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联系和分野
陶立璠
民俗，作为民间风俗习惯的历史传承，是一种时空文化的连续体，时间上的一代一代沿习和空间上的横向播布，既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又极大地影响了各民族生产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意识的深层结构，正是在这种丰厚的文化背景上形成的。我们看到在民俗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今天，和传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它的领域大为扩展，几乎深入到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物质民俗的居住、服饰、饮食、生产、交通、工艺制作等民俗；社会民俗中的家族、亲族、村落、民间职业集团、岁时节日、人生仪礼（诞生、成年、婚礼、丧礼）等民俗；精神民俗中的巫术、信仰、禁忌、宗教、道德、仪礼、游艺、体育竞技，民间文艺等民俗，都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此外，民俗学还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有诸多联系，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特别是民间文艺学历来被学者们划归为民俗学范畴之内。最为典型的是英文Folklore一词，在我国和世界上作为学术名称使用时，既指民俗学，又指民间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我国兴起的民俗学研究，最初就是从搜集，研究民间歌谣开始的。这种传统似乎一直延续到现在。
实际上在社会学科领域里，无论哪一门学科的创立和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846年汤姆斯（W·J·Thoms）提出Floklore这一学术名称后，各国学者根据本国实际和对民俗的不同理解，赋予Folklore以不同的含义，如有的学者认为民俗是旧时代的“遗风”；有的学者认为民俗是俗民文化的传统部分；有的学者认为民俗是退化的宗教；有的学者认为民俗是指民间故事；有的学者认为民俗是俗民（Folk）文化等。民俗学正是在这种不断深化的认识中得到发展，在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比较中，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民间文艺学的发展也是如此，起初民间文学被许多学者当作民俗传承现象来研究，于是民间文学自然成了民俗学的组成部分，这是客观的学科发展的事实。今天，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这两门学科已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各自的研究范围、对象、方法，理论体系越来越趋向系统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仍然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混为一谈，势必要影响这两门学科的深入发展。因此弄清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联系与分野，是摆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需要。
从民俗学发展史来看，民俗学源于对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这样就使民间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研究成为民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外许多民俗学家对民俗的分类，把民间文学作为民俗的重要门类，就是基于这种观点，如英国民俗学家高梅（Gomme）氏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将民俗分为：观念和迷信的信仰；旧传的风俗；旧传的叙事谭；民间成语四大类。其中民间文学占两类。英国民俗学家班氏（Burne）修订高梅氏《民俗学概论》，将民俗分为：信仰和行为；习惯；故事、歌谣和谚语三大类。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将民俗分为：习惯（生活技术）；口碑（语言艺术）；感情、观念和信仰三大类。在我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俗学的研究一直未脱离对民间文学的研究。这说明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从一开始就结下渊源关系。
造成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互相粘连的第二个原因是长期以来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们将民间文学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直接的人民性等特征决定它与作家文学的区别，而带有许多民俗的特性。在对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中，除强调它的文学特征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它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联系，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两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形成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互不分离的第三个原因，在国恐怕是由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工作者队伍的合二而一造成的。我国的民俗学宝库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但从来没有一支专门的队伍去开发它、研究它。解放前，除少数几位民俗学专家从事民俗学研究外，关于各民族民俗资料的调查、研究是由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们进行的，他们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解放后，民俗学作为一门研究民间风俗文化的科学，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学问加以批判和废弃，唯有民家文学在夹缝中得以生存下来，学者们往往借民间文学论坛，阐发民俗学的余息。所以我国解放后三十多年，民俗学调查，搜集和研究的任务，实际上落在民间文学工作者身上。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于是在我国结下不解之缘。
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天然联系，是客观存在，不能否认。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民俗学并不等于民间文艺学，特别是在两门学科迅速发展的今天，如果还抱着传统观念不放，势必会影响到它们各自的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既要看到两门学科的内在联系，又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分野。
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在我国已完全发展为两门独立学科，如果我们将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框架和功能加以比较就可看得十分清楚。
首先，两门学科的界定是完全不同的。民俗学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语言表达方式）和行为传承的风俗习惯的科学，而民间文艺学则是研究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一门科学。前者属于文化学范畴，后者属于文艺学范畴。
