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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
  
　来源：光明日报  2006-03-28 02:14

  

【编 者 按】打破学科界限，融合各学科知识，以发展出综合的、交叉的、比较的新的领域的知识、概念、方法或技巧，无疑是跨学科研究超越于传统分科研究以开创新领域的优势所在。学术研究的跨学科实际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跨学科的反映，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青睐。但跨学科并不是多学科的简单合作，而且，肤浅的、不融通的跨学科研究也有使专业学科失去特色的危险。因此，在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认真反思并总结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尤其具有必要性与迫切性。本期“学术笔谈”推出的三篇文章，可使读者看到学者们对跨学科研究的不同思考。

跨学科与去学科：人类学的三个视角

张小军

　　本文标题似乎是矛盾的：讲跨学科和去学科，却要回到一个单一学科——人类学的视角。这个矛盾，其实是目前“跨学科”本身的一个悖论，即用“学科”的思想和规范去“跨学科”。不过，就人类学而言，在这一点上的确不那么“相悖”，这是由于人类学本身的横向跨学科特点造成的。人类学是目前在科学体系中几乎最具有跨学科品质的“学科”，它跨越人文科学（如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宗教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等）以及自然科学（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等）。同时，它的研究领域本身就充满了诸多跨越，例如近年来开始兴盛的医学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本身就跨越了自然、社会和人文三个领域。上述人类学的跨越性，来自其研究对象——“人类”本身的跨越性，因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也是他们自己文化的产物。这里，想先从人类学的三个理论视角对跨学科进行思考，进而理解“去学科”的深层含义。

概化与专化

　　在新进化论中，有一般进化（概化）和特殊进化（专化）一对概念，它们描述了事物的一种进化状态。在人类学家萨林斯眼中，一般进化是指事物不断进步的主干演变过程；特殊进化是一个形态的分叉专化过程，是能量在一个相对水平上的分化和积累，表现为文化的适应。内衍化（内卷化）也是一种特化和专化的情形。“总之，文化一般进化是能量转换由少到多，综合水平由低到高、全面适应力由弱到强的过程。而特殊进化则是文化沿其多元多线发展的、族系的、分化的、历史的过程以及特定文化适应性变异的过程。”（见《文化与进化》，哈定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最形象的表征就是生命树：地球生命的“树干”向上延伸，不同物种的“树枝分叉”分化生长。在多层次的分叉中，人类先是在哺乳动物的分支，后来又进入灵长类的分支，最后分叉出人类。科学体系也是如此，除了学科分支的专化，还必须有跨学科的主干的一般进化过程。一般进化有利于防止学科分支特化的内卷，防止学科的固步自封，从而有利于新阶段的突创过程。

日常生活世界与共融

　　与新进化论的视角强调专化与概化的互补不同，人类学家的“日常生活”视角强调一种超越规范和制度的状态。在学界，从维特根斯坦对日常语言的强调，到卢曼的“互动系统”（相对于有规则的组织系统）；从常人方法学对日常规则的关注和德国的“日常史”，到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相对于有功能的行动系统），都对日常世界有一种偏爱，因为日常是一种去范式、去制度、去霸权的状态。哈贝马斯正是依据“生活世界”，提出了他的沟通理论以及“公共领域”的概念。跨学科和去学科正是需要回到科学的“日常生活世界”，回到摆脱学科“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

　　在象征人类学中，相近的概念是“离反结构”和“共融”。特纳认为：共融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需要。因为它是产生基本隐喻、概念原型、范式和模式的条件。基本隐喻与库恩的科学范式概念相反，它是能动的平等交融，流动的过程；不是毫无生气的强势比较和替代，不是模式的建立。这个状态，是一个孕育新秩序的融合状态，也是有利于新的突变的思想生成的状态。跨学科和去学科，就是相对于学科的去范式、去制度、去结构，从而进入一种自我反省的状态，去排除杂念地进行思想的反省、审视和创新。

