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专题：
催生“历史地理建筑学”：呼唤地域
研究及其实践的文化总体性①
——以泰顺、石碇等地的考察、实践经验为例
萧百兴
(华梵大学建筑学系，台湾台北
22301)
摘 要：面对着1980年代以降因为全球化现代性所导致的城乡平庸、恶质发展，海峡两岸许多地方需要新的方法去考察、理解自身的时空变迁，以便重新建构地方自身美丽的地景与迷人的特质。为此，亟欲催生强调历史地理与建筑之间具有紧密互生关系的“历史地理建筑学”，以便呼吁区域研究与相关实践中必须被重视的文化总体性。立基于在泰顺、石碇等地进行地方研究及其实践所总结积累的全盘性经验，强调“地域性”的重要与内容，揭露其自然展现为“文化地景”的状况；简述“空间结构图”在研究实践过程中所将具有的知识论与方法论功能，说明置入地方文脉之“修补式规划设计”的实践方法。“历史地理建筑学”为当前魅力人文地方的发现与重建提供可资攻错的参考性基础。
关键词：历史地理建筑学；空间性；地域性；总体性；文化地景；修补式规划设计；地方重建
中图分类号：(Times New Roman小五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0)05-0010-14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0.05.00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先是台湾在1960年代搭上国际列车的起飞发展，后则大陆在1978年后藉由改革开放与世界体系全面接轨。这样的发展固然让两岸同享了一定的甜美果实，却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城乡社会反差以及传统文化认同的危机！其表现在空间上，即是各个城乡地景及相应文化日益缺乏个性。以都市来说，不是沦为早期功能主义将城市视为交通机器的发展模式，便是近年来以迪士尼为范本的主题规划方式，企图藉由西方最炫形式模式的引入，以强调城市本身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则在城市价值的辐射底下，也纷纷采用了所谓功能主义的新房建设模式，而让农村地景在一夕间面临了巨大的改变[1]。
如此发展，固有着带来现代便利生活、改善卫生水平甚至带来新奇形式的效果，却不能遮掩其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千篇一律缺乏创意、无法与现实地域环境联结而只能以一再模仿、复制的方式去从事相关建设的窘境。故而，亟需藉由对区域的整体性研究，不仅深度掌握地方特性，并且作为各处地方发想远景的基础。毕竟，各地城乡扁平发展的原因固然复杂，但缺乏以时空为基础对地方的整体认识却是重要原因。事实上，过往学界虽不乏对地方事物的深入研究，但普遍说来，多从既有学域出发而偏于个别面向，其虽有针对个别事物深入之长处，却未能跨学域地就地域所以肇生、发展的“总体性”特质予以掌握，因而比较无法切入当前巨变的现实而发挥导引良好地方建设的结果。
为了因应诸如泰顺、石碇等两岸边陲乃至中心地方亟待良性发展的建设需求，笔者凭藉长期在台湾城乡实践的经验累积，以及近年来与历史地理学界吴松弟教授及建筑界刘杰教授等学者藉由泰顺调查工作营的学术交流，深觉有必要建立一套“以历史地理为内核的建筑学”，以便深度掌握地域文化的特质，并发挥以“时空知识”中介地域社会魅力发展的积极功效。本文即是对此“历史地理建筑学”所可能架构的知识内涵、操作方法以及实践远景的初步探讨。就此，笔者将先阐述其以“地域性（locality）”为基础、讲究地域意义的时空认识论内涵；并揭露在此前提下积累了特殊意义的地域性将以“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而展现自身的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与空间形式（spatial form）并为人所感知、生活、想像的运作状况；正因如此，笔者将进一步阐述藉由空间结构图之类特殊方式把握、认知地域的文化地景，并进行地域文脉修补的必要性，以期待海峡两岸这类地方的深度经营与魅力振兴。
