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青海湖流域：吐谷浑人的开拓与传说 □ 吕建福

唐代著名画家韩幹善于画马，多效仿青海骢。有诗赞曰：“开元好画手，多貌青海骢。”图为韩幹《牧马图》。资料图片 甘肃武威出土的表情丰富的吐谷浑彩绘武士木俑。资料图片

魏晋时期，鲜卑人的一个分支吐谷浑人从蒙古草原入主青海湖流域。他们以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创造性地经营，不仅建立起维系数百年的草原汗国，还成功地经营了高原畜牧业，促进了青藏高原经济的繁荣发展。 　　信威千里， 　　迈向中华大一统 　　青海湖流域在远古时期是羌人游牧之地，秦汉时期，匈奴、小月氏越过祁连山，深入湟水流域，开始与羌人在青海湖流域争逐。那时，青藏高原与塔里木盆地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二者之间政治联系不多，它们与中原政权之间也是分别发生一定的政治关系。比如，汉朝在塔里木盆地设置西域都护府，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河湟流域以及青海湖地区设置郡县等，但这些地方大多没有成为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领土，这两个地区也没有被联结成同一个政治体。 　　值得提及的是，西汉著名将领赵充国曾经提出过从青海湖流域控制西域的战略设想。据《汉书》记载，赵充国晚年上疏称：“治湟峡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意思是说，从湟峡修桥可联通青海湖，由青海湖可以制衡西域，将政治影响扩大于千里之外。这是很具有政治远见的，后来汉朝的政策也确实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的。西汉末年，王莽在青海湖流域设置西海郡。南北朝时吐谷浑汗国的建立，不仅实现了从青海湖流域控制西域的目的，而且直接将西域南道纳入自己的版图，将青藏高原与塔里木盆地南缘联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完成了这两个地区的局部统一，既为后来吐蕃政权在更大范围内统一青藏高原以及塔里木盆地南缘奠定了基础，也为元朝在青藏高原建省奠定了基础，同时，还促使青藏高原的氐、羌、鲜卑、吐蕃诸民族从隋唐时期进一步汇入中华民族之中，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鲜卑人具有草原汗国体制的政治传统。东汉时期，檀石槐曾在蒙古草原建立强大的鲜卑汗国，在鲜卑部落大人制基础上，实行可汗统领下的分部管理制。西迁河陇、河湟和青海地区的鲜卑诸部，在原有政治制度基础上大多接受了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建立帝制国家，如乞伏氏建立西秦，秃发氏建立南凉。但进入青海腹地的乙弗敌部仍然实行传统的部落大人制，吐谷浑部则在鲜卑汗国制基础上吸收中华帝制，创造性地发展了吐谷浑汗国制，因而吐谷浑不但成功地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第一个游牧政权，而且其政权也长期处于稳定状态。 　　吐谷浑的汗国体制，主要表现为在可汗之下增设司马、长史、将军等官职，以强化可汗庭的中央领导权。又在诸部分治制的基础上，增加四大戍的地方一级建置，由可汗宗族弟子掌管。吐谷浑汗国还设立博士弟子，任用汉人，使用汉文，以儒学为统治思想。《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颇识文字。”《北史》说，鲜卑“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中、将军之号”。《通典》则说：“其建官多效中国。”可见，吐谷浑在中央一级多采纳中原王朝的官职制度，在地方则仍然采用鲜卑人的部落大人制，按部落自主管理，并没有采用郡县制。这种统治体系适宜鲜卑人和羌人的游牧社会，对当地政治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 　　吐谷浑势力进入青海高原后，先从洮水流域向河曲一带移牧，再由河南一带向青海湖流域发展，最后由青海湖流域向塔里木南缘一带推进。吐谷浑在向青海湖流域推进之时，其势力向西达青海湖西南吐屈真川以西，向北远达祁连山南麓弱水流域，而并没有触动青海鲜卑（早期活动于青海湖流域的鲜卑部落是乙弗敌以及契汗、树奚诸部，统称青海鲜卑），但青海鲜卑却遭到南凉、西秦以及北凉、后凉的反复攻击，政治生态极不稳定。431年，西秦灭亡后，乙弗敌大部并入吐谷浑，一部分投奔北魏。契汗部在相继受到南凉、北凉和西秦的掠夺之后，最终也经西秦并入吐谷浑。 　　吐谷浑进据青海湖流域，仍署乙弗敌、契汗诸部自主其部，世为渠帅，保持了当地的政治稳定。这一地区的稳定对其政治生态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吐谷浑由此进驻柴达木盆地，再向西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控制丝绸之路南道。同时也将丝绸之路通道直接引向青海湖流域，使青海湖流域成为青藏高原与塔里木盆地的中轴，由此向南经河南道通向南朝，经河湟、洮水流域通向北朝。