文化与实践

　　“文化”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人类社会的编码和“软件”。文化本身就是跨学科、去学科的概念，任何社会和人类现象几乎都可以美其名曰“某某文化”，这在人文社会科学概念中是绝无仅有的。许多人类学者反对这种“文化”的庸俗化，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现象本身的文化共通性。法国社会思想家莫兰从自组织现象产生的社会复杂性来理解文化，认为社会的维持需要一整套根据规则结构化了的信息——即文化。“文化作为再生系统，构成了准文化编码，亦即一种生物的遗传编码的社会学对等物。文化编码维持着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保障着它的自我延续和不变的再生，保护它抗拒不确定性、随机事件、混乱、无序”。（《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法]莫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明白此一点，就会容易理解跨学科和去学科的文化研究。例子之一是历史人类学，其中的心态史、意义史、叙事史和新文化史研究，都是“文化研究”的范例。

　　此外，实践理论是最近20多年来的时髦理论。“实践”的概念（在布迪厄看来，这是一个不能定义的概念）包含了日常、共融、文化等概念的深刻内涵。文化的实践和实践的文化，将会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方向之一。萨林斯在倡导一种结构的和历史的人类学时说道：“实践显然已经超越了意图区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理论分野。人类学家从抽象的理论转而解释具体的事件。历史学家降低对独特事件的热情而钟情于潜在的反复出现的结构。”（《历史之岛》，萨林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于是，学科的互补和跨越在“实践”概念的跨越性中得以实现。

　　上述理念，应该说是跨学科的基本追求和蕴含。不过从“学科”的具体角度讲，目前的跨学科研究多拘泥于三个层面：（1）一般理论的层面，主张超越学科局限，促进科学生长；（2）交叉学科，即多学科的杂交优势；（3）学与用的层面，强调知识与应用领域的结合。我对于此类跨学科并无异议，但更希望跨学科能够进入“去学科”的层面。

　　“去学科”是跨学科的高境界。跨学科还是基于学科的基础之上，它难以超越学科的界限，进入无学科的反结构或共融状态。所谓去学科，就是摈除一切学科标准的干扰，进入一种超越的状态，从而开启人类的智慧和思维。

　　比如历史人类学，它除了历史感的培养和历史事实的关注（包括文献和田野）外，尚需要努力达到去学科的境界和水平。我曾提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在对历史人类学定位时，提到这是一种研究视野，反对将历史人类学简单学科化。之后，有学者强调历史人类学在人类学中的发生，意在强调人类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不过，我还是希望尊重年鉴学派的初衷和历史人类学一直以来的真实轨迹与内在追求，去探索事物的深层规律而不是关心新学科的建立。勒高夫在提出历史人类学时，多少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跨学科的“三合一”思路。这后面，有一个上面提到的学科特点，即人类学、社会学和史学三个学科都属于一种横向学科。

　　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就是一个超越的概念尝试。布罗代尔的完整观点是三个时段：变迁缓慢的长时段、秩序更迭的中时段以及短时段，它们对应着三种历史：结构的历史、局势的历史和事件的历史。英国文化研究大师雷蒙德·威廉姆斯也曾类似地划分了三种文化：稳定的文化、不稳定的文化、偶然的文化。而他们的观点恰恰都可以用“数理方程”（数学的一个领域）来说明，即一般的动力学方程包含有三个基本部分：（1）稳定少变，表达了该动力学基本过程和结构的线性部分；（2）不稳定且有变化的非线性部分；（3）高阶扰动的偶变和突变部分。所谓“蝴蝶效应”，正是在讨论高阶的小扰动（一只蝴蝶在美洲扇动翅膀）如何对整体秩序过程可能产生的放大效应（可能引起亚洲次大陆的一场飓风）。

　　另一个例子是上面关于一般进化、特殊进化的规律，其中包括了史学界比较熟悉的“内卷化”。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在他的《农业内卷化》中，描述了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一种生态稳定性、内向性、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的耕作过程；以及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的二重经济的复杂性和整合性，表现为缺少有效技术方法和工业因子引入的传统农业经济的内卷化。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中，也使用这个概念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内卷的深层结构特性。这些道理，只有在去学科的理论视野中才能更好地理解。