一、“地域性”：历史与社会汇聚的地理现实
承传文艺复兴以来“自主建筑”的论述，长年以来建筑话语多将建筑视为纯粹之自主性实体，其不是沦为建筑大师驰骋个人生命才情的产物，便是被认为是社会文化的“反映（reflection）”[2]，“建筑学”因而失去了与建筑所以肇生之时空现实间辩证对话的人间性与能动性。然而，经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潮洗礼后，建筑等空间学界其实已日益认知到，建筑并非真空中之产物，而是深深地纠葛在人类社会历史地理的发展现实之中，其不仅是后者的产物，更将中介后者的进一步发展[3]。因此，有必要揭橥一种以历史地理作为内核的建筑学，亦即以“地域性”作为研究实体及知识工具的建筑学，以便中介、导引地域的良性发展。
这是一种将空间置于脉络总体性下观照并进行实践的建筑学，其主要认为：首先，应认识到“历史地理”是“建筑”产生的脉络及内核，同时“建筑”（藉由规划、设计、保护等实践形式）也是参与“历史地理”构成的一部分；其次，也应掌握到“建筑”研究与实践的对象是“空间”，所谓的“建筑”不等同于“建筑物”，而是一广义的“空间性（spatiality）”指称，具有不同的层次，可指“室内空间”、“建筑空间”、“都市空间”、“地景空间”等，更可广到指涉泰顺这样的“地域”或“区域”本身[3]，而此，其实也是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关注的对象；再者，“建筑”作为一种“空间的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 of space）”，不仅指涉实质的存在[即“实质空间（physical space）”]，亦涵纳生活的面向[即“生活空间（lived space）”]与想象的面向[即“想象空间（imagined space）”]；最后，则应体认建筑物作为一种“造物”，如同其它的自然或人文造物，皆是历史地理的空间性“产物（outcome）”，也是促成历史地理进一步发展的“中介”。简言之，即是要藉由“空间结构图绘”等方法深度掌握“地域”等空间，认识其所具有的“地域性”以及其中诸如建筑物等人文自然造物的生成逻辑，作为藉由修补式规划设计进行地方魅力营造的重要基础。
（一）地域性：历史社会脉络下地域空间的“整体”展现
上世纪60年代以降，乃是空间学域知识发生巨大改变之际，这是一波逐渐向脉络性理论（contextual theory）、深度空间（deep space）话语迈进的知识论深化过程。其间，不仅“空间性”的概念被现象学-存在主义学者、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相继提出，“区域”或“地域”论述也以“地域性”的深度而跃上了历史的舞台，不仅隐含了对于实证主义空间话语的反省，同时亦在陆续的论述精进中将空间理论与土地、区域、地域及地方这类概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空间研究及实践深植人间的坚厚基础。
虽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苏格兰学者Patrick Geddes提出“整体区域”观点以来，“区域/地域”已陆续被西方空间专业界引以为重建人性乌托邦的重要凭藉，并在二次大战前后披上“地域主义”、“批判地域主义”的外衣，成为环境论述展露“乡土”或“土地”乡愁的重要载体，但区域研究得以摆脱既往泛文化论的限制而获得理论上的深度，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之事。为了因应全球经济再结构变局对于地方的冲击，英国的“地域性”研究学者如Doreen Massey、Philip Cooke吸收、改造了Anthony Giddens将“场所（locale）”-空间视为社会互动场景以及客观结构与主观行动中介的概念，从而提出了“地方（place）”具有能动性与抵抗性的理论。对认为社会与空间必然存在着辩证发展过程的他们来说，充满差异的“地域性”并非只是传统理解下的“地方”或“社区（community）”，而是指涉社会能量与作用力的总合。而所谓的地方特质，乃是在充满了竞逐以及内外共同互动的历程中而被建构出来的。