其次，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其学科发展中几经转移。曾出现过“遗留说”、“成训说”、“民间生活说”[①]等。“遗留说”是人类学派的观点，曾被许多国家的民俗学家所接受，并用来指导民俗学的研究。人类学派把民俗作为原始观念的举动的“遗留物”来对待。汤姆斯在提出“民俗”（Folklore）概念时，就指出它的含义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以及如“古时候的举止、风俗、仪式、迷信、民曲、谚语等等”。高梅氏在《民俗学概论》一书中认为民俗学是“近代文明中各种远古的信仰、风俗与成训之遗留的研究”。英国著名的民俗学者弗雷泽（J·G·Frazer）说得更加明确，他认为民俗是“在别的事情已经升到较高的平面的民族，那里所见到的较原始的观念和举动的遗留物”。日本人类学家西村真次说：“民俗学是研究原始时代习惯、信仰、故事、技术的遗留物的学问。”人类学派的“遗留物”学说，对民俗学的研究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后来随着民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学说因用一种僵化的观点看待生动活泼的民俗事象，自然受到动摇，人们的目光开始转移到现在仍在民间传承的民俗事象上。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这种转化，应该说是民俗学的一次革命，它极大的增强了民俗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使民俗学由一门陈旧的学问变为新鲜的学问，民俗学研究的目的更加明确。我国老一辈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说，民俗学一种现在的学问，为而不是历史的学问，“这两者的不同，正象‘生物学’与‘古生物学’的不同一样。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又说：“自然在说明现在民俗的起源、变迁时，不能不追溯到它过去的历史状态。但这不等于说民俗学所处理的事象，主要是历史的，它的研究资料只倚靠文献，或主要倚靠文献”[②]。认识民俗学的“现在性”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使民俗学和“遗留说”划清界限，而且也和“文献民俗学”（或称历史民俗学，因其主要以文献记录作为资料和对象）相区别。
当今的民俗学是以现在仍在民间传承的活生生的民俗事象为对象，其研究领域已扩展到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但又不是无限制的膨胀。在涉及到具体对象时，如前所说只是限制在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三个方面。
民间文艺学研究对象，从这门学科开始形成时，就严格限制。在民间口头创作方面，具体来说是对民间口头传承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民歌）、叙事诗（包括英雄史诗）、谚语、谜语、民间戏剧口承（或手抄）剧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其三，两门学科的理论架构不同。民俗学是在同它邻近的人文学科，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比较、借鉴（如方法的借鉴）、发展中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的。目前它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体系）。民间文艺学是在同民俗学、一般文艺学（主要是作家文学）的比较，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的。下面试将两门学科的框架加以对比：
a/ 界定、对象、范围、特征、分类、功能
A/理论民俗学 b/方法论
c/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
a/社会民俗学
b/经济民俗学
民俗学 B/应用民俗学 c/宗教民俗学
d/语言民俗学
e/文艺民俗学
f/ ……
a/物质民俗
（居住、服饰、饮食、生产、交通、
交易、通讯……)
C/记录民俗学 b/社会民俗
（家族、亲族、村落、民间组织、
职业集团、岁时节日、人生仪礼 ……）
c/精神民俗
（巫术、信仰、宗教、禁忌、道德、
仪礼、民间文艺、游艺竞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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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界定、对象、范围、特征、功能
A、基础理论 b、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c、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影响
a、神话学
ｂ、传统学
民间文艺学 c、故事学
B、体裁论 ｄ、歌谣学
ｅ、史诗学
ｆ、谚语学
ｇ、谜语学
h、……
C、资料学 调查、搜集、整理、保存
理论框架的形成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仪式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两门学科界限不清的根本原因是在“左”的思想和路线干扰下，民俗文化和人民的口头创作被轻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间文学界从一种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和重建中国民俗学与中国民间文艺学。1980年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出版，在此前后，各地出版了有关民间文学基础理论专著有七种之多。出版的民俗学专著有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张紫辰的《中国民俗和民俗学》和本人绌著《民俗学概论》。这些教材和专著吸收了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使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更为系统化，并从理论体系上将两门学科明显地区别开来。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其四，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对待民间文学作品的态度。民间文学又称民间口头创作，是相对作家文学而言的。当我们在研究中将民间文学称为特殊文学时，首先肯定它是文学，是民间靠口头创作和传承的文学，这是民间文学的根本属性。这种属性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在同作家文学作了细致比较之后得出的。比如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在创作方式上，作家文学是作家的个人行为，而民间文学则是集体的行为；在语言运用上，作家使用书面文学语言，而民间文学使用口头文学语言；在流传方式上，作家文学借助文字符号，而民间文学则口耳相传、口传心授；在发展上，作家文学比较稳定，版权归作家所有，而民间文学则常常处于不断的变异之中；在传播上，作家文学借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如印刷、广播），而民间文学则是自然传播；在保存上，作家文学可通过图书馆、资料库存放，而民间文学如果没有搜集整理落实在文字上，则自生自灭。作为文学，作家创作与民间口头创作，也有共性，这就是它们都通过形象反映生活、表达创作者对生活的认识、感受，理想和愿望。它们都是一门语言艺术，作家和民间歌手、故事讲述家都运用语言（书面文学语言和口头文学语言）这一建筑材料塑造形象。语言艺术具有形象的间接性，它可以启发人们的联想，调动人们对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从这一点上讲，民间文艺学的侧重点，是在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功能及作用的研究上。