　　简单说，事物的存在本身是以其内在规则而不是学科划分为据的，而我们的学科划分多是依据事物的表面现象进行的，不论“政治”、“经济”、“历史”、“人类”还是“社会”。这个意义上的跨学科，仍然是跨现象的学科，是表面事物的学科。其实，现象后面的探索（包括“问题”意识）才是超越性的、才可能是真正“去学科”的。可惜，我们今天的主流人文、社会科学对此还相当乏力。

　　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这本以长时段“静止不变的村庄”研究而著称的著作之扉页献辞中，引述了《奥义书》中的一段话：

　　“孩子，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叫法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孩子，通过一块铜便可以了解所有铜器，其变化只是叫法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铜’是真实的；同样，通过一个指甲刀可以了解所有铁器，其变化只是叫法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铁’是真实的，这便是我对你说的……”

　　或许，“去学科”的境界，正是回到“对孩子说”一般的思考，去发现那些真实的“铁”、“铜”和“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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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跨学科研究的初步检讨

肖鹰

　　简单讲，跨学科研究，即打开现代学科划分形成的学术研究壁垒，以开放的学术视野进行学术研究。这无疑是应提倡的。但是，从近年的学术活动趋向来看，全局化的“跨学科研究”也出现了对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学术研究具有导向性的弊端：一是一切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跨学科化转向”的压力，形成了“不做跨学科研究就没有学术出路”的学术意识形态；二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方法的压力，形成了“跨学科研究就是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意识形态。因此，在探讨人文社会学科的新发展途径的时候，我们应当有针对性地检讨所在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观念的误区。

　　美学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它似乎天生就是一种多学科综合的“跨学科研究”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大概就历时性地演绎了美学与从自然科学领域到社科领域的诸多学科的姻亲关系。这个过程的起点，当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马的“技术美学”；它的终点（以眼下为界），就是时下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25年以来，美学与多学科结缘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它们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活力和美学学科对多种学科的广泛渗透力。因此，我们应当肯定当代中国美学的跨学科研究活动。但是，如果我们对20多年来中国美学的成果做具体的学理考察，就会发现，中国美学的研究同样受到了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跨学科研究”的两个学术意识形态的钳制：“跨学科转向”压力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压力。这两个压力，一方面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与其他领域学科的强制性联姻学术生态，另一方面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向非人文的科技领域泛化的趋向。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强制性联姻，在形成成果丰硕的学术局面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批血气不合的半成品；而美学向科技领域的泛化造成的繁荣景象却是以美学捐弃它的人文特质为代价的。比如，目前时兴的“生态美学”，就在美学是“为人的存在还是为生态本身说话”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这个“死结”之所以产生，归根到底，就是被科技化的美学面对它的基本人文课题时的无能为力。

　　跨学科研究对于一个传统的基础学科，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跨学科研究拓展了基础学科研究的理论视野、丰富了它的研究途径，因此，为传统基础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跨学科研究又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基础学科的重心位移，从而使传统基础学科为其“新兴”付出自我泛化的代价，甚至面临自我消解的危机。就美学而言，这种学科泛化的转向实际上已经影响到“美学”这个范畴存在的合法性。当前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尽管25年来各种美学论著已成洋洋大观之势，其中内容渗透到当代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无论是美学界自身的学者，还是业外人士，都感受着“美学的低谷”和“美学的边缘化”，换言之，面对当前转型和快速变化的文化生活，美学已经变成了一个疲软无力的“失语者”。因此，虽然美学作为一个国家认定的“二级学科”还存在，但是“美学”却成为一个没有现实针对性、因而也没有理论生机的学科代名词。

　　美学的学科泛化（“去中心化”）转向的原因，除了它内在的“跨学科研究”压力的作用外，还由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整体向“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转向的作用。“文化研究”在20世纪西方兴起，本身是具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强烈的人文批判动机的。但是，它被引进中国之后，很快演变为描述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和高速变化的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叙事学。美学则相应地被置换为泛审美文化的叙事学，它的主要职能是描述日新月异的泛审美文化现象（大众文化），而不是对之作美学的，即审美哲学的解析和阐释。换言之，作为文化叙事学的当代美学，只能给予我们关于当代泛审美文化的现象，而不能为我们提供这些现象的意义。然而，美学的根本价值就是要为我们提供关于审美现象的人生意义。