如此论述虽曾遭受批评，但其企图将地域研究摆置在动态、具体而具有差异之社会空间过程以进行观察的研究方式却饶富启示，呼应了整体空间学域迈向脉络性深度空间研究的趋势；而其所曾揭橥的地方/空间具有主动性的说法，虽曾遭受质疑，却可在Edward Soja的后现代地理学中看到类似影子。拨接了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观点，Soja提出了不同于既往的“空间性”概念，以指涉“社会地生产的空间，指涉广义定义下的人文地理中被创制的形式与关系”[4]，可说为Massey与Cooke的地域性论述提供了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地域性因而可被视为空间性在区域/地域层次的特殊展现，是地域空间的整体展现。其作为一种Manuel Castells等所称的“空间伪正文（pseudo-text）”，不再只是时间优位者眼中的社会产物，而是在空间生产的论述实践过程中具有与社会辩证发展关系的物质性现实。地域性，于是与历史、社会三者同样重要，各占了存有论“三位辩证（trialectic）”中不可或缺而同样重要的部分，是历史社会脉络下地域空间的整体展现。高度变动而非统一均质的地域空间，于是既是社会历史生活之“产物”，同时也是社会历史生活的“中介”。地域性作为地域空间所具有的结构化力量，连同历史与社会，在“日常生活”日复一日反复实践的接系下，成了建筑/空间等论述生产的重要凭藉，因此也将是研究空间生产（包含了空间设计论述之生产）不可忽视的一环。
（二）地域脉络中的异质性
Barchelard的伟大作品与现象学式的描述教导我们：吾人并非生活在一个均质的和空洞的空间中，相反地，却生活在全然地浸淫着品质与奇想的世界里。……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把我们从自身中抽出，我们生命、时代与历史的融蚀均在其中发生，这个紧抓着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异质的。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吾人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void）中，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被光线变幻之阴影渲染的虚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5]401-402
Barchelard式的现象学研究进路揭橥了空间其实并非均质而空洞的容器而是充满了各种异质性。对Michel Foucault而言，这种异质性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空间总是被结构在一组特殊的社会、权力关系之中，亦即被结构在因为脉络而形成的一组关系之中，不同的空间因而有不同、无法相互叠合的特色、意义存在，而以所谓的基地的特殊方式展现了自身的特色[5]401-402。
Foucault对于空间差异性的强调虽用以说明“虚构地点（utopia）”与“异质地方（heterotopia）”，却有助于吾人对于“地域性”作为一处地域空间内涵的深化。由于总是纠结在历史与社会辩证发展的特殊地域脉络之中，地域空间自然会积蕴了种种的异质性，并藉由Lefebvre-Soja一脉论述所称的“实质空间”、“生活空间”与“想象空间”的辩证性运作而展现。在此状况下，每处地域空间中其实充满了各种的异质空间，其作为一处处的“部分”，诚如空间研究之现象学取向者所示，总是藉由独特的空间形式（品质、氛围等）而展露出得以为人所体验、感知的异质性[5]401-402。故而，人作为空间性主体在一处地域空间中是可以体验、感受出空间中所潜藏的差异特质的。以笔者曾经短暂造访的泰顺竹里为例，小小竹里到处存在着品质特色有所差异的局部空间。诸如幽森而群聚举办了三月三歌会的竹林、高耸而引人注目的双峰、潺缓流过村落中央与边缘的溪流、村口倚傍着水边竹林的凉亭世界、村外农事劳动的田垟、龟蛇相会一带的小浅瀑、老公房、老屋尚存的区域等，在在让竹里聚落呈现出丰富的局部特性（图1）；再以库村为例，除了为土石门墙圈围出的一个个内向的宅第世界外，亦存在着入口柏树下彰显荣耀的世英门、作为包吴两姓边界的巷弄、标举功名的双心路与属于女人的清阴井等不同层次的公共空间，而以浸润了生活、记忆痕迹的形式特质展露出各自的独特。