445年，吐谷浑可汗慕利延远征于阗、女国（今西藏阿里地区）、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后来，其子慕容拾寅又兼并若羌、且末之地，将塔里木盆地南缘纳入吐谷浑汗国版图，遂以都兰热水一带为都城，东西制衡。 　　南北朝后期，吐谷浑将首都迁至青海湖流域。夸吕执政时期（535年~591年），以青海湖西岸伏俟城为首都，青海湖流域遂成为吐谷浑汗国的政治中心。此后一直到670年大非川之战，吐谷浑汗国灭亡，青海湖流域逐渐为吐蕃据有，吐谷浑人才逐渐移牧青海湖以西的柴达木盆地以及祁连山南麓，但直至宋代，青海湖以西、以北之地仍被称为吐谷浑地界。 　　神岛龙驹，青海湖边育骏马 　　青海湖流域虽属高寒地区，却有丰饶的环湖草场，还有鱼盐之利，向来为游牧民族争逐之地。人类很早就已开发利用其自然资源，湖岸的卡约文化遗址，就出土了鱼骨、兽骨以及陶器、石器和青铜器，相邻的柴达木盆地还有诺木洪文化，这些都是远古时期羌人的文化遗迹。最早利用和开发青海湖流域环境资源的羌人，不仅从事畜牧业，还兼营渔盐业、采集狩猎业。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从事青海湖流域的渔业和盐业生产，不仅用于自身的消费，而且还从事商贸谋利。鲜卑人进入青海湖流域后，仍然从事畜牧业生产，这与青海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也与羌人的生产方式一致。 　　最早进入青海湖流域的乙弗敌部在从事畜牧业的同时，还利用青海湖周边环境从事渔业和采集。《北史》载：“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国，国有屈海，海周回千余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然不识五榖，唯食鱼及苏子，苏子状若中国枸杞子，或赤或黑。”所谓“不识五谷”者，即从事纯畜牧业生产；“唯食鱼”者，就是利用青海湖及其河流从事渔猎生产；“苏子状若中国枸杞子”者，即沙棘果实，有红、黑等色。乙弗敌的畜牧业以养马为主。按《晋书》载，414年，南凉国君秃发傉檀率7000骑兵袭击乙弗敌部，获牛马羊40余万只。418年，西秦国君乞伏炽磐向乙弗敌一次征收税马就达6万匹之多。这足以说明乙弗敌部畜牧业之发达。契汗部的畜牧业也很发达，422年，西秦征西将军他子等打败契汗秃真，获牛羊50余万头。 　　吐谷浑汗国对青海湖流域的经营，促进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吐谷浑人进入青海高原，不仅带来了蒙古草原的畜种和生产方式，而且合理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发展畜牧业生产，尤其是创造性地利用青海湖环湖草场和湖中岛屿的自然地理环境，引进波斯种马，改造鲜卑马，培育出龙种马，尤其是名马“青海骢”，成为千古称道的典范。 　　鲜卑马属于蒙古马种，经过长期的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形成了抗高寒、抗病力强、耐粗饲、适应性强等特性。但蒙古马属于草原马，蹄大而质软，不适应高山攀爬，也太不适应高海拔环境。因而当鲜卑人从蒙古草原迁居青海高原后，就需要优化其性能，以适应新的自然环境。 　　关于吐谷浑人利用青海湖岛屿培育龙种马之举，史书多有记载，如后世所称：“吐谷浑有青海骢，朝野佥载。”《魏书》载：“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是也。”此载是说，吐谷浑人培育的龙种马、特别是“青海骢”是鲜卑马与波斯马杂交后培育出来的优质马种，培育繁殖的主要方式是利用青海湖中天然的龙驹岛进行隔离优化。“青海骢”矫健善走，奔跑迅速。 　　据说，“青海骢”还善走对侧，能表演舞步，故有“善舞马”、“舞马”之称。《宋书》记载，461年，吐谷浑可汗慕容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梁书》记载，505年，“河南又献赤龙驹，有奇貌绝足，能拜善舞。天子异之，使臣作赋。”其中，张率在赋中赞美道：“资皎月而载生，祖河房而挺授，种北唐之绝类，嗣西宛之鸿胄。禀妙足而逸伦，有殊姿而特茂，善环旋于荠夏，知蹈躧于今奏。” 　　吐谷浑人将其良马除与南北朝交易外，还向南亚和中亚、西亚地区出口。吐谷浑汗国灭亡后，青海湖不再有龙种马的培育繁殖，龙种马随着吐谷浑人的四处迁徙而渐趋退化，而吐谷浑人在青海湖流域培育龙种马的传说却给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大唐西域记》、《新唐书·西域传》记载迦湿弥罗、箇失蜜国出产的龙种马，其地正是慕利延征服的罽宾。此地在唐之前并不出产龙种马，说明其龙种马即是引进的吐谷浑汗国的龙种马，至唐其名称相沿未变。吐谷浑人的龙种马还输入到曾跨踞中亚、西亚一带的萨珊波斯，并在里海一带扎下根来。据传，直到13世纪中叶，蒙古帝国派往波斯觐见旭烈兀大王的常德还在当地见到龙种马。刘郁的《西使记》记载说：“龙种马出西海中，有鳞角，牝马有驹，不敢同牧，被引入海，不复出。”这个传闻，无非是南北史籍同样记载的吐谷浑龙种马神话传说西传后的演变，并将青海附会于西海（今里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