　　实际上，美学是在哲学与艺术的交汇处揭示审美现象的人生意义的。在根本上，美学是哲学对艺术进行的一个创造、发现人生意义的活动。阿多诺在他的《审美理论》中将美学的意义归结为：艺术品在本质上是自我超越的——它总是向人呈现比自身更多的意义，因此艺术需要哲学。美学的学科特性，归根到底，就在于它是哲学与艺术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这个学科特性也就是美学的学科基点和核心所在。这就是说，美学既不只是描述性地展示艺术品的内容和品质（如此，它就只是艺术学），也不只是抽象地表达关于人生的思想观念（如此，它就只是哲学），而是在对艺术的审美体验中哲学地思考人生世界。进一步讲，美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艺术地生存于世界中的精神哲学。一位西方学者曾这样评价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康德在这部现代美学的奠基之著中，追寻的是人本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他告诉我们“人”居于自然与理性相结合的审美直观（情感）的位置上。康德这个思想，不仅将美学对艺术的理解深入到人类自我意识的根本点上，而且推进了整个现代人文意识的发展。在康德之后，从席勒、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直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阿多诺，都是在哲学与艺术的结合中展开关于人生意义的美学追问的。他们的美学理论，无疑是关于现代生活与文化的深刻揭示和具有伟大启示力量的言说。

　　在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哲学与艺术的结合始终是一条薪尽火传的主线，而且正是在这个主线上形成了中国美学卓绝斐然的审美—艺术精神体系。中国哲学关于人生世界的形而上体认，汇集于“道”这个核心范畴，中国古典美学也正是以“道”为核心展开的。刘勰的《文心雕龙》首篇《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这就是说，万物都是原于道，是道的表现，“文”也原于道，是道的表现。没有这种对中国关于“道”的哲学精神的深刻领悟，是不可能把握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精神品质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一度流行“中国艺术重表现，西方艺术重再现”的说法。这真是中西传统艺术的基本差异吗？认真考察中西艺术的历史发展，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未能深入到中西文化各自特有的宇宙、生命意识中，即缺少中西哲学自觉而产生的对中西艺术差异的皮象之见。实际上，宗白华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精辟地揭示了中西艺术的本质性差异在于：中西艺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把握和表现宇宙生命形式。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丰富的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西方艺术从物质结构、数学天文出发，把握宇宙存在的数理性的秩序，因此西方艺术偏重于完美和谐的形象的创造。中国艺术则从生命运动的直感出发，领悟宇宙运动的节奏和韵律，因此中国艺术努力表现一个具有音乐意味的、时空合为一体的宇宙。把自我的生命投入到宇宙生命的整体运动中，体会和表现这个运动的深远意蕴，则使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意境的创造。

　　美学的本质就是哲学与艺术的跨学科研究。在此基础上，美学也可以并且需要展开多方位、多层次的跨学科研究。但是，为了保持美学的学科特性和美学的文化机能，让美学对人生世界产生真正有意义的言说，美学的跨学科研究就不能丧失哲学与艺术结合的这个基础，而且必须自觉回归这个基础。这是我们反思当前美学跨学科研究误区应当得到的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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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跨学科性科学研究的“式”与“法”

刘啸霆

　　跨学科研究是近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跨学科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质。近年来一大批使用跨学科方法或从事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的科学家陆续获得诺贝尔奖，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就其深刻性而言，跨学科研究本身也体现了当代科学探索的一种新范型。