总之，由于位处历史社会所纠结的地理脉络，置身于与人类主体不时藉由身体而互动的过程，地域空间中总是充满各种异质空间，这些空间异质性藉由品质、氛围等的形式展现，让生活使用其间的人类主体得以清晰地辨认出每处部分空间的边界所在，并藉由对其所具有的空间意义的掌握而体认出各自所具有的鲜明特色。
（三）辩证在部分与意义镜像间的地域总体性
诚如上述，每处地域空间中其实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异质空间，这些深具异质性的空间的存在，让活动于其间的人类主体得以清晰地辨认出中心与边缘、上与下、左与右、内与外等潜藏于空间中的各种秩序。事实上，地域空间中的各个部分空间彼此之间总是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关系，它们总是藉由一组特殊的结构性关系而彰显出自身独特的角色，并形塑出属于地域整体的特性。这些不同的异质空间，于焉是处于整体涵构/文脉中的“部分”，涵构/文脉的存在让“部分”在彼此的对照中显得愈发清晰，同时也集结了“部分”而让地域空间成其为整体，具有了总体的特性。
然而，这种由部分集结后所形成的地域总体性，并不是部分空间的单纯加总，而是部分以特殊结构性关系所形成的一种总体存在，是一种永远比部分的加总来得多的整体存在，而以“空间意义”的方式展现了其具体的内涵。事实上，也正因为有这种特殊结构性关系的存在，地域空间总是具有着不同的总体特性，总是具有着独特的空间意义，并彰显出独特的空间品质。空间结构与空间品质，其实是统摄在特定的空间意义之中的特定的地域空间意义，也必然藉由独特的空间结构与品质而彰显出自身的存在。
必须指出，地域空间虽说是一种总体的存在，却非静止的，而是随时处在变动之中。诚如上述，地域空间总是处在历史社会脉络之中，甚至本身就是历史社会脉络的一部分，任何人类主题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其实不断地在改变着既成的历史社会现实，也随时在赋予地域空间以新的意义、新的结构与新的品质。故而，Castells等会说，空间其实是一种伪正文，其看似总体存在，却非隔绝于历史社会脉络之外，而是历史社会脉络运作的结果与中介。正因如此，地域空间藉由空间意义所彰显的总体性总是不时与“部分”处在辩证发展的过程之中。空间意义作为一种镜像经常召唤了人类主体的独特实践，从而改变了“部分”的特质（空间形式与空间结构），并回过头来左右了空间意义本身的发展。地域总体性，于是是一种同时包涵了过程与结果的特殊概念，既包涵了部分与意义镜像之间彼此辩证的过程，同时也涵纳了其所具现的阶段性结果。
这样对地域空间的理解，其实有助于各个地方社会找到自身的特色。笔者近年来在闽浙边区一带田调访查后深深觉得地方上有改变既有思维与发问方式的必要。以廊桥为例，经常听到的是各地在互争谁的桥最长、最早这类的话题，仿佛只要争得了“最如何”的宝座，地方便会因此发光，但事实恐怕未必如此！这样的发问、思维方式往往也散见于地方对自身的认识及宣传上，笔者通常听到的是诸如“泰顺‘有’什么？”这类问题，而不是“泰顺‘是’什么？”或总体存在是什么的问题！故而，每个地方总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因而也颇难提出符应自身内涵的魅力远景！但是，若能深入地域空间意义的层次，则有机会去回应这类问题，也比较能针对自身的特殊情况而去找出适切的实践道路。
二、文化地景：地域性与空间文脉
诚如上述，经由空间性的概念改造，当前的空间研究已认知到“地域性（locality而非仅是region）”作为一种空间伪正文的形成深嵌于复杂的历史社会脉络之中，其本身甚至就是脉络的一部分。在此认知下，任何地方/区域显然皆将以空间文脉，亦即以所谓“文化地景”的方式展现自身，并拥有了独特的空间结构、空间形式与空间意义。之所以揭橥文化地景的概念，主要认识到，不管其是属于实质空间、生活空间或心灵空间，率皆是人类历史社会运作的结果，而必将以具有文化意涵的方式彰显出自身独特的性质。事实上，若从地域性角度视之，任何区域地景皆将是文化地景，因为它总是承载了人文行动的轨迹，也将积累了各种象征的意涵。而为了掌握此一特属于地域的文化地景，吾人有必要认识到地域性在各种空间文脉中所将呈显的不同面向：
