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一门新学科，谈何容易
东方早报 2009-6-14 4:07:22
像文学地理这样的工作，做，可以；但是，实在不必要一上来就提建什么新的学科。先做出玩意儿再说。活儿好，属于哪个学科别人都认可；活儿不好，就算建起一个学科也只是穷过渡，没有意义。
郑夭夭
《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
梅新林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一版
1038页，65.00元
学术发展到今天，如果有人提出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无疑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基于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重构一种时空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需要，本书以创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为学术宗旨，以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二原’说为理论支撑，力图通过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深入揭示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系统建构起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这是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的提要中语，也是作者本人的期许。书前有复旦大学黄霖先生的序，肯定“这是一篇气势恢弘、论据扎实、力图建构一门新学科学术体系的优秀博士论文”，并且也认可上引提要中语。黄先生在列举文学地理的一些先行研究（未提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本土文学地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之后，不仅认为这本书“有条不紊地为以后的研究夯实了一个平台”，而且满怀信心地展望：“毫无疑问，自此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将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更高层次的新阶段。”
对此，笔者有一些不同意见。
首先且从文学地理要解决的问题讲起。个人认为，要创建一个新的学科，必须发现新的有足够规模的问题。梅著在导论中开宗明义：“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一种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但所谓“文学空间”为何物，全书却始终未予说明。
倒是在作者另行发表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一文（《文艺报·理论建设》2006年6月1日）中，对此有进一步的阐释：“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 ’，依次包括：1.作家籍贯地理；2.作家活动地理；3.作品描写地理；4.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层序。”这里，对空间的表述已比较清晰，不过，其内容好像有点过于简单。无非就是将作家、作品两个要素乘以原产地、集聚地两类空间而已，显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学科。
数年前，胡阿祥先生也曾发表过一个构想：“中国历史文学地理有着广泛而复杂的研究内容：诸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浅，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文学的地理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都属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的基本内涵。”（《魏晋南北朝本土文学地理》第174页）
两相比较，恐怕无法不承认，“胡说”虽然问世在前，但内容比“梅说”要丰富很多。 “梅说”虽然含四个层序，其实不过相当于“胡说”之第一点。如果说一定要构建一门学科叫作“中国文学地理学”，在问题视野方面已不劳梅先生“力图”了。
再来看理论建树。这方面，以前做过文学地理实证研究的多达数十家，都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梅先生在“后记二”中说：“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首先直接取决于是否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创新的支撑与推动。为此，本文（按即该书）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建构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两大理论支柱。”
所谓“二原”说，梅先生在导论中有所阐发：“‘场景还原’说的要义，就是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说得有点玄，之后梅先生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如同文学创作，切不可舍弃那些具体可感的特定文学时空场景，更不可舍弃发之于那些生动鲜活而蕴义深远的特定文学场景的真情感动。”至此，大抵可以意会，所谓“场景还原”，基本上即中国古人所谓“读其书、想见其人” 之意。
“版图复原”梅先生阐发得相对较简明：“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学图景。”用地理学习惯表述，大体即“文学家籍贯及活动地点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之意。当然，这样说，意思也就不很新鲜。搞文学地理的人以往正是这样做的。老辈学者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抠得不那么细，但基本套路也正如此，与前面的“知人”相对，此可谓“论世”。
梅先生将前辈的“知人”、“论世”两点复杂化，然后再“提炼”为文学地理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当然无不可，只是其原创性恐怕不好说得太过。而且，梅先生虽然奋力在进行理论构建，但是他构建出来的“二原”说在该书的实践中好像并没有用上。如果说，该书正文五章基本上还属于“版图复原”，那么“场景还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用上。该书基本上不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不知其“场景还原”说何从兑现。
再来看研究方法。该书导论中说：“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学地理的理论构想与体系建构，本文在研究上，最重要的是综合运用以下四种方法”，即，（1）数据统计的方法；（2）时空定位的方法；（3）逻辑推绎的方法；（4）交叉综合的方法。
