷水尽。但贾植芳从无怨言，每天伏案写作，整理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出版社汇来的稿酬，他总是第一时间交给学生，说赶快，送到医院里去交医药费。

　　任敏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关口，虽仍昏迷不醒，但可以回家休养。贾植芳请来侄女管理他的家，又找来保姆专门照料病人。他自己每天亲自挑选水果，加上用小米、大枣、核桃仁、麦片熬的粥，细心地喂给病人。

　　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贾植芳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任敏，问她晚上睡得好不好，然后再去刷牙洗脸。晚上睡觉前，他给任敏搓脚心，搓到热了才放进被窝，而自己每次都搓得一身汗，但这些细致的活，他从不让保姆代做。

　　虽然任敏不能说话，甚至后来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跟她说话，给她读文章。家里来了客人，他待客人走后，都要到病床前和任敏讲来了些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话。"任敏，刚才某某来了，我没能陪你，你不生气吧？"他常常抚摩着任敏的额头说："任敏不要怕，咱们回家了。"

　　任敏的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但是每次她都能奇迹般地活下来，活过了五个春秋。养女贾英说，母亲舍不得父亲。

　　2002年11月，任敏离开人世。贾植芳至今保留着她的房间，里面的布置也是任敏活着时候的样子。一张小桌上，端放着任敏的遗像，贾植芳定期在旁边放鲜花、水果、点心和酒。他也常对来看他的客人说："这是酒，她爱喝酒，每天中午我都会陪她喝一杯。这是牛奶，是任敏的早点。"

　　就是在这段老人整日为病人奔波的时间，他的回忆录《狱里狱外》问世，在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今，贾芝、贾植芳这对文坛宿将，著作等身，虽都已近百岁，但仍老当益壮，笔耕不辍，为中国的文学事业，不断地增添新的华章！

边缘人

贾芝没有当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英古阿格

红与黑，双子星。

英古阿格

刘老有发言权，实事求是，不能因老而缀誉赋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