（一）“利用的”及“体验的”地域自然
所谓的文化地景并非特指文化门类的地景，而是指涉了具有文化意涵的地景，故而，自然包括了向来为自然地理所重视的自然/实质空间在内。诚如Soja空间性论述所示，任何一处人文地域作为空间性的整体呈现，皆有其自然/实质空间的面向，而且正是在此真实存在的空间基础上，人类方得以展开其主体性的活动并建构出整体空间性，从而参与了历史及社会的辩证发展。作为一处第二自然（the second nature，亦即Soja在Third Space中所称的属于第一空间的“真实空间”），地域自然在与人类的特殊互动过程中，构成了文化地景所以形成之不可或缺的坚固磐石。事实上，人类主体经常是以“利用的”或“体验的”方式面对着地域自然（前者乃是将地域自然视为科学客观审视的“物-客体”，后者则视之为主体感兴驰骋诗性的“物色”），从而也赋予了地域自然以不同的面貌，并形成了不同文化内涵的地景样态。
（二）历史、记忆中的地域：心灵空间结构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任何的自然地域皆已是第二自然，第一自然虽然存在，但不是人类所能确知。简言之，一处自然地域的成型是与其所在的人文脉络密切相关的，其中，关涉到时间变迁的历史向度乃是地域特殊空间性形塑的重要面向。事实上，任何地域皆是一处于时间变迁中的地域，其虽经常呈现出当下的形式样貌，却也时常残存着过去历史中的文化轨迹，甚至这些轨迹虽不见得存在，却透过想象的方式而被留存下来，成为与实质形式相对的另一个现实。
这是一处看不见的地域，在其形塑过程中，不同主体的“记忆”显然占了至为重要的角色，透过“集体记忆”的特殊组构方式，地域的实质形式即使被破坏，但其所曾经在过往历史生活中蕴含积累的空间结构及形式特征却往往被积淀、留存在居民的心灵中，而具现为当下居民主体心灵空间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组成部分则经常蕴涵于在地居民作为社会主体所惯常实践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是当下地域整体空间意义构成的有机关键成分，也是地域文化地景的重要内涵。
举例而言，在历史过往中曾被称之为桃城的嘉义城，其城墙虽已被人为地摧毁，但桃城作为一种集体的记忆、一种心灵空间的积淀却确实地存在于在地居民的想象性认知之中，而且还经常会在不经意间撩拨了居民对于古老嘉义的意义想象[8]。再以浙江泰顺罗阳附近的上交阳聚落为例，从实际的田调经验及家谱阅读可知，清代从福建同安迁居到此的曾氏家族在经年累月的历史生活中不仅已透过风水之类论述经营出独特的人文地景（图2），而且也依凭着对于原乡的想望而建构出了上交阳聚落与闽地联成一气的地域想象，其不仅有助于家族内在凝聚力的维持，并且成为家族共同的集体记忆而穿透至今，以至于村里族人几乎皆能以“水流往福建或浙江”之类话语轻易地辨别出上交阳濒临祖坟一带的边界所在：山这边上交阳所在水流往福建；反之则流向浙江。凡此种种，皆是文化地景的重要展现，而若能适切、精准地予以召唤、动员，将有机会成为可以催动地域空间意义中心集结、而被有深度地诠释的象征凝聚器。
（三）地域的日常生活展现及异质空间建构
一处地域中不同社会主体在藉由记忆、想象等以建构空间性格的同时，也透过了社会日常生活的反复实践而参与了空间形式、结构及意义的形塑。诚如上述，地域空间乃是历史社会日常生活的产物与中介，其既是历史社会生活的阶段性成果，也将会透过历史社会生活的运作而催动着社会本身的改变，故而，乃是文化地景形构的重要面向。
如此视野对于吾人观察一处地域内之弱势或次文化的空间建构情形尤为重要。以1990年代以降的石碇而言，所谓现代化的步调虽已逐步侵吞了山街的许多地方，然而住在西街的老人却仍旧日复一日地坐在集顺庙前广场一侧民居前面，或聊天、或发呆、或等待着每日皆会来到庙埕前面的机动性菜车，从而形成了一处西街老人、妇女进行社交的交谊之处，可说是石碇西街部分居民十分认同的看不见的活动中心，值得从文化地景的视野予以掌握。