笔者不能不认为，这四种方法恐怕实在太寒俭了一点，它们根本就构不成学术意义上的方法。“逻辑推绎”，请问，哪个学科、做什么事情能不用它？如果说用了它就得写出来，那么，该书在处理数据时需要用到加减（好像没有用到乘除），组词造句时需要用到语法，为什么不把“算术的方法”、“语法学的方法” 列出来？
在此且用“逻辑推绎的方法”对这四种所谓“方法”进行一番考量。不难发现，它们在逻辑上根本就不能并列。既不是平行的关系，也不是递进的关系。其一，“数据统计”，这个词不科学。其二，在统计的时候，肯定要分时段、分空间单位，因此，“时空定位”也就是“统计”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应该单列。其三，所谓“交叉综合的方法”，作者只解释说：“文学地理研究本来就是一门交叉学科，当然离不开交叉综合的研究方法”，而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是抽象意义上的“交叉”，那么何必在前面列出“数据统计”、“时空定位”、“逻辑推绎”，单提一个“交叉综合的方法”岂不万事大吉？如果要讲具体的“交叉综合”，那么梅先生就应该列出：究竟综合了文学中的哪几种方法、地理学中的哪些方法。当然，最好还要讲出是如何“交叉综合”的，这才是创建一门学科的样子，否则，就难免令人怀疑其中到底有没有交叉了。
再来看体系建构。这一点最重要，毕竟学问是“做”出来的，该书导论中说：该书“提炼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 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密切配合，这就为‘理论创新’之‘灵魂’与‘体系建构’之‘骨架’的融会贯通与逻辑转换铺平了道路”。这一自许得到黄霖先生的认可，序中称述“一系列工具性概念”时还特意为他加上了一个“本土地理”。这五个词，也就构成该书正文五章的主题。
如果说“本土地理”是个“工具性概念”，笔者勉强同意。不过其表达不够周延，应该叫“本土文学地理”。这个概念胡阿祥就已经在用了，不是梅先生的“提炼”。梅先生在书中对这个概念未作任何贡献，只是拿来就用。用得也不算太好。但是其他四个概念，恐怕就很难讲也有“工具性”了。
梅先生没有养成对概念进行界定的习惯。该书导论在提出这四个所谓“工具性概念”时，只是说：“流域轴线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动脉’的作用 ”，“城市轴心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心脏’的作用”，“文人群体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灵魂’的作用”，然后，“以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为基础，然后依次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向走向多元，最后便进入对文学地理区系轮动的动态模型建构与规律探讨”。根本不交待何为“轴线”、何为“轴心”、怎样算“文人”、如何判断“流向”、何为“区系”、何为“轮动”。到了正文中，除了第三章对“城市轴心”有一个界定，其他的，第二章对“流域轴线”、第四章对“文人流向”、第五章对“区系轮动”，均不宣而战，不知有何“工具性”可言。
第三章开头说：“所谓城市轴心体系是指以都城为核心，由一系列不同规模、级次、职能的城市所组成的在一定区域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城市序列的有机组合。”这句话颇为拗口，但大体意思还是可以明白。从空间形态上讲，也就是“城市体系”的意思，其中“轴心”二字完全是噱头。当然，把噱头去掉，其“工具性 ”也就不知焉附了。
如果换用平易的、让人能够看得懂的语言来表达，该书第二章“流域轴线与文学地理”，其实就是以流域为单元的本土文学地理；第三章“城市轴心与文学地理”，则是就各级城市进行讨论，其中既有本土文学地理，也有一些文人活动层面的东西；第四章“文人流向与文学地理”，则是对文人在空间上流动的情形进行分类描述；至于第五章“文学地理的区系轮动”，则基本上是以区域为中心的各地文学发展概况。以这样的工作，如果要从中“提炼”出一些“工具性概念”，显然还需继续努力。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工作大量运用了图表的形式。该书附图十四幅，列表六十六个。特别是第一章，十九个统计表篇幅合计达九十一页，其内容不断被之后四章改编、再利用。全书既没有辨析文学思潮，也没有考量文学作品，还不管文学的地域特色，偏偏梅先生反复申说“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不知是否想以此来回避地理学对他的要求。就事实而论，那是回避不了的。该书即使不说以地理为本位，至少，其每一部分都是离开了地理就没办法说话的。
说到这里，有一点麻烦。在该书中，与地理学有关的首先是地名，即历代政区，它们参与形成研究者的基本观念，影响统计表格的构成和结果。简言之，这里面有一整套技术。而这套技术，梅先生基本上不会。
聊举数例以明之。该书在第43页的脚注中声明：“本文（按即该书）有关文学地理涉及的行政区划，主要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依据。”这句话说得在行。可是，该书关于政区的论述，几乎开口便错，有些错错得异常离奇。例如，第44页说“西汉承秦代郡县三级制，又承秦代封建制”，第47页称“西汉十四刺史部（俗称十四州）”，第78页说“考虑到唐代前后期行政区划的明显区别”，第145页称“明代十五省”，不知谭《图》中何曾有这样的依据。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错误无大所谓。因为该书通共达二百零三页的统计表，全都是从他人的论著中引用过来的，没有一个表是作者自己直接用原始资料作出的统计。在此，这一做法是否符合学术规范姑不置论，笔者只想提醒：该书第一章中各时代文学家籍贯分布各表中的数据，主要是“借助”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况且，梅先生又将这些数据与今省域匹配，到第二章以今省域与河流流域匹配，到第三章中又以之与城市进行匹配。这中间那么多无可转圜之处，梅先生概不交待处理过程，于是，便出现了第220页将今福建省列入“珠江流域”，以及第237页将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安徽、江苏、浙江通通算作“运河流域”这样令人目瞪口呆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对地理的不通绝不仅仅表现在政区和区域概念，而是全方位的。其第三章讲“城市轴心”，从“中心地”说到施坚雅，连图带表的，可是到最后，不过是直接以行政级别作为各地“区域中心”城市的标准。不知梅先生有没有想过：西汉时的临淄、邯郸、宛，它们算什么行政级别？“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些城市，它们对文学地理又有怎样的影响？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像文学地理这样的工作，做，可以；但是，实在不必要一上来就提建什么新的学科。先做出玩意儿再说。活儿好，属于哪个学科别人都认可；活儿不好，就算建起一个学科也只是穷过渡，没有意义。而活儿好不好，除了要“以文学为本位”，还须同时“以地理为本位”，要懂地理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一些必要技术。可以说，技术水平的高低最终决定学术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