一

　　人类进行跨学科性的研究已有较长历史，但真正称得上跨学科的，还是在近代有了分门别类的学科建制后才逐渐成形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笛卡儿将代数学与几何学交叉而发明的解析几何，它不仅一改两千年来这两门学科彼此分离的局面，而且为微积分的发明创造了条件。此后，随着科学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多种形式和领域间的学科交叉，使交叉学科研究成为科学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跨学科”一词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纽约出现，其最初含义大致相当于“合作研究”。我国于1985年召开“交叉科学大会”，“交叉科学（或学科）”一词在科学界广为传播。早期，人们对交叉科学和跨学科基本不加区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用“跨学科”一词代替“交叉科学”。今天看来，交叉学科或科学研究还属于跨学科研究的初步阶段，因为这样一种研究仅限于已有学科之间，而学科都是人为设置的，因此为了取得更大的研究进展，就必须突破学科划分形成的限制，走向更大范围更高境界的跨学科性的研究。尽管跨学科研究也可能产生一些交叉学科，但它集中突出的是问题，更注重行动本身及其与社会联结的深广程度，而不以成立学科为目的，因而天然地蕴涵有吸收和集中学科之外非学科因素的意味，这就不仅比交叉学科突出了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活动的群体性，而且明显地具有实践效果的放大性。

　　由于与传统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类型、规模和难度上都有巨大不同，因此当前的跨学科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和特点。其一，是学科跨度加大、数目增加、非学科类内容日益增多，方式日趋复杂，界限越来越不明晰；其二，科学研究中自觉地组织化程度提高了，通过这种组织，不同的学科和领域的人们自觉地走到一起开展合作性的科学研究，学科封闭越来越没有市场和发展空间；其三，人文与社会科学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活跃领域，它们甚至大规模地向自然科学和技术进行反向渗透；其四，社会开始不断接纳跨学科研究的价值观。学校中各级各类的通识教育特别是人文素养和社会技能教育都在试图克服由于分科知识的单一化教育所带来的多种弊端；社会在人才选择上也强调专业基础知识、业务技能、人文素养与社会经验相结合的重要性，把厚基础、宽口径、亲和度、拓展能力等作为一种人才标准来追求；各种大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都组织多学科和背景的人员参加并广泛征求各方面乃至公众的意见，等等，这都展现了跨学科研究与发展的兴旺势头和社会影响。

二

　　科学在20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与技术的融合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这使科学更加变成了一项社会综合事业和工程，乃至不通过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突破。人们常说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就是对这一新兴领域和研究方式的集中概括。跨学科研究在快速推进的同时，其兴盛也映现了当代科学和技术发展中的几个基本态势。首先，科学结构复杂化趋势。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经典时代的科学统称为简单科学，但与今天大科学时代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开放性、非线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等的极度复杂相比，分门别类的经典科学在基本理念和存在形式上确实属于简单性的范型，是按照“古老”的简单性原理构造起来的。其次，科学活动有机化趋势。与近代之初的科学各自并立、彼此不相往来的状况相比，当代科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整体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演化性等“有机”特征；各门学科之间不仅相互联系增加，而且越来越多地按照自身的“规律”自主地“成长”并对社会形成影响，显示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再次，理想目标的“软”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科学不再被简单地看做是价值无涉的，而必须越来越多地顾及存在的影响和应用的后果，科学也不再被普遍地看做是唯一的话语权威，虽然科学依然是科学，科学主义也还是一种强势话语，但来自科学内外的批评之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和浩大。而社会各界对科学的某种人文化诠释如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以人为本”的内涵界定，也是在人文的意义上扩展对科学的理解。这使得“让科学回归人文”成为未来科学发展中不可逆转的一种社会潮流。

　　此外，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由于技术、市场与交往的普遍化需求所带来的全球化运动以及一些重大社会工程的出现，导致社会问题巨型化，使治理难度大大增加，向人类理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可以说，现实中的一切重大课题不通过跨学科研究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譬如，寻找SARS病毒和禽流感的病源，对艾滋病的有效防治，人类基因组测序、航天探索、印度洋海啸灾难的救治研究等，都不是任何一门学科或技术甚至一地一国所能承担的，而这些问题之间有时又是相互联系着的，从而必需综合多学科多方面社会力量开展集成性的研究。这种学科的多对象化和对象多学科化趋势，必然导致跨学科（包括跨技术）研究与“跨界行动”成为必然和普遍的模式，使人类的研究规范从以往的“无学科”阶段经由学科研究为主导和学科间交叉渗透阶段而进展到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层次，跨学科研究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种被库恩所称之的新的“范型”。