这是一处处由地域社会中具有特殊感觉结构的作用者，藉由独特日常生活所构成的表征的空间，而在其生产过程，不仅经常改造了真实的自然空间，同时也将重塑心灵空间，而共同成为一处地域独特文化地景的重要元素。由于这种由特定主题透过日常生活所形塑而出的表征性空间相对于其它作用者所形塑而出的不同生活空间，在特殊社会权力脉络的运作下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故而是一处处具有内外明确区分的“异质地方”。相对于虚构地点或乌托邦，它们是实质空间以外的另一种真实空间，诚如Foucault所言，“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形成社会的真正基础——它们是那些对立基地（counter-sites），是一种有效制定的虚构地点，于其中真实基地与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真实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5]403换言之，其与虚构地点间“可能有某种混合的、交汇的经验，可作为一面镜子”[5]403，具有使真实空间成为绝对真实、使作用者主体得以重构自我的作用。再以上述石碇西街例子而言，集顺庙侧边妇老日常聚集生活空间的存在，相对于石碇日渐被现代化所渗透的其它空间（特别是潭边村九层楼大厦一带）而言，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它的存在不仅让西街妇老可以在与其它社会作用者相互对照的情形下照见自身存在的样态，也构成了石碇小镇整体不同于其它更为现代化城镇风貌的重要因素。故而，对此异质地方作为文化地景的深刻掌握是重要的，其不仅有助于吾人看到潜藏而为西街妇老所认同的看不见的活动中心，也将使得专业者在推动诸如石碇这类农村或边缘城镇地域进行文化产业再造的过程中，犹有机会透过适当社会文化-空间中介的细腻提供，而为当地居民保存诗意栖居的可能，而不至于如上海新天地案例般只能走向将既有居民驱离的高级化、缙绅化（gentrification）路途。
（四）为社会权力所穿透的欲望地域
空间即是社会，反之亦然，任何地域特殊魅力的积累除了来自历史生活的象征挹注外，更与其当下社会权力的运作脱不了关系。这乃是因为，一个地域中的社会总不会是均质的，而是充满了不同的社会主体及力量穿透、切割的痕迹。而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力量不仅构成了特定地域中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社会权力结构，同时也具现为一定的空间关系、空间权力结构，而这便相当程度决定了地域欲望的形构以及空间意义的可能指向，并左右了地域文化地景的构成。以1990年代至今的石碇小镇为例，其虽仍保留着一定传统头人社会的色彩，然而在面对北台因为全球化而扩张的情势下，却也饱受了现代化冲击，并开始有了一些新的移民移入，而这在在冲击着既有石碇社会对于石碇的整体想象，并影响了石碇整体风貌的转变。
这乃是因为，在既往石碇社会中所曾经积累出来的集体记忆，虽深深地积累了居民的心灵空间，然而其在面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挑战时，却往往受限于来自现代化进步意识形态的制约，不仅不受重视，有时甚至还被打上了落伍的印记。于是乎，1990年代的石碇虽仍处于以头人为主的传统社会关系之中，因为现代化而移入的移民还属少数，但整体城乡聚落改造所奉行的却是以现代建筑为主的空间意识形态。换句话说，透过以经济为首的社会权力对于地方政治的穿透性切割，以高楼大厦为蓝本的现代化前景已日益成为石碇小镇主流的城镇欲望所在，并催动了一个原本纯朴具有诗意的地方在1990年代中期以降的快速变动。以至于现今的石碇再也不复1980年代末由画家林天瑞藉由彩笔所记录而下的传统风情[11]。