如果抛弃对具体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民间文艺学就失去它存在的价值。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民间文学毕竟与作家文学不同，它是一种“特殊”文学，这种特殊性表现为它的创作与其他人文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文学有直接人民性、民族性品质，大量的人类、民族、社会、宗教、语言、民俗现象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得到最直接而形象的反映；所以它往往具有多学科研究的价值。我们直到，民间的口头创作，是文学的源头和母体。然而这种创作最初的表现形式却是民俗的。比如《诗经》是我国第一步诗歌总集，其中的十五国风和《小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就来自民间，如果当时民间没有表达劳动人民心志的歌唱风俗，没有人们（文人、官吏）对歌唱习俗的重视，就不会有《诗经》的诞生。《诗经》的问世，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当时不仅民间歌唱风俗很盛行，采诗之风也很盛行。王者巡宋，“命太师陈诗以观风俗”（《礼记·王则》）几乎是一种定制。汉魏时期，政府设立乐府机构，专门采集民歌。民间文学影响历代诗风、文风的变革，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屡见不鲜。总之民间文学的特殊性表现为它是民间风俗的产物，和民俗学关系极为密切。在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凡是有歌唱和讲述传统的地方，民间诗歌和故事的蕴藏量均是十分丰富的。
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来，民俗学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侧重点不在作品本身的内容和形式的分析、评价。而在民间创作和传承的民俗背景方面。鉴于民间文艺学在我国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所以民俗学在处理口承语言民俗资料时，应与民间文艺学有所分工。这种分工大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民俗学研究的重点，不在民间文学作品的具体分析上，而要紧紧把握民间文学传承的民俗特征以及具体民俗事象的关系；
第二，民俗学研究特别注意民间文学的民俗表现，即民间文学是怎样表现民俗事象的，借以探讨民间文学与民俗生活的关系；
第三，民俗学对民间歌手、民间故事讲述家在口承语言民俗传承中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对其创作方式，创作内容，传承路线、听众反映均加以细致研讨；
第四，民俗学还要着重研究口承语言民俗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关系，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揭示语言民俗形成，发展和演变规律；
第五，民俗学对口成语言民俗的研究，以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只作研究时的参考。
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联系和分野，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的老课题，它伴随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不时被人们提出并加以争论，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未彻底解决。今天当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迅速发展，各自形成独立学科的形势下，认清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分野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有利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目前国际上对民俗学的研究就其理论和方法已达到十分精细的程度，比如日本的民俗学研究已从一般基础理论的阶梯从细分化，向专题化发展，建立了许多民俗学的专题研究会，如社会传承研究会、女性民俗研究会、佛教民俗研究会、山村民俗研究会、日本民俗建筑学会，日本民具学会，日本生活学会等。同时还出版了许多民俗学专门化词典，如《日本社会民俗词典》（日本民族协会编）、《日本民俗资料事典》、《日本民俗地图》（文化厅编）、《民俗事典》（大家民俗学会编）、《民间信仰辞典》（西角井正庆编）、《日本祭礼行事辞典》（宫尾西格欧编）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俗和民间文学宝库极其丰富，研究者只要在自己的领域里肯下功夫，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学科建设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有利于研究机构的建立。目前我国民间文学机构，即中央和地方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尚无专门的政府机构。学会作为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挂靠单位很不统一，大部分由各地的向文艺研究会代管。这样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均得不到保证，对民俗学学科的发展极为不利。这也是多年来我们将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混为一谈带来的直接后果。第三，有利于队伍的培养和建设。解放三十多年来，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发展虽然历经曲折，但在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数以千计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和工作方法的训练，老中青结合形成学术梯队。特别是钟敬文先生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教学，研究六十年，培养了一批有为的学术带头人。但民俗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最近几年来，有些高等院校开设了民俗学课程，全国在北京师范大学就学的硕士研究生仅只四人，这和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民俗打过不相称。面对丰富多彩的民俗宝库，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队伍去开发、研究，我们需要民俗学的阵地，要使搜集、整理、研究的成果有园地发表。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份全国性的民俗学杂志或理论刊物，只是在民间文学刊物上开辟一个民俗专栏，这种现象也是不正常的。
以上所述只是本人对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联系和分野的一点粗浅认识，谈出来抛砖引玉，以期和大家共同讨论。
本文原载：《南风》1987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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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堃《民俗学与民族学》，《民俗学讲演集》第7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
[②]《民俗学入门·序》，《民俗学入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