三

　　跨学科研究根据视角的不同可概要地分为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四个大的层次。其中，方法交叉有方法比较、移植、辐射、聚合等，这些通常发生在各学科之间，其中每一方面和环节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细致的内容。理论借鉴主要指知识层次的互动，通常表现为新兴学科向已经成熟学科的求借和靠近，或成熟学科向新兴学科的渗透与扩张。问题拉动是以较大的问题为中心所展开的多元综合过程，有纯粹为研究客观现象而实现的多领域综合，也有探讨重大理论问题而实现的多学科综合，更有为解决重大现实疑难而实现的各个方面的综合。关于这个问题，英国科学家齐曼在《元科学导论》中曾经提出科学研究的三个主要维度，即知识或科学哲学维度，共同体或社会维度，个人或心理学维度。齐曼认为，科学是一项复杂活动，它同时存在于所有这三个维度之上，三个维度间的不同作用展现了科学活动的复杂景观。文化交融是不同学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因为学科间的任何互动都有文化的因素参与，但真正的文化交融又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过程，是跨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当代跨学科反思真正要挖掘的，正是这后一种情况。

　　显然，要自如地进入跨学科研究并非易事。除了具备传统科学研究所要求的较高专业科学素质外，还要有跨学科研究的严格训练，培育跨学科的意识、视野和情怀特别是必要的学术规范等。由于科学研究已经进入跨学科行动这样一种大科学时代，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有对跨学科研究的恰当理解和正确态度。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跨学科研究目前遇到的阻力主要是深度共识的匮乏。为此，必须加大科学内部跨学科的清理和宣传，通过推动有效方法的移植，包括对对象的转移、理论或原理的推广、基本理念渗透所形成的方法论融合，形成跨学科研究的基本操作规程；通过推进对复杂问题、复杂适应系统和复杂性科学的广泛研究，推动跨学科基础研究的建设；通过对传统研究模式的超越和技术提升实现科学研究跨层次性、可移植性和高综合性的系统整合，将天才的想象与扎实的论证及现实的组合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将有效性规则在领域扩张、科学基本素质兼容方面的试验，将条件性原则在根据和边界上的应用，将多样性原则在多层次化、系统化、具体化等方面的贯彻，实现对跨学科研究的内在结构和社会外化的整合。

　　在科学共同体外部，跨学科研究目前遇到的直接阻力是科研体制的僵化和被学科割据所垄断的流行教育。实际上，人们常说要用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而素质教育的科学基础之一就是跨学科研究。由于跨学科研究的需要，当代科学教育在基本知识和技能上，首先要使受教育者在科学研究中知道选择哪些后继的标准对现存和备选事物作出评估，知道怎样选择研究工具，怎样理解与把握科学研究的可行性，怎样获取结论和把握系统的隐含性知识以及理论和实践、系统与政策之间的多样性联系，甚至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价值观，进而改进外在工具和环境等等。为此，必须坚决改革现有教育的某些弊端，打破专业、课程和行政上的条块限制，杜绝教育中不适当的过早分科，通过广泛的通识教育和综合训练等消除不合理教育给青少年知识与智能特别是心理和观念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由于现代标准意义的科学在中国起步和发展都比较晚，更缺少西方近代知识论意义上的分科概念，因此中国人在跨学科研究的理解上将不会遭遇西方成熟科学文化那样严重的障碍，这或可成为今天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思想补充资源。为此，不仅许多现代西方思想家频频向中国古老的文化智慧表示敬意，著名华裔科学家陈省身、杨振宁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等更是从中华先民的宝藏里获得启迪。这也是华夏5000年文明给予现代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馈赠。但是，鉴于跨学科研究领域在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在科学技术和应用伦理学发展繁荣的今天，更应该加强跨学科研究的哲学和伦理学思考，探索跨学科研究的伦理学，通过强化学者和科学家的道德自律或他律，保证跨学科研究的顺利推进。这正是未来跨学科探索所面临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