尽管如此，这种特殊社会权力贯彻渗透下形成的现代化崭新地景仍是石碇地域文化地景的一环，而有必要予以掌握。毕竟文化地景之所谓“文化”，不是用以区分精英或凡俗，也不是用以评论高下，而是用以指涉每种不同地域地景作为空间文化形式所以形塑的具体内涵。事实上，对这类文化地景的掌握很重要，因为只有如此，空间专业者方能准确地看到催迫地域发展的力量结构以及其所将透过特殊论述而中介的主流欲望。藉之，空间专业者方有本钱介入地域意义竞逐的过程，并透过功能与象征的双重空间操弄，进行意义的撩拨与干预，以期待理想空间社会的到来。
三、文脉修补与地域振兴：从理论到规划、设计实践
诚如上述，地域性乃是特殊历史社会语境的产物，其作为一种空间伪正文，总是在真实社会历时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意义，而具现为具有脉络特色的文化地景。而对其之掌握，将有助于吾人在贴近地域现实的前提下，提出具有创意的远景，并藉文脉修补的方式进行规划设计，以启动地域的振兴。
（一）地域的异质空间规划设计方法论：语境编织——功能重构、象征点化
既往攸关于地域的规划设计，由于未能掌握到地域特性，因此在现代化或资本力量的催促下，大多只能采取功能主义式或主题式的规划设计方式，从而造成了地域地景日益平庸化的窘况。然而，纠结在历史社会中的任何地域，从地域性的角度视之，其实是深具魅力的。作为一处地域空间伪正文，其不仅具有一定的总体性，同时更将伸展为各种异质的空间文脉而展露出丰富的空间意义。因此，地域的规划设计其实应在深度掌握地域性的前提下，针对地域性藉由异质空间所铺展的文脉，藉由功能重构与象征点化的设计方法，进行语境的编织与修护，以便让地域重新成为意义丰饶的世界。以笔者近年在石碇小镇营造的经验来说[12-14]，即是以深度掌握石碇地域性（“石碇性”）作为前提，而进行议题探讨与远景发想；并在深度愿景指导下，以修复为纲，强调针对石碇地域的文化地景进行“语境编织”，而其具体的手法主要有功能重构与象征点化两个面向，符合了Roland Barthes关于建筑乃是一种同时涉及了功能与象征的双向运动的看法。
1．异质空间的语境编织与地志呈显
修复并非只是一种单纯讲究模仿式的复古（亦即不见得一定是古迹保存界惯常奉行的“修旧如旧”原则），而是对所谓地方看不见之意义脉络的深度掌握及创造性介入，亦即对当地所谓“文化地景”作为“异质空间”在新的历史社会时势下所将具有的“深度语境”编织，期待能透过规划设计的积极参与在未来形构出一种具有地方整体性文化魅力的愿景，并化为具体的“地志想象”。以笔者所曾主导参与的石碇地方营造而言，规划团队除了指陈出石碇在未来时势下可扮演“周休二日等假期中寻找位置、与文山地区既联合又竞争的边陲小镇”的角色，在氤氲流动中具有永恒光影呈显而出的诗意魅力，将有机会成为一处“台北东南近郊充满精灵遐想的真情后花园”外，更将此愿景从游赏品味的角度落实为一幅以溪、街不同区域为分类所构成的“真情地志”。
2．动员构筑等“营造”以重构功能、点化象征
地域的远景在深度掌握地域性的前提下既然藉由地志规划而予以呈显，则有必要进一步藉由构筑等营造之方式动员，以重构功能、点化象征。先就前者来说，功能的重构指涉的是一种对于深度空间功能的重新安排，俾以藉之而突显崭新的空间社会象征；另一方面，象征点化则意味了对于空间形式作为一种符号象征的挪移转化，透过符号的转喻、换喻等手法以呼应崭新空间社会功能对于文化形式的整体欲求。必须指出的是，在此功能重构与象征点化的双重操作过程中，所谓的形体、语汇、构筑、设备等操作主要被视为一种动员以整体达成功能性或象征性效果的手法。其虽可被视为一种种手法，但却不是独立而任意的，亦即不是所谓创作者英雄式唯心游戏的工具，而系为了重构功能或点化象征，俾以展现地域所在空间的深度意义而存在的。
（二）从文脉修补到地域振兴
以上所述，即是在掌握到地域文化地景异质性的前提下，藉由语境编织以进行地域营造的规划设计实践方法。这是一种以文脉修复为建筑实践哲学的方法，诚如笔者在石碇小镇等营造经验所示，其主要目的既在回复过往被现代化所日益掩灭的地域空间文脉，同时，也在赋予这些文脉以肆应未来的创造性空间意义。必须指出的是，如此作为显然将是地域振兴的重要基础，毕竟，当前海峡两岸的相关地域在资本主义掠夺式发展所肇致之空间平庸化状况下，其实普遍面临了社会不均衡发展、产业日渐流失、文化认同不再等复杂危机，而亟待在空间层次藉由空间文脉的修补以寻回日益消失的地域性魅力，以便进一步藉由相关社会、旅游等计划以面临挑战，并重起地域再造的生机。而此，其实是吾人在当前亟欲跨领域催生“历史地理建筑学”以贯穿理论与实践的关键初衷！
四、空间结构图的知识论及方法论角色
吾人在前文已简略叙述了历史地理建筑学所当可能的理论视野、实践方法与远景。而在此一连结、贯穿了理论与实践的知识生产及应用过程中，笔者愿意特别介绍“空间结构图”作为认识途径及操作方法的积极性角色。这是一种参考、承传了传统中国山水地舆绘画的方法，立基于身体主体经验，凭藉多视角图绘而对纠结在历史社会脉络中之地域环境空间结构进行总体再现的图绘方法，目的在于打破文艺复兴以降诸如透视、平面等建筑图绘讲究科学性、主张精准却反而落入了涂销主体经验与社会意义之弊病[15]。事实上，正因此一图绘方式着重以身体经验对“局部”物色进行体验式的再现，故而可以具有对于地域空间异质品质的细腻描述；同时，其亦藉由“多视角”之组构方式而再现了不同局部间在特定历史社会脉络下的“关系”，是以亦容易拥有对于地域总体结构关系的掌握。这是笔者在多年教学间与徐裕健、施长安等同事切磋所得的成果，由于其系在一再对既有田调等资料研判后经过不断地组织、重绘所逐渐成形的图绘，因而具有着在知识论上协助研究者具体认知、掌握地域性的积极功能；而其一旦成形后，除了具有传递资讯的功效外，尚有作为远景发想、乃至修补式规划设计参考的作用。例见图3–6。
五、代结论：区域研究及其实践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鉴借、改造了晚近空间研究的成果，笔者阐述了作为历史与社会汇聚之地理现实的“地域性”的具体内涵，不仅论述了其作为“空间伪正文”辩证在“异质部分”与“意义镜像”间的总体特质，并说明了其将以“文化地景”之方式呈显自身的状况，以便催生历史地理建筑学，俾便能跨学域、综合性、总体性地掌握属于地方的学问，并作为地方营造规划设计等实践参考的坚实基础。
之所以如此，其实缘系了笔者对于海峡两岸当前地域发展窘状的反省。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性发展，虽为两岸带来了经济成长的果实，但两岸对于西方现代性成就针对物质文明的偏食性移植，却让己身逐渐陷入了环境平庸发展的窘状。事实上，许多地方在引进西方事物时，大都只能看到西方中心国家在资本经济支撑下以物质为主的表面成就，而看不到其着重文化追求的精髓，更忽略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反身性（reflexibility）”。故而，经常西方中心区域的价值观已在改变，各个地方却还在踵继着前此其所立下的逻辑。这种状况，愈乡下、愈与国际资讯脱节的地方愈形严重。吊诡的是，这对边陲地方的竞争力绝对是莫大的限制，特别是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之际。
故而，以地域性为内核之历史地理建筑学的提倡，就现时而言是深具意义的。藉由这类跨学域、综合性之“区域研究”所带来的视野，每处地域藉由文化地景所展露的深度意义内涵方可被深度挖掘，并有机会藉由修补式的规划设计方法而被重新唤回，并启动地方的意义发展。在此状况下，海峡两岸的许多地域将有机会成为一处处充满异质魅力的异质地方，其不仅可作为资本主义异化发展下的人性抵抗性基地，甚至可进一步催动海峡两岸整体朝向理想社会的历史发展。
参考文献
[1]萧百兴.准后现代炫光城市的心灵反归:论文化地域研究对突破全球化消费城市困境的可能实践意涵[C] //杨鸿勋,柳肃.历史城市和历史建筑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6: 209-223.
[2] Diani M, Ingraham C. Introduction – Edifying Project: Restructuring Architectural Theory [C] // Diani M, Ingraham C. Restructuring Architectural Theory.Evanston,Illinois
本文转载自黄涛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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